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郑大圣:电影正在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一直好奇为什么他们(年轻创作者)这么迷恋电影,已经是这么老的一个媒介了。”
郑大圣在和年轻创作者的交流中,存在着自己的疑问。
对于电影,他似乎没有那么执着,自2021年《柳浪闻莺》监制工作结束后,他目前在准备自己的新作品,“这次没有那么强的历史性,是一个比较现代的故事。”

《柳浪闻莺》(2021)
而他也同时在等待一个机会,做一个6到8集的短剧。
郑大圣,导演,成长于一个传统电影世家。
母亲是第四代导演黄蜀芹,外公是戏剧电影大师黄佐临,外婆是舞台银幕双栖明星丹尼,父亲郑长符也是影坛屈指可数的顶级美工师。
而在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本科毕业后,他来到了以制作实验先锋影像著称的芝加哥艺术学院继续学习。
其本人作品多以历史题材为背景,有《天津闲人》《王勃之死》《危城》《村戏》等。

《村戏》(2017)
2017年拍摄的《村戏》,是他在乡土背景之上的一次先锋试验,其强烈的色彩效果和独特的叙事风格为那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年后,他做了《柳浪闻莺》的监制,从那时起,他开始思考何为“女性视角”。

《村戏》(2017)
本次,他在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中担任短片组评委。
阔别电影院许久后,他流转在三亚红树林影院的各个影厅。
“这次来'报复性'观影了!”他细数在海影节看到的喜欢的片子,这些能够在电影院观影的时刻依然让他兴奋不已。
但于此同时,谈及电影的式微,他似乎没有感到悲观,对年轻的创作者,他也给出了一些不一样的建议。
后浪电影:对您来说,去探索一些历史的内容会更多地意味着什么?
郑大圣:我需要解决我自己的一个问题。
基本问题就是,我恐怕得花一辈子的时间去矫正教科书给我的,对于历史的那些概念和条条框框。

做电影,尤其是做一个故事片,是一个非常好的路径,让我有机会去调查研究,想象式的回到历史现场,人们究竟是怎么过的,他们的心态、情感究竟是什么样的?
我发现教科书,给我的预设太强大了,已经变成第二本能,它是个蒙蔽,这个是我面对自己的基本问题。
当然,带着这个问号去做电影,每一个故事,每一个题材都像在做一个课题。
没有一种历史研究是完全“真实”的,但我渴望去感知。

郑大圣在《村戏》拍摄现场
后浪电影:您去年转型去做《柳浪闻莺》的监制,可以聊聊基于什么样的契机吗?
郑大圣:一开始是我接触到的这个中篇小说,读完以后我觉得我应该推荐给一位女导演才好,所以我就推荐给了戴玮导演。
因为我在小说里看到了特别好的一个潜在的方向,就是女性立场,女性感知。
我知道那个方向会有宝藏,但是我没有钥匙。
我觉得女性导演来处理,人物关系会奥妙得多。
当然正好我以前排过越剧,我对越剧不陌生,所以戴玮导演就找我做了监制。

后浪电影:您提到了女性视角,您对女性电影有什么样的思考?
郑大圣:最近五年,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很重要的,太显眼的浪潮,就是女性创作,层出不穷的,很有力量的电影,每年都有好几个。
在各个影展放映、电影节的女性创作,我尽量都会去看,因为真的会让我知道女性感受和女性表达原来是这样子的。
好多故事,如果换成女性立场来讲述,完全不一样。
比如,我在海南岛看了《圣奥梅尔》《美人与流血事件》。之前还有《钛》,还有《正发生》。

《圣奥梅尔》(2022)
表面上我们在一个世界,其实我们从来不在一个世界,从来不在一个维度。

《美人与流血事件》(2022)
后浪电影:目前对于电影创作的讨论很多,有一个是说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整个故事性在走一个下坡路。
郑大圣:如果这种印象来自于美国视效大片、超级英雄系列,我觉得英美剧就很好。
因为超级英雄片要做的就是稳妥的、保险的,IP产业级的开发。

《复仇者联盟4》(2019)
于是好编剧们都去了英美剧,有这么好的戏剧传统。可能那些视效大电影,让大家觉得故事乏味。其实有很多好故事都在剧集,尤其在短剧。
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比较全球化的趋势。
我一直期待能有机会拍6集到8集这样的剧。
流媒体,可能已经占了很大一部分市场。
后浪电影:为什么是6到8集的一个体量?
郑大圣:6集,刚好两百多分钟,差不多相当于两到三部电影,太多集的我不会弄。
我真是觉得美剧里有好的批判主义,现实主义的剧作,有很有人味的表演。

《切尔诺贝利》(2019)
美剧真的好,英剧也真的好。反正我想看真的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嗅觉和眼光的我就去看美剧和英剧。它比一个120 分钟的电影更充分,好演员好剧作全到那去了。
后浪电影: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它意味着电影式微了吗?
郑大圣:我觉得这是个自然现象,不是好也不是坏。
电影已经快130年了,而且是当代世界历史的130年,世界大战都打了两番了。
130年,人类社会的变化太剧烈了,一个130年的媒介形式,当然是老了的。

《DV中国》(2002)
2000年左右,我们亲历了从胶片到数字,现在回头看,其实已经是过渡期的铺垫。20年以后,遇到了一个电影如此下行的现象。
对我来讲,电影正在变成非遗,挺好的,5年以前我就有直觉。
后浪电影:为什么说这样也挺好的呢?
郑大圣:传统技艺,挺珍贵的,会越来越珍贵的。
我自己以后会特别在乎两种电影,一种是超级工业规模的,视觉神话,电影化的奥林匹亚山上的众神似的。

《阿凡达:水之道》(2022)
另外一种就是纯手工的电影,带有先锋色彩的。

《椒麻堂会》(2021)
这两种都会强烈的吸引我,以后别说去电影院看电影了,线下生活都是一个很古老的方式了。除了你说的,还有人机合体、 VR这些已经在敲门了,现在在线下活着都够古老的了,何况电影。
后浪电影:《椒麻堂会》算你说的纯手工电影吗?
郑大圣:对,我非常喜欢。我来之前跟炯炯在上海还见了一面,他电影里头触动我的点当然很多。
我跟炯炯聊得很高兴,因为他自己小时候也学戏,也登台演戏,再加上他是画家,整个营造的视觉构造,在电影和戏剧、戏曲之间的挺太空站的一个位置,我是会有很多感触的,我很喜欢那个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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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浪电影:如果给现在的年轻创作者一些建议,会说些什么?
郑大圣:不敢说有什么建议,因为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很典型或者很好的例子。
我觉得不一定要这么迷恋电影。
很多小朋友,我跟他们都很聊得来。我一直好奇为什么他们这么迷恋电影,已经是这么老的一个媒介了。
他们接受的电影的影像教育,以他们认字为起点,比他们此前的任何时代都要便利趁手得多。
他们的影像思维早先于文字就已经养成,有更便利的机会可以看到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国家的片子,可以不需要经过学员训练就可以拍得很好,何必要迷恋于电影?

现在有的是更容易实现的、个人表达的方式,以及传播的途径。
电影院没人去,现在多的是流媒体、自媒体,多么好的方式,何必要往电影院里扎呢?
后浪电影:您如何看待这几年,文学改编的电影作品大量出现,包括像东北文学之类的。
郑大圣:文学跟电影的关系是相爱相杀,文学感对电影是很重要的。
包括东北在内的地域性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地域性差异是重要的。
我们的生活绝大部分都已经被同质化了,剩下的地域性差异,除了方言、饮食,还能有一块文学,那是很珍贵的。

《逍遥游》(2022)
后浪电影:但对年轻一代的创作者来说,这种地域性也是模糊的,如果要从乡土中去寻找差异和认同,也比较难。
郑大圣:如果模糊是很切身的,这种模糊和空落落就是很好的议题。
不是说非要去找到一个认同,这个模糊,反而真情实感。


作者丨飞檐影像作为媒介的可能性。编辑丨 三水 排版丨石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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