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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2019）的时候，成都有家名为“曼扎菩勉”的藏品店关门，一度引发了不小的议论热潮。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人有闲钱和时间去接触一些与宗教相关的东西，其中又以一向被冠上“神秘”、“灵验”的藏传佛教最受追捧。伴随圈子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些经营藏传佛教相关摆件、挂件、法器的藏品店也开始兴起——曼扎菩勉就是这样的一家店铺。

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区区一家宗教工艺品店关门，除了铁粉可能会惋惜以外，有何资本能形成一定规模的话题？——其实关键不是“藏品店”，而是“藏品店卖的什么”。曼扎菩勉最炙手可热的商品是手绘小唐卡挂件，其中又以爱染明王唐卡最受追捧。许多人或是在网络上分享自己因供奉爱染明王而收获姻缘、或是相信这些言论而慕名而去；但公然售卖宗教物件的世俗行为本身违背宗教原则，同时爱染明王本身的争议性也为店家带来了宗教人士的非议，最后在对一系列或主观或客观不可抗力因素的考虑下，店家遂关闭店铺、宣告歇业。

老实说，爱染明王并不是什么名头十分响亮的佛教神祇。虽然都为“明王”，但爱染明王这种“术业有专攻”的单一性人才，在知名度上比不过是个人都听过的不动明王；汉传佛教经典中也甚少提及这位明王，“五大明王”、“八大明王”等说法均不见爱染明王身影——这一方面是因为佛教体系中的“明王”确实很多，而供奉明王的习俗多见于密宗派系，于唐代达到顶峰，其后便随唐密消亡而销声匿迹，另一方面则是爱染明王本身的职能与汉传佛教总体特征格格不入所致；站在流行文化角度，很多人可能都是因为各种文艺作品中的下面这位人物，才多多少少对爱染明王有些许了解——

没错，就是头盔上有个巨大“愛”字前立装饰的直江兼续（1560-1620）。但实际上，这是中文互联网上常见的一个片面说法，直江兼续头盔上的“愛”字其实很可能与爱染明王并无太紧密联系。那么，正好就手头上有幅爱染明王复制画像的势头，谈一谈这位特殊“明王”的二三事。

·最“世俗”明王

爱染明王，梵文रागराज，IAST转写为Rāgarāja，别称“爱染王”、“大爱明王”，最初见于密宗经典《金刚峰楼阁一切瑜伽瑜祇经》（别称瑜只经、瑜枳经）记载，为密宗传法第二祖金刚萨埵（Vajrasattva，梵文वज्रसत्त्व，别称“执金刚”、“金刚手”、“金刚藏王菩萨”）所化法相之一。在这部经卷的“爱染王品第五”中，有如下对爱染明王的记叙：

尔时金刚手复白佛言。世尊我今更说爱染王。一切如来共成就杂法悉地。及画像法。
扇底迦(息灾) 布瑟置(二合) 迦(增益) 嚩始迦啰拏伽多耶阿(敬爱) 毗左噜迦法等(降伏)
尔时遍照薄伽梵。告金刚手言。我已说于一切如来所。曾修学。汝今为诸末法世中善男子善女人等。广说利乐。时金刚手以偈颂曰。
于白月鬼宿 取净白素氎（dié） 画爱染金刚 身色如日晖 住于炽盛轮 三目威怒视 首髻师子冠 利毛忿怒形 又安五钴钩 在于师子顶 五色华髻垂 天带覆于耳 左手持金铃 右执五峰杵 仪形如萨埵 安立众生界 次左金刚弓 右执金刚箭 如射众星光 能成大染法 左下手持彼 右莲如打势 一切恶心众 速灭无有疑 以诸华鬘（mán）索 绞结以严身 作结跏趺（jiā fū）坐 住于赤色莲 莲下有宝瓶 两畔吐诸宝 造像安于西 行人面西对 结大羯磨印 及诵根本明 兼示三昧耶 一字心密语 能成能断灭 一切恶心众 又结金刚界 三十七羯磨 及以本业明 速成百千事 萨嚩（pó）讷瑟吒（zhā） 及诸誐（é）啰诃 加忿怒降伏 一夜当终竟 诵本根本明 结三昧耶印 又令伽跢（qié duò）耶 取红莲花蕊 一百八护摩 一宿即敬爱 又令彼摄伏 取白檀香刻 金刚爱染王 五指为量等 长带于身藏 一切有情类 及诸刹利王 摄伏如奴仆 常结羯磨印 诵大根本明 增益一切福 坚固如金刚 若七曜凌逼 命业胎等宿 画彼形那摩 置于师子口 念诵一千八 速灭不复生 乃至释梵尊 水火风焰魔 顶行之恶类 夜走无边方 一切恶种惹 净行苾（bì）刍众 难调毒恶龙 那罗延自在 护世四天王 速除令失命【1】

紧随其后的“一切如来大胜金刚心瑜伽成就品第七”中，又提到这样一段内容：

时会中忽有一障不从空生。亦不从他方而来。亦不从地出忽然而现。诸菩萨各如醉不知所从来处。时薄伽梵面门微笑。告金刚手及诸菩萨等言。此障从何而来。从一切众生本有障无始无觉中来。本有俱生障自我所生障。无始无初际。本有俱本轮。时障者忽然现身。作金刚萨埵形。于顶上现一金刚轮。足下现一金刚轮。两手中各现一金刚轮。又于心上现一金刚轮。遍身放光。照触会中诸大菩萨。时金刚手白言。遍照薄伽梵。我今欲说此自生障金刚顶法。唯愿许我解说。时金刚手承佛圣旨。而说颂曰。

若诸真言师 持诵真言法 于一散乱心 此障即为便 能夺真言师 所修功德业 若持爱染王 根本一字心 此障速除灭 不得少亲近 常于自心中 观一吽字声 出入随命息 不见身与心 但观字因起 等同于大空 坚住金刚性 全成金体 速转自身分 便同坚固身 如秋八月雾 微细清净光 常住此等持 是名微细定 自性所生障 无得此方便 决定同金刚 三界无能越

时自性障闻此语已。忽然不现。【1】

上述两段偈颂借金刚手（金刚萨埵）之口，详细介绍了爱染王（爱染明王）的护佑成就、供奉方式、画像特征以及真言法加护效果。金刚手提到，爱染明王为末法时代诸善男女说法利乐，最主要的加持为平息灾祸、夫妻和合、裨益敬爱、降伏邪恶；若修道者修持爱染明王法，则可坚定心志、不受业障蛊惑——实际上从金刚萨埵对爱染明王了解颇深、并由其来加以解说就可以看出二者的密切关联，这也印证了二者的化身关系；

就《瑜只经》原本的记载来看，爱染明王和其他明王一样，都有破邪显正、息灾降伏的职能；唯一值得注意的，可能就是其护佑夫妻和合、促使小爱与大爱结合统一的职能，即“二合”与“敬爱”这两点。因此，在密教信仰体系中，爱染明王被一些信众视为与情爱、恋慕、婚姻、交合有关的神祇而被加以供奉；但杂糅女性崇拜的藏密基本很少修持爱染明王法，而是以与爱染明王特征相似的作明佛母（这位佛母还有个很有意思的别称，叫咕噜咕列佛母，下文会进一步提及）为主流，爱染明王崇拜则在与唐密一脉相承的东密（真言宗），以及与东密关联的台密（天台宗）、日莲宗等佛教宗派中发扬光大，在日本扎根下来，并形成具备本土特色的爱染明王信仰体系。

上文所引《瑜只经》译者为“开元三大士”之一的金刚智（Vajrabodhi，669—741）。金刚智为中唐人士，密宗经善无畏、金刚智及金刚智弟子不空三人发扬光大，一度成为唐朝国教，吸引日僧西渡求法，之后由弘法大师空海学得密教正统传承，返日后于816年创真言宗于纪伊高野山，开日本密宗之肇始，包含爱染明王形象的胎藏界、金刚界曼荼罗和《瑜只经》也随空海一起漂洋过海来到日本。在密教日本化过程中，爱染明王也被赋予新的身份和职能：镰仓初期成书的佛书《觉禅抄》（覚禅抄）称爱染明王别名“吒枳王”，这是由爱染明王真言“吽(引) 吒枳 吽(引) 惹(入声)”转变而来；镰仓中期编纂的真言宗典籍《白宝口抄》（白宝口鈔）中则提到，爱染明王在密教信仰体系中的密号为“离爱金刚”，“离”意为厌离尘世众生的爱憎生死等烦恼，“爱”则指代开悟后的菩提之爱、而非尘世之爱，故“离爱”之名实际上是“远离尘俗爱欲”之意。

尽管密宗教义强调爱染明王是摆脱尘世爱憎、追求普世情感的明王，但其并未否认情爱，而是能将烦恼爱欲转换为智慧心、使其外化为更宏大的境界；加之其原本就存在“二合”、“敬爱”等加护，使得这位明王反向收获了更多受众。日本有种说法认为，就字面意义而言，“爱染”与代表纺织业的“蓝染”（藍染）有所关联，因此从事纺织与印染业的工匠都将爱染明王视为职业守护神；爱染明王的“恋爱护佑”、“家庭圆满”等加持效果，也吸引了不少寻求夫妻恩爱、家庭和睦、扭转姻缘的男女。从大约11世纪起，日本民间对爱染明王的供奉延绵不绝，虽在进入近代之后略有衰减，但仍未彻底消失，甚至发展为官方鼓励主导的局面。自1993年起，位于西日本的大阪、兵库、京都、冈山、三重、奈良、滋贺、和歌山8座城市的17座供奉爱染明王的寺院联合设立了“西国爱染十七灵场”（2011年变为16座寺院），每年都吸引无数痴情的虔诚信众进行圣地巡礼，祈求爱染明王加护；

与此同时，由于爱染明王肯定情爱与欲望，许多出入风月场所的男女也会供奉爱染明王，寄希望于明王之力以维系萍水相逢的露水情缘（或金钱来源）。这一极度具有日本特色的风气一直延续到现代，形成所谓“水商卖”（水商売，也称“お水”）信奉爱染明王的奇特景象——“水商卖”，本意指这类行业收入不稳定，受人气、行情、世道影响，如水波般难以预测；虽然这一词诞生较晚，但基本公认其出自代指风月买卖的“泥水稼業”或“泥水商売”，因此虽然各类影视行业者、自由职业者也可被划入此类，但一般情况下，“水商売”都被用作是风俗店、夜总会、牛郎店等“夜生活”相关从业者的代称。作为社会上饱受偏见、引人侧目的特殊群体的加护神，爱染明王被视为佛教中最“世俗”、最特殊的明王，倒也没有什么不妥。

·迅猛如狮子

简要谈完爱染明王的神职以后，接下来结合我手头上的这幅画像、以及其他雕塑或绘画，谈一谈爱染明王的基本造型特征和来源。

这幅爱染明王像的原件为长135.4cm、宽82.4cm的绢本彩绘，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国佛教协会官网上亦有这幅画像的介绍；我手上这幅则是80cm×48cm的3/5宣纸质地缩小版（不含装裱留白区域）。据相关页面介绍，此爱染明王像作于14世纪，但中国佛教协会的页面称其为镰仓时代佛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相关页面则明确标注其属于“Nanbokuchō period (1336–92)”，也就是不含后醍醐天皇“建武新政”的日本南北朝时期的产物。考虑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与中国佛教协会在各自专长领域的差异性，为准确起见，这里以相对较具学术说服力的南北朝时期为准。

爱染明王的造像基本遵循相同样式，大多为通体赤红的三目六臂忿怒明王像——这也是《瑜只经》中所描绘的爱染明王基本特征。那么根据《瑜只经》记载，爱染明王的最主要特征有如下几点：

通体赤红（身色如日晖）-赤红肤色象征烈火与烈日，同时也引申出热情、暴怒、威猛、震慑等含义，一方面象征修道精进，另一方面也象征以威猛暴烈驱除邪恶、守护敬爱慈悲之心的特征，是大爱与大慈悲的体现。佛教众多明王造像中，只有爱染明王、马头明王（马头观音）和虎衣明王（藏密独有，被藏密列为密宗三大祖师之一）为赤红肤色（汉传佛教的虎衣明王亦有青面造像），而这三者在各自的宗派中都具备“以暴制暴”、“惩恶扬善”的特征；

赤红色日轮（住于炽盛轮）-大多数明王造像的身后都是单纯的火焰，比如最著名的不动明王，其背后就是具备光与火焰双重特征的“火焰光”图样；但爱染明王的造像几乎无一例外强调其背后的赤红色圆形日轮装饰。有说法称这是在强调爱染王与金刚萨埵的关系，但更普遍的说法认为这种被称作“织盛日轮”（織盛日輪）的装饰象征佛陀无上的净菩提心，日轮内熊熊烈火象征着智慧，能焚尽尘世的烦恼、执念和爱欲，是爱染明王勇猛心的体现；

三眼（三目威怒视）-诸明王造像大多有多头、多臂、多足或多目的特征，像大威德明王这种四种特征兼有者属于少数，大多数明王都有多目、尤其是三目的特征。两眼之外、眉心之间的竖眼俗称“天眼”或“天目”，与两只正常的眼睛组成法身、般若、解脱三种妙德，在世俗层面则象征着仁爱、智慧和勇气这三种美德。同时，明王怒目圆睁的造型能对不尊佛法的僭越者加以降伏；

狮子冠（首髻师子冠）-明王像的头冠和发髻往往是判别其身份的重要标识，如马头明王就以其头顶的马头状冠冕而得名。爱染明王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在于其发髻上的狮子状冠冕，且狮子冠常为张口怒吼的忿怒相造型。在佛教典籍中，百兽之王狮子也称“师子”，具有一声嘶吼能使其他猛兽噤声静默的威能，“狮子吼”典故便出于此；被刻画为忿怒相猛吼的狮子有降伏怨敌障碍之效，象征爱染明王无畏自在、救济众生之能；

冲冠忿怒之相（利毛忿怒形）-传统造像艺术中为表现人物愤怒的状态，通常会将其须发刻画为相当夸张的造型，典型如“怒发冲冠”、“怒发冲天”者，即发丝向上飘立，如同将头顶冠冕或帽髻顶托起来，日语中将这种造型称“怒髪天を衝く”，常简写为“怒髪天”。佛教中忿怒之相表示以大威德震慑邪祟之物、护卫正道，具体表现为眼睛（大于等于2）圆睁、面部肌肉虬结、露出牙齿，是诸多护法天神的标配特征；部分明王像还会将牙齿刻意塑造为野兽獠牙的形状，如爱染明王为上牙如野猪状翘立，不动明王则上左獠牙咬住下唇左端、下右獠牙咬住上唇右端；

五钴钩（又安五钴钩 在于师子顶）-金刚杵最早是印度的一种武器，后被佛教吸收为法器，象征破灭邪道、无坚不摧。金刚杵造型样式分很多种，甚至不一定是“杵”，常见者有独钴杵、三钴杵、三钴剑（不动明王专属，其他明王所持剑均为普通长剑，唯有不动明王的剑称“三钴剑”）、五钴杵、七钴杵、羯磨杵等。爱染明王狮子冠的顶部有名为“五钴钩”的金刚杵装饰，为杵柄处有一向外延伸钩状结构的五钴杵。五钴，象征密宗最高神·大日如来的法界体性智、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五种智慧，也有五钴杵一侧代表大日如来五智、另一侧代表财、色、名、食、睡五欲烦恼的说法，此外还有认为五钴杵象征五大明王或金刚界曼荼罗的说法；钩是一种前端尖锐的结构，形似箭头或针头，象征以势如破竹的态势攻灭邪恶、为信众灌输仁爱之德，引导其走上正道；

五色华髻、天带（五色华髻垂 天带覆于耳；以诸华鬘索 绞结以严身）-华幔也称华蔓、花幔，是佛堂里以花卉或花卉形金属片结成的装饰用具，作为饰品则多为发饰或佩戴用；天带是指两耳边下垂的狭长带状结构，类似结构出现在肩部则称“羽衣”或“天衣”。密宗将信众修法所求之愿称“悉地成就”，通俗理解就是修道想要获取之物；唐密分悉地成就为“五种法”，分别为息灾（除灾生德）、增益（增进福祉）、降伏（克服邪祟）、敬爱（使人景仰）和钩召（吸引他人），是密宗五佛（五智如来）德行的体现。爱染明王身上华幔有五种颜色，一方面让这位明王形象更加庄严肃穆，另一方面象征其兼具五智如来恩德，对应信奉爱染明王能实现的息灾、二合（替代唐密的钩召）、增益、敬爱、降伏五种悉地成就；天带则象征作为佛陀化身的明王能传递真理教诲；

六臂-人们常用“三头六臂”作为神通广大的代名词，但印度教和佛教造像中“三头”、“六臂”均非极限，六头、八臂、百臂（作为千臂的象征）都很常见。以爱染明王为代表的诸多六臂明王像，其六只手臂分别救济六道轮回中的众生，从下往上的第一双手代表“息灾”，第二双手分别表“敬爱”、“和合”，最上的第三双手则表“增益”、“降伏”，也有第二双手表怀德、第三双手表伏诛之说；

五钴铃、五钴杵（左手持金铃 右执五峰杵）-法铃象征般若心和智慧，摇铃发出的铃声被认为能清净人心、令众生警醒；五钴杵象征五智，示爱染王以开悟众生为己任。值得一提的是，爱染明王持五钴杵的姿势为“反持”，即手腕向外翻扭、展示手中之物状，且爱染明王造像和修持爱染明王法时，所用的五钴杵有“人形杵”（にんぎようしよ）的独特别称；

弓矢（次左金刚弓 右执金刚箭）-弓箭必须搭配在一起才能使用，二者缺一不可，象征“敬爱”与“和合”，是爱染明王致力于促使世人通力协作、实现圆满境地的体现。同时，爱染王弓矢具有平等射落世人心中不正执念、固守其菩提本心之效，“放矢中的”又有一举达成目标之意，引申出破魔除灾、连接男女情爱的内涵，即所谓“爱神之箭”。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在中文搜索引擎中搜索“爱染明王”、“弓/天弓”，有几率会搜到这样一个名为“清丽天弓爱染”的词条。该词条称爱染明王所持弓为“清丽神弓”，这纯属无稽之谈——佛教所有明王中，除孔雀大明王为慈悲相外，其他明王均为极为威猛的忿怒相，和“清丽”沾不上半点关系；明王所持弓矢本身并无名称，顶多以破魔弓、破魔矢相称，爱染王因造像原因而有“天弓爱染明王”的特殊称呼，但“天弓”非弓名，而是这类爱染王造像最大特征为朝天张弓搭箭，故以“天弓”来称呼这类造像。

那么，这个2012年被设为百度词条、早在2007年就出现在百度知道上的错误说法从何而来？其实所谓“清丽天弓爱染”是《战国无双》系列人物稻姬的一把秘传武器，同样的还有后续作品中同角色另一秘武“清丽爱弓”；稻姬这个角色在游戏中以弓箭为武器，而《战国无双》系列的秘传武器多以“神话+武器使用者人设”规律命名，“清丽天弓爱染”、“清丽爱弓”之名确实与爱染明王有关，但“清丽”是指清纯大和抚子人设的稻姬，而不是指爱染明王——总不能指着郭达斯坦森夸他“清纯”吧？

右手莲花花蕾、左手空举（左下手持彼 右莲如打势）-爱染明王最上一对手臂是造像差异性的集中体现。这对手臂右手握含苞待放的红莲华（日语称这种花蕾为“未敷蓮華”），如同手持短鞭欲鞭打某物，象征打散人世迷惘烦恼苦闷之事，以净念调伏侵扰众生的五蕴魔、烦恼魔、死魔、天魔“四魔”，含“降伏”之意；左手则造型不一，主要有空握或托宝珠等。一般认为这只空握拳的手托举着世人无法看见的摩尼宝珠，象征孕育新生、招纳财富，有“增益”之意；

跏趺坐、红莲台（作结跏趺坐 住于赤色莲）-跏趺坐是指左腿盘置右腿上、右腿盘置左腿上的坐姿，此坐法最为稳定圆满、不易使人疲倦（但需要较好的柔韧性），也称“禅定坐”、“莲花坐”或“佛坐”。跏趺坐和莲台是佛教造像最常见的要素之意，象征暝想众生、以待示现，有实现三昧境界、领导众人往生极乐之意；

宝瓶（莲下有宝瓶 两畔吐诸宝）-爱染明王画像通常会表现其莲台下端（前端）有一宝瓶，宝瓶口中喷涌无数宝珠与花瓣。宝瓶象征酝酿无限佛宝、蕴藏三藏经律，表示爱染明王有无尽福德，同样为“增益”的彰显。而在雕塑造像中，这一要素大多因稳定结构的考虑而被略去，或是被设计为雕塑的底座、省略了向外喷涌宝物的特征。

·烦恼即菩提

简要梳理列举爱染明王基本特征后，我们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谈谈这位密宗的“爱神”与其他神祇的关联、以及其造像的一些变体形式。

上文提到，爱染明王的弓矢能连接男女暗怀的恋慕之心，是“爱神之矢”，这让他被日本人尊为情爱之神而加以供奉。很多人可能下意识地就会想到希腊神话中没事乱射箭的那个爱神、以及印度教神话中尽职尽责却被烧成灰的那位苦逼爱神——

这三者确实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很多研究者认为，印度教神话是在吸收东传的希腊神话基础上形成的，随后秉持“拿来主义”的佛教神话又进一步吸收了印度教神话内容。在语言学和人类学领域，有一个概念名为“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languages），这个最早由18世纪英国语言学家威廉·琼斯（Sir William Jones，1746-1794）在1786年提出的假说将梵语、希腊语、拉丁语、日尔曼语、凯尔特语等语言归为一类，认为这些印度和欧洲地区的语言存在大量同义而音近的词汇，极可能是从一种单一原始语言分化演变的结果；

后来，在威廉·琼斯的基础上，一个新学科——历史比较语言学逐渐形成，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者在琼斯假说的基础上提出“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的假设概念，认为这些现代印欧语系的语言均源自一个共享语言文化社会体系的族群；人类学研究者们则基于这一概念，对此类语言使用族群的文化和神话体系进行比较，发现这些文明的神话体系具有许多共同点，因此衍生出“印欧文化”的概念，认为亚欧大陆早期文明很有可能有相同来源、或是有密切交流往来——其中，早期神话体系中生殖崇拜与爱神地位特征的一些关联性，引起了部分印欧文化研究者的注意。

一个基本达成共识的认知是，印度教和佛教神话在不同程度上受波斯、贵霜、犍陀罗等文化来源的影响，而亚历山大东征和希腊化时期的文化交流加深了希腊文化对西亚、中亚、南亚等地文明的影响程度。研究者发现，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厄洛斯在初期印欧神话是地位崇高的创世神，前8世纪时期的希腊诗人赫西俄德（Ἡσίοδος/ Hesiod，活跃于约前750-前650时期）就提出，厄洛斯诞生于世界肇始，与原初之神卡俄斯（Χάος/ Chaos）、地母盖亚（Γαία/ Gaia）等神祇为同辈的原始神，是世间一切爱欲与情欲的体现；诞生自光明的厄洛斯与幽暗混沌交合，射出光明的箭矢，世上有了欲望与情爱，因此才出现繁衍生息、万物才得以降诞——厄洛斯射出弓矢、带来情欲的暗示不言自明，早期希腊神话对爱神和两性生殖的崇拜可见一斑。

虽然自柏拉图开始，厄洛斯被抽离成原始神厄洛斯和阿芙洛狄忒之子厄洛斯两个神祇，但“爱神”这一重要神职、以及“弓矢”的要素得到了保留，并在希腊文化传播过程中被早期吠陀神话吸纳，形成爱欲之神迦摩（Kamadeva，梵文कामदेव，IAST转写Kāmadeva）的形象。迦摩的全名——“Kamadeva”，直译为“爱之神”，其中“Kama”意指两性间的欲情和渴望；一些印欧文化研究学者认为，迦摩那把由甘蔗和五种鲜花制成、能激发被射中者情欲的弓矢是爱染明王弓箭的原典出处，这解释了为何只有爱染明王的弓矢具有增进情爱之效、而其他执弓矢的明王均无此特征——这一说法虽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介绍页也有提及，但并无强有力的学术实证，因此即使是专业研究者也不能断言。

但是，若由爱染明王真言与其名称入手，从语言学角度进行探究，事情就变得扑朔迷离了起来。一些语言学研究者认为，《瑜只经》中的爱染明王一字心明真言“吽(引) 吒枳 吽(引) 惹(入声)”，音节拼写为“Fun Takki Fun Jaha”，其中为爱染王别名之一的“吒枳”（Takki）有源自欲帝明王（Takkiraja/ KamaRaja）、荼吉尼天（Dakini/Ḍākinī，也称“荼枳尼天”）、魔罗波旬（Mara，即第六天魔王或日本密宗中常指代的大自在天）等说法。“吒枳王”译为“Takkiraja”，“raja”直译“拉者”，即“王者”之意，“takki”一说表“女巫”，则“Takkiraja”或有“女巫之王”的含义。问题在于，“Takkiraja”在藏密中指欲帝明王或大自在天，欲帝明王虽与爱染王同为遍体赤红的忿怒尊，但其仅存于俗称“花教”的萨迦派，对应日本密宗的伊舍那天（大自在天别称）、与爱染王是不同神祇；荼枳尼在印度教中是一母夜叉，藏传佛教中称“空行母”，传入日本后，在神佛习合过程中与稻荷神结合、形成骑乘白狐的天女“荼吉尼天”，称荼枳尼就是爱染王的说法在性别上有出入；至于曾诱惑释迦摩尼的魔罗之说，就和破邪显正的爱染明王更加沾不上边——由此可以看出，想要探究爱染明王的真正起源是极为困难的，除迦摩一说略有合理性外，其他说法都只能算推论、本身都存在一些问题或难以自圆之处。

上文提到，爱染明王虽为密宗神祇，但他在藏密中寂寂无名，其爱神职能多数时候由作明佛母（Kurukulla）行使。在造型上，由红度母化身的作明佛母几乎可以视作干着迦摩工作的娘化爱染王，其特征为通体赤红、四臂三目的妙龄女性（虽然传统藏密绘画中完全看不出“妙龄”，甚至有令人战栗之感），头戴骷髅冠，颈挂人首念珠，腰间以虎皮裙饰之，在烈火中脚踩一裸身女魔；其四只手臂中，一臂持莲花钩斧，另有两手张开鲜花缠绕的弓并搭箭于上。有研究者认为，藏密中的作明佛母完全取代了爱染明王在密教体系中的地位；但藏地仍有少数修持爱染王法的修道者，似也证明作明佛母与爱染明王非同一神，而是来源接近、多少都与迦摩有一定关系的两位神明。

（*注：以下为三张风格依次接近藏密绘画原貌的作明佛母像，如无心理预期者请尽快跳过）

接下来，再谈谈爱染明王在日本的几种特殊造像。

密宗传入日本后，经历了漫长的本土化演进过程，这使得许多密宗神佛在日本的造像、职能、名称与唐密、藏密都存在差异，出现一系列具有日本特色的特殊样式。根据《瑜只经》中爱染明王“次左金刚弓 右执金刚箭 如射众星光 能成大染法”的特点，日本密宗有一类特殊的爱染明王造像，特征为其中间两臂分别持莲花蕾和空握拳，最上两臂张弓搭箭、呈朝天射箭状，这类造像被称作“天弓爱染明王”。天弓爱染王更强调爱染明王的“弓矢”特征，但毕竟还是爱染明王，本身没有超出爱染明王的象征含义；

第二类特殊造像为个例，见于日莲宗开山祖师日莲（1222-1282）的《爱染不动感见记》（愛染不動感見記）。《爱染不动感见记》实为两幅画像，分别为《爱染感见记》和《不动感见记》，传为日莲于建长六年（1254）亲眼目睹爱染明王和不动明王显现后留下的记录。在《爱染感见记》中，日莲将爱染明王描绘为双头八臂、骑乘马匹的奇异姿态，为日本唯一一例如此造型的爱染明王像。考虑到日莲开创日莲宗处处标新立异、对其他宗派嗤之以鼻，这可能也是日莲为彰显自己独得佛法真传、与其他大宗名门截然不同而刻意为之；

第三类造像则遵循密宗造像的特殊规律，即并非如实刻画神佛造型、而是仅以神佛的种子梵字代替本尊，是为“见字如面”。这类造像数量极少，其特征是将日轮内坐于莲台之上的爱染明王替换为种子字，称“种子爱染明王图”，体现了密宗传承隐秘的特点；目前可查到的仅有神奈川县横滨市的称名寺有一副，并被列入神奈川县指定文化财名录；

最后一类造像最具特色，是将不动明王与爱染明王合为一体一同供奉的“两头爱染明王”（両頭愛染明王），也称“厄神明王”、“门户厄神”。两头爱染明王像通常为爱染王肩生双头，左为靛蓝色不动明王、右为赤红爱染明王；爱染王原本六臂的中间两臂被替换为不动尊持三钴剑和罥索的靛蓝手臂，最上两臂张弓搭箭（分一侧张弓和天弓两类），最下两臂则持五钴杵和金刚铃。自中世以来，日本佛教就有将此二明王合体共祀的习俗，一般认为最早可追溯到嵯峨天皇时期（786-842）。据说嵯峨帝曾梦见爱染明王与不动明王共现之景，醒后向弘法大师空海提及此事，空海遂将爱染王与不动尊合二为一，创造出具备二者特征的“厄神明王”，以白檀木雕刻三尊塑像，分别置于高野山天野大社（丹生比都卖神社）、山城国石清水八幡宫和今天兵库县的松泰山东光寺，是为“日本三体厄神”（如今仅东光寺厄神明王像存世）。因此，严格来说，全日本所有两头爱染明王像中，只有这三尊能被称作“厄神明王”或“门户厄神”，其他都只能称“两头爱染明王像”。

镰仓时代，日莲在厄神明王信仰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靛蓝肤色的不动明王主导破邪坚固，体现佛教中“生死即涅槃”（生死乃是迷界苦果，人能在生死之间得证涅槃）的教义，赤红肤色的爱染明王执掌爱欲情丝，是“烦恼即菩提”（众生与佛唯一的区别在与是否开悟，前者通过修行即可转烦恼为菩提心，从而开悟成佛）的彰显。二者相互联系、同时具备两位明王的威德与成就，具有息灾除厄和成就本愿的加持。

·爱宕or爱染？

最后，来谈谈本文开端引入部分提到的问题：直江兼续的爱字头盔前立到底是否与爱染明王有关？

这个问题若在中文互联网进行检索，基本上清一色都是“爱字前立出自爱染明王”、“爱字前立代表仁爱”、“因为直江兼续笃信自己是爱染明王转世，所以用爱字作为头盔装饰”云云；但提出此类说法的人既没法举出爱染明王与武士之间的关联性，也没能解释为何直江山城守不选其他前立、偏偏取了个“爱”字的深层原因，大多都是早期互联网你传我我传你的N手消息——这些人可能没细想过，就连一度成为许多网民对战国史唯一知识来源的《战国无双》系列，也从未在秘传武器上将直江兼续与爱染明王联系起来（爱染明王给了稻姬），而是将兼续的秘武命名为“神直毗御剑”、“护法夜叉罗刹”，这说明靠历史游戏发家的光荣自己都不怎么搭理“兼续和爱染王有关”的说法。

实际上，“直江兼续&爱染明王”的组合说法并非中文互联网独创，在日本也有部分人秉持这一观点。一方面，据传直江兼续确曾参拜过供奉爱染明王的驹形山妙高寺；另一方面，很多人认为上杉家有个自诩毗沙门天再世、以“毘”为旗印的佛门大名上杉谦信，那么侍奉上杉谦信、上杉景胜两代的直江兼续肯定也与佛教关系密切，所以会用同为佛教神祇的爱染明王作为头盔前立。

但这两个认知都有些问题：妙高寺公式网址虽然大喇喇写着“供奉直江兼续崇拜的爱染明王”（直江兼続の崇拝していた愛染明王が奉られている），但点进去把整个网页犁一遍，根本找不到任何写着“直江兼续”四个字的条目，反倒提到妙高寺爱染明王深受源赖朝信奉、文禄五年（1594）该寺由真言宗改信曹洞宗、天和三年（1683）江户幕府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授予该寺约10万石领地的永久供养费，甚至连寺院年表也没提到任何与直江兼续有关的内容——换言之，这就是典型的借直江兼续名气招引观光客和信徒的标题党行为；

其次，认为上杉谦信崇拜毗沙门天、所以直江兼续就一定信奉佛教中爱染明王的人忽略了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神佛习合”。简单来说，“神佛习合”就是明治以前日本神道为扩大自身影响力而采取的一种措施，佛教刚传入日本时，受大和朝廷大力扶持而一跃成为国教，早期神道教则因缺乏系统性的教典教义和神权机构而被迫臣从；佛教为扩大其受众范围，提出“佛主而神从”的“本地垂迹说”，将神道教神祇与佛教神佛结合，提出佛的本相为“本地”、佛说法时呈现的各种变身法相——也就是神道教神祇，为“垂迹”，利用这种方式吸引更多神道信众皈依佛门。作为反击，镰仓中后期兴起的伊势神道提出“神主而佛从”的本地垂迹说，反客为主将佛教诸天称作神道诸神化身，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为“神佛习合”。“神佛习合”时期，神道与释道谁都无法吞并对方，神佛始终并驾齐驱，二者之间的转换相当灵活，属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因此，以“佛教”为前置条件，由“上杉谦信&毗沙门天”这一组合等量代换到“直江兼续&爱染明王”，是一种违背当时历史情况的马后炮式片面观点。

再次，佛教中毗沙门天和爱染明王的位次关系，决定了等级观念森严的当时情况下，直江兼续不可能宣扬爱染明王为个人信仰。佛教中，明王均为佛的化身，本身与佛、菩萨一样，具备单独被寺院供奉的资格；而毗沙门天为诸天之一，仅为护法天神，虽在神佛习合过程中出现单独供奉的少数案例，但多数恪守佛教戒律的寺院中，护法天神在位次上是低于明王的——好比一个等级森严的公司里，顶头上司开一辆奥迪，你作为一个部门经理，一天到晚在裤带上拴个宾利车钥匙，合理么？

同样地，这也能解释为何直江兼续的“爱”不太可能是“仁爱”：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在中国虽无先后之分，但在日本，这五种品德存在位次差异；谦信素来以重义形象示人，如果兼续以“仁爱”自我标榜，则是占了在位次上先于“义”的“仁”，属于僭越，想必位列“天下三陪臣”的直江兼续断然不会做出这种自己打脸的事。

那么，兼续之“爱”，如果均不太可能是“爱染明王”和“仁爱”，那最大的可能是什么？结合武士阶级的信仰习惯、神佛习合的特点、以及谦信、景胜两代上杉家当主的信仰，日本国内多数研究者认为，直江兼续的“爱”字前立，应该更有可能是指“爱宕权现”（愛宕権現）。爱宕权现是京都爱宕山山岳信仰与修验道融合的产物，神佛习合过程中获“权现”神号，以地藏菩萨为垂迹神。据江户时代“国学四大人”之一的本居宣长（1730-1801）的说法，“爱宕”出自火神迦具土（火产灵、轲遇突智）出生时烧死母亲伊邪那美的典故，这个害死母亲的孩子被称作“仇子”（あたご），由此引申出作为防火之神的“爱宕”（あたご）；民俗学领域则将其解释为“背面”、“日隐”等含义，强调爱宕权现作为境界与庇护之神的身份。

防火者，自身必熟稔于火，故爱宕权现又具火神职能；火焰的破坏性又赋予爱宕权现军神、战神与胜利之神的身份——这一点在爱宕权现信仰的源头·爱宕山白云寺最为明显，该寺的地藏菩萨像并非常见的慈祥光头禅师状，而是披甲乘马的“将军地藏”（将軍地蔵）。这种特殊造型的地藏菩萨几乎只与爱宕权现有关，后者胜利之神身份反向影响地藏菩萨，让这种造像有了全新的名称——“胜军地藏”（勝軍地蔵）。故爱宕权现的本尊非一般的地藏菩萨，而是具有军神色彩的胜军地藏，二者存在明显差别；

爱宕权现作为军神，自然深受出生入死的武士阶级青睐。从战国时代起，爱宕权现军神信仰迎来井喷期，众多武士将爱宕权现作为自己的守护神——典型案例就是与直江兼续同时代的片仓景纲（1557-1615），其头盔“神符八日月前立筋兜”的前立，就是象征拉满劲弓的八日月（下弦月）和写有“爱宕山大权限守护所”（愛宕山大権現守護所）的木牌；相较之下，爱染明王法虽也有平息战争之效，也有元日战争时真言宗诸僧齐诵爱染王真言慑退元军的传说，但“平息战争”不意味着“打胜仗”，对追逐功名的武士而言没啥吸引力；况且爱染王护佑情爱之事的观念自古有之，极少有人将其作为战神供奉——也没多少武士会闲得发慌找个爱神来护佑自己上战场梭哈。

同时，毗沙门天和爱染明王虽无关联，但毗沙门天和胜军地藏确有因缘。除上杉谦信外，上杉景胜也信奉毗沙门天，其甲胄“紫糸威伊予札五枚胴具足”的日轮状头盔前立上刻有毗沙门天、大胜金刚、摩利支天三位军神的名号，意求军神护佑、出师必捷；

而与爱宕权现信仰同处京都的清水寺，其供奉本尊为千手观音、千手观音两侧胁侍者正是毗沙门天和胜军地藏（三者均为秘佛，每33年展出一次，下次在2033年），该寺还传有毗沙门天与胜军地藏协力御敌的传说；再加上清水寺本身与有军神之称的“田村大明神”·坂上田村麻吕关系密切，清水寺的信仰在武士间自然有较大影响力。与上杉景胜君臣一体的直江兼续始终与上杉家共进退，主君以毗沙门天王为偶像，既求得胜、又不愿僭越的兼续自然会选择具有悠久传统的胜军地藏作为信仰；而胜军地藏的本地神——爱宕权现兼有军神和护佑平安之神的职能，亦对应直江兼续作为上杉家重臣辅弼拱卫主家的职责。

简要总结一下上文的论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在神佛习合时期，神与佛两位一体，因此站在现代角度、将爱宕权现和爱染明王分别归在“神”、“佛”一类是片面的说法，不能因上杉谦信信奉毗沙门天，就认为直江兼续一定就信奉同出佛教的爱染明王；

2.爱染明王与毗沙门天的位次差异决定了身为家臣的直江兼续不会冒僭越之险、选择位格高于毗沙门天的爱染明王作为信仰，“五常”之德在日本的先后差异亦同理；

3.爱宕权现信仰兴于室町末期，以其军神身份在战国时期大行其道，深受武士信奉，而爱染王则无此明显优势；爱宕权现信仰的中心地亦为军神因缘地，具有“榜样作用”与“明星效应”；毗沙门天与爱宕权现化身的胜军地藏二者同为军神，均为武士阶级信奉对象，且二者关系密切，能够解释直江兼续与上杉景胜二人间的君臣关系。

当然，虽然爱宕权现说被认为是直江兼续头盔前立的最合理解释，但直江兼续也不可能爬起来对三种说法逐一臧否，爱染明王说、仁爱说也有其生存土壤和一定的合理性，因此日本史学界对此并无盖棺定论，只是大多数人认为爱宕权现说更符合时代与社会发展情况、可能更贴近直江兼续的考量与生平——但这也并非重点。重点在于，爱染明王说、爱宕权现说、仁爱说体现了儒道释三教在日本的演变与发展方向，三者的共存从侧面反映三教在中古时代末期的位次之争，能够被视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在日本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彼此斗争、相互影响的特殊注脚，对研究日本文化发展史、以及封建时代社会现实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