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转辞
世间悲哀喜乐，嗔怒忧愁，久惑於此。今转之，在己为哀，在他为悲；在己为乐，在他为喜。在己为嗔，在他为怒；在己为愁，在他为忧。在己若扶之与携，谢之与议。故之与古，诺之与已，相去千里也。
世间有悲、哀、喜、乐、嗔、怒、忧、愁等情感，人们长久地困惑于它们之间界限的所在。现在用婉转以尽致的话对它们作如下分辨：对自己说来的哀伤，对他人说来是悲痛；对自己说来的快乐，对他人说来是喜悦；对自己说来的恼怒，对他人说来是生气；对自己说来的发愁，对他人说来是忧虑。这些对于自己和对于他人说来的不同，就像扶持与提携、逊让与让与、过去与古代、承诺与完成之间的分别，看似相近，其实却相差千里。
夫言之术，与智者言，依於博；与博者言，依於辩；与辩者言，依於安；与贵者言，依於势；与富者言，依於豪；与贫者言，依於利；与勇者言，依於敢；与愚者言，依於说。此言之术也。
言说的技艺在于：与聪慧者说话要凭借你的学识渊博，与博学者说话要凭借你的善于论辩，与雄辩者说话要凭借你能要言不烦，与尊贵者说话要凭借你能不卑不亢，与富有者说话要凭借你能落落大方，与贫穷者说话要凭借你能施惠让利，与卑贱者说话要凭借你能谦和平易，与刚勇者说话要凭借你能无所畏惧，与愚钝者说话要凭借你能答难解疑。这就是所谓言说的技艺。
不困，在早图，不穷，在早稼。非所宜言，勿言，以避其口；非所宣为，勿为，以避其危；非所宜取，勿取，以避其咎；非所宜争，勿争，以避其声。一声而非，驷马勿追，一言而急，驷马不及。故恶言不出口，苟语不留耳，此谓君子也。
要想不陷于困境，就须得早有谋划。要想不落于穷途，就须得预先准备。不是所当说的不说，以避免招来祸患。不是所当做的不做，以避免引来危险。不是所当取的不取，以避免留下罪愆。不是所当争的不争，以避免坏了名声。一句话说得不对，即使是四匹马拉的车也难以追回；一句话仓促失当，即使是四匹马拉的车也无法赶上。所以口不吐恶语，耳不听妄言，这才称得上是君子啊。
夫任臣之法，闇则不任也，慧则不从也，仁则不亲也，勇则不近也，信则不信也。不以人用人，故谓之神。怒出於怒，为出於不为。视於无有，则得其所见，听於无声，则得其所闻。故无形者有形之本，无声者有声之母。循名责实，实之极也；按实定名，名之极也。参以相平，转而相成，故得之形名。
任用官吏的原则在于：不明事理的不予任用，狡黠刁诈的不予听从，讲求仁惠的不予亲信，持勇逞强的不予接近，任意而为的不予信任。不因为个人品性而任用人，因而可称之为审慎。努力出自无所谓努力的律法，作为出自本身无所作为的教令。看到了不露形迹的东西，就晓得了所见事物的实质；听见了默不作声的东西，就懂得了你所听声音的依据。所以说，没有形体的东西是有形体的东西的根本，没有声音的东西是有声音的东西的母体。按照名称责求名所指示的事物的实质，这被指示的是实的极致；按照事物的实质确定事物的名称，这被确定的是名的极致。名与实相互检验以求彼此相副，转而使二者相互成全，由此而得以知晓所谓“形名”——事物名称与名称所指的事物实质之表现——的关系。
夫川竭而谷虚，丘夷而渊实。圣人已死，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也。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何以知其然？为之斗斛而量之，则并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平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仁义而穷之。何以知其然？彼窃财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是非窃仁义耶？故逐於大盗，揭诸侯，此重利盗跖而不可禁者，乃圣人之罪也。
河水干涸了，山谷就空虚了；山丘削平了，深渊就被填塞了。圣人死绝了，大盗就不会兴起了，天下也就会宁静而不再有事故了。圣人不死，大盗就不会止息。怎么知道事情会是这样的呢？圣人为人们造出斗斛来量东西的多少，大盗就连同斗斛一并偷了去；圣人造出秤来称量轻重，大盗就连同秤一并偷了去；圣人造出符、印来作为取信的凭证，大盗就连同符、印一并偷了去；圣人确立仁义以教化人们，大盗就连同仁义也一并偷了去。怎么知道事情会是这样的呢？那些盗窃财物的人会被诛除，而篡窃国家的人却能做了诸侯。有了诸侯的门第，就有了所谓的仁义，这不是连同仁义也一并偷去了吗？所以人们会争着做大盗，竞相称霸诸侯。这是有重利可图的呀，盗跖之类大盗所以难以禁止，实在是圣人的罪过。
欲之与恶，善之与恶，四者变之失。恭之与俭，敬之与傲，四者失之修。故善素朴任，惔忧而无失。未有修焉，此德之永也。言有信而不为信，言有善而不为善者，不可不察也。
喜好与憎恶，良善与邪恶，这四者如果由喜好良善、憎恶邪恶变为喜好邪恶、憎恶良善，那就错了。恭谨与险诈，敬重与傲慢，这四者如果恭谨失其本来而成为险诈、敬重失其本来而成为傲慢，那是由于矫饰造作的缘故。所以，喜好素朴、一任淡泊坦荡而不失真情之自然，不去矫饰造作，这才能保持德性的长久。说得信誓旦旦却并不做可信的事情，说得天花乱坠却并不诉诸切实的善行，对于这样的人不可不留心观察。
夫治之法，莫大於使私不行，功，莫大於使民不争。今也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也甚於无法。立君而争贤，是贤与君争，其乱也甚於无君。故有道之国，法立则私议不行，君立而贤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断於法。此国之大道也。明君之督大臣，缘身而责名，缘名而责形，缘形而责实。臣惧其重诛之至，於是不敢行其私矣。
治国的法则，最重要的莫过于使官吏不得曲从私情；君主的功用，最重要的莫过于使百姓不起争竞之心。如今确立了法度而官吏们又怀着私心行事，私心与法度相争，由此造成的混乱比没有法度还要严重。拥立君主而又倡导崇尚贤能，贤能与君主相争，由此造成的混乱比没有君主还要更甚。所以，政治清明的国家，法度一旦确立，私人的恩惠就不再施行；君主一经拥立，贤能之人就不再被推崇。百姓一统于君主，诸事决断于法度，这是国家的大原则啊。贤明的君主督促大臣，依据其自身情形责令其担任有着确定名分的官职，依据其所任官职的名分责求其有相应的表现，依据其表现或行动要求其所当取得的实际效果。臣子们惧怕严酷的刑罚落在自己头上，于是其行事便不敢曲从私心。
心欲安静，虑欲深远。心安静、则神策生，虑深远、则计谋成。心不欲躁，虑不欲浅。心躁、则精神滑，虑浅、则百事倾。
心神要安静，思虑要深远。心神安静才会产生神奇的策略，思虑深远才能使计谋得以成功。心神不可浮躁，思虑不可浅陋。心浮气躁，精神就会迷乱；思虑浅陋，百事就会倾败。
治世之礼，简而易行；乱世之礼，烦而难遵。上古之乐、质而不悲；当今之乐，邪而为淫。上古之民，质而敦朴；今世之民，诈而多行。上古象刑，而民不犯教，今世有墨劓，不以为耻，斯民所以乱多治少也。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汤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铭。此四君子者，圣人也，而犹若此之勤。至於栗陆氏杀东里子，宿沙氏戮箕文，桀诛龙逢，纣刳比干，四主者乱君。故其疾贤若仇，是以贤愚之相较，若百丈之谿与万仞之山，若九地之下与重山之颠。
清平之世，礼仪简约而容易践行；混乱之世，礼仪繁琐而难以遵从。上古的音乐，质朴而不哀伤；当今的音乐，邪巧而无节制。上古的人们，诚挚而敦厚无华；当今的人们，诡诈而多有伪饰。上古仅有象刑，民众中没有人作奸犯科；当今施用墨、劓等酷刑，人们却不以受到刑罚惩处为耻辱。这便是民众得到治理的时候少而社会混乱的时候多的原由所在了。尧曾经设置大鼓一面，希望人们对他提出规谏；舜曾经树起木牌一块，鼓励人们公开指出他行为的过失；商代发端，汤曾设立主管矫正君主过错的官员；周代伊始，武王曾令人在所用器物上镌刻警示自己谨慎行事的铭文。这四位君主都是圣人，而他们还能如此尽心于自我的诫厉。至于栗陆氏杀死谏臣东里子，宿沙氏戮害谏臣箕文，夏桀诛戮谏臣豢龙逄，商纣剖心虐杀谏臣比干，这四个君主都是暴君，所以他们嫉恨贤臣犹如寇仇。比较这贤明与黑暗，其相差就像百丈的深谷与万仞的高山，就像九地的最下层与九天的至上处。
明君之御民，若御奔而无辔，履冰而负重，亲而疏之，疏而亲之。故畏俭则福生，骄奢则祸起。圣人逍遥，一世罕匹。万物之形，寂然无鞭朴之罚，莫然无叱吒之声，而家给人足，天下太平。视昭昭，知冥冥，推未运，睹未然。故神而不可见，幽而不可见，此之谓也。
贤明的君主治理百姓，就像驾驭一辆没有马缰可抓的奔驰的车，就像背负重物在冰面行走。对于亲近自己的人能同他疏远，对于疏远自己的人能同他亲近。所以，谨慎、节俭就会带来福祉，骄纵、奢侈就会引起祸患。圣人一生悠然自得，管理百姓的所作所为，恬然宁静而没有鞭笞杖击的处罚，漠然淡泊而没有吆喝斥责的声音，但家家富裕，人人满足，天下太平。看到显露的事象，就能知晓深藏的原委，推测于事物运作之前，就能预见到未来的结果。所谓神奇而不可窥知，所谓幽妙而不可闻见，说的就是这一点啊！
君人者不能自专而好任下，则智日困而数日穷。迫於下则不能申，行随於国则不能持。知不足以为治，威不足以行诛，无以与下交矣。故喜而使赏，不必当功；怒而使诛，不必值罪。不慎喜怒，诛赏从其意，而欲委任臣下，故亡国相继，杀君不绝。古人有言，众口铄金，三人成虎，不可不察也。
做一国之君的人不能自作决断而惯于听任臣下，那他的才智就会日益枯竭而权谋就会日益穷尽。意志受制于臣下就不能申示，行动附和于国人就难以掌握国家权力。智谋不足以治理国家，威望不足以行使诛罚，那就无法与臣下以君臣之礼相交了。高兴起来就赏赐，所赏未必与受赏者功绩相称；恼怒起来就诛罚，所罚未必与被罚者罪过相当。喜怒没有节制，赏罚随意而行，而又委弃自己的权力于臣下，于是亡国的事件就相继出现，弑君的惨剧就一再发生。古谚语说：“众口铄金”、“三人成虎”，这道理是不可不明辨深察的啊！
夫人情，发言欲胜，举事欲成。故明者不以其短，疾人之长；不以其拙，疾人之工。言有善者，明而赏之；言有非者，显而罚之。塞邪枉之路，荡淫辞之端。臣下闭口，左右结舌，可谓明君。为善者君与之赏，为恶者君与之罚。因其所以来而报之，循其所以进而答之。圣人因之，故能用之。因之循理，故能长久。今之为君，无尧舜之才，而慕尧舜之治，故终颠殒乎混冥之中，而事不觉於昭明之术。是以虚慕欲治之名，无益乱世之理也。
人之常情在于，说话总想胜过别人，做事总想得到成功。所以明智的人不因为自己有所短就妒忌别人的所长，不因为自己拙笨就怨恨别人的工巧。言论有可褒扬的地方，就公之于众并予以奖赏；言论有可指责的地方，也公之于众并予以处罚。堵塞邪曲不正的路径，清除邪僻荒诞之说的端倪，让臣子们闭口而不肆意乱说，使亲随们缄默而无从传言插话，这可以说就是贤明的君主了。做善事的，君主给予奖励；有恶行者，君主予以惩处。依其所以归服而礼遇他，依其所以进仕而酬报他。圣人凭借这一用人准则，所以能使贤能者为其所用；用人有理可循，所以能够治世长久。当今做君主的人，没有尧、舜的才能而又想仿效尧、舜那样的治理，所以终究会在昏昧迷乱中倾覆，而不懂得觉醒于光明之途。因此，他们只有仿效尧、舜而想达到国家治理的虚名，却对于面前这个乱世的治理无所补益。
患生於官成，病始於少瘳，祸生於懈慢，孝衰於妻子。此四者。慎终如始也。
忠心懈怠于仕途成功时，病情加重于稍有好转时，祸患发生于警觉松弛时，孝行衰减于娶妻生子时。留意到这四者，一个人为人处事就应当谨慎地坚持到最后，一直像开始时那样。
富必给贫，壮必给老，快情恣欲，必多侈侮。故曰尊贵无以高人，聪明无以笼人，资给无以先人，刚勇无以胜人。能履行此，可以为天下君。
富裕者总会很快贫穷，强壮者总会很快衰老。毫无节制地放纵情欲，必定会招致大耻大辱。所以说：不要因为高贵就傲视他人，不要因为聪明就掩抑他人，不要因为伶牙俐齿就先声夺人，不要因为刚强勇猛就盛气凌人。能做到这些，可以成为天下人的君主。
夫谋莫难於必听，事莫难於必成，成必合於数，听必合於情。故抱薪加火，烁者必先燃；平地注水，湿者必先濡。故曰动之以其类，安有不应者，独行之术也。
谋划最难莫过于使人必得听从，做事最难莫过于必得使其成功；做事想要成功须得合于道术，谋略想被听从须得合于情理。若是抱柴加于火上，干燥的一定会先燃烧起来；若是灌水于平地，潮湿的地方一定会先被浸渍。所以说：依其事理去做，哪会有不相宜的呢？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明君立法之后，中程者赏，缺绳者诛，此之谓君曰乱君，国曰亡国。
贤明的君主确立法度后，对符合章程的行为就予以奖赏，对有损于规定的行为就予以惩罚。倘若不是这样，那君主就是乱国之君，国家就是败亡之国。
智者察於是非，故善恶有别；明者审於去就，故进退无类。若智不能察是非，明不能审去就，斯谓虚妄。
才智是用来明确分辨是非的，这样善、恶就有了区别；聪明是用来慎重决定去就的，这样进、退才不会有缺憾。若是人的才智不能用来明确分辨是非，聪明不能用来慎重决定去就，这不是很虚妄吗？
目贵明，耳贵聪，心贵公。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以天下之智虑，则无不知。得此三术，则存於不为也。
眼睛贵在看得明白，耳朵贵在听得清楚，心志贵在公正无私。凭借天下人的眼睛去看，就没有什么看不明白；凭借天下人的耳朵去听，就没有什么听不清楚；以天下人的心智思考，就没有什么不可知晓。懂得了这三种方法，就可以无为而治了。
参考文献：
原文来自古诗文网
《公孙龙子》（外三种）/作者黄克剑/出版社中华书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