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晚清时期左宗棠与李鸿章

此专栏最初起源于评论区的一问，即左宗棠和李鸿章谁更能称得上是国之栋梁，我就以个人理解的清廷的国之栋梁，关于其对国家的作用谈两句。故浅论于此。 首先明确一点，左宗棠做不了晚清的国之栋梁，或者说做不了近代的中国的国之栋梁。原因是什么？左宗棠是一个典型的儒家里面的英雄人物，一个高尚的出将入相式的儒家士大夫，尽管他参与了晚清的近代化运动，但在根上，仍然属于传统士大夫阶层，这一点在重点题的收复新疆上尤为明显。个人认为，他参与运动的目的仍然是传统士大夫所追求的名誉，认为洋务的方式可以改善民生，希望通过发展改善民众生活，在这种目的下，开公司建工厂跟古代的兴修水利开荒田地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他更开放的接受了这种工具。当然，毫无疑问，左宗棠绝对是一个拥有着正面历史形象和意义的人物，只是美中不足的是，他的眼光有些保守。 从现在来看，他收复新疆固然是一件好事，捍卫了祖国的领土完整。但从当时来看，从晚清严峻的国防压力来看，国防资源相对紧张，同时又面临着陆防和海防的抉择，侧重一方势必要挤压另一方的资源。站在历史的高度，当时晚清最应该加强什么？应该是海防。 因为要保护当时最为重要的工商农业重地，原因也很简单，一败引进了洋人，二败把洋人的刀插在了肚子里，三败呢？甲午战争告诉我们，洋人在中国扎了根，从此列强开始肆无忌惮的资本输出，一笔银子流进来，无数笔银子流出去。从当时来看，相对于收复一个贫瘠的统治不稳固的西北边疆，捍卫宝贵的经济重地（两次鸦片战争中，清廷其实并不关注关税，但也不喜欢让洋人到处乱爬），让帝国根基的小农经济稳固下去，让君臣父子夫妻的纲继续约束百姓，以得以让帝国的统治维系。或者维护晚清不在意的关税自主权、司法权等等都更具有性价比，因为这直接关系帝国的存亡。从这个角度来看，海防也一定是极为重要的，并且在新航路开辟之后，世界霸权的交替也主要围绕着海战，海军或者说海防的建设也是国际的主流。 那如果从晚清儒家的角度来看，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前列强关于领土还是相对节制的，还慷慨的为士大夫们留了一块遮羞布——租。而对于关税，慷慨的士大夫连带着皇帝对这玩意儿并不在意，洋人在中国做生意也不算得上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但西北的割据势力却是实打实的丢掉了祖宗的土地（尽管自乾隆占领新疆开始，中国并无实际的好处，还徒增驻军的军费），这就一下子戳中了他们本就萎掉的命根子，于是群情激昂，士大夫们大多支持收复新疆。赌上高昂的军费（从各省挤占的建设费和外债）开支，左宗棠承载着晚清时期士大夫那无用的但又热血的情怀出征了，好在俄国同土耳其进行战争，又同英国的关系紧张，无暇关注西北。这场战争意外的顺利结束了。通过谈判，以900万卢布补偿款的代价收回了大部分权利，这场战争也帮助左宗棠赢得了巨大的声望。但也挤占了在当时宝贵的国防开支，再加上战争胜利之喜，朝野对海防的建设，多少也失了些兴趣。于是士大夫们仍然是士大夫，嘴里仍然念着祖上传下来的经。直到中日甲午战争，清醒了部分士人的思想，也敲响了晚清的丧钟。 从晚清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左宗棠这样的纯粹的儒家士大夫不能适应近代国家治理的重任，林则徐指导徐广缙御夷之法时点了一句“民心可用”，但战争时并未顺应传统儒家士大夫的想法，反倒是“淳朴的百姓”领着洋人进了国门。当时的儒学再也不能适应新生产力水平下的社会治理了，再也无法应对生产力大为进步的新世界的冲击。晚清的决策层需要新的近代化的官僚，这种近代化不仅仅意味着接受单纯接受洋人的器物，更应该具有能够调整适应在更加迅速的技术进步的情况下调整政策的眼光。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李鸿章所担忧的没错，晚清的威胁来自于海上，让世界看清晚清虚弱那一刀来自于海上，放弃了制海权，陆防更无从提起。因此，我认为李鸿章相对于左宗棠更加进步一点，这种进步体现于作为国家掌舵人方面上的敏锐。相对于左宗棠，李鸿章更适合作为晚清的掌舵人，他画出的经济军事格局为晚清延了寿，只可惜，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这一辈子练兵也，发展也，到头来，终究是一场空。 倘若在某个魔法时间线里，左宗棠和李鸿章真的有机会成为晚清的舵手，那么我认为李鸿章做的会比左宗棠相对更好。 当然，左宗棠毫无疑问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他推动了晚清进化运动的发展，并且收复了祖国不可或缺的领土新疆，他出兵西北的壮举，在现在为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提供了重要的法理依据和事实依据。虽然李鸿章在上文看来，在决策方面和眼光方面相对优于左宗棠，但他本身也存在着以权谋私的现象。一枚硬币都有正反面，更何况是人呢。辩证的看待某一位历史人物，客观分析他们在某一领域的作用，才能正确的看待过去发展的一切。 以上就是本人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点浅薄的观点。希望在历史这样一个观点众多的领域为大家提供不同的思路，有错误或者不足之处希望大家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