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走建设革命根据地道路，而不是游击道路？

1930年，林彪同志向党中央发送了一封如何把握红军前途的意见征求信。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认同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是不认同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同争取江西的计划，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三省之间的交界地带进行流动游击，而不准备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他们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时，建设政权的工作是艰苦且徒劳的。因此他们希望通过较轻便的流动游击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当全国各地争取民众的工作做好或者做到某一地步后，就举行全国的武装起义。此时再将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能发展成全国范围内的大革命，从而夺取国家政权。虽然这些同志的想法具有很多优点，比如相对省时省力、避免红军因为根据地而成为固定攻击目标，但是过于理想，不具有可行性。而下文我将从气候、地形、军队给养、时代背景、扩大政治影响五方面论证建设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以及走游击道路的不可行性。

      首先是气候问题。中国的南方是典型的季风气候区，大部分地区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受夏季风和冬季风的轮流控制，气温的季节变化差异比较大。在夏季，南方雨热同期、热量充足，十分适合热带、亚热带植物的生长，而绿色植物作为食物链、食物网中的生产者，植物数量的增多意味着可为食物链、食物网中其他营养级的生物提供更多的食物，从而可以促进食物链、食物网乃至整个生态系统中消费者、分解者数量的增长。同时夏季温度较高，生物的新陈代谢较快，因此生物的生长发育也比较快。食物丰富和温度较高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就意味着在夏季会滋生更多的病菌、蚊虫乃至毒蛇猛兽之类。而蚊虫可作为病原体的携带者，它们的增多就意味着疫病的传播概率会增大。再者，由于夏季对流强烈，季风从海洋携带来较多的水汽以及台风的到来，因此南方的暴雨天气和洪灾在夏季会明显增多。例如1860年7月因暴雨引发的长江大洪水；1931年8月因极端降水导致的长江大洪水；1975年8月因特大暴雨引发的河南驻马店大洪水；1998年7月因暴雨引发的长江特大洪水。另外，在南方的夏季，太阳直射点位于北半球，太阳高度角较大，太阳直射强烈，日照时间强，气温高，容易引起中暑。而在冬季，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潮异常猛烈，会波及到中国南方，带来低温、冻害、霜冻等一系列恶劣天气。如果我们的红军不建设根据地，而是处于游击状态，经常游迹森林或者露宿户外，那就意味着红军战士感染疫病、中暑的概率会增大，受毒蛇猛兽的威胁会增大，受强降雨、台风以及寒潮直接袭击的概率会增大。这些会给红军造成一系列困难甚至是人员伤亡，非常不利于我们革命力量的发展。所以从气候这一方面上而言，建设革命根据地以提供一个较为安全且舒适的生活环境是非常有必要的，走游击道路是行不通的。

其次是地形问题。我国南方主要地形区是丘陵和盆地。林彪等同志希望游击的区域是广东、福建、江西三省的交界地带，但三省间的交界地带并不平坦。从较大的地形区域上看，三省都位于我国的东南丘陵；从较小的地形区域上看，福建省位于浙闽丘陵，广东省位于两广丘陵，同时武夷山脉成为了江西省和福建省的分界线。丘陵众多，地形复杂，虽然有利于红军的流动游击，减少被敌人发现的概率，但丘陵众多，地形复杂在生产力低下的近代，常常意味着人为对自然的干预比较少，对自然的开发程度比较低，对于该自然区域情况的了解比较少，充满了未知的情况。而我国在独特的季风气候的影响下，夏季的水分和热量比较充足，非常有利于南方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生长。在这些开发程度低，丘陵众多，地形复杂的地区，往往是原生态的森林。而森林作为一个高等级的生态系统，里面的生物种类十分复杂。如果我们的红军战士不建设革命根据地，经常混迹于户外，处于游击状态，就不可避免的要进入到这些森林当中，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红军战士要面对很多未知的情况，同时遭受毒蛇猛兽攻击的概率会大大增加，会给红军造成一系列困难甚至是人员伤亡的情况，所以从地形这一方面上而言，建设革命根据地也是必要的，走游击道路是行不通的。

再次是军队给养问题。如果不建立发展根据地，红军就无法得到长期稳定的给养，那红军的高效战斗力就无法得到长久的维持。因为人总是要吃饭的，饭不吃饱怎么发挥出高效的战斗力？本来山区条件艰苦，红军在有建设根据地，可以通过种植农作物增加粮食的情况下，食物供应尚且紧张，伙食往往是一些米饭、蔬菜，再加上少量肉食。更何况是在没有建设根据地，无法通过种植农作物，增加粮食的情况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对苏区接连不断展开“围剿”，苏区的资源日渐枯竭，党领导的红色政权面临生死存亡危机。为节省经费开支，集中财力保障军需，苏区开展了节省运动，在红军和党政人员中废除薪饷制，实行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供给制。井冈山根据地最初每人每月可发3元钱，后来逐渐减至1元甚至5角，最后实行了供给制。1934年1月，毛泽东强调，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会计制度的原则。3月，人民委员会提出在9个月内节省80万元的号召，各级党组织掀起节省行政经费、节省粮食、自带伙食等运动。由此可见，在敌人围剿的大环境下，中共中央在有建设根据地的情况下，生活尚且如此艰难，更何况是处于流动游击状态？

然后是时代背景问题。中国此时的时代背景已不同于以前，中国此时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半殖民地，不再具有完整独立的主权，也就意味着中共此时面对的是比以往更为强大的敌人，不只是之前农民起义时期，只面对原有政权的威胁，还有比原有政权更为强大的敌人——外国侵略者。如果中共不建设一个强固的根据地，红军就没有稳定的后勤保障支持，而是处于流动状态。一旦中外反动势力联合，对中共进行围堵绞杀，中共的军队就会因为没有稳定的后勤保障，战斗力大打折扣，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中共的军队被消灭或者被打散，又或者是损失惨重的逃出包围圈。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例如，1900年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义和团，致使义和团运动失败。虽然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已经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也基本划定，只要不妨碍到列强的核心利益，列强一般不出动军队与国民党反动派联合，但也不能排除国民党反动派请求列强出动军队进行联合，共同绞杀中共这种可能。例如1862年初，清政府向英法等国“借师助剿。”英法两国公使也向清政府宣布放弃“中立，”帮助官军。中外反动势力正式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欧洲列强刚刚经历了一战，正处于休养生息阶段，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的概率在当时相对来说较小，但中共不应该，也不能冒这个险。同时，建设一个根据地，在面对敌人进攻的时候，就可以依托有利地形展开游击，而不必要与强于己多倍的敌人发生正面冲突，产生不必要的损失。同时也可以发挥轮流战术，一部分人进行休整，一部分人进行游击，这可以起到很好的歼敌效果。所以从军队稳定的补给、多种战术防御敌人这两方面上而言，建设根据地对革命斗争是非常有利的，不建设根据地则是非常不利的。

最后是扩大政治影响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人民专政的民主政权。如果要实现这个目标，那中国共产党必须有自己的革命力量，而革命力量又来自于群众基础。扩大群众基础，又有赖于政治宣传。而建立一个与原有政权长期相对峙的政权，所产生的政治影响远超于流动游击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在《毛泽东选集》中有提到：“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中共建立革命根据地之后，全国就有了革命的中心。而中共就可以在革命的中心向周边地区进行持久的政治宣传，从而一步步的向国统区蚕食。而流动游击无法做到持久的政治宣传，无法让人民群众对中共产生信任感。但建立革命根据地之后，中共和红军与根据地的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同生活，共同生产。长久的相处会让群众认识到红军与军阀的军队、国民党的军队的区别，从而认可红军是人民的武装，进而对红军产生信任感，而群众基础则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的扩大了。

综上所述，从气候、地形、军队给养、时代背景、扩大政治影响五方面来看，走建设革命根据地道路优于走游击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