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污水排海的元凶是资本主义

      就在几天前，日本政府正式开启了核污水排放工程。而针对这个问题，在网络上的讨论中，我们主要看见的其实仍然是针对“日本”这个抽象国体的民族主义式喷击。当然，即便是民族主义的喷击，其动机与目的对于全人类的发展来说也是相对有益的，因为日本政府排放核污水的工程的的确确是一项反人类的，贻害万年的工程，所以这种喷击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话语权力来抵制日本政府的这一行为，或者至少是让网民能够普遍了解到日本政府的罪恶行径。但是，由于民族主义的框架限制，必然也会导致这些喷击无法命中真正的要害，也就资本主义工业化上。当然，这些民族主义叙事中也会有相当一部分相对进步的网民能够认识到这是日本政府的罪恶而不是全体日本人民的罪恶，这相对于民族主义的无差别攻击要进步一些，毕竟即便从现象上来说，日本国内民众也有大批针对核污水排放的反对抗议者。但这种针对日本政府的具体批判实际上也仍然会受到一些民族主义的影响，因为他们还是没有看清真正的元凶实际上是“日本”这个政治结构背后所运转着的整套资本主义工业化体系。

      而“核污水”这一具体的事件背后实际上也有一个更加本质的抽象存在，也就是“工业事故”或者说“工业污染”。而这也就能够最终抽象为我们应当关注的重点，也就是“资本主义工业化”与“工业事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单单的“日本”与“核污水排放”上。理清了这一点，那么就方便理解下面的内容了：首先资本主义工业化并非单纯的公共事业，或者说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全人类的幸福而开创的事业。尽管在此之中作为技术革命推动者的科学研究有一部分的确是拥有着为全人类谋福利的初心，但是只要这种科学技术被收编进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和“科技”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核心逻辑是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而这一逻辑需要靠商品和作为商品的劳动力，以及上述提到的科学技术来作为中介去完成。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存在的意义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来说只是为了能够创造出节约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工业机器，而不是为了什么“造福人类”这种虚伪的政治牌头。当然，这种工业机器的利用也必须建立在这种机器作为不变资本不会过大地占据资本家的生产成本的前提上，否则资本家宁愿采取人工的低效方式也不会采取工业机器。所以，科学技术以及部分科学家为了“造福人类”而研发科技的初心并不能阻止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对于利益与权力的首要追求。

      那么回到“工业事故”的问题上，工业事故以及工业污染所带来的巨大危害为什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的产物这一点，也就可以从上述的资本主义核心逻辑中找到答案了。因为一旦经济利益成了第一位的关注点，那么工业本身的潜在危害性也就顺势成为了第二位的关注点。正如学者王雷所言，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异化，而这种异化最终将会演化成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并且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进行修复。而马克思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资本逻辑的本性所决定的。不断地增殖作为资本运动的最终目的，要想持续这一过程，就必须进行无限制的剥削。这种剥削一方面指向的是工人、劳动者；另一方面指向的则是自然界。而要想扬弃资本逻辑的权力统治，就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且，在资本主义对工业危害的降格处理中，还夹杂着一个不可忽视的结构，也就是政治结构。资本主义政治结构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权力代表，会考虑其自身的权力稳定以及社会稳定。所以实际上针对工业的社会秩序其实是：经济利益排第一，政治权力以及社会稳定排第二，对工业危害的控制则排在第三或更加靠后。不过，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例如爆发了严重的工业事故后，社会舆论具有极大的不可控风险时，那么此时对工业危害的控制就很有可能会在短期内一跃而上成为第一位的关注点。

      所以，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明白，只要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人与自然之间，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工业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必然受到极大的异化，对工业危害的技术处理也就不再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及其政治代表所首要重视的公共事业，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秩序本身就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存在的，所以一切的公共事业包括工业危害控制，社会福利，教育等等，全部都是作为经济利益，政治权力以及社会稳定的附庸物而存在的。当然，或许作为个体的某一个资本家会“赎罪式”地去推进公共事业的发展，但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秩序而存在的经济结构，永远不会是“为人民服务”的理性与高尚的存在。

      归根结底一句话，

     不要把资本主义想得太好了！

      包括政治家也是一样的，作为个体的某些政治家可能会对资本主义产生厌恶而想要把民生提上首位，但是只要不变革最核心的生产关系，作为个体他就永远不可能以一己之力挑战整个全球化资本主义秩序。所以我们要看到作为核心的秩序，而不是只看到作为现象的个体，况且上述“以民为本”的政治个体本身也是建立在极小概率的幻想上的，实际上这种政治家除非遇到百年一遇的极好政治条件，否则他们可能根本没有任何机会上台。例如智利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家阿连德通过选举担任智利总统，是在极小的概率下作为偶然刺入资本主义秩序中的。不过当然，他最终被美国操控的军事傀儡暴力策反，以身殉道的悲剧结局实际上也证实了他这种建立在偶然性上的幻想是根本不可能改变整个资本主义秩序的。

      那么讲了这么多，我想大家也应该可以明白，对工业危害的控制永远是为了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服务的。在资本主义框架下，一项工程的实施在其具体步骤上固然也会考虑工业上的安全隐患与环境污染，但这毕竟不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核心追求，故而也就不会极其重视工业的危害性，对其常态化检查，非常专业负责地去进行技术上的严格审核等等，而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进行技术官僚主义式的经济活动。而这种技术官僚主义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秩序所进一步恶化的政治权力的异化。这一点在此次日本核污水排放以及这一核污染的历史事件源头上都可以得到清晰的体现。并且，让我们回想起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其实这一事件也仍然受到了部分官僚主义的权力异化，部分程度上导致了此次悲剧的发生，具体的细节大家可以自行搜索了解。尽管后来来自苏联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和志愿者们秉持着“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信仰，赴死前往切尔诺贝利前线，用血肉之躯阻止了核泄漏的进一步恶化，拯救了整个欧洲，这值得我们为其歌颂。但是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这起事件的本质，实际上仍然是苏联政府自1956年起背叛了共产主义后所施行的修正主义策略而导致的官僚主义悲剧。而后续的救援行动则是这种高层背叛后，在整个意识形态逐渐坍塌的过程中所最后遗留的来自人民的历史记忆，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记忆在指导着这些高尚的人们赴死救援，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正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自己正在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战斗。而这也是资本主义秩序所永远无法生产出的作为整个社会基调而存在的意识形态力量。而且，上述资本主义对工业的异化所加剧的技术官僚主义也注定了资本主义秩序无法承诺给民众一个完全安全可控的工业秩序，也就是说无论你说得再怎样“科学理性”，民众就是不相信你，也就是所谓的“邻避效应”，你把工厂建在哪都行，就是别建在我家旁边。而这种民众的不信任归根结底也是同构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异化的，毕竟资本主义的核心逻辑就注定了信任的缺席，使得民众永远可以对资本主义政客和技术官僚进行最深的怀疑。

      综上，我们最终可以知道，此次日本核污水排放事件的本质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对工业的异化”，而如果不彻底地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那么这种工业事故以及工业污染的事件就永远不会彻底消失。从20世纪伦敦的雾霾之殇，切尔诺贝利的核泄露，印度博帕尔的毒气泄漏，到今天21世纪的美国生物实验室泄漏，日本福岛的核事故， 黎巴嫩的大爆炸等等，资本主义的工业事故可以说多到数不胜数，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而且除了那些由于新闻业的正义坚守而存在的可以公开查询到的无数事故之外，还有多少未被记录的工伤事故等等被埋没在资本主义的黑暗历史中，我们已无从知晓。所以，在此次日本核污水排海事件中，我们所应当批判的永远不应仅仅是日本，日本政府，而是它背后屹立着的庞大的资本主义秩序。这套秩序一日不被打破，这套秩序的生产核心一日不被变革，等待全人类的生态危机就一日不会停下脚步。

参考文献：

[1]王雷. 泰德·本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D].吉林大学,2023.DOI:10.27162/d.cnki.gjlin.2022.0076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