山西博物院藏《优婆塞戒经》残片考释
山西博物院藏《优婆塞戒经》残片考释
选自《文物世界》2007年02期，宋涛
1961年,山西省博物馆自太原市购得古代写经残片一帧。此残片约20厘米见方,正面书写汉文佛经,背面则书以古代西域文字,当时即对此帧文物的纸质与书法风格进行鉴定,大致可以认定应为公元5世纪前期作品。因其时为中国南方东晋时期,故定其时代为东晋,名为“晋人写经”,而对背面西域文字,则定为回鹘文。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沿用此种说法。2005年,此写经残片随旧馆文物一齐迁入新建成的山西博物院。目前,关于此帧“晋人写经”残片的鉴定,尚停留在文物质地时代判断和书法风格断代上,缺乏较为深入的研究。本文拟对此残片略加考释,对残片的内容、时代及相关背景予以阐说。
一、残片的内容考释
此帧写经残片,长23.5厘米,宽20厘米,写经纸质,纸白面滑,结构紧密,纤维束较少,纸质较为细薄,现存部分右上角纸色微黄,无烬痕,残损处当为年代久远纸张脆朽所致。大部分文字已经残缺,惟剩三行文字完整。乌丝栏,字14行,每行若完整,字数均在14～16字,全篇可辨识者计146字。虽然残损较为严重,余字无多,但仅存文字笔力劲直,颇具汉简风格,确为距离汉代不远时代之作品,对辨识文字内容没有太大阻碍,经笔者辨识,释文如下:
如来(行1)在利能令寂静度于彼(行2)选时节我为是法故受(行3)先受小制云何能得受(中残)破小制(行4)已增五有苦若至心持增(中残)乐我受(行5)身来所以未得证解脱者实由不从过(行6)过去无量诸佛如来受禁戒故我今受(行7)戒未来定当值遇恒河沙等诸佛深观是(行8)已生大怜愍至心受戒受已坚持为(行9)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利(中残)量诸(行10)故善男子若在家若出(行11)斋若五戒若具足若不(行12)夜若一时一念若尽形(行13)大福德(行14)
按此经文内容,乃为佛教经典《优婆塞戒经》卷六《尸波罗蜜品第二十三》中一段,对比现存通行诸版本《优婆塞戒经》,内容完全一致(仅第七行开首衍一“过”字),恢复此段经文本貌,当为:
⋯⋯有智之人观如来法。清净无染得现在利。能令寂静度于彼岸。能作解脱不选时节。我为是法故受持戒。我若不能先受小制。云何能得受大制耶。破小制已增五有苦。若至心持增无上乐。我受身来所以未得证解脱者。实由不从过去无量诸佛如来受禁戒故。我今受戒未来定当值遇恒河沙等诸佛。深观是已生大怜愍至心受戒。受已坚持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利益无量诸众生故。善男子。若在家若出家。若三归若八斋若五戒。若具足若不具足。若一日一夜若一时一念。若尽形寿至心受持。当知是人得大福德。⋯⋯
《优婆塞戒经》,北凉昙无谶译。又称《善生经》、
《优婆塞戒本》。系佛为善生长者说大乘优婆塞戒(在家戒)的经典。全经内容分集会、发菩提心、悲、解脱等二十八品。其中,《受戒品》为本经的重心。其中,除提出在家菩萨应受的五戒外,更提出六重、二十八失意等大乘独有的戒条。民国时太虚法师曾撰有《优婆塞戒经讲录》一书。
由此,我们可以先还写经残片一个准确的名称——《优婆塞戒经》残片。
二、残片的写作年代、地点和背景
这帧残片的写作年代,是除内容而外更重要的一个问题,而此帧残片的写作年代——确切地说,此帧作品的写作地点,不可能是旧说的东晋,理由主要有如下两点∶
1.《优婆塞戒经》译者乃是北凉浮屠昙无谶，昙无谶 Dhamaksema?385～433 年），或云昙摩杆，或云昙无忏，中印度人。幼出家，初学小乘兼究五明。见《大般涅槃经》，悔而改学大乘。年至二十诵大小乘经200 余万言，又擅咒术，西域称为大咒师。后携《大般涅槃经》和《菩萨戒经》（ 即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菩萨地》）、《菩萨戒本》等至膦宾，又到龟兹、敦煌。北凉玄始十年（ 421 年）至姑臧，受到北凉王沮渠蒙逊礼遇。学汉语三年后，以河西沙门慧嵩、道朗为助手，译出 《大般涅紧经》40 卷 、《大方等大集经》29卷、《菩萨地持经》8 卷、《金光明经》4 卷、《优婆塞戒经》7 卷、《大云经》4卷等共 19 部131 卷。在谶译40卷本《大般涅槃经》中，有"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之说，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影响很大。据史书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闻昙无谶有道术，遣使向蒙逊强索，蒙逊不得已而放行，然又派人刺杀于途中，时为义和三年(433年),谶年四十九岁。生平见《高僧传》卷二。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昙无谶翻译《优婆塞戒经》的年代,而《优婆塞戒经》的写经题记(出经后记)就是最直接的证据。写经题记,多以记载写经时间、写经地点、阅读人和审校人及其各自的职衔等内容为主,传世的《优婆塞戒经》写经题记在记录经文的翻译年代上,稍有不同,主要有:(1)岁在丙寅(426年)说。见《出三藏记集》卷九、《开元释教录》卷四。(2)岁在丁卯(427年)说。见吐鲁番出土《优婆塞戒经》写经题记。(3)承玄元年(428年)说,见《历代三宝记》卷九。这三种说法,孰是孰非尚有待论证,但大体相差无多,我们姑取较为多见诸各种佛教史籍的第一种说法,即丙寅岁玄始十五年(426年)说:
太岁在丙寅夏四月二十三日,河西王世子抚军将军录尚书事大沮渠兴国与诸优婆塞等五百余人,共于都城之内,请天竺法师昙摩谶译此在家菩萨戒。至秋七月二十三日都讫。秦沙门道养笔受。愿此功德令国祚无穷,将来之世,值遇弥勒,初闻悟解,逮无生忍,十方有识,咸同斯誓。——《出三藏记集》卷九
《优婆塞戒经》,七卷(或无“经”字,是在家菩萨戒。或五卷,或六卷,或十卷。玄始十五年丙寅四月二十三日出,至七月二十三日讫。沙门道养笔受。见《经后记》及《僧佑录》)——《开元释教录》卷四
此帧《优婆塞戒经》残片,原定为东晋时人作品。按东晋与《优婆塞戒经》译介的原始地北凉,是于公元5世纪早期同时存在于我国历史上的两个政权。东晋建自公元317年,亡于公元420年;北凉建于公元397年,亡于公元439年。北凉存在不过42年历史,而其存在时间,相当东晋晚期。但《优婆塞戒经》的翻译,即使依最早的玄始十五年丙寅(426年)说,距离东晋灭亡的公元420年,也已经过去了6年,更何况东晋与北凉毕竟分属当时中国的不同地区,北凉僻处陇右,东晋位置江左,遥远的距离决定了信息在两国之间的传播是需要相当时日的。就以昙无谶的另一部译著《大般涅槃经》为例,直到刘宋元嘉末年才传至南方,由慧严、慧观和谢灵运等重加修订成南本《涅槃经》,这离昙无谶《大般涅槃经》的翻译工作,至少已经过去了十余年时间,而照此推算,《优婆塞戒经》至少也要在刘宋元嘉间才能南传,故而此帧作品不可能是东晋人的手笔。
2.东晋是在北方少数民族灭亡西晋王朝后,由汉族地主阶级在中国南方建立起来的政权,其偏守一隅之由在彼时人看来自然是少数民族侵略北方使然,故而“夷夏之防”“、华夷之辨”乃是当时南方士人乃至人民心中最大的隐痛。而此帧经文残片背面所书,却是西域少数民族,即当时所谓“胡人”文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依此我们可以判断,此残片当为公元5世纪中国北方之物,应与南方无涉。至于汉文书法带有汉简风格和晋人笔法,自是当时汉字书法风格的普遍面貌。
那么有没有可能这帧作品的写作地是当时北方除北凉以外的其他地区,或是此残片的写作又系晚于北凉时代的呢?
按现存《优婆塞戒经》经文残片,并非只此一幅,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亦藏有一幅,系《优婆塞戒经》卷六残卷一段,300余字,另一段卷七,曾收入罗振玉所辑《汉晋石刻墨影》中。据罗振玉考证,断定为北凉玄始十六年(427年)作品。国博所藏《优婆塞戒经》残片,纵24厘米,横142厘米,纸质亦为写经纸,书写风格横笔多平直有力,有些按笔写成特别粗重的三角形,有些字的右下竖笔较重较长,形成横向和右下较重的节奏感,这与山西博物院藏残片书法几乎完全相同,无论从尺寸、纸质、墨色、书写风格和内容上来看,国博藏残片都与山西博物院藏残片极为相似,均有浓厚的汉简遗风而与隋唐以后清爽匀称的风格迥异。虽然现在缺乏证据证明两幅作品系出于一,但是种种相似之处让我们可以论定,山西博物院藏《优婆塞戒经》残片亦当为北凉时期作品。
北凉政权存在虽短,但却是公元5世纪前期中国北方佛教文化的中心。它继承了前凉以来的文化传统,又拥有西凉的人才,所以在文化上要高于当时的北魏。北凉皇帝无论是沮渠蒙逊还是沮渠牧犍,都是极其崇奉佛教的,在他们的统治期间,曾利用佛教意识形态加强和稳定统治环境,大量的翻译和制作佛教经典、剃度僧人出家、建造塔寺和造像以及大力提倡弥勒信仰等活动几乎到了北凉灭亡都还方兴未艾。即以昙无谶来说,此人在北凉政治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决不仅仅是北凉皇帝所封的“国师”如此简单,他实际上是沮渠蒙逊推行佛教在北凉国家事务中制度化的决定性人物。正因为如此,才引起了北魏太武帝的“强索”和昙无谶最终身死的悲剧,而昙无谶在北凉的大力发展佛教,使得北凉很自然地成为中国北方的佛教发展中心,它不但吸引了四方僧众纷纷来归,也发散式地影响了北魏甚至东晋的佛教发展状况。除了佛经的传播外,北魏时期开雕的云冈石窟即始于凉州僧人昙曜,便是最好的例证。在这样一个佛教制度化的国度,抄写传播佛典曾是盛极一时的事业,故而《优婆塞戒经》译讫伊始,就开始了大量抄写,这也就为后世所存这一时期《优婆塞戒经》抄本几乎尽为北凉遗物的状况埋下了伏笔。
三、残片背面的古代西域文字
按照旧说,此帧作品背面文字曾定为回鹘文,这显然与史实不符。众所周知,回纥国家形成于公元6世纪末至公元7世纪初。唐贞元四年(788年),回纥可汗自请改称回鹘,后强盛于公元8世纪中叶,而回鹘文则是在粟特(嘿利)文字的基础上形成的。从现有文献上来看,回鹘文的创建要在9世纪末回鹘西迁后,其主要使用年代在公元9～15世纪,约当于中原的唐代至明代。此帧作品年代为公元5世纪初,下距回鹘文的创建和使用还有400年时间,岂可夺代而用之?所以,断定残片背面所书文字非为回鹘文,当无异议。
那么,这些文字是何种文字呢?笔者以为,当为公元5世纪活跃在陇西地区除汉人外最大的一支民族——粟特人所使用的文字,也即回鹘文的始祖粟特文。现存粟特文最早出现于公元2～3世纪,传入中国时间较早,多有用以抄写佛经者。而汉文与粟特文共书,也是十六国至北朝时期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2003年6～10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对西安市未央区大明宫乡井上村东的北周史君墓进行了发掘,即出土了粟特文和汉文对照石刻。
古代粟特人擅长商业活动,而他们的足迹就沿着商道一路东来。据史书记载,十六国时代有许多粟特商人来到姑臧(即今甘肃凉州)居住。《魏书·粟特国》条记有“其国商人先多至凉土贩卖。及(魏)克姑臧(凉州),悉虏之。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之。”粟特人聚居最为密集的凉州一代,正是北凉的中心地带。北凉本是由匈奴族联合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地主阶级建立的国家,民族构成较为复杂,而当时的境内人口,无论从人数还是文化优势上,汉人和粟特人无疑都是最多和最重要的。这一时期,大量的梵文佛教典籍的翻译,不仅适应了统治阶级大兴佛教、译经造像的需要,也配合了佛教宣传推广。从这帧汉文、粟特文共书的经文残片上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佛教传播的对象,不仅针对汉人,也针对河西地区人口日益增多的粟特移民以及其他使用汉文和粟特文的民族,也显示出十六国至北朝时期河西走廊地区乃至中国北方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融合并存的繁盛局面。
至此,这帧佛经残片的基本情况或可澄清,这有助于我们对该件文物及相关背景的进一步研究和把握,而更多围绕这件文物的谜团当然还有待于更深一层的揭示和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