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音：太康之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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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锦帆游侠
在皇帝、宗室和士族的共同协奏下，新王朝唱响了序曲。但在这部乐曲之中，仍然散发着一些杂音。
散骑常侍傅玄的一封奏疏，正是这些杂音的开始。
“之前的历代君王掌御天下，靠的是用上层教化百姓，下层则互相议论彼此的德行来规范百姓的行为。魏武帝以来，喜好用法术来治理天下，以至于当时以刑名之术为重。魏文帝追求通达放旷以至于天下轻视守节的行为。现在纲纪不正、浮夸虚华的风气充满朝廷，正是这一行为带来的后果。陛下现在受禅登基，弘扬尧舜之风，却没有选拔礼法和道德高尚的臣子以彰显风节，也并没有斥退虚浮鄙陋的臣子以作为惩戒，因此臣才就这个问题上疏，希望陛下对此能有所改观。”
傅玄的奏疏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世家大族们掌控着朝廷话语权的同时，旧有的体系也被打破。新王朝就此面临着这样一个现状：大族们致力于营筑自己的家门，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奢靡生活；而小族们由于没有了出头之日，对于政治自然也不如之前那样敏感。于是朝政没有什么人管了。
对于这个意见，司马炎认为有道理，接受了傅玄的意见，然而司马炎却发现，这个意见并无法实施。
虽然傅玄在教育、思想、文学这些方面都是晋王朝数一数二的人物，但就这个问题上，傅玄犯了书呆子气：遇见问题先从古人身上找办法。
其实傅玄所指出的问题，还要回溯到九品官人法的出现上。
之前提过，汉末的时候，地方大族对官员的选拔以及朝政的干预上的影响力都非常大，大家觉得你行，就能形成舆论以作为你当官的跳板。由此，中央并不能很好地掌握选官上的话语权，同时这也让中央对地方的掌控逐步削弱（详见拙著《代魏立晋 第二节 浮华》）。由此在政治上，皇权和士人阶级的冲突日渐加剧。
针对这样的背景，汉末的皇帝们运用了多种方式进行尝试：外戚、宦官先后登场作为抗衡士人的力量，党锢之祸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而汉灵帝甚至采取卖官鬻爵的方式彰显皇权的地位：你们士人不是牛逼吗？老子是皇帝，立下规矩，有钱就能当官，没钱你就滚蛋吧！
但东汉皇帝们的抗争最终还是失败了，这也成为汉王朝崩溃的原因之一。在曹魏的探索下，九品官人法应运而生，皇权从地方大族手中抢过了选官的话语权。从此以后，民间不能随意品评人才、推荐人才甚至妄议朝政。
九品官人法从表面上看，是皇帝觉得谁行谁就能当官。其实另有玄机。
哪家世家大族越靠近皇权，就越能拥有显赫的地位。这正是九品官人法传递的信息。
皇权找到了新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地位。而世家大族和皇权就此共生：没有皇权的保证，就没有世家大族足够高的地位；而没有世家大族的支持，皇权的影响也不够强大。
汉末以来两股互相抗争的团体终于达成了妥协，形成了政治上的双赢，彼此取得了想要的地位。
自然，作为交换，皇权在政治利益上，也会对士族有所倾斜。
也正因为如此，世家大族必须营筑家门，由此才能从皇权手中得到肯定，从而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而那些小族们竞争不过世家大族，对于朝政也自然没有了兴趣。放旷论玄、奢华浮靡的风气自然也应运而生。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应对方式也应当与时俱进。傅玄这样的书呆子面临问题却从古人身上找解决办法，当然会碰的满头包。
发生在泰始三年的一件事，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这一天，司隶校尉李憙（xǐ）上了一封奏疏，弹劾前立进令刘友、前尚书山涛、中山王司马睦和尚书仆射武陔占据官田的行为，请求贬掉他们的官职。此时武陔已经死去，按律，应当降低他的谥号。
司马炎的处理方式是：将刘友拷问处死作为惩罚。而对于山涛、司马睦这些亲戚免于追究。对于弹劾的李憙，给了份嘉奖了事。中山王司马睦，正是司马懿弟弟司马进的儿子。
世家大族和宗室，就这样在皇权的庇护下显示着自己的政治力量，
这也正是这个王朝为自己所埋下的一颗不安分的炸弹。
但，对于这样的问题，有解决办法吗？
至少对目前的晋王朝而言，并没有。
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就晋王朝的统治者而言，他们能做的是将原本互相抗衡的士族和皇权在内在联系上融为一体，而其中的弊端，也是在解决这样的问题之后所必须面临的。
当然，司马炎也想不到那么长远。在这个新政权所演奏的乐曲之中，他现在要将指挥家的职责做好，不能让某几个音符打乱了协奏曲。自然，他在许多事上需要率先做出表率，以引领新时代的风气。
对他父亲，晋文帝司马昭的葬礼，正体现了这一点。
按古老的礼节，之前的君主去世后，太子应当穿上孝服三十六个月，并且所有臣民都应当长时间穿上孝服以作为对君主的祭奠。汉文帝体恤臣民，规定所有臣民服孝三天之后就可以脱下孝服，太子也只用服孝三十六日，这项临时的制度逐渐成为了后世君主仿效的行为，是为“以日易月”。
因此，按规矩，司马昭的丧事，臣民也都服孝三日等葬礼结束后该干嘛干嘛。
但三十六天后，司马炎虽然脱下了孝服，但仍然戴着白冠，平日也食素以表示对死去父亲的哀悼，哀伤的神情和丧礼上也一模一样。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八月，等司马炎要拜谒安葬司马昭的崇阳陵的时候，大臣们觉得这样不行：本来夏天就热，皇帝老这么保持低落哀伤的情绪，时间长了不得把身体拖垮了？
大臣们纷纷劝阻司马炎不要这样伤身体。
“不要紧，朕只要能瞻仰陵墓，身体、精神自然就会好。”司马炎回答。
不但如此，为了体现自己对孝道的尊崇，司马炎还准备重新穿上丧服，为此专门下了一道诏书：“汉文帝不让天下的臣民都为他的去世而悲哀，这也是他作为帝王所拥有的至高的谦逊品质。但朕要拜见先人的陵墓，又怎么能忍心不穿丧服呢？朕已经决定穿上丧服，群臣就不用效仿朕的作法，按照旧制行事就是了。”
尚书令裴秀觉得这样不对劲：“陛下您已经脱下了丧服而现在又穿上，这样做在礼法上也没有依据。并且，如果君王穿丧服而臣下却不穿，我们这些做臣子的难道会心安吗？”
这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司马炎就坡下驴：“朕只是担忧自己的哀伤之心不能充分地表达出来，并不在意丧服的穿着与否。既然诸位有如此殷勤的好意，朕就不忍再违背了。”
退朝后，羊祜就这个问题对傅玄发表了看法：“以礼法而言，三年的丧期内，即使尊贵为天子也要身穿孝服。但是汉文帝却将它废除了，以至于毁坏损伤了礼仪，我常常因此而叹息。如今天子至孝，虽然除去了丧服，仍实行丧礼。假如能借此机会恢复先前的礼制，难道不也很好吗？”
傅玄回答：“以日易月的做法已经持续了数百年，要恢复古制，实在是难以做到。”
“就算不能使天下人都遵从礼法，那么暂且让陛下重新穿上孝服，不也很好吗？”
“陛下不脱掉孝服，而天下的臣子却脱掉了丧服，这不就是只有父子，没有君臣的行为吗？”
羊祜沉默了，傅玄说的很有道理。尽管司马炎不遗余力推行孝道，但也让所有臣民陷入了两难：如果和皇帝一起尽孝，从上到下都必然大受影响；而如果不和皇帝一起尽孝，又陷入了有父子却没有君臣的悖论。
群臣们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纷纷上疏请求司马炎恢复正常的服饰和膳食，司马炎继续下诏：“每当朕感念先灵却不能穿上孝服的时候，就为此而沉痛，更不要说吃稻米、穿锦绣了。这样只会激起朕的沉痛心情，并不能够缓解朕的哀伤。朕本来出生于儒者之家，礼法传习已久，何至于立即便对自己的父亲改变感情！朕听从你们的已经够多了，你们可以对照孔子回答宰我的话反省自己，无需多言！”于是司马炎以素食素服度过了三年。
两年后，司马炎的母亲文明皇后王元姬也去世了，仿照父亲司马昭的例子，司马炎同样以素食素服继续度过了三年。
所谓孔子答宰我之言，是《论语》中的一个故事。
宰我问孔子：“三年的丧期也太久了，君子服丧三年，就有礼坏乐崩的危险。就像稻谷一样，旧的割掉了，新的又长起来。伴随着钻燧改火，时令变了，岁月改了，我看守丧一年就够了！”
孔子反问：“你觉得你父母死了一年之后就可以吃稻谷穿锦衣，你心安吗？”
宰我回答：“安心啊！”
孔子气得发抖：“君子因为自己的父母死了，在服丧三年的期间做什么事情的心情都没有，才会礼坏乐崩。我问你只服丧一年能不能心安，你居然觉得心安，那你就自己去做好了，不用提倡改丧期的行为！”
转头孔子对自己的学生们说：“宰我这个人，一点良心都没有！”
宰我究竟是怎样的想法，司马炎其实并不关心，他只知道他的服丧发自真心：毕竟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由他的父亲打理好了传承给他的，而他作为这个新政权的君主，也必定要将孝道弘扬下去。对父亲和母亲的感情，是他作为统治者展示的表率。
服丧的事情暂告一段落，然而乐曲中的杂音突然更加响亮，司马炎第一次感觉到登基后的危机。
危机从星象官员的上奏开始。
泰始四年的一天，朝廷掌管星象的官员对上奏：“臣夜观星象，今年恐怕东南方会要起兵乱。”
东南方，正是淮南所在地，而淮南三叛带来的动荡，仍然历历在目。
同时京城也响起了一首童谣：“宫中大马几作驴，大石压之不得舒。”马，自然是司马，而此时东南方向的军事大员，正是淮南都督石苞。
随即，来自东南方的一道奏疏，让司马炎更加感到恐惧。
这封奏疏来自于淮北监军王琛，上面写这一条惊人的信息：淮南都督石苞私下和吴国沟通，打算图谋不轨。
难道，石苞真的要造反？
此时，扬州都督石苞担任这个职务已经有九年多了。以石苞的出身，能在这样一个看家族和身世的时代获得大司马和公爵的高位，已经是他所能取得的最大成就。也正因如此，石苞没有叛逃到吴国的理由：很简单，吴国拿不出比西晋更高的价码，除非此时吴国的君主孙皓将自己的地位禅让给他。
但作为西晋官僚阶层的主干力量的，是曹魏官僚贵戚的子弟。而和他们出于并不一样的社会和文化的石苞，在这群人中显得格格不入。一个出身低微的小人物能取得这样高的地位，这就不能不引起勋贵士族们对他的嫉妒，也因为他的功劳和军权，自然也会带来司马炎对他的猜忌：毕竟对司马炎来说，石苞已经是他的父祖时代的功臣，并不能引为他自己的心腹，司马炎更倾向于用自己熟悉的人来掌控权力。
此时石苞的奏疏也到了司马炎手中：之前荆州刺史胡烈上疏表示吴国军队准备入侵，石苞此时也接到了同样的信息，因而他请求加固淮南的防御工事。此时石苞似乎并没有感受到周围不一样的空气，仍然尽着自己的职守。
但石苞的这道奏疏，让司马炎愈加相信自己的怀疑：淮南三叛的三位扬州都督在反叛前无一例外都是以吴国入侵淮南为理由扩充军备的。
满腹疑问的司马炎问羊祜：“你怎么看？”
羊祜担保：“石苞不会谋反，请陛下放心。”
司马炎仍然不放心。他立即传召石苞在京城的人质：担任尚书郎、散骑常侍的二儿子石乔进宫。
结果石乔不知道哪根筋没搭对，过了整整一天都没进宫。
这就把老爹坑死了，司马炎立即判定：石苞谋反坐实了。
司马炎很快发出诏书，以石苞擅自征调百姓服劳役的理由罢免了石苞的官位，同时让太尉义阳王司马望带领两万中央军屯驻洛阳附近的龙陂作为防备，同时下令镇东将军琅琊王司马伷率领徐州军秘密进逼寿春。
此时石苞仍然不知道朝廷的动向，但他等到了一个人的到来。
他是石苞刚征辟的官员，名叫孙铄（shuò），同样出身寒微。
孙铄出发去淮南上任，途中要经过许昌。
坐镇许昌担任豫州都督的是汝阴王司马骏。作为河内人，孙铄和司马骏是同乡，关系也很好。
“你准备去哪？”司马骏问。
“下官准备去淮南，担任大司马的僚属。”
“这……”司马骏欲言又止：“你还是别去了。”
“为什么？”孙铄很奇怪。
于是司马骏将石苞的事情和盘托出，加上了一句话：“我劝你还是离开石苞，越远越好，不要惹祸上身！”
离开司马骏的孙铄没有犹豫，直奔淮南而去。
“大人，您是否知道现在都在传您谋反？”
“什么？”石苞满腹疑问，他实在想不通自己一片忠心，为何还能被怀疑谋反。
孙铄将自己从司马骏那里听到的消息全都告诉了石苞。
石苞惊呆了，他心绪一片慌乱，不知如何是好。
孙铄立即展现了一个优秀幕僚的素质，告诉了石苞应当怎样做。
很快，石苞立即封存了自己的印绶和兵符，住到寿春的驿站中等候着朝廷使者的到来。
司马炎从使者那里得到了石苞的反应，才得知是虚惊一场，石苞并没有谋反的意图。
但司马炎的面子还是要的，石苞这个扬州都督是做不得了，他还是被免去官职，进京等候发落。
等司马炎接见石苞的时候，看见昔日的美男子如今一片白发苍苍，面容衰老，想起他昔日的功劳，司马炎也动了恻隐之心。
“卿的儿子，险些败坏了卿的家门啊！”司马炎给了双方一个台阶下，把锅甩给了石乔。
虽然蒙受了冤屈，但石苞仍然很平静，接过台阶就下：“是臣的失职，让陛下受惊了！”
石苞很明白，对司马炎而言，自己不是一个能够让皇帝足够信任的臣子，他必须保持低姿态，才能全身而退。
回到家后，石苞立即废除了石乔的继承权，将他禁锢在家里，终身不得出仕做官。
半年后，司马炎想起石苞的功劳，给了石苞一个司徒的虚位让他养老，三年后，石苞得以善终。
作为拥有军权的功臣，相比韩信、周亚夫、邓艾这些人，石苞靠着自己独特的政治智慧，为自己赢得了一个较好的结局，当然，这也和司马炎的宽仁政治有着关系。
但，司马炎的宽仁，并不代表整个王朝的宽仁。
尽管遭遇了一些杂音，西晋王朝上层的决策者们仍然沉浸在自己演奏的乐曲中。高层享受着一切欢娱，但在底下，暗藏着无数严苛、剥削与压迫。
一切矛盾终将爆发，而这个火药桶也将被点燃。
泰始五年，雍凉二州加上以汉中为中心的梁州，各自分出了一块地盘，组建成一个新的州——秦州，担任秦州刺史的，是原本的荆州刺史的胡烈。
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措施，却真切点燃了引线。
参考资料：
[1]三国志. 陈寿
[2]晋书. 房玄龄
[3]资治通鉴. 司马光
[4]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仇鹿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