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互动仪式链看撤侨题材电影中的身份认同与表达

当下，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撤侨”为题材的主旋律电影在全球语境下展现出大国力量，是主旋律电影的题材的重要来源，也成为宣传国家形象的新方式。由于它成功地建构了互动仪式链，其产生的高度情感共鸣让观众潜移默化强化内心的国家认同，互动主体在情感萌发与汇聚的情况下，再通过集体仪式表达转化为个人情感，带来情感共鸣。 2018年春节档《红海行动》以快节奏叙事还原“也门撤侨”的真实事件，点燃观众的爱国情怀。2018年后《家园行动》、《万里归途》等以撤侨为题材的主旋律电影开始走向观众视野，这些电影为弘扬国家形象、明确国家立场、保证公民人身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互动仪式链”理论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提出，他认为互动仪式的核心是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并对互动仪式的要素与结果进行了详细论述，深刻探究了人们在人际互动中的情感交流与变化，指出互动仪式的起始条件或者说是组成要素包括四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场所、对局外人设定了界限、有共同关注的焦点、分享共同的情感[]。 互动仪式能够带来情感能量，是互动仪式的重要产出结果，运用于主旋律电影中可以将短期情绪转换为长期情绪，并在情绪的转换中缝合意识形态，观众在潜移默化中被询唤。

互动仪式指的是小范围内发生的面对面的人际交流，它形成的前提是人们的身体聚集到同一地点。可见在场性是互动仪式链的重要组成要素，其也是主旋律电影中实现身份认同最直接有效的时空场域。兰德尔·柯林斯认为，亲身在场使得人们能够更加直观地察觉到其他仪式参与者的身体表现和发出的信号，更容易使参与者产生相同的节奏，从而达到主体间性状态。在主旋律电影中，主人公第一时间掌握现场情况，受到特定时空的氛围影响，这种面对面交流的形式让仪式的发生的过程对环境和情绪产生直接的影响。撤侨现场的“中国海军所设安全区，闲人勿进”尽显霸气，身份成为是否能离开危险的唯一标识。在场的身份的指认成为互动仪式的重要表征，在2011年的利比亚撤侨事件中，由于港口人员混杂，有人丢失护照，中国的侨民以单位、以国旗为中心集合，通过唱国歌来辨别身份。此刻，护照、国旗、国歌是仪式的呈现方式，也象征着身份。而根据利比亚撤侨改编的《万里归途》没有展现国歌的仪式感，却刻画了护照，尤其是外交官护照作为“通行证”的内在力量；尤其在第一批撤侨途中，外交官在喇叭中斩钉截铁的让侨民举起手中的国旗和护照，要带他们回家。”身份的在场可以直观的感受到“中国公民”身份带来的安全感。

撤侨事件发生在在场的中国公民身边，彰显着国与民一体的大国担当，撤侨关系侨民，侨民关系千万家庭，撤侨事件便成为观众积极关注的客体事件，如此观众才会参与到仪式的互动中。可见，选择共同关注的议题也是互动仪式链的重要因素。互动仪式开始时，参与者将注意力集中于在场性的身份中，通过在场者的参与获得正向情感。建国以来，我国至少进行了十一次撤侨行动，侨胞中的人员关乎许多家庭，尤其近些年灾难不断、战乱不断的背景下，撤侨次数、撤侨人数、撤侨速度都让观众无法忽略主旋律电影中的撤侨题材。在撤侨题材的电影中，观众将注意力集中在危急关头国家保护下的侨胞安全，而侨胞因为中国公民的身份得到保护时从中获得自豪感，因为意识到在场者与自己有共同的身份，自身对祖国的依赖与情感会得到强化。撤侨题材提供了一个载体，使仪式的发生从身份辨别到身份认同的转化。

撤侨事件质询撤侨现场的在场者，主旋律电影通过表现在场者质询观众。前者指在仪式中，人们关注在场者的公共行动，并通过现场的的反馈了解到具有相同身份的彼此处境与意识，会产生共同的情感。后者通过观影意识到共通的情感，而受到单向度的情感交流，形成情感连带。

在仪式互动中，互动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关于电影内容的互动。观众会对电影内容进行深入解读。尤其撤侨题材的电影诞生之前，会有大量的视频片段、照片、纪录片等对相关议题的展现。观众在了解了部分历史情况的前提下，对仪式的接受度更高。反之如果没有先验的历史储备在观看《万里归途》与《红海行动》与《战狼2》等影片时，国旗不仅仅作为身份的符号，而成为刻意凸显国家形象的意识形态表达。而在历史的真实事件与影像中才能真正理解，国旗、护照、国歌所代表的的无奈处境中的身份识别。其二是关于国家实力的展现。撤侨题材作为硬核的工业大片，军队与武器代表着国家形象与国家实力。这里的仪式是《红海行动》中“临沂舰”主炮的击打和副炮的拦截，该仪式以军舰技术的精确制导能力，在视觉景观中感受到国家的实力。这种仪式是国家撤侨的底气，展现出的军事实力也是中国公民在灾难与战乱时仍优先被保护的重要原因。其三是个体状态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个别特写镜头也可被看作仪式的发生，因为其会产生与仪式相同的作用。《红海行动》中，杨锐与爆破手徐宏看着废墟的城市，感叹和平的宝贵。；石头喜欢吃糖的原因等等，都展现出军人的柔软内心，他们也是普通人，也害怕伤痛与死亡。但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只能选择负重前行。神态和情感传达代替仪式的动作，却也起到了感染震撼人心的作用。通过互动仪式链发生机制中带来的情感连带，当撤侨情节被质疑时，产生身份情感认同的观众便会自发维护仪式，会积极参与互动。

通过仪式的互动是为了带来身份的认同与情感的共享。兰德尔·柯林斯认为，互动仪式链是关于情境的理论，它关注情境而非个体，是情境影响了个人。互动仪式在微观情境中产生与进行，进入互动情境后，在场者会产生短暂的集体兴奋，在进行互动时与自己有着共同的身份一起，分享共同的情感，短暂的情绪便会转化为情感能量。而观众在影院观看的过程中，影院观影也获得虚拟而短暂的在场性，以仪式参与者的视角在心理上进行了虚拟的参与。在撤侨题材电影中，对同胞远离危险的时间成为共同关注的焦点，观众在观影中会加深对撤侨事件的理解，感受到战争的残暴、灾难的无情、会看到其他国家的政治态度从而感受祖国对人民的保护，无论是亲吻大地的的内地同胞，还是劫后余生的台湾同胞他们在实现身份认同后对国家的感恩都使观众从撤侨事件中获得能量与身份认同。

观众在互动仪式的影响下，即使观影结束，这种能量会被储存，会在新的仪式中被积累、被唤醒。从纪录片到电影，从《战狼2》将撤侨搬上银幕到最新的《万里归途》，撤侨题材鲜明的主旋律色彩仍旧取得了高票房，一方面是将大制作带来的视听享受，而更重要的是观众渴望了解历史、参与身份认同带来的体验。而观众在多次相同题材不同表现手法中将先前获得的情感能量保持在高端和活跃状态，并保持鲜明的身份立场。可见，撤侨题材另一方面是为了调节并有效的缝合意识形态，形成商业与主旋律共进的选择。

    随着互动仪式的进行，仪式中会形成一种标志和代表物，它代表群体，也使得群体获得身份与归属感。即使互动仪式结束，群体成员也能在其他场合通过它重新唤起成员的身份感。国旗、护照作为身份的能指，在每一次的撤侨工作中成为鲜明的符号，而在不同的撤侨现场又衍生出多种临时仪式。如《万里归途》的删减片段中，在努图边境，为了寻找身份相同的中国人，用车载作为喇叭播放国歌。在撤侨成功后，怒米亚大使馆不约而同唱起《义勇军进行曲》。欢呼拥抱，绝处逢生这是利比亚撤侨的专属记忆；在《战狼2》中护照最后一页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不要放弃！请记住，在你的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而真实的护照后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请各国军政机关对持照着予以通性的便利和必要的协助”《战狼2》对护照用语的仪式化呈现将官方对官方的话语转换为对同胞的叮嘱。仪式强调了国家立场，唤起人民因身份带来的自豪感，该仪式没有在影片中没有发挥具体作用，却在影片之外形成互动仪式。在互动仪式中，个人也会成为群体符号。兰德尔·柯林斯认为，一个人能够成为符号有两种方式，既可以通过直接观察，如政治家或者晚会明星对于在集体仪式中关注他们的观众而言就是一种象征符号，也可以通过间接观察，即把与某人名字相联系的故事与特征作为会话主题。在《红海行动》与《万里归途》中，前者更着力展现集体力量，用撤侨前解救人质任务介绍“蛟龙突击队”，人物鲜明的个性在撤侨中融入集体，个人和集体都得到成长。而后者以宗大伟、成朗的外交官视角，来领略撤侨过程中外交部所展现的的大局意识与智慧谋略，更具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把前者的个体看作仪式，那石头的糖、被珍藏的照片都是形成仪式的符号；而成朗与宗大伟的喇叭也形成了专属的仪式记忆，这种符号承载着成员的身份意义与情感能量，在观看中人物身份随着符号传递而深入人心。

    在参与互动仪式后，观众会生成维护群体团结的道德感。观众会对群体符号更加尊重与重视，并且维护其神圣性。消防员题材、军人题材、医护人员、扶贫攻坚、维和部队等题材成为主旋律电影的重要组成，这些为了人民和国家生命财产安全而拼命的人群，因为岗位的特殊性而远离生活远离观众视野，但是通过电影的重新走入观众视野。观众在参与仪式中形成的道德感正是主旋律电影所要询唤的，只有有第一视角直观的感受到这些特种人员的工作历程，观众爆发的情感能量才会感受到共情，并积极主动成为互动仪式的参与者，并在长期的情感能量作用下成为现实生活的实践者，身体力行的理解遵守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