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陆机《文赋》论文学的构思和创作
陆机，字士衡，吴郡吴县华亭人。
政治上，陆机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但也有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一面。《文赋》在涉及文学社会作用时仍持儒家观点，而论创作则主要以老庄思想为指导。
《文赋》的中心：论述以构思为主的创作过程。
写作目的：意不称物，文不逮意。
意：构思中形成的具体内容。物：人的思维活动对象。文：用语言文字写成的文章。“意不称物”指构思内容不能正确反映思维活动对象，“文不逮意”指文章不能充分表现思维过程中所构成的具体内容。
“非知之难，能之难也。”
如何进行艺术构思，是《文赋》探讨的重点问题。
首先，陆机论述了作家在构思前应当具备的条件。他着重强调了玄览、虚静的精神境界和知识学问的丰富积累两方面内容。
“伫中区以玄览”：指老庄那种虚静的精神状态，使人不受外物和杂念干扰，统领全局，烛照万物，思虑清明，心神专一。
“颐情志于典故”：要求作家广泛学习前人文章和著作，吸收其丰富的创作经验。（着重书本而未涉及现实）
当作家进入了玄览虚静的精神境界，就能“收视反听，耽思傍讯”，一心一意开始构思活动。
首先要进行丰富的艺术想象，“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感情的逐渐鲜明与艺术形象的逐渐构成同步进行。然后，用语言文字作为物质手段使它具体地呈现出来，“倾群衍纸沥液，抒六艺之劳润”，它应当具有独特的创造性。
陆机十分强调“应感之会”，认为文思之通塞决定于灵感之有无。而灵感“来不可遏，去不可止”，不是作家自己所能控制。陆机将灵感归于天机。天机即自然。灵感之获得非人力所能左右，而应当顺乎自然。
《文赋》提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各类文体的特征及其艺术风格。陆机把文体分为十类并具体概括了其风格特征。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徹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
对十种文体风格的论述，包含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的特点，但并不是每一种风格的作品都涉及这两个方面。
对诗赋这类纯文学体裁，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主张，具有开一代风气的重大意义，起到了使诗歌的抒情不受“止乎礼义”束缚的巨大作用，突破经学对诗歌的控制。陆机对文学艺术的两个重要特征——感情与形象——有了极为深刻的认识。
陆机从理论上总结了风格的多样化和形成原因。
首先，作为文学描写对象的“物”纷繁复杂。“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体裁与风格的多变是由“物”的多姿决定的。
其次，风格的多样化又是和作家的个性、爱好密切联系着的。
最后，风格的不同又和文体的特点有关系。不同的文体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特定的要求，因此表现在风格上就有明显的差异。
《文赋》对创作过程中的具体表现技巧做了很多分析。
在结构和布局方面，他强调必须恰如其分地安排好意和辞，“造义按部，考辞就班”，使“抱景者咸叩，怀响者毕弹”。结构应按照表达内容的需要，采取多种多样的不同形式。在部署意和辞的过程中，陆机非常重视意的主导作用。以内容为主干，文辞为枝叶，情貌一致，相互统一。
在艺术技巧方面，“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陆机提出这三个方面都要符合“达变识次”的原则，能适合表现对象的特点。此外，陆机还提出了定去留、立警策、戒雷同、济庸音等具体写作方法。
对文学作品的艺术美，陆机提出了五条标准：应、和、悲、雅、艳。
《文赋》虽然有若干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受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影响较深，同时也受到当时玄学思想的影响。从总体上说，开始体现了创作以道家为主，论功用以儒家为主的儒道结合之文艺特征。
《文赋》对六朝文学理论批评影响极大。不仅《文心雕龙》是对它的全面继承和发展，而且挚虞、李充的文体论、沈约等人的声律论、萧统《文选》中的文学观念等，都是在陆机思想影响下，从某一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左思及其《三都赋》
1）强调要以王充所提倡的严格的科学真实性来要求辞赋的创作，把王充那种否定文学的虚构、夸张的思想具体运用到了辞赋创作中，主张严格崇实。
2）这是一种相当狭隘的写实主义创作思想，不仅否定了浪漫主义，也抹杀了文学的特征，把文学创作和地图、方志等量齐观。
皇甫谧：进一步强调辞赋的特点在华丽之描写，与曹丕、陆机见解完全一致。
挚虞，字仲恰，著《文章流别集》《文章流别志论》。
1）《志论》系对各类文体特征和发展情况的论述，《流别集》的文体分类在陆机十体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2）挚虞的文学观点和创作观点仍属两汉儒家经学的传统思想，强调为政教服务，要“发乎情、止乎礼义”。对诗赋的基本看法，大体依据扬雄、班固之论。
李充，字弘度。在文学思想上，李充与挚虞不同，对魏晋作家评价较高，注重文采。
葛洪，字稚川，道教领袖，著《抱朴子》内外篇，在许多问题上突破了儒家传统观念。
1）中心：提倡繁富奥博之文，讲究华艳雕饰，对曹丕之“丽”，陆机之“艳”，从理论上做了进一步发展。
2）竭力提高文章的地位和价值，明确主张德行和文章并重，不同意儒家把德行凌驾文章之上，特别是对文章写作艺术技巧给予了充分的认识。
3）鲜明提出“今胜于古”的主张，指出事物总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发展进步，丰富完善。葛洪认为，文学发展由质朴向雕饰演变，也是一种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