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版《十三邀》第七季 对话彭凯平

许：比如说这一代人受过巨大的一个创伤，这一代人体验过集体的很大的力量，一个社会它怎么传递这些东西。

彭：这就是心理学家发现让我们沮丧的地方，就是这种传承下来的，不是时代精神，时代精神很难传，传承下来的是文化，几千年没有变的这个文化基因，时代精神它就是一代人，30年换一代。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意识得到，我们无法走向下一代的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因为他是要叛逆的。

 

许：而且他们是要反叛你，你越这样我越要反过来。

彭：代沟永远存在的。我都不指望，把我们80年代那种青春勃发的开放思想告诉下一代，他们不一样的。没有必要担心下一代会受我们的影响。

 

许：这一点什么时候你比较明确地意识到？

彭：我是这几年。我刚回国的时候还充满了理想主义，我觉得我可以影响下一代，让他们更加继承我们的思想传统对吧。虽然我的影响还在，大家也尊重我对吧，我将学术大家肯定是听的，但是我讲这些人生道理，其实已经对下一代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也不能没有任何，就是说有限。

 

许：那你有挫败感吗？

彭：没有，我现在有一种超然感。

 

许：所以你的心里没有高下之分

彭：我觉得没有

 

许：那并不觉得有一代人他们更勇敢、理想主义更有闯劲，有的一代就更平常？

彭：咱们老一代的那些革命先烈，因为他们那个时代，就他们的责任，我们这一代人做我们的事情，下一代做下一代的事情，这个时代精神是已经被很严格地证实了。但是有一些时代精神可能会慢慢地成为民族的精神，或者文化的精神但是也不要高估它。

 

许：回到年轻时的，有哪些学术领袖，他们的思维对你会有一个最直接的刺激？

彭：我个人感觉社会心理学那些学者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第一个库尔特·勒温，是犹太人，在德国受迫害逃到美国去，创建了团体动力学，就是人如何受到团体的影响，社会的影响。他用了很多物理学的场的理论，当下我们就生活在社会场，我们无时无刻地受到各种能量，社会环境的一个影响，所以他的学术观点对我影响很大。第二个就是我的研究生导师尼斯贝特教授，他就发现人的思维的主观性才是生活丰富多彩的地方，就同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每个人看的不一样。差异性，多元性，因为这个本身就是社会的本质，也是人活着的快乐的地方。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塞利格曼，积极心理学家，所以他的一些思想、观点，相信人心向善，人的积极的心理力量一定会战胜邪恶的，龌龊的，庸俗的，消极的心理力量。

 

许：比如我们粗略来讲，您作为一个社会心理学家来重新看，过去比如四十年中国这种变化，怎么用一些简单的概念来讲述这个社会心理的变化？

彭：我觉得我们中国社会心理的变化有点像一个人的成长，就是说青春期总是躁动的，总是开房的，总是充满希望的，所以80年代中国就是一个躁动的青年；到了9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一些开放、自信，中国可以走向世界；现在我们中国处于一个“方向在那儿，前进的目标在那儿，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有点把握不了了，我得成熟成长，我们也不那么亢奋，尤其不要那么愤怒”的状态。

 

许：我看日本那些新的年轻人看得那些剧，就每个人都很习惯在一个自己的小生活里面，现在最流行的爱是一种自爱，就特别爱自己，就是我都怕浪费一点东西给别人，同时又可能经过疫情，我觉得大家又会自我收缩，怎么去重建人跟人更亲密的一个关系？

彭：我觉得是很自然的，因为我始终相信这种社会天性是人类的本能，是一定要跟别人建立联系的，某种意义上都不需要我们心理学家在那指指点点，提什么建议，因为现在老百姓最烦专家提建议，因为我们自己就有这样的一种本能，我们要做的是尽量撤销，各种影响我们交往的条件，把这个藩篱给它拆了，给他打开，所以我现在对我们这代人是有些意见的，就是说我们得好好的做点实实在在的对下一代有意义的事情。

 

彭：蔡元培他们这一代相信改变社会就从改变人心开始。赵元任他教就是语言心理学，而梁启超教的是佛学心理学，王国维教育心理学，你看他们都教心理学。

许：真没有到他们是心理学的创建人，就回到心理学的最初开始，而且它是在一个巨大的转折时期，然后进入中国，其实也是中国人上一次非常强烈的精神危机的开始，就是你始终要相信，人是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是看起来如此失控，或者无力的情况下，仍然有某种意外性，就是大家都很愤怒的时候，我们当然理解这个愤怒，我也可以欢笑，大家都欢笑的时候，我也可以批判，这些东西应该始终并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