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从来都不是只关于女性的理论。”（2）
但这不代表一定要实现完全的、无差别的平等。罗尔斯指出，当社会和经济不平等能够最有效的帮助于最不利的人涉及到的机构和职位能对所有人机会均等的开放，那这样的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
很多反对女性主义的人认为给予女性自由和平等是一种男权社会的施舍——因为女性现在没有能力和地位与男权对抗，而给予她们平等的机会和资源会损害到其他社会价值，特别是降低社会效益。
但支持自由平等恰恰在于其会带来其他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讲，女性主义和社会效益并不是冲突的。
例如，在《论自由》中密尔论证，支持自由的一个原因是其有益于发展个体性和培养能力：
这是说，好的生活必然是自由选择的结果。
特别地，在论证言论自由时，密尔指出，言论自由对于扩展我们论证的逻辑局限是必要的；如果言论自由被限制了，代价是一种“智识的僵化”。具体来说，在一个存在性别歧视的会议上，女性可能完全无法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表达也会因为她的性别直接被无视；但有可能她要说的内容非常有价值，和与会男性的观点和角度都不一样，限制或是无视她说话才是不利于提高效益。
第一位女性主义哲学家 Mary Wollstonecraft 在论证应该让女性也受教育时，提出的原因就是：受过更高教育的女性可以更好地教育孩子，并且最终为国家做出积极贡献。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的阶段性论证：它明确指出了给予女性平等受教育的机会可以提高社会效益。这样的论证也许将女性限制在了传统的家庭领域，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非常具有说服力。一旦女性受教育，无论最开始她们受教育的原因是什么，都可以尽可能地弱化传统价值体系对女孩和年轻女性的影响，因而提高女性表达她们在社会中承担不同角色的想法的可能性。这是正常化这些想法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再比如当整个社会价值结构因为经济技术发展发生变化时，女性主义的议题也为无论是作为父亲的，还是作为孩子的男性带来了利好。过去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父亲并不直接参与对于子女的培养，家庭关系靠宗族、责任、权力，而不是感情来维系。
而现在则开始强调父亲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的参与度。这不仅仅是家庭分工的变化。男性也同样会热切地想要经历与孩子一起成长的过程：看着TA第一次学会翻身，第一步学会走路，第一次学会喊粑粑，握着TA小小肉肉的手写字，一起组装模型，一起打球，一起写代码。从这个角度来看，给男性提供产假不仅仅只是解决女性就业问题，也不只是实现口号式男女平等的途径，而是在打破传统男权社会价值与结构之后，人们自然而然的感情需要。想要参与孩子成长的父亲得到了这样的机会，而孩子也得到了和父亲建立感情联系的机会。
对91个国家、各行各业的21980个国际性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在整体净利润的中位数仅过3%的同时，有更多女性的公司预期可以提高6%的净利润。比如说，两家相似的公司，领导层有30%女性的公司相比没有女性领导的公司可以增加高于1%的净利润。
对原有男权社会的颠覆并不意味着社会效率的降低。也许在没有深入研究其他可能性时，按照之前的思路会强化这样的想法。但完全有理由相信存在着我们之前没有意识到的更有效的生产分配方式。而突破性别偏见的影响，获得不受偏见影响的真相正是意识到这些新的、高效的生产分配途径的方式。
所以女性主义者到底在追求什么？
追求一个更自由、更平等、更高效发展的世界。
最后，也许你会问：作为男权社会的受益者，我为什么要在乎那些因为男权社会而受到伤害的人？为什么要以牺牲自己利益为代价让其他人生活地更好？ 首先，别傻了。并不是身为男性就一定是男权社会的受益者的。男权社会的重点其实不在于“男”而在于“权”。少年你姓赵吗？
其次，对于确实会直接受益于男权社会的人来说，贴出来这个评论，也并不是想站在道德的高地上把他批判一番；相反，我认为这反映了完全合理的政治诉求。俗话说得好，君子坦蛋蛋，小人藏唧唧。在现有的道德规范下，兄台你有勇气这么说话我也敬你是条汉子。比那些嘴上说不要，实际很想要的伪君子强到不知哪里去了。
这个观点的问题首先出在，过于简化个人诉求，没有考虑到社会上其他很多人的现实情况。虽然是存在一些完全不在乎女性的人，但对于很多数人来说，我们并不是独自一人活在这世上的，平日关心的也不止自己一人。再怎么直男，也无法和母亲、姐妹、妻子、女儿这些身边的女性完全割裂开来。并不仅仅因为母亲、妻子因为性别歧视而无法升职加薪这类通过家庭总收入对直男本人的生活质量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因为作为儿子、丈夫、父亲、兄弟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会为亲友事业受阻而难过，受到不公平待遇而不平，受到欺辱而愤怒。关心他人，与之共情，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这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构建的道德规范，也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
其次，这个观点所代表的策略其实并不理性。按照评论者以个人利益为上的思路，完全抛开人情或是道德，抛开真相、自由、平等、正义等等其他价值，推动和发对女性主义运动则简化为一场以身份政治为基础的政治博弈。而博弈是不能只考虑己方诉求的。男性和女性双方都持有一定的资源和筹码——是的，即便在男权社会下，女性也并不是一点谈判的资本都没有。这种情况下，完全利己的策略并不是理性的、可行的。
受到哈贝马斯和杜威启发的民主女性主义者认为民主决策也许会带来民主协议。
基于人情或是道德，在由真相、自由、平等、正义等等价值构成的体系下，加上政治博弈的结果，大多数人会认可（至少）要像对待一个人一样对待女性。但这样的理论构建并不是女性主义运动的全部。在确立了大方向后，实现目标的途径也是值得讨论和斟酌的。
比如说，目前在美国物理系的女性比例是非常低的。物理系的男生也有改变这种状况的愿望。什么才是最好的方式？在现有的情况下，简单粗暴地直接降低录取女性研究生的水平吗？
不，不。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如果没有达到该有的水平，根本无法从严酷的博士项目存活下来：上课跟不上怎么办？资格考过不了怎么办？更多地录取女性研究生并不能保证更高的女性博士毕业生的比率，也就是说，并没有解决实质问题。甚至会达到适得其反的作用。比如，更容易造成女性不擅长物理的刻板印象。再比如，即便达到水平的女性，也会倾向于自我怀疑，更容易产生冒充者综合征——“啊女生这么少？所以录取我只是为了提高项目/会议的女性比例吧？”
不恰当的途径往往会让人觉得是女性主义本身有问题。但实际上，我们需要做的只是调整途径。比如说，系里会组织研究生辅导、鼓励女高中生学习物理的志愿活动，在她们遭遇困难的时候提供直接的帮助，引导她们思考是不是受到了刻板印象的影响，然后有意识地克服刻板印象。
在我看来，女性主义从来都不是只关于女性的理论。它镶嵌在关于性向、种族、性别认知、人文关怀、经济地位、社会发展、权力建构等等一系列复杂的理论网络中，涉及到政治、经济、心理、生物等各方面的基础问题。
女权主义作为政治运动，不可避免的会有不明真相围观吃瓜的，爱热闹不嫌事大一心只想把水搅浑的，趁机投机倒把为自己捞一笔的。
但这都不应该成为反对女性主义的原因。这并不是说女性主义一定是正确的。
实际上，无论是女性主义理论内部的矛盾与缺陷，还是实践女性主义的具体途径，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也许有的人对翻来覆去的女权主义讨论已经感到厌烦，或是觉得即便这样讨论下去也没有什么未来。但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础远没有达到普及。很多时候我们的思维还囿于男权的意识形态，当我们对一切不公正与苦难都习以为常时，便不会再思考这有不对，也不会尝试改变的途径。曾经的黑人奴隶也有觉得自己很快乐的。而每一次关于女性主义讨论的兴起，都是一次呐喊，一次对常态的检验，只要能惊起较为清醒的几个人，给予这不幸的少数者以新知、以希望，这讨论便是有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