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余晖

前言：

（辛丑年冬，祖父去世。而今期年。谨以此文，念余祖父。尊长虽去，愿精神常在。）

 祖父本名夏元秀,1935年4月25日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算上他家中一共有兄弟姐妹七人，与其说是农民，倒不如说是渔民。据爷爷的回忆，当年的家应该是现在大连辛海公园附近，他在童年时代就已经能抓一些海物。由于历史原因，他就读于日本人的学校，这些我在高中时与爷爷闲谈中有所了解并将其写下来留作纪念，也附在文中。1954年，爷爷毕业于大连工业学校，与几个同学被分配到了鞍山铁路工程队参加鞍钢大石桥铁矿的铁路建设。而与包头的缘分，还要从国家的一个决策说起。

“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决定在包头建设包钢，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号召来到这里，1957年，22岁的祖父在完成了铁路建设后便从东北来到了包头，同时他也是在这一年入党。

与爷爷一起来到包头的，还有他的母亲、弟弟和妹妹，弟弟叫夏元良，曾是包钢的职工，似乎因工伤早逝，他的孙子则比我小两岁。妹妹叫夏若兰，在爷爷结婚后，家里实在住不下人，妹妹便返回大连。而爷爷就这样带着一家人在包头生活了64年直至去世。家、国、故园，这便是爷爷所经

历的一生。

家：

我是由爷爷奶奶一手带大，爷爷的性格比较中庸，不会因为我得对错而对我进行过多的表扬或批评，我跟他也更亲近一些。而同时我也自认为从爷爷身上所继承的东西要更多。

对爷爷的认知大概要开始于4-5岁左右，那时候爷爷奶奶正在给新房子装修。爷爷总会带着我去看房子装修到什么程度了，只是穿过两三个小区，再过几条马路便能到达的新加，我总是会磨蹭一阵。采几个种子放在角落，看一看蚂蚁今天在干什么，爷爷从来不会催促我什么，一直随着我走走停停。那是我童年记忆中最快乐的旅程，只是我们搬入新房后，就很少再走那条路了。

搬家后没多久我就上了幼儿园，天气好的时候爷爷就骑自行车接送我，天气不好时就坐公交车。刚上园时，爷爷骑车接我回家，在拐弯处没能控制好平衡摔进了路旁的植被里。我看到爷爷脚踝的位置出了很多血，还说着回家后给他找个创口贴。但到家脱下袜子后发现伤口很大，奶奶还要照顾我，爷爷就一个人去了医院，最后伤口处缝了六针。爷爷奶奶还安慰我不要难过，爷爷只是太久没骑过自行车了而已。后来爷爷告诉我，在我上幼儿园前，他骑车带着我却发现我在后座睡着了。他只能下来一手抱着我，一手扶着车一路走回家。如果不是在钢铁大街和林荫路的路口遇到了一个同事的孩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回去。

还有一次大雨，爷爷带我坐公交车去幼儿园。我们两个人一人一把伞，由于我的个子更低，伞尖落下的水总是会滴到爷爷的胳膊上，而爷爷一直拉着我，我就这样看着他的袖子湿了一大片。第二天爷爷就感冒了，尽管奶奶说这并不全是我的原因，但这两件事始终是在我童年中挥之不去的记忆。

在那时，我便发现我有许多幼儿园同学的家长与爷爷奶奶彼此间都相互认识。但那时的年纪，我还并不了解他们两个人所说的“同事”是怎样的概念。

到了小学，我的学校离家几乎只有一条马路的距离，但就是因为放心不下这条马路，爷爷继续接送我上下学。开学的第一天，爷爷与我约好在校门前右手边的第一棵树下等我放学，这一等便是六年。六年的时光中所发生事不胜枚举，只能把当前想到的记录于此。在这段时间中，爷爷每天送我上学，回到家9点吃完早饭就去八一公园和一些老同事一起聊天活动，中午在接送我放学。中午不吃饭，到下午送走我后则去打麻将直到我放学。这样的生活不由得让我羡慕，我也曾调侃爷爷奶奶竟然什么都不用做就有工资拿。后来我大概知道爷爷以前是个什么公司的“经理”。但因为小孩子总是能更快接受新鲜事物，老人们与我相比有事总是逊色一些，我有时还会说爷爷这个经理“水平可不咋样”。后来我还要爷爷跟着我学拼音，可最终也没能学会。后来有智能手机不会打字时，爷爷总说可惜当时没能好好跟我学学。

这段时间有不少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我在此也尽可能的一一详述。首先想到的应该就是每天雷打不动的新闻联播，这是晚上七点钟爷爷奶奶一定要收看的节目，我不仅不能像往常一样随意换频道，还被要求与他们一起看。在那样的年纪里我根本不明白电视里在讲什么，最多也只是记得一些名字罢了。

说起熏陶，如今喜欢看书的习惯也多是从爷爷那里继承而来，晚上看完新闻联播后如果没什么想看的电视剧，爷爷就会回屋看书。躺在床上，右手作出“六”的手势，大拇指和小拇指挡在书的左右两页，剩下三根手指放在书的后面。翻页时才会用上另一只手。若不翻页，那只手多半是搂着我的，那时候爷爷看过最多的就是武侠小说，还有“三言二拍”，丘吉尔回忆录等等。到了以后，喜欢上了老子的《道德经》。还一定让我背下第八篇中“上善若水”的内容。爷爷给我讲到老子所说水的八个优点，纵观古今中外，也就只有毛主席能做到，还跟我一件一件的分析了案例，只是如今也记不得这些了。尽管这样的说法多少有些绝对，但也足够体会出来那一代人对伟人的崇敬之情。

除了这些，爷爷还酷爱苏联歌曲，1985年单位在俄罗斯有项目时，曾托人到俄罗斯买了很多唱片，可是却因为没有唱机而只能放在家里。后来听说花苑里有老式唱机，便骑自行车从友谊大街去花苑花了三千块钱把唱机带回了家。这件事在当时让奶奶很生气，可是后来我才知道家里一直是由奶奶管钱，爷爷每个月的零花钱也只有两百块而已。只有遇到春节中秋这样的节日，零花钱才会涨到300。而那时我也经常会和爷爷一起听这些听不懂的歌曲，夏天时打开窗户，晚风轻轻地吹进屋子里，窗外包钢医院门诊楼的光也跟着照进来。这样的场景虽过去多年，却仍然牢牢的刻在我的心中。

小学毕业之后，我就到了父母家居住，平时也只有中午回爷爷奶奶家吃饭。从初中到高中这段时间与爷爷奶奶之间的交流变得很少。2015年，爷爷80岁生日之后，开始呼吸变得困难，去医院检查后是由于长时间抽烟而导致慢阻肺。爷爷是一个非常喜欢说话的人，以前总是能和八一公园的老同事唠一上午，但这样的病让他不能正常上下楼。2017年初，爷爷奶奶搬入有电梯的新家，从此也告别了八一公园。

后来不能出门，因此只能在家洗澡，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我每逢周日回家给爷爷洗澡已经成了日常。即使到工作后即使没有休息，也要请一下午的假回去。曾有一次洗完澡后，奶奶给爷爷拿出了一件新衬衫。爷爷因为是新的有些不舍得穿，而奶奶反问：“夏元秀啊，你还能再活一个80岁吗？”由此爷爷才换上了那件新衣服。

再后来爷爷又长期与吸氧机为伴，片刻不能离身。后来学会使用智能手机，也算是为最后的时光添上了一些乐趣。

我所认识的爷爷是什么样子呢？大概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建国初期知识分子形象，不计名利，不追求物质。但却对精神生活尤为在意。因为童年时经历过家国破碎，因此对国家的热爱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身体健康时，最爱看的就是

CCTV4的《海峡两岸》。而在家庭中总是抱着老子所说“无为而治”的心态，几乎不会进行任何干预，但却总能与我产生共情。我在上学时学习成绩很差，但却总是爱读些有关于政治历史方面的书，一有时间就会去新华书店买几本。奶奶总会说我就会乱花钱，但爷爷却很高兴，甚至还会看完之后与我一起讨论。在所有的家庭成员中，爷爷是最能理解我的那一个，而他，也是对我影响最深的那一个。如今回头看来，自己身上几乎所有的性格，都能在爷爷的身上找到影子。

国：

爷爷曾就读于大连工业学校，中专学历，毕业后首先被分配到了鞍钢，随后在1957年来到包头支边。按照爷爷自己的说法：自己和一些同学本可以留在生活和工作条件优越的大城市鞍山，但为了国家的建设，依然的选择在内蒙古扎了根，贡献了自己的青春。

爷爷来到包头时只有22岁，而他所属的单位“鞍建包头分公司（似乎是叫这个名字）”后更名为“中国第二冶金建设公司”。这家单位便是如今我所工作的“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前身。值得一提的是，我和爷爷来到这个单位时都是22岁。

爷爷早年的工作经历我已不得而知，只能通过他所写的回忆录大致了解，回忆录的内容也附在段末。再此我只谈一谈爷爷与我提及过的事和我在工作后了解到的一些事。

爷爷平时最爱与我提及的事就是他在建设白云铁矿时外出狩猎黄羊，结果不小心把公家的车开翻到了沟里。因此受了处分，从处级干部降级成了科级。但大约半年后又官复原职。

其次就是1985年去往伊拉克担任一个变电站项目的指挥时的见闻。当时的伊拉克教育医疗全部工费，生态环境优美。他们带领的工人们会抓当地野生的甲鱼等生物吃肉，可当地的伊拉克人却不会如此。人民对当时的当政者“萨达姆”也非常爱戴。只是由于这个项目可能面临亏损风险，大约半年时间后就撤出了。

除了这些，爷爷工作生涯中印象最为深刻的，不是他担任了怎样重要职务时做出了如何重要的贡献。而是在“一号高炉”出铁时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并聆听了总理的讲话。

他也深刻的记得1976年总理去世时的场景，他与几个朋友正在屋子里打麻将，有人来说总理好像去世了。几个人放下了手中的牌出去四处打听消息是否属实。那一代人对国家的热爱从这些事中可见一斑。

爷爷在工作时的经历我知之甚少，即使他曾经总是喜欢在饭桌上提起，但那时的我也几乎不会认真听。知道工作之后，我在知道爷爷曾工作的所谓“管铁公司”和奶奶曾工作的“金结公司”都属于一家单位的分公司。

我工作后才对爷爷的工作经历产生了一些认知，单位有不少人都认识他，其中让我感触最深的一句评价就是“那一代人的精神太值得我们学习了”。

在生活中，爷爷是一个风趣、爱开玩笑的人。而在工作中的状态我却从未见过。值得庆幸的便是在我工作后，通过与一些曾经认识爷爷的老前辈们的交流，让我对他有了不一样的认识。曾经那一代人，为国家建设放弃了一切来到荒漠；而如今的这一代人，很多为了享受美好的生活而前往北上广深。至此不禁想起郑强教授的一句话：“如果人人都往大城市跑，那有由谁来建设祖国的边疆呢？”

2004年时爷爷的中专同学们在大连聚会，爷爷做了一篇自己的回忆录，附文于此：

一、美好的回忆

我们这一代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年代，随着祖国的发展而成长，从年轻时的幼稚，到逐渐成熟和老练。就是这些年青有为朝气蓬勃有志十三名青年，其中有王文华、刘会浦、吴振媛、周建声、果有安、曹德臣、高继成、孙鸿盛、鲍兴武、徐文良、叶桂林、徐显文等人由我带队，在结束了三年紧张而愉快的学习生活，在 54 年 8 月告别了了老师学友和课堂，奔向祖国的钢都鞍山,开始了新的生活，走向社会直接参与了鞍钢的宏伟建设，我们十三个同学分别被分配到鞍钢下属的各种公司，去为建设鞍钢发挥光和热。我和曹德臣等三个人被分配到鞍钢铁路工程队，从此搞起了厂区铁路专业。56 年我以工段长的身份带领数名工长和其他专业人员、百余名工人参加鞍钢大石桥铁矿的铁路建设。几乎每天从厂区到矿山往返走 30 公里，从厂区到矿山仅有 15 里，由于路线沿山行走，坡度大曲线多，直到 57 年才建成。我当时所在单位在 57 年完成铁路建设任务后，按建制支援包钢建设，我和曹德臣同学本来可以留在生活和工作条件优越的大城市鞍钢，可以在科技和学术上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为了支援自治区的经济建设,为了祖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繁荣与进步，我们毅然地选择了生活条件艰苦、工作条件很差的内蒙古，在这里扎了根，贡献了我们的青春。

我参加包钢的第一个项目是一号高炉，当时在铁路队伍里，任专职技术员，负责高炉工地铁路施工的工程技术管理，铁路30 余公里，各种道岔 20 余侣组，土方 30 余万立方米，不仅工程量大，工期短，有许多铁路只能在高炉和其他建筑基本完工后.才能铺设铁路，在临近投产的一个月里，我们日夜奋战，终于保证了高炉按时出铁。

58 年包头突降大雨，将包兰线冲垮，由我带队参加协助抢修铁路的任务，苦战了 20 余天，不仅按期完成抢修任务，而且受到呼铁局和包铁局的赞扬，还带领文工团到包钢来为我们表演，以示感谢和慰问，同时誉我们为战无不胜的“老虎队”。从此“老虎队”在包钢出了名，后来成为建设公司第一个工业学大庆的典型。

包钢建设的第二个项目是一号平炉，这项任务对铁路工程来说，比一号高炉还要复杂。铁路 40 公里，道岔 50 余组，土方50余万m3也只有日夜奋战才能满足工期要求,保证能按时出钢。但在监控出钢时，我们发现有 20 公里铁路 40 万立米的方的钢渣抛场工程，因土方量太大，保证不了工期。为了减少工程量，提出了一个单线螺旋式的抛渣方案代替原设计双轨双向抛渣。后经过批准实施，保证了平炉按时出钢，这个成果在 59 年包头市科技发明展览会上参加了展览。一号高炉出铁时，周总理亲临现场，同我们一起参加了庆祝会，我荣幸地见到了周总理并亲自聆听总理的讲话。

我们在走向社会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经历了鞍钢、包钢两个大型钢铁联浓茨棒澳凡啊企业建设的洗礼，经受了锻炼，提高了本领，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50 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和内蒙古自治区科教文卫体委员会编写出版的“光辉的足迹——献身草原的人们”一书，记载了从万余名支边知识分子中选出两千余名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具备高级职称的科技人员的成果和事迹，当时我也光荣地入选。

布赫为本书亲笔题词:

支边共创千秋业，同志情谊万代传。

刘明祖的题词是:

支边创业，功绩永存。

乌力吉题词是:

内蒙古的繁荣中上记载着你们光辉的一页。

几位主要领导的题词对支边广大知识分子给予了充分肯定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

由于支边多年的贡献，不仅将事绩载入史册而且还荣幸地获得团中央颁发的五一奖章。还被评为包钢先进工作者。

八十年代，由于包钢建设任务不多，工作重点转向地方的工业建设。前后在承建了包头市最大的地方企业——包头糖厂二期工程、白云铁矿水源工程、宣化钢厂工程和市纺织厂工程，这些工程和建设单位共同努力下都提前完成建设任务，并按时投产且不断受到好评。

但承建工程和支援包钢建设过程中，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也曾遇到一些险情，但也都一一化险为夷，因此也才能有今日与同学们团聚于大连。

二、共同高歌《夕阳红》

退休了，在家呆着没事干，还真有点不习惯，想办法我找点事干，我是这样过退休生活的。

第一项任务是读书，主要是武侠小说，有人把“武侠小说誉为老年人的童话”。金庸、古龙、梁羽生、萧逸四大名家的书全部看完。

我最喜欢读的是古龙的小说，他的小说写的离奇，变化莫测,常出人意料，都显得合情合理

第二项活动一-运动，退休后每天打打乒乓球，还组织退休人员参加比赛，每天上午10 点到12 点在公园 1900m 的环形跑道上走 3到6 圈，意守丹田作静功，效果不错。

生命在于运动，我一生和铁路工程打交道，经常走路爬高90 米高的高炉能一直爬到顶，沿着铁路走了十多年，78 年开始打猎，一直打到禁猎。

冬季抱着猎枪在草原大丛林中走一天也不觉得累，晚间吃着自己的猎物，真是别有一翻滋味，现在看来，杀生实为罪过，所以也就洗手不干了。

第三项活动一一听音乐，我最爱听苏联歌曲，因为苏联歌曲有诱人的魅力，我们的电视也经常播放，85 年我们单位承建俄罗斯工程。我托人买了不少唱片，把它录成磁带，有许多我们熟悉的歌曲，百听不厌。我还爱听内蒙古的歌曲，抒情而豪放。

第四养成良好的习惯。我从55 年到98 年抽了 43 年的烟，每天两包都不够，一咬牙在 98 年戒了,现在一切正常。生活规律也很重要，是保证身体和精神健康的重要因素，适当地关心社会国家、世界的变化，让自己超脱一点，保持良好的心态。和自己的孩子要平等相处，获得童心，对保持良好的心态有好处。

夏元秀

2004年5月

故园：

在高中时我与爷爷聊起他童年时在大连的事曾写过一篇文章。爷爷病重后为了让他高兴拿出来给他看，爷爷难得的称赞了我。附文于此：

这一篇日志我想叙述一下家中老一辈人童年时代的一些记忆，从中去感受历史，或许比从教科书里看那些生硬的文字和不熟悉的照片要好一些，这些胜利者的自述，往往把真正的历史披上了一层迷雾，以至于被人们曲解。

我的爷爷于1935年出生于大连的一个贫困家庭，在此要先说明一下当时的大连，这座城市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在日本统治期间，富裕的日本人都在山腰上盖楼房住，而较为贫困的日本人则在山沟里住着平房。日本是在1905年从俄国人的手中抢走大连的，据爷爷所说，总司令、海军总指挥、炮兵总指挥都逃跑回国，只有陆军总指挥留守大连直到战死。当时日本人围着他的尸体鞠躬致敬，最后还在他死的地方修了一座塔楼以纪念他。这倒是让我想起了张自忠将军，日本人也是非常尊敬他的，他战死后日军也仍然鞠躬致敬。因为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所以他们向来尊敬这些宁死不屈的人，即使敌人也不例外。但值得可惜的是，那座为了纪念俄国将军的塔楼后被拆除。

而到我爷爷出生时，日本已经统治了大连整整三十年，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关系已经十分融洽了。而我爷爷家的邻居，既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还有一户白俄罗斯人。所以我爷爷七八岁的时候，除了会说中文之外，还能用日文和日本人进行日常沟通，而且还会几句简单的俄语（但现在忘的差不多了）。我爷爷的母亲是一个富裕日本人家的佣人，据爷爷说，那家日本人对自己的妈妈很好，经常给她一些寿司或者三文鱼，所以我爷爷的童年也是有口福的，有一次带他去万达吃寿司，他还摇摇头说寿司没有小时候吃的日本人做的寿司好，可惜我是体会不到这些了。

有一次，那户人家的孩子有一件呢子大衣不穿了，于是那家日本人就把大衣给了我爷爷，尽管是二手货，但是爷爷把它穿到学校之后还是让同学们羡慕不已。在此我不得不敬佩日本人的和善，当时的大连作为日本领土，中国人想必是没有太高地位的，但日本人能如此关爱贫穷的中国人，的确值得尊敬。而今天的包头，我所生活的城市，外地人还会瞧不起本地人，并在背地里给他们冠以各种贬低的称谓。即使我们中的大部分都是汉族人，即使我们属于一个国家，我们还会有这种各样的种族歧视心理。不过，我也并不能说日本人都是和善的，我只能说，那些残害中国百姓的日本军人，只不过是一批被军国主义洗脑的战争机器罢了。

在我爷爷与日本人的相处过程中，还发生过一件趣事：他在海边钓鱼，不远处坐着一个日本人，日本人用的是可以拉放线的甩杆，而我爷爷的鱼杆则仅仅是在竹竿上绑了一根绳子。但爷爷坐在鱼多的地方，钓的鱼总是比日本人多一些，日本人很奇怪，就跑去问我爷爷。我爷爷骗他说是自己的鱼竿好，于是他跟日本人换了鱼杆，让日本人坐在鱼多的地方，自己拿着日本人的鱼竿坐在了鱼少的地方。一个下午之后，日本人钓到的鱼果然比我爷爷多，日本人很高兴，就拿自己的鱼竿换走了我爷爷的鱼竿。我爷爷把鱼竿拿回家给母亲看，母亲当时还不相信一个几岁的孩子能把日本人骗的团团转。但是那鱼竿从此就成了我爷爷的新“装备”。这故事确实很有意思，那时的孩子也真的算是人小鬼大了，但他们并不像小兵张嘎那样故意捉弄日本人，他们只是单纯的觉得好玩罢了，而那日本人也是自愿换鱼竿的，这也就不能算我爷爷捉弄他了吧。

说完了这些，再聊一聊我爷爷所就读的日本小学。那里自然是不会学习中文的，学校每天早上都会让学生们唱日本国歌，具体的音调我并不了解，但今天的日本国歌也依旧没有换，所以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爷爷说，不唱国歌的时候，他总是和几个淘气的孩子把国歌翻译成中文唱：“海里有大虾，河里有王八，山上有你妈。”若这件事情被写入历史，学者们一定会说这是学生们以爱国主义情怀抵制日本。可实际上，只不过是孩子们自娱自乐罢了。

到了下午，为了避免学生们犯困，学校每天下午上课前都给学生们发一点零食，或是一颗鸡蛋，或是一小盘花生。老师和学生人人都有，吃完之后再开始上课。这件事真是让我听的目瞪口呆，想不到七十年前的日本教育就已经如此人性化。而七十年后的今天，我国一小部分农村学校才有了这样的制度，如果全国普及，恐怕少说也要等十年吧？我并不懂教育，我也没有亲身体会过日本教育，所以我也不能妄自评价其教育水平，但仅就人性这一点来说，日本已经领先我们七十多年。由于我们国家人口众多，连基本教育在有些地区都难以保证，更何况人性教育呢？但不得不说，我们真的需要努力改变现状。

1945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击败日本关东军，在苏联正对大连展开进攻的时候，日本天皇宣告投降，因此大连没有被战争所波及，大连所有的日本人也将要全部回国。爷爷一家听闻后，第一时间到邻居日本人家帮他们收拾东西，可见两家人多么和睦，七十年过去了，爷爷虽然再也没有见到那一家日本人，但这些事却依旧没有忘怀。把邻居送走之后，爷爷就赶紧到那些住在山腰上的富裕日本人家里抢东西，可那时候他去的太晚了，钢琴，家具这些好东西都已经被人搬走了，爷爷只抢到了两个盘子，可这两个盘子对于一户贫困人家来说，也是不小的收获了。值得庆幸的是，这两个盘子至今仍然留在我爷爷的家中。尽管我还未曾见过，但是据说盘子并没有损坏，只是色泽稍退。想想多亏爷爷那时只拿了两个盘子，如果换成一下大的东西，恐怕是留不到今天的。

 

日军撤退后，苏联军队进驻大连，而爷爷学校也因为日本人的撤离而关门。十岁的他为了家中的生计只能去街边卖炸鱼。他记得当时有两个苏联兵来买了两条炸鱼，顺手就扔给我爷爷十元钱。我爷爷摇头示意找不开，苏联兵缺误以为是钱不够，就又给了他十元。爷爷又摆摆手示意，苏联人仍以为不够，但他却把我爷爷当成了黑心商人，似乎是骂了一句什么就走掉了。但这一天爷爷真是赚了不少，平时一天只有两三元的收入，可是这一天突然带回家二十元，可是把家里人高兴坏了。我问爷爷为什么苏联人会这么有钱时，却听到了爷爷这样的回答：“苏联人进大连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抢劫银行。”我在历史书中只知道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我们不会知道苏联人抢走了工厂里的设备，银行里的资产。这就是苏联人的军队，从军纪来看，无论是与日本军队还是中国军队相比，都差之千里。我很奇怪这样的军队是如何战胜德国法西斯的，是因为前线正规军军纪严明呢？还是因为苏军兵力太多以至于量变促成质变呢？

不久后，因为战争结束，所以驻守在大连的苏联正规军都被撤退回国，取而代之的则是刚刚成年服役的新兵。他们来到大连后，已经没有银行可以抢，所以他们只能从百姓手中谋取一些小利益。其中自然也包括我爷爷的炸鱼：一个苏联兵在左侧假装买我爷爷的炸鱼，右边则突然窜出另一个苏联兵抢了一条炸鱼就跑，爷爷赶紧去追，可是回头又发现那个假装买炸鱼的的苏联兵也抢了一条炸鱼跑掉了。即使损失了两条炸鱼，但和那二十元钱相比，还是九牛一毛的。爷爷说，那是大连人对苏联人痛恨至极，称他们为“老毛子”。

苏联人如此蛮横，爷爷和他的小伙伴们也依旧不忘调皮。一个苏联兵问他们“盆”这个词用中文怎么说，爷爷就假装教他：“我是王八蛋。”苏联人也跟着学：“我是王八蛋。”几个孩子听了之后仰天大笑，苏联人却以为是他说的标准，于是一连说了好几遍又扬长而去。至于那个苏联人后来又没有说这个词，我们也就无从得知。在我爷爷的那个时代，抗日战争虽然整整八年，但在一部分地区，两国人民却十分友好。而苏联作为我们的盟国，看似帮助了我们，但却也给我们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可以说，历史注重的是大局观，但平民百姓的日常状况，则只停留在老一辈的回忆中。

我从小到大，去过两次大连，或许是因为那是我祖辈的故土，所以我对那里也颇有一番感情。我想对于大连这个城市，我和爷爷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我只能从老人们的叙述中感受他们的经历，但即使我可以完全体会到所有感情，我也难以用文字去完全地表示出来。我也只能暂且记录下这一切，不让它被老虎滩头的海水抹去了痕迹。 （完）

当年的笔法还很青涩，我也并未对语言进行修改，只希望能保留曾听爷爷将这些故事时最初的理解和认识。

爷爷的故乡在大连，与其说是故乡，倒不如说是籍贯。爷爷22岁离家，大半生的时光都留在了包头，为数不多的几次回去，都是为了看看仍然留在那里的亲人。而我跟爷爷一共去过两次，那是都年纪尚小，只是知道有一个姑奶奶非常照顾我们。后来才知道那是爷爷的妹妹，因为爷爷结婚后家里住不开所以回到了大连。

姑奶奶的大连口音比较重，性格更有东北人的豪爽。虽然只见过两次面，但印象中姑奶奶对我非常好。每次吃海物时都要给我挑最好的。尺寸稍大的鲍鱼可能比ipad mini稍微小一点，后来姑奶奶看我喜欢，还特意把那个鲍鱼壳洗干净后送给了我。

什么是亲情呢？在那个年纪的我只知道爷爷只会在大连喝醉，父亲和母亲说话的声音也大了起来。以至于吵得我们这几个孩子只能去别的屋里玩。

高三时，听闻姑奶奶去世，母亲当即飞往大连。爷爷知道后表现的比较平淡，只是叹息。他总是喜欢把自己的情绪藏在心里，而至于有多难过，也只有他自己才能知道了。

高三毕业，我再去大连游玩了。临行前爷爷还说起：“要是你姑奶奶还在，你还能去看看他。”这次旅行，总算是把儿时不太清晰的记忆补了个七七八八。一共十天，基本是把大连转了个遍。但这一次，我却很难在找到如儿时那般强烈的故土之情。对于这里而言，我变成了一个故乡在包头的普通旅客。家并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亲情所在，这句话令我感同身受。爷爷病重后，也曾希望将骨灰撒入黄河，撒入这个他为之奉献一生的西北土地上。

后记：

跟爷爷的故事数不胜数，再多的文字也难以完全的表达我的心情。也有许多听闻的轶事，因为过于散乱，我也有意的忽略掉了。爷爷最后的岁月里并没有跟我们说过什么事，有印象的就是嘱咐我在工作中要团结大多数。但他只跟爸爸说过感觉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最后几面他见我时都很高兴，甚至面带微笑。而因为他是个不太喜欢表现自己感情的人，所以我也多少有些不好的感觉。爷爷去世后，每想到这些过去的事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至于这篇纪念他的文章要在一年多之后才勉强能够下笔。寥寥万余字，不知落泪几何。即便如此，也仍觉内容空泛，或许以后会再做增补，尽可能的充分记录我所认识爷爷。斯人已逝，但其精神依然如故的照耀着我，如今我承其衣钵，也希望能像他一样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落日留下余晖，待明日初升时依然耀眼。谨以此文，念余祖父。尊长虽去，愿精神常在。

 

（2023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