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唐墓壁画之

太原唐墓壁画之“树下老人”

《上海文博论丛》 2006年03期 商彤流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太原西南郊金胜村附近，陆续发现了一批唐代壁画墓。引人注目的是几乎每个墓室中围绕着棺床，皆有一种人物画——《树下老人》。

唐代壁画墓中的《树下老人》，究竟表现的是什么内容呢？以往的发掘者在发表资料的结语中，认为“在棺床周围均绘有树下老人图，也许是用连环画的方式描绘一段故事”（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考古》1959年第9期）；或者“根据画中人物的服饰、举止和环境，结合墓顶的四神图，初步认为树下老人图的内容可能与道教有关”（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南郊唐代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也有人在介绍唐代道教石造像底座上的线刻供养道士时，认为该壁画“所绘老者的服饰、冠履及神态都与线刻的道士像相似。……由此可知墓葬壁画所绘的树下老人也应是道士”（侯毅《唐代道教石造像常阳天尊》，《文物参考资料》1991年第12期）。笔者试从图像学的内容与形式相互作用的关系入手，探讨“树下老人”这一类题材壁画的含义，以就教于方家。

太原发现的唐代壁画墓中，有“树下老人”题材的分别如下：

1953年发掘的唐代新董茹庄弧形壁单室墓（《太原董茹庄唐墓壁画》，《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1期），虽然发表的墓葬资料不太详尽，但是“树下老人”的题材和风貌却使人得以初识，墓中出土的《大周赵君墓志》，年代为“万岁登封元年”（696）。

1958年清理的金胜村4号、5号唐墓（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考古》1959年第9期），均为弧形壁单室墓，墓室北部均横向设置一个棺床。两墓相距不远（后者在前者以北10米远处），壁画题材和布局类同。5号墓的墓室东西北三壁各涂一层厚约0.3厘米的白泥，其上绘壁画10幅；即东、西壁南侧各画《牛车与驭者》、《驼马与驭者》；围绕着棺床的墙壁上画8幅《树下老人*报告未提及墓顶是否有壁画。4号墓的墓顶已塌毁但留有“四神”的痕迹，墓壁周围与四角用红色绘斗拱与额柱；南壁的门洞两侧有门卫，东、西壁的南侧为侍女，环绕着棺床的墙壁上另有8幅《树下老人》。

1959年发掘的金胜村6号唐墓（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金胜村第6号唐代壁画墓》，《文物》1959年第8期），也是弧形壁单室墓，墓室北部有横向的一个棺床。简报介绍“墓顶绘有红色莲花及彩云图案，下绘人字拱及’四神’……人物画十二幅分绘于下边四壁上”。即南壁的门洞两侧有门卫，东、西壁的南侧为文吏，围绕着棺床的墙壁上用红色粗线界划有8幅框格，却只绘画出6幅“树下老人”。若与上述4号、5号墓相比较，减少了棺床两端连接的东、西壁中部的一幅“树下老人”，而改画成了一幅拿帔巾、持衣叉的侍女。

1987年太原化工焦化厂内清理了一座唐代弧形壁单室墓（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南郊唐代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墓室北部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纵向的棺床，覆头形墓顶正中有一破洞，报告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壁画：“用红、黄、绿三色画出挽结的花幔，其间以弧形联珠纹相接”；“四壁用红色粗线绘出房屋的立柱、斗拱、阑额枯，补间铺作绘人字拱。下边分成几个界格……每格内绘壁画，分别有《侍卫图》、《侍女图》、《驼马人物图》、《树下老人图》等”（图1）。

1988年太原第一热电厂发掘了337号唐代弧形壁壁画墓（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金胜村337号唐代壁画墓》，《文物》1990年第12期），因基建施工时的破坏，墓顶的壁画已不存在。报告记录“在墓室四壁用红色粗线绘出立柱，这些立柱又作为壁画间的界栏。……有《门卫》、《仕女女童》、《树下老翁图》等”。

1989年又在太原第一热电厂清理了555号唐代弧形壁壁画墓（侯毅《太原市金胜村555号唐墓》，《文物季刊》1992年第1期），由于挖土机施工震动，致使壁画大多脱落，仅见到墓顶“南部残留部分有花及挽结的花幔……南壁墓门的左右两侧各有《侍卫图》一幅”。

太原唐代壁画墓，坐北朝南，皆有短窄的斜坡状墓道，但不见墓道内有壁画。墓室内横向设置的一个棺床上摆放遗骸（惟太原化工焦化厂唐墓是东、西分置的两个棺床），未见有葬具的痕迹。一般壁画的分布情况为：1.四面坡式交接而成的覆斗形墓顶上，以及墓室的四周墙壁上，皆涂抹一层白灰泥层，再施以墨线勾勒、随类敷色的彩画。稍有不同的是金胜村5号墓是东、西、北三面墙壁有壁画。2.墓顶覆盖莲花华盖以及非具象的日月星辰与“四神”，下沿的墙壁上多数以红色粗线涂画出仿木构建筑斗拱。只金胜村6号墓环绕棺床的三面墙壁上没有影作的建筑斗拱，而是直接以红色粗线界划出画幅的框格。3.一般在墓室南壁门洞两侧有门卫，东、西壁的南侧为侍女。同样特例的是金胜村5号墓为《牛车与驭者》与《驼马与驭者》，而6号墓东、西壁南侧皆为文吏。4.一幅或多幅的《树下老人》的分布都是围绕在紧靠棺床的东、西、北三面墙壁上。其中太原化工焦化厂唐墓的北壁中央另有一幅《驼马人物图》，盖因分隔设置了两个棺床所致，而此幅《驼马人物图》两侧与棺床连接的墙壁上仍为《树下老人图》。发掘者们将各自清理的墓葬与新董茹庄唐墓的墓志纪年比较，判断所发掘的墓葬也是唐代武周时期的遗存，墓主人大约是一些低级官员或者富裕的平民。

在儒家“不死其亲”、“事死如生”的观念支配下，“墓葬是为现实社会的缩影，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徐吉军、贺云翱《中国丧葬礼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墓葬壁画与传世的卷轴画相比，不同之处在于它本身不能单独地承担绘画者的审美、创作情感，更多地是表现了一种约定成俗的题材以及一定群体审美意识。孙作云先生也说过：“研究壁画一类的古代艺术，必须注意它的表现部位，因为这关系到当时的思想、迷信”（孙作云《洛阳西汉卜千秋墓壁画考释》，《文物》1977年第6期）因此，首先要分析这些唐墓的壁画在墓室中的布局与组合，以及壁画图案的性质与功用，才能更好地解释、理解《树下老人图》的文化内涵。

对于太原唐墓壁画中的人物形象，虽然以往的发掘者曾经注意到了围绕棺床的壁画是《树下老人》，但更多认为是站立在檐枯和斗拱下的立柱之间的“柱间人物”。笔者注意到，太原化工焦化厂唐墓北壁中部的《驼马人物图》中，特意于画幅中央处画出了廊房的立柱，驼马与驭者是站立在立柱前面的，因此该图两侧原来一直被认为是表示“立柱”的红色粗线就不能再认定是“廊房的立柱”了，而只能看作是“框格”壁画上各画幅之间的分割线。又如：金胜村6号墓的棺床紧靠北壁且两端接连东、西壁的北侧壁上，用红色粗线界划的画幅框格占据了通常是影作廊房的壁面空间，其画幅的上栏框格与代表廊房上层撩檐枯的红色粗线是平行共存的，因而紧靠着棺床墙壁上的《树下老人图》，是为独幅的人物画，而不是站立在廊房下层的所谓“柱间人物”。以此可见，围绕棺床用红色粗线界划出来的壁画图形，表现的应该是围绕棺床布陈的屏风。屏风，在实际生活中的功能是屏蔽风寒的器具，一是放置于坐卧之榻的背后、侧面，一是摆放在厅堂之中以为分隔空间。早在山东诸城汉画像石《谒见图》中，墓主人坐席后就表现有围屏。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也出土过一套彩绘人物故事的漆屏风。太原唐墓壁画中此类屏风画的存在，印证出的是：棺床如同是死者生前坐卧的床榻，而屏风画则是床榻后围立着的屏风。因此，壁画《树下老人图》中的人物也就成了屏风画中的人物，此种“画中人”所表现的内容在性质、功用上与其他墓室壁画中的人物（如柱间人物之类）是不尽相同的。至于所绘人物在组合上的差异，可能是根据墓葬者不同的要求，或是民间画工在因袭相传中的变异。

墓室壁画在本质上是专属于墓主人的具有丧葬意义的装饰性绘画，反映着所属时代的人们对于先人死后世界的认识。唐代墓室壁画中影作的仿木构建筑，营造出来的是宅院式的居室环境，壁画屏风与棺床的组合关系也表现了墓室的居住环境。从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屏风看，其内容多是反映三纲五常、忠孝仁义等孝、贤人物。所以赵超先生认为“太原等地唐墓屏风画’树下老人’应该是一个定型的社会流行绘画题材。

它的原型应该是以表现孝子、贤人为主的这类'忠孝图’，而不是墓主人像或者道教人物故事”的看法是正确的（赵超《“树下老人”与唐代的屏风式墓中壁画》，《文物》2003年第2期）。同时他还认为“一些画面是可以与历代著名的孝子忠臣等古代故事联系起来得到确认的”，并且指认了金胜村6号墓的6幅《树下老人图》中，用斧（柄）挑柴者是曾子；双手举节者是苏武；比照太原化工焦化厂唐墓中面向坟丘恸哭者是王裒；树下有竹笋的则是孟宗……对6号墓、337号墓壁画中都有的一幅《老人与蛇图》（图2、3）,赵超先生认为“或许是在表现春秋时孙叔敖打死两头蛇的故事……也有可能确实是表现隋侯珠的故事”，或是周代“伯奇行孝”（赵超《关于伯奇的古代孝子图画》，《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3期）。金胜村6号墓简报对《老人与蛇图》是这样描述的，老人“双手托巾，俯身下视一兽头、蛇身、口内衔物（珠）、项束红巾的动物”。金胜村337号墓的简报则描述老人“面前一蛇，口中衔珠，昂首腾起，献珠于老翁”。探寻图像本来的创作意义，得益于老人接受和长蛇给予，凝缩了人物关系的物像（红色圆珠）征兆。笔者以为还是郑岩先生解释为“隋侯珠”故事来得更恰当（郑岩《武氏祠隋侯之珠画像》，《文物天地》1991年第2期）。至于金胜村6号墓剩余的一幅（东壁由南至北的第三幅）画面：树下老人举一物于嘴边，似做尝试样。相似于337号墓西壁北侧的画面“一戴冠穿长袍的老翁站立树下，左手抱胸前，右手拿一小枝树叶伸于脸前”。亦相似于4号墓西壁中间的画面，树下老翁“右手捏一朵（红花？）作嗅状”的人物形象，笔者倾向于解释为“蔡顺为母采楼”的孝子故事。

在唐代前期墓室屏风式壁画的资料中，西安唐墓中多为树下仕女或花鸟山水一类的绘画题材。太原唐墓中则另有树下老人一类的孝子贤人题材。又因临駒北齐崔芬墓存有画着树石与隐士的8扇屏风，太原北齐墓壁画《受祭图》中墓主人身后也摆放着五扇屏风，山西万荣唐代薛儆墓、宁夏固原唐代梁元珍墓也有类似于树下老人的屏风人物画，系受到南朝墓室模印拼嵌砖画《竹林七贤》构图形式与表现内容的影响。故而，在太原唐墓屏风画中除表现了孝子贤人之外，可能也渗入了一些隐士高人一一“’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的’江东吴儿老翁（宿白《关于河北四处古墓的札记》，《文物〉〉1996年第9期）。例如，太原化工焦化厂唐墓北壁西侧壁画（图4、简报第4幅），金胜村337号墓北壁东侧壁画（图5、简报第2幅），金胜村4号墓北壁中部壁画皆有相类似的画面：树下一昂首侧身的老翁，伸展右臂伸出右手的二指，左臂抱于胸前，左手握有一圆杯，有一缕云气向树上飘出。笔者以为可能正是《晋书•阮籍传》记载中“嗜酒能啸”正作豪饮的隐士阮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