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生前死后 北伐失败与造神心理
诸葛亮是世界少有的杰出政治家，更难得的是诸葛亮的人格魅力。优秀的政治家在人类历史上不乏其人，但品格同样出众者寥寥无几。
杜甫的一首诗完美地展现了中国人心目中的诸葛丞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作为一个悲剧英雄，他的成功正由于他的失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任何失败事件中能令整个过程升华为凄美故事的唯一属性，犹如烟花消逝于绚丽之中，令人心望其停驻。既然是古今天下少有的智者，对时局与来世，乃至于其个人的人生轨迹，虽然不能全部把控，但总有一个模糊预期。时人莫之许的“自比管仲乐毅”是诸葛亮对自己能力的估测，同时也说明了他的理想人生。他就是靠着这种理想与自信对刘备提出了建议：
“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
强大的曹操必然是自始至终之敌，而孙权则可以因弱小而成为盟友。这种联弱伐强的持久战策略，与管仲乐毅的事迹相吻合。但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要找到合适的栖身之所，所以诸葛亮接着说：
“荆州交通便利而富有，可以出攻入守，攻略蜀汉、东击吴、越。刘表恰好无能，这是天意！将军没有意思吗？益州如同能产粮食的要塞，汉高用它成就帝业。刘璋也弱，打不过张鲁，张鲁也傻，弄得怨声载道。富有的百姓希求强主庇护，将军是宗室，名声又好，是高士们期盼的依附对象。如果获得荆、益两州为根据，再笼络西边、南边的部落民与东边的孙权，只等老曹触了霉头就有可以逆转形势啦！”
和所有详细计划一样，实施起来未必圆满。荆州最后的结果是被后来鼎足的三家共同瓜分。但老曹也没能阻止诸葛亮与刘备吞并益州的计划，他只在好驯服了张鲁以后草草了事，含恨回老家许昌。
而蜀汉则已经获得了与曹、孙抗衡的实力，只等诸葛亮亲自领兵打服孟获，隆中对里的策略目的总算达成，自此只欠一股能动摇曹家的东风。
可需要注意的是，老曹虽然没有让诸葛圆满的完成既定目标，却并不能制止蜀汉成为鼎足之一。诸葛亮自茅庐之中就打好的如意算盘，为什么最后把算子打到了别人家，其原因只能从诸葛丞相的偶像管仲乐毅身上去对比。
管仲的成功脱不开齐国优越的地理位置，时天下以齐、晋、秦、楚为强，四国全部都是诸侯远离春秋早期博弈中心者。原来参与中原争霸的宋、卫、郑、陈、蔡困居在中原地区互相消耗，却又不能真正获得土地时。齐、晋、秦、楚则兼并了身边弱小蛮夷而化身超级大国。当他们发动规模远大于中原争霸的天下争霸战争时，根本没有衰弱的中原诸侯却发现新的战争成本实在太大，他们根本支付不起，只能在蜗居在夹缝中苟延残喘。
太公望于周初即“求为表海”东居海上。楚国早在周康王时就从丹阳迁到了江汉之间。本在河南的燕国虽然觉动作较晚，却也迁移到了东北僻远处，并成功发展成了七雄之一。而晋国在被三分以后，位处天下中央的韩、魏也迅速衰弱，沦落到四处挨打的境地。
先远离强敌、吞并弱小，才能回过头来争执天下，这正是诸葛亮一开始所想的。
诸葛亮远离纷争中央的选择获得了管仲的基础盘。但此时中原独存老曹一强，所以管仲施展计谋的春秋天地直接被跳过了，诸葛亮所面临的问题类似于乐毅，乐毅要对付强大的“霸国余业”田氏齐国，诸葛亮要对付的是更强势的曹魏。
相比于曹魏和蜀汉之间的差距，燕、齐之间的差距实则要小的多。齐闵王虽然与秦争强，但他自知要比强秦弱小。当他战胜六国成了东方的暴齐时，为诸侯合从所伐的命运也同样降临到齐国身上。齐国没有秦国的地利，只能选择在济西同诸侯联军一战，战败的齐闵王也只能选择出逃，最后被眼见齐国不可救药而变脸的楚国援军所杀。
乐毅伐齐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齐国已经成了众矢之的，而齐国的实力远远不能跟联合起来的五国相比。但蜀汉和东吴即使联合起来，也未必对曹魏有什么绝对优势。况且联弱伐强之所以在春秋战国屡屡失败，本就因为联弱者组织度不够，往往临时变卦坑害队友。而东吴在跟蜀国的联和中，除了一开始获胜在赤壁之战而外。之后所充当的也通常是这种坑队友的角色，甚至临时起意杀了关羽。
乐毅联弱成功所具备的条件，一是齐国为诸侯所畏惧，这才能成功联合弱小。二是一战即败齐军于济西，不给诸侯们变卦的机会。三是在济西一战就打空了齐闵王的老本，使齐国不能反扑。第一个条件正是隆中对的第二步计划，由于曹操强大，孙刘联合在赤壁打的曹操丢盔卸甲。第二个条件则蜀汉从没拥有过，东吴的表现上边已经说过了。第三个条件则是诸葛亮屡次北伐都极力希望制造的效果，然而这种希望从来没有成真过。
在出师表的言辞中，甚至都不在指望东吴能真正起到什么效果。诸葛亮只盼望着东吴能分散一点北方的注意力罢了。
可以说形式在拿下刘璋以后就不再顺利了，隆中对对最终决战的设计：“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在东吴袭杀关羽之后，彻底落了空。“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也因东吴的彻底背盟而破灭，更导致了蜀、吴的严重内斗消耗。“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也只能化作诸葛亮的遗愿，为后世所叹息而已。
没有完美的计划，“天下有变”只能依靠运气，而运气却没有站在诸葛亮一方。于是他在《前出师表》里写道：
“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诸葛亮深知蜀汉的国力发展是难以同北方抗衡的，故此不可长久等待天时，而只能通过一场重大的胜利速战速决。甚至因为刘禅的反战情绪而警告他说：
“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
只能说弱势者永远是困难的，而在困难的环境下坚持更能凸显能力。更重要的是诸葛亮没有辜负刘备临终所托，这种高尚人格要比那些单纯能与逆境斗争的能力难得的多。
隆中对固然不完美，因为那毕竟是弱势者的无奈选择。蜀汉最终以国力差距落败，对于诸葛亮来说也并不意外。“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这十六个字，难道没有说的明白？
只是在后世的庙宇里，却有一些议论不太合适。先引用李大厚黑的一段文字：
宋儒口口声声，尊崇孔子，排斥异端，请问诸葛亮这个人为什么该入孔庙?诸葛亮自比管乐，管乐为曾西所不屑为，孔门羞称五霸，孟子把管仲说得一钱不值，管仲的私淑弟子，怎么该入孔庙?又诸葛亮手写申韩，以教后主，可见他又是申韩的私淑弟子，太史公作《史记》，把申韩与老子同传，还有人说申韩够不上与老子并列，老子是宋儒痛诋之人，诸葛亮是申韩私淑弟子，乃竟入孔庙，大书特书曰“先儒诸葛亮之位”，这个“儒”字，我不知从何说起?
刘先主临终，命后主读商君书，又不主张行赦，他们君臣要研究的，都是法家的学说，我们遍读诸葛亮本传及他的遗集，寻不出“孔子”二字，寻不出《四书》上一句话，独与管仲商鞅申韩，发生不少的关系，本传上说他治蜀严，又说他“恶无识而不贬”，与孔子所说“赦小过”，孟子所说“省刑罚”显然违反，假如修个“申韩合庙”请诸葛亮去配享，写一个“先法家诸葛亮之位”倒还名实相符。
宋尽排斥异端，申韩管商之学，岂非异端吗?异端的嫡派弟子，高坐孔庙中，岂非怪事吗?最好是把诸葛亮请出来，遗缺以《史记》上的陈馀补授。《史记》称：“成安君儒者也，自称义兵，不用诈谋。”此真算是儒者，假使遇着庸懦之敌将，陈馀一战而胜，岂不是“仁者无敌”，深合孟子的学说吗?恐怕孔庙中早已供了“先儒陈馀之位”，无奈陈馀运气不好，遇着韩信是千古名将，兵败身死，儒者也就置之不理了。
时代不一样了，这是一个包容的时代。以前非儒家先贤曾受到的压制已经全部消除。在对待古人名声的问题上，应当消除残留的偏见。
诸葛亮的个人评价，本来是与鲁肃、周瑜相同的。之所以“千古谁堪伯仲间。”除开各人品格，评价者的价值取向也很重要：
《四库全书提要三国志》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寿事迹具《晋书》本传。松之事迹具《宋书》本传。
凡《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其书以魏为正统，至习
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
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
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於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
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於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於
魏，而北汉、南唐迹近於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
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
可以一格绳也。
评价者的境遇与蜀汉类似时，诸葛亮的身价就会和蜀汉一起提高。
《汉晋春秋》别周鲁通诸葛论：
客问曰﹕“周瑜、鲁肃何人也？”主人曰﹕“小人也。”客曰﹕“周瑜、奇孙策于总角，定大计于一面，摧魏武百胜之锋，开孙氏偏王之业，威震天下，名驰四海。鲁肃一见孙权，建东帝之略。子谓之小人何也？”主人曰﹕“此乃真所以为小人也。夫君子之道，故将竭其忠直，佐扶帝宜，尊崇宁时，远主名教。若乃力不能合，事与志违，躬耕南亩，遁迹当年，何由尽臣礼于孙氏，于汉室未亡之日邪？”客曰﹕“诸葛武侯翼戴玄德，与瑜、肃何异？而子重诸葛，毁瑜、肃，何其偏也！”主人曰﹕“夫论古今者，故宜先定其所为之本，迹其致用之源。诸葛武侯龙蟠江南，托好管、乐，有匡汉之望，是有宗本之心也。今玄德，汉高之正冑也，信义着于当年，将使汉室亡而更立，宗庙绝而复继，谁云不可哉！”
习凿齿的这种评价，合于儒教价值观。并且为封建帝王所乐见，故此在中国古代的历史评论里长盛不衰。但习凿齿目的并不是为维护蜀汉，反而是维护臭名昭著的司马家：
（习凿齿）是时温觊觎非望，凿齿在郡，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 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 汉亡而晋始兴焉。引世祖讳炎兴而为禅受，明天心不可以势力强也。（晋书·列传五十二)
并且做这种事的也不只是他一个：
（孙盛）盛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著《魏氏春秋》、《晋阳秋》，并造诗赋 论难复数十篇。《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既而桓温见之，怒谓盛子曰： “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其子遽拜 谢，谓请删改之。（晋书·列传五十二）
可见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事。死诸葛不仅能吓退生司马，而且也能生桓温。当然这都需要活人来完成，唯有一代代生者的维护，价值观才不会死去。
我们试看习凿齿的另一句话：“配天而为帝，方驾于三代，岂比俯首于曹氏，侧足于不正？”则有什么东西一直传承在这5000年中，也就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