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逐利与价值承载——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女性形象

电影自十九世纪末传入中国后便迅速落地生根，以生动可感的视觉形象记录并展现着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风貌。在中国电影创作之初，受到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电影以及当时中国动荡的社会环境影响，早期电影创作者大都以商业收益作为电影创作的首要目标，因此十分注重电影的大众性与娱乐性，而影片中对女性形象的展现则成为电影满足大众娱乐需求的方式之一。与此同时，随着二十世纪初思想文化革新运动在中国的不断开展，中国电影创作者的社会革新意识也不断加强，并借助电影这一大众媒体来宣传进步思想以推动社会改革。在此影响下，电影中的女性形象逐渐成为创作者思想观念表达的承载者，早期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便是在这样两种创作思想的交织下具有了多样化的特点。

一、作为奇观的女性形象

中国电影在创作之初便受到好莱坞商业化电影生产制作模式的深刻影响而将电影视为一种商品，加之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因此商业收益成为当时中国制片公司所追求的主要目标。从尝试时期的滑稽短片、“实事影片”到商业竞争时期的古装片、神怪武侠片等，都能看到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影响。而在早期好莱坞商业电影中，常常将女性形象作为吸引观众观看的重要手段。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中指出，经典好莱坞电影往往通过美丽而神奇化了的女性形象营造影像的奇观性，从而在对观众欲望与想象的满足中诱导并吸引着观众的观看。[]在早期中国电影的创作中，也同样表现出通过女性形象迎合大众趣味以获取商业收益的倾向。例如在但杜宇导演的电影中往往十分注重对女性形象的呈现，通过对女性身体、容貌的有意捕捉来营造视觉上的奇观性，从而达到对观众的吸引。电影《盘丝洞》取材自《西游记》中唐玄奘被蜘蛛精骗进盘丝洞的故事，片中对于蜘蛛精美丽的容貌、裸露的身体进行了多次展现，在当时依旧保守传统的社会氛围之下，这种展现无疑有着对观众目光有意迎合的嫌疑。在三十年代的软性电影创作中，女性形象也总是被塑造为观看、欲望的对象，影片中对女性身体的展现成为了电影宣传的噱头。而在孤岛电影的创作中，部分制片公司在备受压制的创作环境下为维持自身运营，将女性形象符号化欲望化以营造视觉奇观，从而提高影片收益。这种对于女性形象的客体化欲望化呈现，在早期电影创作中成为提升电影商业收益的一种有力手段。

二、作为价值载体的女性形象

但是在追求商业效益的同时，中国电影人也不忘秉持高度社会责任感，紧跟当时社会思想文化更新运动的潮流，创作出诸多具有社会进步意义的影片。在此之中，女性形象成为影片思想价值内涵的重要承载者。

首先，在早期中国电影中，往往有着因柔弱的身体、低微的社会地位而饱受欺凌的女性形象，影片通过对女性悲惨经历和命运的叙述来引人同情并发人深思，从而传递出创作者的批判与改良思想。早在1913年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中便已经表现出这种倾向，影片通过展现封建婚姻制度给年轻男女尤其是女性带来的痛苦，表现出对于封建制度的批判意识。而在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中，则以悲剧化的女性命运构建出身处弱势地位、无法掌控自身命运的女性形象，形成了对当时社会中女性所遭遇的不公及压迫现象的批判。

随着国内外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和社会思想文化不断更新，早期电影中的女性形象逐渐从以往被动的、从属的地位中解放出来，不再只能任人支配，而是具有了独立的人格意识以及掌控自我的能力。在二十年代武侠电影的创作中，逐渐出现了“侠女”形象，例如《荒江女侠》《女镖师》《女侠白玫瑰》等。这些影片中的侠女往往武艺高强、英姿飒爽，迥异于以往影片中常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形象。片中的女性不再必然地处于被压迫、欺凌的位置，而是有了行侠仗义、抗拒不公的能力，并不断为自身、为他人做出正义抗争。这种“侠女”形象一方面体现出当时社会思想的进步更新所带来的女性地位的实际提升，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带有进步意识的电影创作者通过电影来重塑女性形象、建立女性地位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努力。

三十年代，在社会思想文化的持续进步以及苏联电影理论及电影创作的影响之下，中国电影人以更为自觉的姿态通过电影艺术推动社会进步。在三十年代左翼电影的创作中，女性形象成为表达影片思想、构建意识形态内涵的重要载体。电影《神女》以为了维持生计、抚养儿子而出卖肉体的“神女”的悲剧故事，表现出创作者对当时社会中女性所遭遇的不公以及生存的艰难所进行的批判。电影《船家女》也通过对身处社会底层的女性的悲剧性命运的展现，揭露并批判了封建阶级对普通百姓残酷剥削的丑恶现象。除此之外，在这一时期的电影中也出现了大量的“新女性”形象，例如《桃李劫》中的女学生、《新女性》中的女作家和女工人、《十字街头》中的女教练员等，而这些“新女性”也往往是进步思想的代表，成为电影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在电影《新女性》中，女作家韦明在女工人李阿英的影响下所发出的“我要活，我要报复”的呐喊振聋发聩，影片通过顽强抗争的女性形象来传递着革命斗争思想。在电影《三个摩登女性》中，女性成为社会革命、抗战斗争的积极参与和引领者，影片中周淑珍始终作为革命的积极倡导者而出现，引领着张瑜逐渐投身到革命斗争中。这一时期的电影通过将在传统中常常代表着“弱”的女性与进步意识和斗争思想相结合，为影片赋予更为强烈的感染力和说服力，进而为宣扬抗战斗争思想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电影在传入中国之初便以生动可感的视觉形象迅速得到了大众关注，并在中国本土得到了积极创作与发展。早期电影作为一种娱乐方式的同时，也对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变迁进行了真实呈现，其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多元化呈现和塑造则成为对当时社会思想变化的有力反映，作为奇观的女性形象与作为价值载体的女性形象共同构成了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图景。也正是在这种电影创作的商业化倾向和思想化艺术化倾向的交织发展之中，中国电影获得了深厚且多元的创作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