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完）

《毛泽东年谱》1959年1月5日

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十三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预算、信用和货币流通》，今天读完这一章。

一

教科书说：“国营人身保险是劳动者在遇有不幸事故、丧失劳动能力或家庭抚养人死亡时得到物质保证的形式之一。”

毛泽东批注：“公社办起来了，就保险了。”

二

在读完第三十三章后，毛泽东说：人民的需要是逐步满足的。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了，也不能一下子完全满足需要。因为需要是不断被创造的。拿过去来说，没有文字，人们就没有对文具的需要，文字产生了，人们对文具的需要也随着创造出来了。拿现在来说，因为发明了电视机，所以人们对于它的需要也随着提出来了。

绝对真理包括在相对真理里面。相对真理的积累，就使人们逐步地接近于绝对真理。不能认为相对真理只是相对真理，不包含任何绝对真理的成分，而到了一天，人们忽然找到了绝对真理。

1月7日   讲话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讲要向共产主义过渡，但是它没有措施。追逐个人名利的事不要搞。工资在四百元以上的干部，永远不再增加工资。党委制打败了一长制。对于资产阶级法权要限制、改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到处强调物质刺激，为什么？一定是没有别的法宝了。

2月4日

下午，读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今天读完这一章。

一

教科书说：“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意味着工业的发展快于农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和农业间的比例，要在更迅速地发展工业的基础上，保证农业生产的不断增长。”

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一段的说法，原则上对。工业的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因此就必须使农业能够和工业得到相适应的发展。在农村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必须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多地增加农产品的生产。

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并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

二

教科书说：“必须合理地分配投资，使重工业和轻工业不论何时都保持正确的比例关系。”

毛泽东批注：“这里只讲了重工业和轻工业，没有讲工业和农业也要保持正确的比例关系。”

三

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劳动能力的人的充分就业和人民福利的不断增长，使患病率和死亡率降低，使人口总数迅速增加。”

毛泽东批注：“总要有个限度，要有计划。”

四

读完第三十四章后，毛泽东说：这本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但是现在还不能说它完全错误，不能说它完全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它说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说了高速度，说了不少令人高兴的东西，这些总是好的吧。看来，这本书是想总结他们本国的经验，因此不能不受本国一些经验的限制。

2月5日

开始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

一

在教科书讲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国家将逐渐消亡处，

毛泽东批注：“国家消亡，需要有一个国际条件。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没有，很危险。”

二

在读到教科书说“这并不是说，社会沿着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发展就不要克服内部的矛盾”时，毛泽东说：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地提起。

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这本书没有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这本教科书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可以说是一些词汇的解说，还不能算作一个科学著作。

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

看来，斯大林在世时定下的这本书的架子，就不太高明。他死后的修改本，内容上删掉了斯大林的一些好东西，增加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不少坏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退步，而书的架子没有什么大的变动。但是，出了一本书总有好处，可以供我们发议论。

毛泽东说：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红旗》转载了，批评那种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的观点，文章写得还好，用了力气，是认真的。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这个问题，争论很久了。有位同志一直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照这种看法，思维只是思维，存在只是存在，思维不能达到存在的彼岸，存在不能被认识，客观不能被主观所认识，这就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最后走到康德那里去。

人们的主观运动的规律和外界的客观运动的规律是同一的。辩证法的规律，是客观所固有的，是客观运动的规律，这种客观运动的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成为主观辩证法。这个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是同一的。这是恩格斯多次阐明的论点。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势必走到反对恩格斯的论点。

当然，思维和存在不能划等号。说二者同一，不是说二者等同，不是说思维等同于存在。思维是一种特殊物质的运动形态，它能够反映客观的性质，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并且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够转化成为事物。

恩格斯举了这方面的例子，也可以拿我们的人民大会堂作一个例子。人民大会堂现在是事物，但是在它没有开始建设以前，只是一个设计的蓝图，而蓝图则是思维。这种思维又是设计工程师们集中了过去成千成万建筑物的经验，并且经过多次修改而制定出来的。许多建筑物转化成人民大会堂的蓝图——思维，然后蓝图——思维交付施工，经过建设，又转化为事物——人民大会堂。这就说明蓝图能够反映客观世界，又能够转化为客观世界；说明客观世界可以被认识，人们的主观世界可以同客观世界相符合，预见可以变为事实。

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

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说的那些话对，思维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说思维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

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论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〇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中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

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要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此外没提其他的具体措施。他还说：浙江省有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情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

2月6日

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今天读完这一章。

教科书说：“在乡村里，对集体农庄住区进行合理的规划，建筑设备完善的、样式美观的庄员房屋，逐渐实现所有集体农庄的无线电化和电话化。集体农庄建设优良的学校、俱乐部、电影院和图书馆，这对于庄员们特别是青年们的共产主义教育具有重大的意义。”

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一段的设想，很好。苏联有一篇文章，介绍红十月集体农庄的变化情况，说原来几个农庄，未合并前很多事情不好办，合并成一个大农庄后这些事情都好办了。现在这个大集体农庄，共有一万人，计划把分散的居民点集中起来，在中心建设一个住三千人的居民点，在此周围建设各住一千人的七个居民点。这个材料很好。

斯大林说过，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这个材料证明，没有合并以前的小集体农庄，那样的生产关系实际上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况。人民公社化前，很多地方都暴露了这类问题。合作社的规模小，土地不能统一使用，要修大中型水库，得利的在下游，受害的要淹掉一部分土地的在上游。。明明应当建设这样的水库，但是因为这些利害关系，无法进行建设。广东的漳市社，山里有很多森林资源，但是劳动力不够，不能采集；山下有很多富余的劳动力，可是不能上山劳动。其他如手工业、运输业等等，也都不能统一安排，妨碍生产的发展。成立大社，组织公社以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2月8日

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十六章《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今天读完这一章，并开始读《结束语》。

一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的分工可以使各个国家作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平等成员，彼此取长补短，因而有可能节约财力和人力，消除国民经济中个别部门的不必要的平行发展，以加快各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每个国家都可以集中自己的人力财力来发展在本国有最有利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有生产经验和干部的部门，而且个别国家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这样就可以在工业中达到合理的 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在粮食和原料生产上达到最适当的分工。”

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一段里面的提法不好。我们甚至对各省都不这样提。我们对各省的提法一向是：凡是自己能够生产的，就自己尽可能地发展，只要不妨碍全局。

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帝国，那时以后，少数时间是分裂、割据，多数时间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统治很严，控制太死，地方没有独立性，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沓沓，懒懒散散，过一天算一天，经济发展很慢。

现在，我们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全国各省又是统一的，又是独立的。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如此。从政治上来说，各省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控制，独立地解决本省的问题，而中央的重大决议，又都是中央同各省商量，共同作出的。从经济上来说，中央要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不要限制、束缚地方积极性。

我们是提倡在全国统一计划下，各省尽可能都搞一整套。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只要能就地取材，就地推销，凡能办的事情，都尽可能地去办。不能办的事情，当然不要勉强去办。这里要注意，原料供应，产品销售，地方应当服从中央的调度安排。

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

二

教科书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发展，以它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完全独立和自主为特点。”

毛泽东批注：“赞成。”

三

在读到教科书说“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都是中小国家，对其中每一个国家来说，发展所有的工业部门，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也是力不胜任的”时，毛泽东说：就某些产品来说，有些国家有这里所说的“力不胜任”的问题。

蒙古人民共和国人口不到一百万，各种东西都搞也有困难。我们国内有些人口少的省，例如青海、宁夏，现在也很难什么都搞。

四

教科书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它是一个大国，人口居世界第一，拥有丰富的种类繁多的自然资源，因此它自然给自己提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任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参加社会主义的国际分工的体系，并享有这个体系的一切好处。”

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段写法可以。要知道这是经过我们同他们争论，才这样写下来的。过去，他们和东欧的一些国家都曾经要我们不搞完整的工业体系。

五

在读到教科书说一九五〇年苏联按优惠条件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亿美元的长期贷款时，毛泽东说：贷款这件事，斯大林在世时，赫鲁晓夫刚上台时，他们做的和这里写的是一致的。

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好，我们要懂得这个原则。根本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只要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就决定社会主义国家总是要同帝国主义国家相对立的，妥协总是暂时的。社会制度变了，这个国家走的方向就要随着改变。

2月9日

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结束语》。

一

教科书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有一些错误的原理，“例如，商品流通似乎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逐渐过渡到工农业直接进行产品交换的必要性已经成熟，低估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的作用”。

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里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两条罪状，不足以服人。

斯大林在他的那本书里说过，有两种所有制就有商品生产。斯大林批评了苏联当时主张消除商品生产的观点，认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三十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通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教科书说斯大林似乎主张立即消灭商品，这个罪状很难成立。另一条罪状是，“低估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领域中，价值规律不起调节作用，起调节作用的只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能够反映这种规律的国家计划。教科书写的这个论点，其实就是斯大林的论点。虽然教科书说生产资料是商品，但是又不能不说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买卖”的生产资料是不转变所有权的特殊商品，不能不承认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这些论点同斯大林的论点，在实质上是差不多的。

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一个真正区别，是前者反对把拖拉机等生产资料卖给集体农庄，而后者则把这些东西卖给集体农庄。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只要阶级斗争存在，战争总有一天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局部战争没有断过。美国帝国主义现在的战略是，在准备大战的条件下，搞局部战争，连锁反应，一个一个地吃掉我们。

二

在读《结束语》时，毛泽东还说：最近，艾登发表了他的回忆录，大骂杜勒斯，说艾森豪威尔也是坏人。书中写了不少我们过去不知道的关于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和争吵。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斗争，列宁看成一件大事，斯大林也看成一件大事，说这是革命的间接后备军。中国革命也吃这一碗饭。我国过去存在着地主买办阶级各派的矛盾，这个矛盾同时反映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正因为他们内部有这样的矛盾，我们善于利用这种矛盾，所以直接同我们作战的，在一个时期中只是一部分敌人，不是全体敌人，而我们常常因此得到了回旋的余地和休整的时间。帝国主义国家当局的回忆录，很值得看看。

三      读完《结束语》后，毛泽东对教科书从总的方面作了以下一些评价。

总的说来，这次读的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是若干观点有严重错误，部分地又是严重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还不能说是完全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书。说它已经基本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目前还不好做这样的结论。

书中讲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说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为剥削者谋利润的经济。不能说是错误的。书里还是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书里讲了高速度、按比例、计划性，等等。这些都是讲马克思主义的。

这本书的基本缺点，是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承认他们国内还有阶级斗争，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

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

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而教科书与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也应当是研究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能够证明是正确的。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

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同时作者们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好？从什么地方开始写起？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

苏联教科书的整个结构是从所有制变革开始，先写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个体经济所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这样一种写法，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是，可以写得更好些。

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也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研究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如何决定产品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是基本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商品的两重性。所以，马克思从商品出发，来揭露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虽然还有两重性，但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由于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社会主义商品的两重性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两重性，人与人的关系已经不再被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如果照抄马克思的方法，从商品出发，从商品的两重性出发，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反而可能把问题模糊起来，不容易使人了解。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按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即：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如果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先写生产资料私有制变革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地主土地私有制变为个体农民私有制，再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个体的手工业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

然后，再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以及这个矛盾发展的趋势和解决的办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然后，再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以及这个矛盾发展的趋势和解决的办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集体所有制本身有个变化、变革的过程，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变化、变革的过程，如体制下放、分级管理、企业自治权等。在我们这里，同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但是有的由中央部门直接管，有的由省、市、自治区管，有的由地区管，有的由县管。都是全民所有制，归谁管，归哪级管，只要一个积极性还是要两个积极性，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经常注意解决的很关重要的问题。

人民公社管的企业，有的具有半全民半集体的性质。中央部门管的和地方各级管的企业，都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有没有这种自治权，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

关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苏联教科书只有一句空洞的话，即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没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教科书没有写这方面的文章。

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当然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在所有制方面还要有它的变化，有它的发展。但是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

例如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而在这十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

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们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前途，不想到远景，那还有什么千里旅行的兴趣和热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