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之死（赵毅衡译） 罗兰·巴特

巴尔扎克在小说《萨拉辛》中描写一个男扮女装的阉人，他写了以下句子：忽然的恐惧，怪诞的想法，爱焦急的本能，性急莽撞，唠唠叨叨多愁善感，这活脱脱是个女人。”这是谁在说话？是一直不知道此人男扮女装的小说主人公吗？是由于本人经历而对女人性格的思想活动有深刻了解的巴尔扎克这个人吗？是“在文学上表示女性思想”的巴尔扎克这个作者吗？还是普通适用的慧言？是浪漫式的心理学？我们永远也不知道，原因是可靠的：写作就是声音的毁灭，就是始创点的毁灭。写作是中性、混合、倾斜的空间，我们的主体溜开的空间；写作是一种否定，在这种否定中，从写作的躯体的同一性开始，所有的同一性都丧失殆尽。

毫无疑问，情况从来都是如此，一旦一个事实得到叙述，从间接作用于现实的观点出发，也就是说，最后除了符号本身一再起作用的功能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功能，这种脱节现象就出现了：声音失去其源头，作者死亡，写作开始。然而这种现象的意义各不相同；在部族社会中，担任叙述工作的人从来都不是一般的人而是中间人，萨满教巫师，或叙事者人们可能欣赏他的“表演”——掌握叙述信码的能力——但从不欣赏他们个人的“天才”。作者是现代人物，我们社会中的产物，它的出现有一个历史过程：它带着英国的经验主义、法国的理性主义，到基督教改革运动的个人信仰，从中世纪社会产生出来。它发现了个人的尊严，把人尊称为“万物之灵长”。因此，文学中应有这种实证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和顶点，它赋予作者“个人”以最大的重要性，这是合乎逻辑的。作者在文学史、作家传记、访问记和杂志中仍处于支配地位，因为文人渴望通过日记和回忆录把个人跟作品连在一起。一般文化中可见到的文学形象，都一概集中于暴君般的作者，作者的人性、生平、情趣和感情；批评的大部分内容依然是在说波德莱尔的作品是由于做人失败，凡·高的作品是由于疯狂，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是由于罪孽感。批评家总是从产生一部作品的男人或女人身上寻找作品的解释，好像事情从来都是通过小说的或多或少透明的譬喻，作者个人的声音，最终把秘密吐露给“我们”。

虽然作者仍处于强有力的支配地位（新批评的所为，反而加强了这种倾向），但不用说，某些作家长期以来就一直试图削弱这种支配地位。法国的马拉美，毫无疑问是首先充分看到、预见到有必要用语言取代作者的人，而直到那时，一般批评家还认为作者是语言的主人。马拉美认为（我们也持有相同观点）：是语言而不是作者在说话；写作是通过作为先决条件的非个人化（绝对不要跟现实主义小说家的阉割观混为一谈），达到只有语言而不是“我”在起作用、在“表演”。他的全部诗学就在抑作者而扬写作（正像我们以后将看到的，这是恢复读者的地位）。瓦莱里为自我的心理学所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稀释了马拉美的理论。但他对古典主义的鉴赏力使他转向修辞的剖示，他对作者的作用的怀疑从未停止过。他嘲弄作者，强调作家活动的语言方面，似乎作家的活动都有偶然性；他的全部散文作品，说明文学的语言方面是重要的。在这一点面前，一切诉诸于作家内心活动的尝试，在他看来都是纯粹的迷信。尽管普鲁斯特的分析带有心理学的性质，但可以看到，他所关注的工作，是通过精雕细刻，无情地把作家及其人物之间的关系弄得模糊不清。普鲁斯特的叙述者不是那个看见了、感受到了的人甚至也不是那个在写作的人，而是将要写作的人（小说中的年轻人——我们不知道他的年龄，他是谁——想写作但写不出来，直到小说结束之时，写作终于可能开始），普鲁斯特把史诗献给现代写作。事情要从根本上颠倒过来：不是像人们常常认为的那样，作家的生命倾注于小说中，而是作品是他的生命，他自己的书是生命的模型；这样，对我们说来事情很清楚，夏尔吕并不模仿孟德斯鸠，孟德斯鸠——在其轶事式的、历史的现实中——只不过是从夏尔吕派生而来的次要的碎片而已。最后，只说一说现代性的史前现象：超现实主义虽然它不能给语言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语言是系统，这个运动的目的——信码的直接毁灭——本身是虚幻的：信码无法摧毁），只能“暴露其弱点”，都不断使期望中的意义忽然脱节（即超现实主义有名的“颠簸”），使手尽可能快地把头脑自身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写出来（自动写作），接受几个人一起写作的原则和经验，等等。超现实主义的做法，所有这些手法都有助于使作者的形象非神圣化。姑且不论文学本身（因为这些区别的确变得无效），语言学最近表明：整个说明过程都是空空洞洞，无需对话者这个人来填充，功能照样完整无缺。语言学就这样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手段，使作者归于毁灭。从语言学上说，作者只是写作这行为，就像“我”不是别的，仅是说起“我”而已。语言只知道“主体”，知“个人”为何物；这个主体，在确定它的说明之外是空洞的，但它却足以使语言“结而不散，也就是说，足以耗尽语言。

作者的消灭（这里可以套用布莱希特的“疏离说”，作者像文学舞台远端的人物，越来越小），不仅仅是历史事实或写作行动；它还完全改变着现代文本（或者也可以说，从今以后用这样一种方式构成文本或阅读本文，使作者在其过程的所有层次上都不存在）。时间性是不同的。在相信作者的时代，人们总是设想他是他的书的过去，书和作者自动站在分开从前和今后的一条线上。人们设想作者养育了书，也就是说，作者在书之前存在，为书而构思，心力交瘁，为书而活着。作者先于其作品其关系犹如父与子。现代的见解恰好相反。现在的撰稿人跟文本同时诞生，没有资格说先于或超于写作；他不是书这个谓语的主语。除了解说以外，再也没有时间；任何文本此时此地都可撰写，文本的永恒性就在于此。事实是（或者就此可得出结论）写作再也不能像古典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叫做记录、标示、表达、“描写”的操作，而恰恰像语言学家说到牛津哲学时说的“一个表演性的罕见的语言形式”。它永远使用第一人称和现在时，在这里解说除了言语行为本身之外，别无其他内容（不包含其他命题）——这有点像国王说的“我宣布”，古代诗人所说的“我赞美”。按照现代撰稿人的先辈悲哀的观点：对表达思想感情来说，手太慢，因而出于必要的法则，必须强调这种延宕，对形式无限期地“加工润色”。现代撰稿人则不同，他们埋葬了作者。不再相信先人的说法。对他们来说，手跟声音相脱离，势是铭刻性的，不是表达性的手在一个没有起源的领域中探索，或者说，这个领域中除了语言本身以外，至少没有其他起源。语言不停地使一切起源受到怀疑。

自我们现在知道文本不是一行释放单一的“神学意义（从作者——上帝那里来的信息）的词，而是一个多维的空间，各种各样的写作（没有一种是起源性的）在其中交织冲突着。文本是来自文化的无数中心的引语构成的交织物。那些永恒的抄写员像布瓦尔和佩居榭一样，又庄严又诙谐，他们含义深刻的荒谬可笑恰恰表示了写作的真谛，手势总是在先，作家只是模仿手势而已，永远也不是起源性的。作者唯一的力量是以某种方式混合各种写作，用一些写作对抗另一些写作，以致完全不依靠哪一种写作。如果他确实是想表达自己，至少他必须懂得，他想“翻译”的内部事物”本身只是现成的词典，词典的词只通过别的词才能解释，等等，以至无限。年轻的托马斯·德·昆西在这方面的工作是个范例。他精通希腊语。为了把非常现代的思想和形象译成那种死语言，正像波德莱尔在《虚构的天堂》中告诉我们的，他“为自己创造了可靠的词典，比耐心的纯文人所编纂的要详尽而复杂得多的词典”。现代撰稿人在作品之后，不再有激情幽默、感情和印象，只有这部巨大的词典。从词典中他得出写作，不停止的写作。生命只不过是对书的模仿，书本身只是符号的交织物，只是对丢失的、无限延期的事物的模仿。

作者一旦除去，解释文本的主张就变得毫无益处。给文本一个作者，是对文本横加限制，是给文本以最后的所指，是封闭了写作。这样一个概念对于批评很合适，批评接着把从作品下面发现作者（或其本质：社会，历史，精神自由）作为己任。找出作者之时，文本便得到“解释”——批评家就胜利了。因而从历史的角度看，作者占有支配地位，也就是批评家占有支配地位；另外，尽管批评是新出的，今天它的地位和作者的地位一样受到损害；这些都毫不足怪。在写作这个复杂体中，每个成分都要解开，但什么都不要解释。结构可以在每一点、每一层次上被跟踪，被抽出（像长统袜的丝线那样），但下面没有任何东西。写作这个空间应当被扫描而不是扯碎。写作不停地安放意义，又不停地使意义蒸发，对意义实行系统的免除。文学（最好以后叫做写作）拒绝对文本（对作为文本的世界）指派“秘密”的最终意义，这样恰恰是解放了可以称为反神学的活动性，这其实是革命的活动性，因为拒绝把意义固定化，最终是拒绝上帝及其本质——理性、科学、法律。

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所提到的巴尔扎克的句子。没有人“说出”这个句子。句子的源头，说话的声音，实际上不是写作的真正地点写作就是阅读。另一个恰当的例子有助于说明这一点，让-皮埃尔·维尔南最近的研究表明希腊悲剧构成上的歧义性：其文本由带有双重意义的词交织而成，剧中人都是单方面各执义（这种永恒的误解恰恰是悲剧之所在）。但是，有人懂得每个有歧义的词，此外，还懂得在他面前说话的角色的弦外之音，这人不是别人，而是读者（这里是听者）。写作的全部存在就这样揭露出来了：文本由多重写作构成，来自许多文化，进入会话、模仿、争执等相互关系。这种多重性集中于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读者，而不是像迄今所说，是作者。读者是构成写作的所有引文刻在其上而未失去任何引文的空间；文本的统一性不在于起源而在于其终点。然而这种终点再也不能是个人的，读者没有历史、传记、心理，只不过是把在一个单一领域中书面的文本赖以构成的所有痕迹执在一起的那个人。这就是为什么说以维护读者权利的斗士的人道主义的名义谴责新写作，那是幼稚可笑的。古典的批评从来不管读者，对它来说，作家是文学中唯一的人。我们已不再被这种傲慢的反语式指控所愚弄，良好的社会正是利用这种指控来巧妙地非难它所排挤、忽略、扼杀或破坏的东西。我们懂得，要给写作以未来，就必须推翻这个神话：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