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面包干》（下）作者:德拉伯金娜
“从前我在这里，现在我在这里，将来我仍旧在这里！”
我们抵达柏林以后，已经一星期了。我决定一有机会就回莫斯科去。目前我暂时给爱尔娜帮忙，因为她是一个洗衣妇，平时给一些大人先生们洗衣服。柏林还有很多的大人先生，因此她的活倒不少：她星期一往那位法律顾问大人的寓所去，星期二把洗好了的衬衣送回给他，然后到一位将军大人家里去领需要洗的衬衣，星期四交回去，星期五去收一位前任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代表大人的衬衣，星期六送回给他。
法律顾问大人穿胸部上浆的衬衫，将军穿绸衬衫，前任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代表大人有棉布衬衫（那是在工人集会上演讲时穿的），也有上了浆的荷兰亚麻布衬衫（那是出席国会和招待会时穿的）。夫人们交来洗的衣服当中，有薄麻纱的衬衫和短裤，都是镶着丝边和花边的。它们都需要上浆和打褶。我的任务是烧水和照看好晾在院子里的衣服。
库尔特每天一早就出去找工作。他回来以后，我们就一同出去开会。
一月三日，他很早就回来了，说找工作是白费时间。即使是不把他库尔特•贝尔格计算在内，柏林已经有四十万个失业的人了，有什么理由可以希望他这第四十万零一个人找到工作呢？
“咱们还是出去逛逛吧，”他用他那生硬的俄语对我说。“要不然的话，你回到了俄国，连我们柏林的万牲园是个什么样儿都说不上来。”
那是一个晴朗的冬日，在空中已经可以觉察到柔和的春意。我们沿着万牲园的小径走着，微露青色的雪给人一种快感，在脚底下发出咔喳响声，不象我们来柏林时脚陷在里面冻偎了的那种雪。
屏除了一切思虑，在这四周晶莹闪亮的地方走着，是多么美啊！
公园里没有一个人。我们把脸对着那温暧的春风，慢慢地信步走着。但是，后来我们突然被一种强烈的欲望控制住，要奔跑，要掷雪，要唱歌和欢呼。彷佛整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俩似的。
近黄昏了。影子延长了，云朵镶了一道亮灿灿的粉红边。该回去了！
我们已经走到门口，又转过身去。在落日的红光残照中，那些复着雪花和挂着冰棱的树都象花朵盛开的苹果树一样。
谁能想象到：几天以后，就在这些树底下会发生一件有史以来最骇人听闻的罪行？！
一月四日，星期六，库尔特又找工作去了，爱尔娜把洗干净了的衬衣送去给前任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代表大人。女佣告诉她，代表大人昨天很晚才回来，今天一早就出去了，他昨天和今天胃口都很坏。
库尔特在天还没有黑的时候回到了家里，他的口袋里塞满了传单。他报告了一件重要的消息：政府把属于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警察总监埃喜荷恩免了职，派了右派社会民主党的叶夫金尼•恩斯特任警察总监。
“这些大人们已经决定向咱们宣战啦，”库尔特把住在这幢房子里的工人一起召集在楼梯上，对他们说，“但是，咱们要给他们颜色瞧！……咱们要送他们去见魔鬼！明儿要举行示威游行啦，”他指着那些传单继续说。（传单上写着：“给埃喜荷恩的打击，是针对着德国无产阶级和德国革命的。”）“记住了：明天举行示威游行！”
“那末，下一步呢？”楼梯上只留下了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问他。
“什么下一步？”他露出了惊讶的神气。“群众都要走上大街！群众都要发表自已的意见！谢德曼的党徒会看到，群众都是不支持他们的！”
群众真地走上了大街……第二天早晨，不象平常星期日那样，我们一幢房子里的人很早就醒了。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家的门都被关得砰砰地响，烧咖啡的煤油炉都发出咝咝的声音。
首先从我们这幢房子里走出去三十来个人，后来又有其他的人开始加入我们的队伍。三楼上那个在大战中失去了右臂的残废军人，拿出了十一月革命后他藏起来的那一面红旗。
人群从四面八方走来，拥向“菩提树下”广场。在乳白色的晨雾中，这里或者那里不时飘展着红旗。传来了口号：“打倒艾伯特和谢德曼！”“李卜克内西万岁！”“埃喜荷恩万岁！”
将近晌午的时候，有人提议去总统府，也就是德国政府的所在地。巨大的建筑显得死气沉沉的，窗子都被深色的厚窗帘遮住了，高大的门都关得紧紧的。
我们又回到了“菩提树下”广场。示威的群众仍旧站在那里。后来，由于不知道下一步应当怎样办，他们都开始散了。我和几个邻居一起回去了。库尔特找他的同志们去了。他过了好久才回到家里，说一部分示威的群众已经占领了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报》编辑部和许多资产阶级的报馆，并且要在明天举行总罢工。
这天夜里，我们一幢房子里的人都几乎没有睡。天还没有大亮，工人们已经陆续地到他们的工厂去了。资产阶级的报纸，一份都没有出来。
库尔特不肯带我去，但是我终于把他说服了。那时候还很早，青灰色的迷雾中逐渐露出了曙色。我们一路走着的时候，路灯还亮着，映出了朦胧和淡薄的影子。
警察总局前面的广场上，已经聚集了许多人。天开始亮了。雾变得稀薄了。人群越聚越多了。黑压压的行列，高挥着红旗，从容不迫但是毫无阻滞地沿着广场附近所有的大街前进。有许多人都带着武器。库尔特看见一个年轻的工人从雾里走出来，一边肩膀上挂着一支步枪。
“同志，分一支给我吧！”库尔特跟他商量。“拿去！”
广场上已经容纳不下所有的人了。人们站满了附近的大街，彼此紧挤在一起，队伍连绵地延长了几公里路。至少有五十万人。柏林居民，从来没见过这样强大的革命无产阶级示威游行。
天气十分冷。彤云绥缓地、低低地在空中飘过。衣服单薄的人，瑟缩地把左右脚替换着站着，不时耐心地瞧着警察总局的房子。“革命的工长们”正在那幢房子里进行广泛的讨论，而这些人当中多数都是独立党人。不时有一个参加会议的人走出来，在阳台上说几句话。于是，他所说的话就在人群中传开了：“现在继续开会，”“正在仔细研究问题，”“就要达成协议了。”
这样一小时、二小时、三小时过去了。大伙儿仍旧等着。又是一小时、二小时、三小时。天已经暗下来了，雾又降临了，但是人们却穿着单薄的、不暖和的短大衣（多数都是用旧的军用大衣改制的），哆嗦着站在那里。要知道，他们来到这里，都抱着不是胜利就是牺牲的决心，——他们准备趁自己还有力气的时候投入战斗。
但是，在警察总局里，会议却継续进行下去。最后，又有一个发言人走到阳台上。
“同志们！”他大声说。“我们已经决定和政府进行谈判了。你们都回家去吧！如果需要你们的话，我们会来唤你们！”
人群中掠过了怀疑和忿怒的低语：“怎么？跟艾伯特和谢德曼能够谈出什么道理来！”
“我们得到消息，知道政府很愿意作出让步和进行谈判，”发言人大喊。“政府和我们一样，也非常关心，要防止流血事件！”
但是，这位发言人的话离开事实很远。当五十万柏林无产者站在街头，警察总局里正在继续举行会议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的头子们却在威廉大街总统府内艾伯特的办公室里聚会。前任基尔总督、现属社会民主党右翼的古斯塔夫•诺斯克也在那里。
凡是看见过诺斯克的人都说，这个人身躯短胖、拳头大得跟他的身材不相称。他从来不第一个发言，总是好久一直听着别人说话，不时把整个身体向那发言的人转过去，然后站起身来，把那双巨大的拳头撑在桌上，开始用简短和生硬的句子讲话，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艾伯特和谢德曼模棱两可地谈的那些问题。
现在就是这个情形。这些先生们打算把群众引上大街，然后进行血腥镇压，而免去埃喜荷恩的职位正是他们挑衅的第一个步骤。结果，挑衅的计划成功了，群众走上大街了，现在该进行镇压了。
几年以后，古斯塔夫•诺斯克在他的一本《从基尔到卡普》回忆录里说：“有人问我：‘你不愿意干这事吗？’我就直截痛快地回答道：‘为什么不愿意！反正我们当中要有一个人担负起这件任务，做一个嗜血的狗！’”
诺斯克当了军区总司令，他的军队的任务是“建立秩序”。于是他毫不迟疑，立刻和一位改穿了便服的年轻上尉一起到参谋本部去，跟那里的几个德皇的将军讨论当前的局势，采取必要的措施。他们走过了威廉大街，在“菩提树下”广场上遇见了工人巡逻队，但是他们只捏造了一篇谎话，就被放过去了。
参谋本部的一间屋子里聚集了许多军官，还有几位将军。他们已经拟好了一道命令，准备委任霍夫曼将军做“讨伐军”司令官。诺斯克一到，就宣称他已经被委任为“讨伐军”总司令，这时候大伙儿都欢腾起来了：原来，在最近的几个月里，德皇的军官和将军们已经学到一些玩意儿，知道诺斯克在当时的情况下干这件事，会比霍夫曼更能胜任。
他们立刻决定把参谋部迁到柏林城外的达里姆去，并且把可以进行突击的兵力集中在波茨坦一带，准备镇压柏林的革命工人。
独立党人劝柏林工人回家，说艾伯特—谢德曼的政府不愿有流血事件发生，准备进行谈判，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队队白党的娄罗们已经在向柏林集中，卡车运来了机关枪和大炮，一旅反革命的军队也从基尔调来了。
这时候，独立党人们并不……咳，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通阳台的门关上了。一群人又站在那里白等了好一会儿，然后无精打彩、迟疑不决地散了。我和库尔特也回去了。
爱尔娜在家里烧好了冬油菜汤。今天是星期一，她照例到那位法律顾问大人家里去取衣服。她没有领到衣服，因为顾问大人和太太小姐们急于离开柏林，正在家里收拾箱子。我吃完了饭，坐在火炉旁边一张椅子上。
“你在想什么？”库尔特问。
“嗯，没有想什么……”
我身上发冷，脑子里掠过了许多零乱的思念。在迷惘中，我看见一艘光辉灿烂的大军舰，它正在夜色中沿着一道宽阔的河流向前飞驶。后来，我想起来了，这不是军舰，这是灯火通明的斯莫尔尼宫——它象是在伟大十月革命的日子里那样。
“门铃响了。来了一位同志——就是和我们一起迎接新年的那些同志中的一位。他劝我哪里也别去。他说，所有住在柏林的苏侨，都只能够待在家里：如果是有一个俄罗斯人落在谢德曼党徒的手里，这些党徒们就会干出种种挑拨离间的事情来。
这位同志邀库尔特同他一起去。库尔特穿好了衣服，拿起了昨天早晨年轻工人给他的那一支枪。这时候，一种无法遏制的力量使我跳起来，扑到他面前，吻了他一下。在他出去以前，我一直站在他身边，抚摩着他那制服大衣的袖子。
此后的几天里，我整日烦恼和痛苦地盼望着。库尔特当天没有回来，第二天没有回来，第三天仍旧没有回来。报纸没有出版，到城里去过的人带来了最离奇和矛盾的谣言。
星期三，爱尔娜去取将军大人的衬衫。她在城里听见了枪声。在离开白兰登堡门不远的地方，她看见了一大队工人，他们正向胜利大街出发，一边走一边喊口号：“打倒艾伯特和谢德曼！反对谈判！李卜克内西万岁！”
将军的勤务兵说将军大人还在城外，但是把衬衣交给了爱尔娜。将军的裯衬衫上染了一大块黄斑。爱尔娜认出来，那是香槟酒的痕迹。
星期四，我们接到库尔特的一张简短的便条。便条上写着，他这会儿在革命工人占领了的《前进报》编辑部里。捎条子来的同志说，李卜克内西从早到晚在城里各处演讲。罗莎也是这样。工人们占领了好几处政府机关和火车站。他们在城里许多地方跟那些包庇政府的人起了冲突，那些人的口号是：“拥护国民会议！反对‘斯巴达克’，反对李卜克内西！”独立党人的行为是卑鄙的：他们采取了考茨基提出的调停谈判的办法，自始至终在谢德曼的党徒面前让步，同意了一个条件又一个条件，只想一找到合适旳机会就全部出卖这个运动。
爱尔娜给将军送衬衣去。将军还没有回来。
星斯五，爱尔娜到前任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代表大人家里去。代表只有一件衬衫需要洗。衬衫上有一股汗和烟草的臭气，领子已经龌龊得油光闪亮。大概，代表大人这一个星期里一直没有换过衣服。
从星期五夜里到星期六早晨，我们一直听见强烈的枪炮声。以前城里只有步枪互相射击，现在则是机关枪和大炮在扫射和猛袭。
星期六，三楼上那个残废军人敲门，来看我们。他说，由诺斯克率领的政府军队从波茨坦方面开进城。他们冲进了《前进报》编辑部，占领了报馆。
我们整天地盼望着库尔特，显期六夜里我们一直没有合眼。但是，库尔特没有回来。
星期日早晨，法律顾问大人的女仆跑来了。顾问大人回到了柏林，积了许多要洗的衣服。并且，几位小姐还有跳舞的服装需要熨平和打褶。
政府军队继续“肃清”城里留下的起义的工人。星期一，军队迫使工人离开了他们最后的几个据点。资产阶级的报纸和《前进报》停刊了一个星期以后，现在又都出版了。他们的第一版上，都黑魆魆地印着这样的标题：“柏林市内，一切平静！”
‘“柏林市内，一切平静！’”罗莎•卢森堡在那些日子里曾经写过这几句话。“‘柏林市内，一切平静！’趾高气扬的资产阶级报纸重复着这一句话，艾伯特和诺斯克重复着这一句话，在柏林街道上受到一帮资产阶级欢迎的‘常胜军’的军官们也重复着这一句话……‘现在敌人就是“斯巴达克”，我们的军官们至少能够在柏林战胜敌人。诺斯克这位将军，能够在鲁登道夫将军束手无策的地方获得胜利。’”
“赤色的罗莎”用充满了仇恨的口气向无产阶级敌人说出了她辞世前最后的几句话：
“‘柏林市内，一切平静。’你们都是呆笨的奴才。你们的平静是建筑在沙滩上的。革命的浪潮明天就会高髙地腾起，用你们听了吓得发抖的号角般声音怒吼：‘从前我在这里，现在我在这里，将来我仍旧在这里！’”
噩耗
星期六和星期日过去了。我和爱尔娜勉强忍着寒战，坐在屋子里留心听楼梯上的一切声音。但是库尔特还是没有回来。
星期日白天，我们决定到最后传来他消息的地方去，到《前进报》编辑部去。
大街上挤满了一群群打扮得很漂亮的人。衣服华丽的老爷太太们到处蹓跶，喜气洋洋地仔细看不久前的巷战遗迹，亲切地拍着那些给诺斯克军队向柏林开路的装甲车的钢板，满意地读那些四下里贴满了的标语：“打死李卜克内西！”“打死罗莎·卢森堡！”
那时候，最出风头的是那些“血”醉饭饱的丘八太爷。军官们微微动着德皇威廉留的那种小翘胡子，露出了一副讨好的神气，瞅着那些向他们微笑着的太太们。兵士们在地窖和顶楼里搜索藏在那儿的工人。找到了以后，他们就把那打得头破血流的人扔到人群里，于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太太们就用她们那高齐膝部的系带子的时髦皮鞋的后跟去踹他。
我吓得浑身发冷，紧挽着爱尔娜的胳膊。我想起了从前在书里读到有关镇压巴黎公社社员的情形。这些老爷们并没有读过阿尔努和李沙加勒的著作，但是，他们的举动竟然和那些凡尔赛军如出一辙。显然，只要是资产者，都可以当资产阶级的刽子手。
最后，我们总算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跟着这一群发了兽性的人挤进了《前进报》编辑部的房子。那里散发着血腥气味，弥漫着火药烟雾。在门口可以看见没有拆除的街垒，那都是工人们用一捆一捆的旧报和一卷一卷的报纸筑成的。卷简报纸做了街垒的基础，一捆一捆的旧报都用铁丝捆了，象棋子般排列着，留出了当枪眼的空隙。
我们继续向前走，希望但又害怕看见什么东西和知道库尔特遭到什么事故。地下到处染了鲜红的血，墙上粘着一块块人脑子。死在这里的人，并不是在巷战中打死的：他们是被那些狂暴的雇佣兵用枪托打死的。
在那五天里——五个恐怖的日子里，我们一直在医院里、诊所里、停尸室里和招领无名死尸的地方寻找库尔特。到处都是受了伤和被打死的人。受了伤的人躺在过道里，说着噫语，奄奄待毙。有些停尸室里，死尸横三竖四地迭着；有些停尸室里，死尸乱七八糟地堆着。他们虽然已经死了，但是脸上仍旧留着最后战斗时的表情——决心不顾一切的紧张的表情。
一月十五日，星期三，《红旗报》上发表了李卜克内西题名《无论如何！》的一篇文章。我们非常激动地读着这些慷慨激昂的句子：
“……我们的军舰，坚决、高傲地前进，沿着预定的航线，驶向最后的目标，驶向胜利。
“将来，获得这一胜利的时候无论是我们仍旧活着也好，已经死了也好，但是，我们的纲领将是永远存在的。无论如何，它将使全世界的人类获得解放！
“今天还在沉睡着的无产阶级群众，那时候将会象听到了可怖的审判日子的号角那样，被逐渐临近的、天翻地复的恐怖声惊醒。那时候，被打死了的战士们将复活过来，去向那些该死的杀人犯算帐。今天，还只能够听见火山将爆发时地下旳隆隆声，但是，明天火山就要喷出烈焰，把所有的这些杀人犯一起埋葬在它那炽热的溶岩底下！”
可是，就在那一天晚上，他被他们害死了。他和罗莎……
人们都知道那些歹徒正在追踪他们。资产阶级正在叫嚣：要找到他们，要捉住他们，要把他们碎尸万段。谢德曼悬了赏格，只要抓住他们，不论是活的，或者是死的，一律赏给十万马克。他们被杀害的前两天，《前进报》上刊登了一首诗，末尾的几句公然唆使暴徒杀害卡尔和罗莎：“打死的人，成百地排列着，但是，其中并没有卡尔！没有罗莎和她的那一伙！”
谁都不相信政府星期四发表的那一份公报，公报里硬说李卜克内西是在企图越狱的时候被军警击毙的，而罗莎则是在纷乱中被一群人打死的。后来，经过仔细打听，大家才知道：政府的公报彻头彻尾是一篇蓄意捏造的谎话。
卡尔和罗莎是在星期三21点30分被国会中一伙社会民主党娄罗捉去的。他们把被捕的人送进了柏林西区的“乐园”旅馆，然后把他们交给了近卫骑兵射击师司令部，而统领这一师的则是巴布斯特上尉，是诺斯克的左右手。
卡尔和罗莎在“乐园”旅馆待了不多一会儿，后来监守的人对他们说，要把他们送到莫阿比特监狱去。李卜克内西首先被拉了出去。普福留克—加尔特农上尉和后来当上了希特勒亲信的福盖尔中尉，押着他走。
当李卜克内西被押着走向汽车的时候，猎骑兵隆盖就照着巴布斯特事先的吩咐，走近跟前，对着他的头打了几枪托子。李卜克内西浑身是血，被拖上了车，车子就向万牲园驶去。开到万牲园中央，汽车停下了，好象是机器出了障碍似的。他们吩咐李卜克内西下车向前走。他刚走出几步，李普曼中尉和普福留克—加尔特农就用枪口顶着他的背开了几枪，把他打死了。他们把他的尸体送到附近的一个急救站去，说那是一具“无名”尸体。
从李卜克内西跟着谋害他的人离开了“乐园”旅馆的时候起，到死尸被送到急救站的时候，总共只花了十分钟。23点20分，巴布斯特已经接到了报告，知道这件事情办好了。又过了20分钟，他把罗莎·卢森堡交给了福盖尔。
当旅馆经理和福盖尔搀着罗莎下楼的时候，仍旧是那个隆盖跑到她跟前，仍旧是用那个枪托打她的头。罗莎昏迷过去了。她被拖下了楼梯，扔进了汽车。汽车刚开动，福盖尔和克鲁尔中尉就开枪打死了她。克鲁尔解下了死者腕上的手表，塞进了他的口袋。汽车在科尔涅里乌斯桥和李赫腾斯特茵桥之间的那一段运河旁边停下了。罗莎的尸体被抬到马路上，用铁丝捆了，缚上了一些沉重的东西，然后给抛在运河里。过了好几个月，它才被人发现。
星期四晚上，已经很迟了，我们从城内死尸招领所里出来，听见荒凉的大街上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当那个人走到我们旁边的时候，我认出他是罗莎最知己的朋友李奥·尤季歇斯。我跟他谈话。他忧愁地问我们可曾在死尸招领所里看见罗莎的尸体。没有看见，那儿没有她的尸休。
两个月以后，李奥·尤季歇斯被诺斯克雇佣的狗腿子捉了去，害死在监狱里。
一直到星期五早晨，我们才在一批刚送到潘科瓦区医院停尸间里的尸首中找到了库尔特的遗体。他的头部被打得脑浆迸裂，眼珠被压得凸了出来，脸变成了一片模糊的血肉。只有从他的双手和衣服上可以认出他来。
第二天，我们埋葬了库尔特。又过了一天，早晨有一位同志来找我，说现在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我可以跟苏俄遣俘事务委员会的两位同事一起回莫斯科去了。自从我们大使馆的人员在十一月革命前夕被迫撤退以后，这两位同志就一直留在柏林，现在才被遣送回苏维埃俄国。
我象在迷雾中辞别了爱尔娜，象在迷雾中坐上了火车，象在迷雾中走完了全部旅程，象在迷雾中听见人家说，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立宪会议选举中获得了多数的选票。我仿佛觉得：嘴里有一股铁锈的味道，到处都是石碳酸气味和尸体的甜津津的血腥气味。
一个严寒的一月傍晚，我们的火车驶进了亚历山大车站。我离开这里只两个半月，但是却好象已经整整离开了一辈子似的。
我的旅伴立刻跟我道别，于是我一个人沿着一条条积雪的莫斯科街道走去。脚底下滑溜，走起来很费力。由于许多日子没有吃饱，我现在头晕。
一辆有篷汽车，停在莫斯科苏维埃门口。大厦的门开了，走出来了一个穿短皮大衣的人。他是雅可夫·米哈依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我刚要走到他跟前，他已经坐上了车。我激动得嗓子眼里堵住了气，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向我仔细地看了看，认出了我，大声喊了一句什么，拉住了我，让我坐上汽车，把我带到克里姆林宫，送到庶务处。在庶务处里，他吩咐管事的人立刻烧好水让我洗澡、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扔在火里烧了、发一套红军军装给我，然后打一个电话给他——他会来找我，送我回家去。
一小时以后，我坐在庶务处里，卷起了新军服的太长的袖子，喝着洋铁杯里的热茶。庶务处设在一间灯光暗淡的大房间里。几个年轻的红军战士，坐在沿墙的长凳上。他们悄声谈话，谈的明明是和我有关的事情。我听见一些零碎的句子：“从柏林回来”〔重音在“柏”字上〕，“那儿的孟什维克得胜了……”“这一来那儿的老百姓可要受苦了……”
后来，我休息好了，感到相当舒畅，可以不必浪费斯维尔德洛夫的时间了，可以自己独个儿回家去了。
天晚了。天上透出银绿色。月亮象一个桔黄色的大圆盘子，从中国城齿形的屋顶后面升起。工会大厦的柱子上挂着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画像，画像嵌在暗红色的镜框里，下面大字题着：“要为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死难复仇，最好的方法是保证共产主义的胜利！”
画象上的卡尔，显得比他辞世前的几个月里年轻得多。可是，罗莎仍旧象她和我在柏林分别的时候一样，她那双美丽的黑眼睛仍旧是那样温柔地向人凝视着。
“一个人活在世上，应当是象一枝两头点亮了的蜡烛，”罗莎喜欢说这句话。
他们两人——罗莎和卡尔——就是这样生活的。让我们永远纪念着他们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