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论名与实的文化史意义——以惠施为例
摘 要：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特别是先秦思想，是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但是一方面由于现存的资料过少使人们对某些流派及其思想家了解甚少；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没有所谓“范畴词典”这类标准导致今人对于某些传统范畴缺乏认知，莫衷一是。但是冯友兰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哲学简史》中通过运用西方传统哲学范畴对中国古代哲学范畴进行诠释，借助现有文献，运用逻辑演绎向人们展现了完整且逻辑自恰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本文就其文本名家篇阐述惠施的名实思想来分析冯先生的方法论并说明其文化史意义。本文认为将西方范畴概念以及逻辑方法运用得当有助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研究，相关领域学者应当重视对西方文化的学习。
关键词：先秦思想 名家 冯友兰 文化史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是由他于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受聘担任讲座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英文讲稿经整理而成，后又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由其学生译为中文稿。冯友兰先生作为贯通中西哲学的哲人，在此书中多次运用西方哲学概念来理解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在名家篇中阐述惠施思想时。
一
名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很特别的存在：代表人物不少，但系统的著作流传不多。为数不多的传世著作《公孙龙子》和《邓析子》还存在着内容残缺的问题以及被怀疑“伪书”的嫌疑。而名家哲人更多的思想散见于同时期他人著作，例如《庄子》中就记载了惠施“十事”。从古至今，名家的思想主张通常被视为是“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的文字游戏或是诡辩。因为他们说的都是些“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一类让人不知所云的东西，做的也是“死尸买卖”和“巧解连环”一类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事。所以在常人看来，名家似乎就是一个由诡辩者和讼棍组成的团体，所谓"言意相离"、"言心相离"之辈。但冯友兰先生有自己的看法，他在保留传统看法的同时也指出像惠施、公孙龙等人的思想其实是有巨大哲学价值的，他们两人是名家真正的创建者 。
冯友兰先生借助西方哲学的概念来分析名、实概念，尤其是从实在论的立场来厘定名和实的关系。比如，作为具体存在物的“床”，有生灭变化，但是指称这个具体“床”的“名”，也就是床的概念却不会有变化。即使世界上所有的具体的床都消失了，床的“名”已然可以存在。名和实的对立，实际上也就是不变和变化的对立，是“相对的”和“绝对的”对立。冯友兰先生通过西方哲学范畴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的传统哲学范畴。于是他指出“惠施、公孙龙代表名家中的两种趋向，一种是强调实的相对性，另一种是强调名的绝对性”。这一说法翻译成西方哲学语言便是：惠施强调现象的相对变化，类似赫拉克利特主张一切皆变；公孙龙主张概念的永恒不变，类似柏拉图主张理念共相。在这个基础上，他向我们说明，以往认为名家一些主张特别是《庄子》中所记载的惠施十事皆是悖论的观念其实是经验层面上的误解。首先，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思维都倾向于经验思维，但这种思维只限于经验领域内思考。一旦所思维之物超出经验领域外，经验思维是没有能力思考超经验事物的。比如第一件事中“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两句话就不是经验层面上的命题。而是典型的“分析命题”，即不依靠经验而凭逻辑思考判断的命题。在冯友兰先生看来，惠施明白经验是无法把握无限的，所以他提出“最大就是外面没有东西，最小就是里面没有东西”（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这样便可以在逻辑上用绝对、不变的概念下定义从而摆脱经验的局限，而这正是“名”绝对的体现。“从这两个概念出发，他认识到现实事物中的‘质’和’区别’都是相对的，都是会改变的。”以此为基础，也就有了诸如“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与“连环可解”等看似悖论的命题。特别第五事“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惠施所说的‘小同异’就是指这里的相似性和不同性，每类事物有共同点，这是大同；每类事物中不同种属间又有它们的共同性，这是小同。”以人举例，人是动物，在“人”这个范畴下，人人同一。但在“动物”这个范畴下，人和其他动物同一。而“人”的小同和“动物”的大同也是不同的（大同而与小同异）。如果在万物这个范畴下，万物皆同一，这是最大的大同。而反过来，在“个体”范畴下每个个体之间皆相同，这又是最小的小同。最大的大同与最小的小同之间又有着不同（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结论便是作为具体存在物的万物之间没有绝对不同，绝对的界限。它们都是相对的，变化的，甚至每个事物都在变化成它事或它物。这也就推论出了最终逻辑结论 ：万物一体。而这个结论的道德哲学意义便是：正因为万物一体，我们要泛爱万物不加分别。
二
总结整理一下我们便可以很清晰地认识惠施的思想体系：首先，惠施以“名实”为基本范畴，肯定“名”的永恒不变，强调“实”的相对变化。接着他又在基本范畴的基础上利用逻辑超越经验的局限性，让思维认识到现象世界的实质——相对、变化。具体表现便是《庄子》中记载的十事。虽然在常人看来只是些逻辑悖论，但是现象世界就是这样矛盾地存在着。这就是惠施的存在论与认识论，也就是惠施的理论哲学。在此基础上他继续推论出万物一体的结论从而得出“泛爱万物不加分别”的实践哲学。到此，惠施思想体系基本雏形也就向我们基本显现了。
三
从上文冯友兰先生对名家惠施思想的阐述可以看出，冯先生运用西方传统哲学范畴对中国名家思想范畴进行诠释，借助极少的文献，运用逻辑演绎构建出了一个较完整且逻辑自恰的惠施思想框架。在我看来，冯先生的做法可能存在某些问题，但是这种思路却十分值得我们借鉴。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特别是先秦思想史，一方面我们掌握的资料过少导致对某些流派或其思想家了解甚少；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没有所谓“范畴词典”这类标准导致今人对于某些传统范畴缺乏认知，莫衷一是；最重要的是很多人只致力于材料搜集整理而没有阐述更不用说继承发展。结果便是大量中国思想变成具体的典籍收藏品，最好的待遇就是它们被好好地保存在无菌恒温室里珍藏。但是，却没有人能够读懂它们。这对于思想文化来说，和死亡也没有什么区别。在如何对待传统思想的问题上，冯友兰曾经提出了“照着讲”和“接着讲”两种方法。所谓的“照着讲”，就是尽量贴近古人原意，不作过多的个人发挥。“照着讲”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人的思想原貌，但是也往往会把古人的思想当做已经死去的传统，与我们没有太多关联，失去了鲜活的生命。而“接着讲”则是假设古人活到现在，面对当今社会的新问题，他们会如何思考，如何在他们的理论上提出新的应对方案。“接着讲”是让古人回答今人的问题，让传统思想应对和关照当下现实。但是“接着讲”如果没有“照着讲”的基础，又很容易变成“六经注我”式的解读，脱离了古人原意。所以真正掌握古人的想法，必须要很好的平衡这两者。所以我认为，在当下的中国，真正的文化自信并非是“唯我独尊”的狂妄或是“血统纯正”的闭塞，而是在海纳百川下共同进步的豁达。对于文化史来说也是这样，不能因为是中国古代文化就拒斥西方文化。反过来也是如此。就拿冯友兰先生的名家论来说，对于那些古代思想，尤其是材料稀少，范畴概念模糊不清的情况，可以借鉴西方的类似范畴概念。因为，当我们认识思想时，一定是以一些基本范畴为基础前提，而思想本身也是需要依靠基本范畴才可以建构。而这些基本概念是普遍的，例如康德提出的十二个先验范畴。
当然我们也不可以随意比附。首先，我们不了解的范畴概念不一定都是基本范畴，而往往是某些思想家规定的具体范畴。当我们面对一些个性化的具体范畴，我们必须把握文本整体或结合他人论述来揣摩其大意进行筛选，缩小区间。在区间内将类似范畴进行比附或是利用相反范畴对比来选择。然后多方面多角度验证选择猜想。获得合适的概念后，在此基础上再利用严密自洽的逻辑演绎搭建框架，而这种搭建框架的逻辑同样可以借鉴西方概念。最后填充具体材料并加以论述，那些“死去”的思想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复活”。
《史记》卷130，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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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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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