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的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12

译自M·M·沙里波夫（М.М. ШАРИПОВ）与E·V·亚历山德罗夫（Е.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合著《传奇的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ЛЕГЕНДАРНАЯ  ЛЕТОПИСЬ АНСАМБЛЯ  ИМЕНИ АЛЕКСАНДРОВА）

第三章  有关歌舞团日常生活的事实及趣事

 

歌舞团团长，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马列夫，提出了要写这一章的想法。作者也很喜欢这个想法。的确，书中在记叙这个杰出的歌舞团的历史故事时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写作的，坦率地说，这并不能写下歌舞团85年来的所有故事。更不必说所有有趣的值得关注的事情也没有可能全部记下来了。

 

但是每一个有趣的故事，虽然只是一些小故事，但是因为他们的细节、情节以及发生的背景，因此它们都是人们所特别感兴趣的。而且，在很多这样的故事中，许多故事中的人物在让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取得成功并延续亚历山德罗夫人的荣誉时起到了作用甚至是很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些故事可以说是反映了荣获两次红旗勋章的歌舞团历史上的美好生活画面。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举个例子，有一篇刊登于《俄罗斯勇士》（«Воин России»）（1998）的文章，由G·波日达耶夫（Г. Пожидаев）根据毕业于A·V·亚历山德罗夫担任教授的莫斯科音乐学院的著名作曲家D·B·卡巴列夫斯基（Д.Б. Кабалевский）的回忆所撰写。在歌舞团创始之初，卡巴耶夫斯基有一次偶然之间和他的老师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聊天，他的老师愤愤地说：“您能想象他要给我什么吗？军装和军官的粮食配给，如果我参加这个红军合唱团，我就会获得军装和军官的粮食配给。而作为交换，我就要去学点他们红军歌曲？”歌舞团的创建人F·N·丹尼洛维奇在第一次邀请亚历山德罗夫加入歌舞团失败之后，他再一次进行了尝试，努力说服亚历山德罗夫加入红军的艺术团体。“嗯，您真是好厚脸皮。”教授说，“以8人组成一个合唱团，您打算怎么去编排呢？”不过最后，丹尼洛维奇还是很艰难地说服了亚历山德罗夫。想象一下，如果不是丹尼洛维奇的坚持，在我国的音乐历史上，这支传奇而独特的军队歌舞团就不可能存在了。

 

还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1989年，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第一次在美国演出。乔治·布什（George Bush，老布什），就像他的妻子一样，很推崇亚历山德罗夫人们的艺术。然后在2月23日，红旗歌舞团意外地受到了一封电报，美国总统在苏联军队建军节向荣获两次红旗勋章的歌舞团发来了祝贺。

 

最后，还有一个例子，我们将向您讲述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在梵蒂冈演出前夕发生的一件奇怪的事情。这个事情主要和歌舞团团长L·I·马列夫有关，他突然被当地的安全部门禁止参与到一切活动与工作当中。碰巧的是，在音乐会之前，意大利方面的负责人安德莉亚·安德曼（Andrea Anderman）在合同中提出了歌舞团无法接受的条款，因此歌舞团也没有签署这份合同。L·I·马列夫警告意大利方负责人，必须要在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歌舞团才能上台演出。由于担心发生意外，安德曼要求了当地安全部门禁止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团长的行动自由。但是，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已经指示S·Yu·加尔金把不要进行音乐会的命令转交给了歌舞团，歌舞团也执行了他的命令。感谢主，最后误会得到了完美的解决，红旗歌舞团在梵蒂冈的演出很成功，得到了教宗的出色评价。

 

如您所见，这些本章序言里提到的这些歌舞团历史中的小故事和事实都很不一样，而与此同时它们也代表了人们对他们的某些兴趣。嗯，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有趣的故事和事实，我们将在下面一一讲述。这些故事都是我们从各种渠道收集而来的，向我们提供这些故事的人包括现在的和已经退休了的亚历山德罗夫人们。

 

就让我们从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开始说起吧。歌舞团创建之后的第一次排练是在F·N·丹尼洛维奇在莫斯科特雷赫普鲁德尼巷的公寓里进行的。五年之后，也就是在1933年底，当歌舞团开始在全国受欢迎了指挥，在红军部的报纸«Фрунзевец»上F·N·丹尼洛维奇这样写道：“在我在特雷赫普鲁德尼巷的房子里的第一次排练之后，我就感觉到了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有趣、强大和正确的东西。”

 

***

 

很明显，1928年10月12日，在歌舞团首演之前，歌舞团的领导人和艺术家们都非常担心。一个意外情况让他们特别紧张。“在最后一刻，”F·N·丹尼洛维奇回忆，“那个晚上的计划几乎要被打乱了。因为中央陆军的行政经济部门拒绝给我们发放军装。在坚持不断地提出要求之下，才说服了行政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岑特尔斯基（Дзенцельский）把军装借给我们的歌舞团一个小时。”最后，由于歌舞团的演出是如此的出色和成功，中央陆军的领导人们承诺会“全力支持新生的艺术团体的积极工作”，而原本借给他们的军装也得以永久地属于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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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立了一年之后，红军歌舞团经历了第一次战火的犀利。他们在中东路事件中经历了战火的洗礼。这是当时歌舞团团长P·I·依林日记中记录下的内容：

 

“1929年10月29日

第86篇

 

我们站在成吉思汗的城墙上，在国家的边境上。远处的满洲里城肉眼可见。今天，歌舞团站在边境上为士兵们演唱了‘远东红旗特别集团军之歌’（«ОКДВА»）。而在‘另一边’，连续不断地射击没有停下过。表演很受士兵们的欢迎，因为在远东地区历史上那些曾经的战斗和游击队的英雄故事在今天依然发生着。

 

演出结束后，我们立即前往附近别的部队。

 

我们乘坐两辆放了机枪的卡车沿着边境的道路行驶。在巴格塔斯基帕迪我们的卡车被击中了。我们赶紧给卡车加油并立即离开。

 

第一次经受战火洗礼的过程相对顺利。大家的热情都很高涨。我们感觉大家已经互相默契得像是军队里的一个营，在1929年，我们已经开始习惯彼此是自己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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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歌舞团的整个历史中，曾不止一次地执行过突如其来的非凡任务。所以，在1935年1月底，在苏联第七届全联盟代表大会的音乐会前，有人建议歌舞团要在歌单中加入俄罗斯民歌“哦，你呀，卡莉努什卡”（«Ой, да ты калинушка»），这首歌曾经在红海军音乐会上以四重唱的方式演出过。建议者希望这首歌可以在俄罗斯民族乐器的伴奏下进行演出。

 

歌舞团的管理层决定立马就学习这首歌曲以便能够在音乐会上演出。A·V·亚历山德罗夫记述了之后发生的事情：

 

“麻烦在于我并不认识这几个红海军的人，没有他们的地址，手头上也没有他们别的资料。但是还是很有必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他们。于是在早上六点钟开始我们就去找这四位同志。最后在车尔尼雪夫军营找到了他们。我们问他们这首歌的谱子，他们说他们是用耳朵记下来的。

 

‘那么是谁教你们的呢？’

 

‘塞夫斯基（Северский），一个竖琴艺术家。’

 

我们找到了塞夫斯基，当时他住在乡下。

 

在他那里我们获得了这首歌四重唱的谱子。

 

我拿到谱子之后，立马就开始了处理，把合唱团的人全部都召集过来，先是做了配器，然后是对这首歌曲进行改编。但是我们的乐队中没有俄罗斯民族乐器，我要找些人来才行。我向电台寻求帮助，他们帮我找了一个由阿列克谢夫（Алексеев）同志带领的巴拉莱卡琴乐队，他们已经离开莫斯科了，但是他们答应四点钟会回来。

 

我很激动，但是我不确定那12名音乐家能够在我们的乐队里演出。

 

由于每个人都住在不同的地方，歌舞团要立马召集起来是很困难的。在宣布了要集合以后，在下午三点，除了少数人以外，所有歌舞团的成员都开始进行排练。

 

在知道歌舞团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排练这首歌曲，我冷静了下来并开始带领合唱团排练。最后，在下午四点，巴拉莱卡琴乐队来了，我问他们：

 

‘你们能够演奏卡莉努什卡吗？’

 

‘我们可以演奏。’

 

‘来试一下。’

 

我一听，噢，太恐怖了，‘卡莉努什卡’不是这样的！该怎么办？还好乐谱已经记了下来，我把塞夫斯基教给我们的歌曲单独教给每个音乐家。值得赞扬的是，他们很快就学会了，我必须要说这一点。伟大的音乐家和我们在一起工作。然后我们的工作就开始热火朝天了起来！一开始，当然，乐队会在一些地方弹错音，而合唱团也会唱错，主要是因为还没完全熟悉整首歌。不过随后的工作开始有起色了，我们开始打磨每一个细节……”

 

在莫斯科大剧院的那场音乐会上，“哦，你呀，卡莉努什卡”听起来非常棒。“从那时起，”A·V·亚历山德罗夫继续写道，“一个民间乐器乐队留在了歌舞团的乐队里……也因为这些民间乐器的加入，红旗歌舞团开始乐队开始变得独特了起来。”

 

***

 

以下这一事实值得注意。在1935年11月25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了荣誉勋章。在11月26日，这一荣誉和红旗勋章授予给了许多苏维埃公民。出乎意料和令人感到高兴的是，歌舞团的组织者和团长P·I·依林和F·N·丹尼洛维奇成为了获得此勋章的第一人和第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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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团的第一次国外巡演。1937年，法国，巴黎。由于沉溺于各种著名乐团的音乐会中，当地观众当然对苏联的军队歌舞团一无所知，即使他们已经在他们的家乡广受欢迎。在这座城市里，到处都贴满了演出的海报，有剧院的、乐团的、合唱团的、芭蕾舞团的和各个国家独奏和独唱们的巡演。在巴黎作为苏维埃“使节”的是以M·高尔基（М. Горький）命名的莫斯科艺术剧院和红旗歌舞团。

 

军队艺术家们的海报都很吸引人眼球。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第一场的门票卖出去了。巴黎人们似乎在想：红军的歌舞团？是很有趣的东西吗？……不过在第一场音乐会结束之后，观众们都被震惊到了，普莱耶音乐厅的售票处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所有门票很快就销售一空。不久之后就有年轻的女士开始以高价倒卖歌舞团音乐会的门票。本来红旗歌舞团只打算在法国的首都举行6场音乐会，而现在不得不举行13场，另外还要在里尔和里昂各举行两场。此外，几乎在每一场音乐会上的每一首歌有时候都要唱两遍甚至三遍才行。就这样，红旗歌舞团开始在国外的巡演中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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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在为期六个月的远东之旅中，歌舞团并不仅仅只是给军人们举行音乐会。一个有趣的事情发生在萨哈林岛的一个集体农庄中。舞者V·佐洛图欣回忆道：

 

“……我们正在跳舞。突然，一个集体农庄的老农民来到了现场，他对舞蹈充满了热情，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他。他抓住了这个时机，跳进了舞蹈演员们的圈子里然后开始和我们一起跳舞。我们很惊讶看到一个新成员的加入，但是舞蹈仍然在继续，而老人的舞步也没有影响到整个舞蹈，反而却让我们的舞蹈变得更加优美。

 

我们很观众之间的界限……是很难界定的。我们的舞台和下面的观众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如果在现在也是这样，我想大概数百个观众都会学习这位老人的。

 

舞蹈表演结束之后，这位集体农庄的老农民来到我们的面前说：

 

‘同志，请原谅我。但是你们的舞蹈是这样的热情洋溢，以至于让我想起了我的青年时代。’

 

他已经72岁了……”

 

***

 

1938年，在远东，歌舞团再一次不得不在战火中演出。这一次红军在哈桑湖战斗。红旗歌舞团在那里遇到了许多英勇的战士。在艺术家们的参与下，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时间，歌手I·舒瓦洛夫后来这样说：

 

“一个宽肩膀的机枪手加利亚诺夫（Гальянов）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迷人的形象，他单纯而谦虚，几天没有离开过战线，和他的机枪一起和日本人战斗。我们所有人都想以某种方式向他表达对他的爱戴、对他壮举的敬意以及我们的友谊。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只好把所有的烟都给了他，对他而言烟是最美味的东西。不知道后来他怎么处理那些烟，因为给他的烟多到一个师都够抽了。

 

有一次，在和加利亚诺夫聊天的时候，歌舞团的一个成员走了过来，是米洛维多夫同志，他不敢亲自做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只是向加利亚诺夫同志点头致意，然后把他在巴黎巡演时买的漂亮手表递给了我，说：

 

‘给您，帮我给他吧！’

 

我们决定在全团人面前把这只手表给加利亚诺夫同志，因为我们都很想一次又一次地向这位英雄表达我们的敬意。米洛维多夫同志还准备了一段简短的演讲，解释他这只手表的来历，并以此表达对加利亚诺夫同志的敬仰和热爱。

 

歌舞团按照战时的队列排好了队。米洛维多夫站在最前面。我们邀请了加利亚诺夫同志，但是准备好的演讲没有说出来，米洛维多夫紧张得脸红了起来，在加利亚诺夫惊讶的目光中把手表放在了他的手里，小小声地说：

 

‘给您……这是我在巴黎买的手表。好人，收下吧，我要送给您。’

 

加利亚诺夫同志愣住了，好长一段时间都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当他明白了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很感动，双手伸着很长时间都忘记缩回去。然后他就像米洛维多夫一样脸红了起来，他没有回答米洛维多夫，只是说：‘谢谢您！我会继续努力和日本人战斗的！’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都开始喊起了‘乌拉！’”

 

***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歌舞团艺术家们的音乐会，不可谓不精彩。战争开始时西部战线小分队的一个成员G·西米仁诺夫特别讲述了以下这一事件：

 

“当时我们要去给第21军演出，在路上我们的车遇到了一座被炸毁了的桥……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到部队里给他们演出，所以歌舞团的成员们一起做了一件不寻常的工作。艺术家们给桥做横梁、锯木板、给桥加固、钉钉子，一边唱歌一边干活……桥修好了，汽车顺利地开了过去。那一场音乐会虽然迟到了，但是却并没有缺席。

 

当听众——红军战士们知道了迟到的原因之后，他们的脸上都洋溢起了亲昵的笑容，称赞歌手们不但艺术技巧高超，而且作为新手工兵的技巧也不赖。

 

在演出的路上并非是没有乐趣的。有一天，我们的燃料用完了，汽车是钢铁做的，没有汽油跑不动，怎么办？这时一辆汽车开了过来，透过玻璃可以看到闪闪发光的纽扣。我们让车停了下来，告诉他们我们遇到的苦难并请求帮助。那个闪闪发光的纽扣的主人原来是当地部队的指挥官。

 

‘你们要去哪里，你们拿着的是什么东西？’他问。

 

‘我们要去前线指挥部完成任务。我们带着的东西是我们的歌曲。’红军的歌手笑着回答说，‘给我们一点汽油，让我们能够继续走下去，总有一天您会得到回报的。’

 

‘不好意思，同志，你们是红旗歌舞团吗？’

 

‘是的。’

 

‘既然这样，如果我让你们离开我部队驻扎的地方，那我就是在犯罪了。这样吧，你们给我的部队表演，我给你们汽油，怎么样？’

 

‘那我们的歌可就相当于……汽油了！’一个歌舞团的老团员大笑了起来。

 

于是，因为这位指挥官，艺术家们在前线举行了一场计划外的音乐会。

 

红军的歌声鼓舞了战士们。在音乐会之后，战士和歌手们进行了一个小型的聚会。

 

‘战士们！现在你们会立马投入到战斗当中去吗？’一个上校喊着问道。回答他的是大声的‘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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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歌舞团前线音乐会小分队队长A·希洛夫的书里，提到了一些有趣的故事。

 

“炮兵部队的指挥官刚刚欣赏完了歌舞团前线音乐会小分队的演出，在向艺术家们表示感谢之后，他要求艺术家们为那些目前正在炮兵连里执行任务的士兵们也表演一次……但是应该怎么做到呢？炮兵指挥官叫上歌舞团的独唱V·尼基丁和舞者A·拉舍普京（Расщепкин，大*妖僧是Распу́тин，咳咳），因为他们会唱歌和演奏巴扬琴。他把他们带下他的掩体里，让他们通过野战电话向所有士兵表演。

 

……这个军官轮流给他们炮兵们打电话，告诉身处战火中士兵们现在艺术家们将会给他们唱他们最喜欢的歌。于是一场独特的——通过电话进行的音乐会开始了。士兵们把他们想听的歌告诉指挥官，然后由歌舞团的艺术家们立即进行表演……”

 

A·希洛夫还进一步提到了另一个案例：

 

“……第16集团军的指挥官，在当时（1941年9月）是K·罗科索夫斯基（К. Рокоссовский）中将。在歌舞团的前线小分队举行完音乐会之后，他说他有一个非常英勇的团正在保卫亚尔采沃，他很希望歌舞团的艺术家们能够让那个团的战士们听到他们的音乐。但是罗科索夫斯基同志不敢让歌舞团过去那个团所在的地方。‘我不能送你们去那里，’这位集团军司令说，‘因为我不能让你们去冒险。但是如果你们不介意去那里，我会很感激你们的。’

 

‘因为，’他又说，‘如果是艺术家们自愿去那里，上面的人也不会有意见。’

 

军队艺术家们所做出的选择自然是不必说的，难道他们会不回应罗科索夫斯基同志如此殷切的愿望吗？要去为亚尔采沃的保卫者们演出很艰难，一路上炮击不断，但艺术家们还是设法安全到达了那里。下车后，艺术家们几乎是爬着去到表演的地方的。音乐会开始了。那些英雄们——士兵和军官们——终于欣赏到了歌舞团的歌曲和舞蹈。

 

音乐会结束之后，团长对艺术家们说：‘你也看到了，同志，300多400米外那里有栋建筑……那里从前是文化宫。你们也可以在那里开一场音乐会。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得事先告诉你们，你们只能爬着过去那里……’爬着——去开音乐会！艺术家们开始了爬行，他们紧紧地抓住自己手里的武器——巴拉莱卡琴和巴扬琴。德国人的炮击更加猛烈了，但最后我们还是到了那里，举行了一场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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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与广受欢迎的歌曲“黑皮肤姑娘”有关的事情。这首歌时基辅特别军区歌舞团委托作曲家A·诺维科夫（А. Новиков）和诗人雅科夫·什韦多夫（Яков Шведов）所创作的一组套曲中的其中一首，是在称赞一个国内战争时的女游击队员。这个故事是由G·I·科托夫斯基（Г. И. Кото́вский）讲述的。不过在战前这首歌从未被演出过，因为它的最终版本丢失了，作者手里只有草稿。不过一直到四年之后作曲家依然记得这首歌曲，当时他被红旗歌舞团的艺术总监A·V·亚历山德罗夫叫去给他的歌舞团写些新歌。为了以防万一让别人捷足先登，诺维科夫立马就拿出了“黑皮肤姑娘”。亚历山德罗夫也很喜欢这首歌，他立马就开始让他的合唱团和独唱们学习这首歌。在学习中他们遇到了一些困难，而且不是一时半会可以解决的困难，但是最终事实证明，这些困难都是可以被克服的。

 

1944年，红旗歌舞团第一次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厅唱了这首歌。当时演唱这首歌的独唱是N·乌斯季诺夫，这首歌能够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这首歌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当场就被要求唱了三遍。这场音乐会后来在电台播放了，许多人都因此听到了这首“黑皮肤姑娘”。于是，这首歌立马就风靡前线和后方了。虽然这首歌讲述的是国内战争期间的事情，但是仍然被广泛认为是在描述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为解放摩尔多瓦而做出努力的人们。因此，“黑皮肤姑娘”就像现在歌舞团音乐会上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一样，成为了歌舞团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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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伟大的卫国战争的最后阶段，发生了一件在歌舞团表演历史上值得注意的事情。这件事情在1971年刊登于杂志《苏联音乐》（«Советская музыка»）的其中一期，作者是劳动红旗勋章获得者A·格多夫（А. Годов）。

 

在1945年初，他回忆，有一次A·V·亚历山德罗夫紧急召集了整个歌舞团。在叫人把门紧紧地关上之后，他说国家给了歌舞团一个紧急的任务，要大家立马出发去另一个国家。至于去哪里，有多远，不可以说。

 

后来我们才发现，这趟旅程的目的地是芬兰，这个目的地出乎我们的意料，但是也很有趣。在经历了红军的沉重打击之后，芬兰和法西斯德国的盟约破裂并瓦解了，现在是芬兰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了。芬兰退出了战争，和芬兰和谈的苏联代表团团长时A·A·日丹诺夫（А.А. Жданов）。在1月底，红旗歌舞团乘坐全副武装的特种列车抵达赫尔辛基。

 

第一场演出是在城市的戏剧剧院舞台上进行的。这场演出的确是成功的，就像《苏联音乐》中所说的那样，不过这一次的成功还没有歌舞团在芬兰取得的所有成功的一半多！在此之后歌舞团在芬兰首都最大的，可以容纳超过7000人的体育馆梅苏哈利举行了数场音乐会。歌舞团同样也在坦佩雷和图尔库进行了巡演。每到一个地方，在所有的音乐会上，从歌舞团的第一首歌，在演唱了芬兰国歌（用芬兰语演唱）和苏联国歌之后，“寒冷”的芬兰被点燃了。在鼓掌鼓到手掌麻木之后，观众们开始用跺脚的方式来代替鼓掌。歌舞团打破了苏联和芬兰之间的阻碍之墙，这是多么令人惊讶啊。

 

在为巡演而举办的招待会上，日丹诺夫向歌舞团的艺术家们和领导者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在和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讲话时，他强调，红旗歌舞团在巡演的短短两周内就与芬兰人民建立了相互了解并加强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联系，而如果要让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来做，要取得同样的效果……至少要两年！

 

总之，应该指出的是，红旗歌舞团在芬兰的演出是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歌舞团唯一一次在国外进行巡演，是非常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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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来自于A·格多夫的回忆，发表于《苏联音乐》。

 

1946年8月7日，歌舞团在波兰，刚刚抵达另一个城市。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愉快，因为漫长的旅程即将要结束了。突然，一个消息传来，被V·D·索科洛夫斯基（В.Д. Соколовский）元帅邀请去了柏林的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亚历山德罗夫突然去世了。歌舞团的每个人都很绝望，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件事情的发生。

 

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亚历山德罗夫立刻动身前往柏林，而失去了团长的孤儿歌舞团则按照计划前往屈斯特林举行音乐会。这很艰难，A·格多夫指出，对于红旗歌舞团而言。艺术家们唱歌，然后不住地流泪，然后再一次唱起来。音乐会当然取得了成功。毫不知情的观众们鼓掌，大笑，喊着“再来一个”。只有到了演出的最后，在得知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的去世之后，观众们才以全体起立的方式纪念这位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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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亚历山德罗夫的著名歌曲“神圣的战争”在苏联人民反法西斯德国的战争起到了很大的动员作用。这首歌并不仅仅只是红旗歌舞团在唱，整个国家，包括那些在战斗的勇士们都在唱着这首歌。

 

在期刊《苏联文艺》（«Совет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1973）上，前歌舞团成员、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艺术家叶甫根尼·托尔斯托夫讲述了有一次在和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绕着城市散步时发生的事情。一队士兵挡住了他们的路，是一支出发去前线的部队。这些战士们，踏着整齐的步伐，在唱“神圣的战争”，唱得很大声。亚历山德罗夫愣住了，用手遮住自己的眼睛。他站起身来，走来走去，看着这些正在行进士兵，他们健康，年轻，装备精良，用惊讶的眼神看着这个眼里闪着泪花穿着将军大衣的人。这是这位军队的作曲家骄傲的眼泪：他的歌曲伴随着战士们上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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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斯大林（И.В. Сталин）喜欢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并经常邀请歌舞团到克里姆林宫的圣乔治大厅演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艺术家Yu·V·施特诺夫在他的书《亚历山德罗夫人的自白》（«Исповедь александровца»）里回忆起一件与此有关的事情，这件事情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艺术家I·I·萨夫丘克告诉他的：

 

“有一次，在一场圣乔治大厅举行的音乐会的歌单包括乌克兰歌曲‘潘多拉’。在最后两句，我从低至高唱着音阶，一直唱到‘do’，而同时我们的天才瓦洛佳·费德洛夫则同时从高至低唱音阶，一直唱到‘la’为止。这首歌每次都给人留下不可磨灭而又多彩的印象。斯大林也很喜欢这首歌，经常要求我们再来一次。突然，I·V·斯大林的警卫走过来找我们，说：‘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叫你们过去他那里。’我们屏住呼吸，走到领袖的办公桌旁。斯大林说：‘我真的很喜欢你们的表演和技巧。告诉我你们想要什么吧，你们的所有愿望我都会满足。’”

 

“你知道的，”I·I·萨夫丘克说，“在听到这句话之后，它一直在我们的脑海里回荡着。如果真的如此，我们就可以在一夜之间就成为苏联人民艺术家，或者获得高薪，或者——搬到大大的公寓里——这一切都有可能。我们沉默了一会儿，I·V·斯大林耐心地等待着。我们悄悄串通了一下，同时说出了我们的要求，‘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们说，‘请允许我们和您一起喝一杯香槟，以表达对您的敬爱和感激之情。’‘这就是你们的要求吗？’斯大林惊讶地笑了起来，耸了耸肩。在这之后，我们和领袖碰杯时用的酒杯被允许装在盒子里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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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英国，伦敦。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在英国观众们面前进行了一番精彩的表演。未来的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对亚历山德罗夫人的艺术赞叹不已，邀请红旗歌舞团参加了一次招待会。在招待会上，其他来宾们都非常出色地表演了摇滚。

 

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的舞者列夫·乌斯宾斯基和伊琳娜·日维雷斯请求B·A·亚历山德罗夫允许他们表演摇滚。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开始并没有点头，不过迫于年轻舞者们的压力，他还是同意了。苏联军队艺术家们跳起舞来，以惊人的技艺震惊了所有参与了这场招待会的人。第二天，当地报纸报道亚历山德罗夫人们不仅擅长唱歌和跳舞，而且在表演摇滚上也很擅长，希望英国人们都能赶紧去欣赏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的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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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荣获两次红旗勋章的歌舞团进行了另一次在英国各城市的巡演。就如歌舞团副团长S·图林上校在这次巡演中的报告所提到的那样，歌舞团的艺术家将他们在1956年进行的那次巡演和这次巡演进行了对比。随着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声望日盛，虽然是在西方国家进行巡演，但是也已经发生了很多改变。就像S·图林所指出的那样，1960年在巴黎巡演时，亚历山德罗夫人们希望按照军队传统给无名烈士墓献花圈，但是却没有被批准。

 

而现在，在伦敦，他们不仅不介意红旗歌舞团给无名烈士墓送花圈，而且还帮助红旗歌舞团举办了一次隆重的仪式，甚至还下令无名烈士墓周围封路15分钟，对于繁忙的伦敦街道而言，这是影响很大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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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团年纪最大的团员和首席行政负责人V·G·卡迪诺夫与本书作者分享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故事。

 

在红旗歌舞团1963年至1964年在法国的巡演期间，在巴黎的一场音乐会结束之后，剧院经理邀请歌舞团到埃菲尔铁塔上去庆祝新年的到来。亚历山德罗夫人们坐在桌旁，从埃菲尔铁塔上往下看，可以看到巴黎夜晚闪耀的灯光。他们打开了香槟酒，但就在这时，B·A·亚历山德罗夫突然下达了命令：“所有人都赶紧下去！”艺术家们被告知他们要立马举行一场音乐会，法国总统戴高乐（De Gualle）将军将要出席。

 

原来，这一场音乐会是因为身处饥饿中的孩子们而举办的，除了有歌舞团出席以外，还有许多著名的艺术家出席。在音乐会上歌舞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不久之后歌舞团受到了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儿童基金会负责人签名的感谢信，其中提到：“亚历山德罗夫上校先生！尽管你们在巴黎的演出负担很重，但是你们却没有拒绝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旨在帮助身处饥饿中的孩子们的晚会。苏联军队合唱团的参加为音乐会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作出了贡献，同时也赋予了这场晚会别样的内涵和国际特色。”

 

亚历山德罗夫人受邀参与的这场意想不到的，计划之外的晚会，表达了红旗歌舞团对待艺术的特殊态度，同时也让歌舞团在公众面前展现了自己的辉煌成就。在慈善演出结束之后，歌舞团回到了埃菲尔铁塔庆祝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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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团曾不止一次的在意料之外的情况下进行表演，在必要的情况下，歌舞团会暂停正在进行演出。

 

1963年11月，当歌舞团在巴黎举行的一场音乐会进行到中途时，B·A·亚历山德罗夫突然示意歌舞团停止演出。原来是因为他受到了美国总统J·肯尼迪（J·kennedy）去世的消息。在一阵沉默之后，歌舞团即兴演奏起了舒曼（Schumann）的“梦幻曲”。大厅里一片沉默，观众们在全场起立中听完了这首歌。

 

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2005年当歌舞团在波兰进行巡演的时候。教宗若望·保禄二世（Sanctus Ioannes Paulus PP. II）去世的消息传来。由于教宗的祖国宣布全国进行哀悼，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的领导者们根据紧急情况改变了音乐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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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一条的后一个例子提到了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因此在这里我们要提出两个值得注意的事实，这反映出了教宗本人在不同时期对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和亚历山德罗夫人的艺术的不同态度。

 

1968年，红旗歌舞团在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克拉科夫举行音乐会。当时，未来的教宗、当时克拉科夫总教区的总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Karol Wojtyla）枢机主教在音乐会的第一个节目结束之后就离开了音乐厅。这一事件的发生，正如大家所说，是因为他本人对苏联国家的消极态度，这一态度表现为了对苏联军队的歌舞团艺术的无法接受。

 

另一个事实是，在2004年亚历山德罗夫人在梵蒂冈的演出给人留下了难以忘记的印象。这场音乐会在本书前文中已经提到。在三十多年过去之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对俄罗斯传奇的歌舞团的精湛技艺充满了热情，他举起双手拍掌，大喊道：“Bravo俄罗斯！Bravo俄罗斯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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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3年，在巴黎举行的一场音乐会上，红旗歌舞团巡演的组织者走到B·A·亚历山德罗夫身边对他说他们有一个非常有天赋的女孩，希望歌舞团能够支持一下。当时，她已经来到了后台，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同意了。

 

亚历山德罗夫人们记下了这个女孩要表演的歌曲的乐谱和歌词发音。为了学习这首歌以及进行排练，当天的休假被取消了。在排练时，她只和合唱团一起排练了一次。

 

第二天，她和红旗歌舞团一起表演了，引起了观众们的赞叹。在演出之后的第二天，新闻界都说一颗新星诞生了。这个女孩就是现在著名的米雷耶·马蒂厄（Mireille Mathieu）。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为她的传奇艺术生涯打开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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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在1964年亚历山德罗夫人在法国巡演期间值得注意的事实，是P·斯莫伦斯基（П. Смоленский）在《红星报》上报道的。

 

苏联军事艺术家们的受欢迎程度非常之高，以至于在那几个月中法国国内最受欢迎的唱片就是歌舞团的唱片。在新年前夕，由法国Globe公司和巴黎最大的百货商场共同组织了一次有歌舞团艺术家参与的唱片展览和售卖。这一次售卖吸引了很多群众，因为只要您有足够的耐心去排长长的队伍，就能获得苏联艺术家们的签名。正如独唱V·茹斯拉诺夫在《苏联文艺》（1973）中所指出的那样，在1964年1月11日之前，在法国一共售出了13万张亚历山德罗夫人的唱片，其中有1万张唱片有歌舞团艺术家的签名。

 

另一个事实。在红旗歌舞团乘船游览塞纳河时，船长为了表示对他的客人的尊重，在船上升起了苏联国旗。在水上游览巴黎的两个小时里，挂着红旗歌舞团祖国国旗的船一直回荡着苏联歌曲，在岸边和桥上的巴黎人都为此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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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知道，在苏联时期时，西方国家对待他们和他们的歌的态度都是模棱两可的。当E·科尔曼诺夫斯基写了“俄罗斯要不要战争”之后，B·亚历山德罗夫立马就把这首歌加入到了红旗歌舞团在国外演出的歌单之中，并由瓦季姆·茹斯拉诺夫演唱。在歌舞团演出时，茹斯拉诺夫用动听的语言演唱这首歌，用他的高超技巧和满怀热情把这首歌所要表达的意思传递给了观众。围绕着这一首歌，西方媒体进行了一场真正的争论……

 

“我不知道在文化宣传领域中是如何看待苏军的合唱团的，”伦敦《旁观者报》（Spectator）的记者这样写道，“但我知道这比已经放弃的蓝光导弹（作者注：一款研制费用昂贵的弹道导弹，引起了在议会里以及人民之间的激烈讨论）更有用。派一队士兵到世界各地去唱歌，并提问：‘俄罗斯要不要战争？’，这多么美妙。”

 

在瑞士，《洛桑论坛报》抱怨道：“这场音乐会的确是苏联人出色的宣传。俄罗斯人通过‘俄罗斯要不要战争’、‘布痕瓦尔德的警报’等歌曲以及少部分的民歌进行了很好的宣传。”比利时报纸《Pöple》则走得更远：“歌曲‘俄罗斯要不要战争？’与艺术毫无关系。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挑衅性的宣传。至于那些音乐会上的观众掌声，都是来自比利时国内的苏联人特别组织的。”

 

另一份比利时报纸《瓦隆大区报》（«Валлония»）表示了他们的惊讶：“公众们的注意力也被吸引到了科尔曼诺夫斯基（Колмановский）和叶夫图申科（Евтушенко）‘俄罗斯要不要战争’上了。‘再来一次’让人难以理解，因为这是一首很严肃的歌。我们应该注意到歌舞团巡演日志中的记录，歌曲‘俄罗斯要不要战争’在法国、比利时和瑞士的90场音乐会中被表演了180次。显然，这首歌在亚历山德罗夫人的演出中经过了精心的包装，它以它反战的特性立马就打动了人们的心灵。”而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比利时天主教媒体的认可，他们看到了苏联军队歌舞团演出中的那些歌曲的价值，因为这些歌曲在呼吁和平（比如说‘布痕瓦尔德的警报’）。天主教的一份出版物中这样总结道：“这是一项慈善事业，全世界的普通人都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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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团在1967年在英格兰的国外巡演中打算演唱“俄罗斯要不要战争？”似乎不是一件很合时宜的事情，在这里单独提一下。

 

在伦敦，歌舞团的第一场音乐会将会在英国最大的音乐厅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中举行，而就在演出开始前不久，英国当局禁止了他们在音乐会上演唱“俄罗斯要不要战争？”。B·A·亚历山德罗夫要求得到解释。原来，这首歌在这里表演被认为是一种对英国国家内政的干涉。在经过了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的强烈抗议之后，这一禁令被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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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6年的秋天，歌舞团开始了一次为北方舰队进行演出的军队巡演。在9月26日，歌舞团本来应该在波利亚尔内进行演出。歌舞团乘坐几辆分配给他们的PAZ产的军用汽车前往那里。在路上，天气开始变得糟糕起来，强风伴随着大雪侵袭而来，路面上开始覆盖上一层冰。

 

Yu·V·施特诺夫在他的书《亚历山德罗夫人的自白》里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距离Западной Лицы（这个地方似乎完全没有中文译名，在今天仍然有俄罗斯北方舰队的基地位于这里，此处距离挪威和俄罗斯的边境线只有45公里）还有两公里的时候，由于冰的缘故，汽车突然失去了控制。我们滑到了左面的斜坡上，下面是一片飘着碎冰的湖——滑下去必死无疑。艺术家们，对着我们经验丰富的汽车司机瓦利亚大喊：‘把方向盘一直往右打！’这救了我们。汽车开始翻滚，撞到了一个大石块然后翻了过去。立即就有碎玻璃飞出，汽油和电池里的酸开始流了出来。当时没有人正在吸烟对我们而言真是一种最大的幸福了……感谢主，没有人死亡，但是有6个人受了重伤……”

 

在波利亚尔内的音乐会按照计划按时开始。几乎所有经历了车祸的艺术家都参与了这场音乐会。观众们热情地赞扬着亚历山德罗夫人们，没有人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尽管受了伤，很痛，但是艺术家们仍然按照红旗歌舞团的惯例，全心全意地把这美丽的艺术表演给他们亲爱的军队观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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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中的杰出独唱家都走出了自己的辉煌之路。在《莫斯科日报》（«Московскому журналу»）（1999）年对歌舞团首席行政负责人V·G·卡迪诺夫的采访中，他指出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总是到处在寻找人才，即使是他们巡演没有去到的地方，他都留意着。1954年有一次他们在利沃夫演出。一个男人来到合唱团想尝试加入，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在试听了他的表演之后录取了他。

 

不过，在第一年里，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都没有下定决心该让这个新人做什么——有时候他可以上台表演，有时候他不上台表演，有时候他以独唱的身份表演，有时候他在合唱团里唱歌。最后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在一次巡演中让他演唱了乌克兰歌曲“月夜”（«Нiч яка мiсячна»），这次的表演立马就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他本人也立马就成为了歌舞团的首席独唱之一。

 

此人就是我们杰出的男高音，苏联人民艺术家叶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别利亚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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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团的乐队中一直有着极其出色的音乐家。是的，直到今天依然存在着。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的巴拉莱卡演奏大师，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艺术家B·费奥克蒂斯托夫，他不仅仅作为歌舞团的乐队的一员在歌舞团的音乐会上演出，同时也有自己的独奏音乐会。

 

他的艺术技巧让他不断地在观众面前取得成功，在国外尤其如此。观众们都对他的演奏技巧很震惊，因为他只用一只手就能把巴拉莱卡琴弹得出神入化。举个例子，加拿大的一份报纸这样描写他：“他的技巧真是太过耀眼了，他经常不用右手进行演奏。”以及“这位独奏家只用一只手就能把巴拉莱卡琴弹得如此灵巧，以至于经常让人怀疑也许他们的乐队只有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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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国外巡演和在国内为军队演出时，由于我们国家那时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歌舞团的艺术家和行政人员们都要随身携带许多罐头食品，这些罐头食品占据了他们行李箱的很大一部分空间，而超重的个人行李有时候也会导致一些可笑的情况发生。

 

举个例子，1976年，歌舞团到达日本横滨进行巡演。如同往常一样，接待方安排了一队搬运工人，将歌舞团的行李运去酒店。一个搬运工人满怀信心地走到一位乐队成员的两个手提箱前，他俯下身子，用力地想把它们提起来，但是……箱子依然待在原地一动不动。对于日本的搬运工人而言，这实在是太重了。这位工人进行了第二次尝试，但依然没有成功。

 

就在这时，手提箱的主人来了，这位身材矮小的艺术家，非常自然地，提起了自己的行李并他们放到大巴上。那位日本人看到这一幕不禁感到有些受伤，眼里立马就闪烁着沮丧的眼泪。

 

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我们俄罗斯人很有智慧。这位亚历山德罗夫人，为了能够拿起这些沉重的行李，在外套下有一套绑在身上的带子，这条带子沿肩部伸进袖子里，在末端有两个挂钩可以帮助他提起箱子。就像俗话所说，“棺材刚刚被打开”（出自《克雷洛夫寓言》，意为用一个简单的方法解决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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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这一故事似乎说明了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的独唱家有着非同凡响的音量。这一事件发生于1978年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在西班牙的首次巡演演出中，这次巡回演出毫无疑问取得了成功。

 

由于有许多西班牙人都想亲临现场欣赏这个杰出的歌舞团的演出，于是音乐会就在当地可以容纳数千人的体育场馆举行。在这样的情况下，独唱家们需要有强大的功放设备。在当地观众面前成功演出的亚历山德罗夫人是莫斯科大剧院的前独唱，具有非凡美与实力的杰出男中音阿纳托利·米先科。他用西班牙语演唱了A·劳拉（Агустин Лара）的作品“格拉纳达”，并不断提高自己演唱这首歌曲的水平。

 

突然，在这位歌手的一次演出中，由于未知的原因，麦克风罢工了。然而阿纳托利却没有罢工，他用他那自然的声音响彻了整个体育馆。毫无疑问他征服了观众！观众们都给予了这位独唱家经久不息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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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发生了一件奇怪同时又具有教育性的事情。那场音乐会开始的时间虽然和往常的音乐会一样，但是却结束得很晚，结束时已经是午夜时分。因此，亚历山德罗夫人们返回酒店后，都尽可能快地回到房间感觉休息。

 

为了不排队，乐队的艺术家们决定去坐货运电梯，然后电梯就因为超载发生故障，卡在了两层楼之间。在消防员的帮助下——他们在墙上打了一个洞——音乐家们才得以离开电梯回房间。

 

在此之后，一个有爱心的西班牙人在货运电梯门上手写了一个“仅限10人乘坐！”的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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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德罗夫的艺术家们在战后岁月在热点地区的演出，就像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一样，并非是没有危险的。也像在战争岁月一样，音乐会对于那些英勇的战士们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现在的俄罗斯联邦功勋艺术家，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教授，曾经的歌舞团独唱A·马丁诺夫回忆起1983年前往阿富汗进行的慰问演出，他指出在那里演出有时候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有几次，他说，他们都身处炮击之下。

 

在这里，举一个例子，这件事情发生在贾拉拉巴德附近。在早已制定好的地点，艺术家们正在等待着要看音乐会的部队回来。“那些士兵们，”A·马丁诺夫继续说道，“乘坐着他们的BMP-1步兵战车回来，车上面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尘，而人则是满脸胡须、看起来经历了过度暴晒，每个人都精疲力尽。但是当他们看到来自莫斯科的艺术家们正在等待着他们之后，他们甚至拒绝去洗澡。他们说：‘先听歌，再洗澡。’音乐会就在这样的‘露天礼堂’开始了。

 

就在他们开始坐下来的时候，附近的一座山突然响起了一阵机枪声，一枚炮弹在距离我们200米的地方爆炸。一个军官在无线电里下令：“好吧，让我们去制止这样的侮辱！”

 

在我们的身旁又发生了一次爆炸。我第一次亲眼看到这样迅速的‘正义的胜利’。手榴弹划过我们的头顶，发出嘶嘶声。下一刻刚刚向我们开火的那座山就被大火覆盖。随后，一切都安静下来。

 

在这样‘戏剧化的插曲’之后，我们继续开始我们的音乐会。士兵们听着我们的歌曲，脸上带着惊讶——我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看到过这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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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在加拿大巡演期间，歌舞团的艺术家们应邀参加了在魁北克举行的加拿大国家队和苏联国家队之间冰球友谊赛。在比赛前，会响起参与冰球比赛的各国国歌。这是苏联国歌第一次在比赛中不是以播放录音的形式响起，因为这一次，著名的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现场演唱了苏联国歌。对于红旗歌舞团而言，在全世界最出色的冰球人们面前演唱国歌是一种荣幸。

 

歌舞团的合唱团到达体育馆时，按照惯例，穿着军装。然而指挥、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艺术家A·马尔塞夫却忘记拿自己的军官礼服。还好，很快就找到了解决方法，一个合唱团的艺术家把他的衣服借给了马尔塞夫上校。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穿着普通的苏联军装出色地完成了指挥，合唱团漂亮的演唱了他们以及苏联冰球运动员的祖国的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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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历山德罗夫人在国外的音乐会上，也不是没有希望我们国家不好的人存在的，他们甚至会进行各种各样的挑衅。在上述提到的那次在加拿大的巡演中，当歌舞团在多伦多演出时，就有一些人试图破坏红旗歌舞团的音乐会。为了引起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的恐慌，他们放了十来只老鼠进音乐厅。结果，音乐厅里顿时就响起了一片尖叫声，但是这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观众们对欣赏传奇的苏联军事艺术团体的艺术家们的伟大艺术的渴望战胜了恐慌。音乐会一如既往地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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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亚历山德罗夫人在加拿大和美国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长期巡演。在洛杉矶，一大群由亚美尼亚侨民组成的示威者由于斯皮塔克大地震（发生于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提出了他们的政治诉求，要求音乐厅停止售票并堵住了音乐厅大门，试图阻止歌舞团举行音乐会。

 

幸好，歌舞团的独唱、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的获奖者巴塞格·图马尼杨是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艺术家。B·图马尼杨和示威者们交谈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这一行动带来了积极的结果。这位艺术家不仅仅在艺术方面十分出色，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谈判者。

 

尽管延迟了很久，但是音乐会仍然开始了。1989年11月13日的《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这样写道：“巴塞格·图马尼杨，一位出色的男中低音，就像歌唱家普拉西多·多明戈（Placido Domingo）一样有魅力。他用西班牙语演唱‘格拉纳达’让人们雀跃欢呼，而他演唱的‘波吉与贝丝’中波吉的唱段又是多么的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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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一次回到Yu·V·施特诺夫的书上。在1999年初，他回忆道，亚历山德罗夫人们不得不维护自己的歌舞团，以阻止首席军乐指挥V·A·阿法纳西耶夫（В.А. Афанасьев）中将把歌舞团划入国防部军乐团的企图。于是，艺术家们在团长D·V·索莫夫上校和歌舞团其它领导者的带领下，不得不为了保卫自己的团队而作出极端行为。根据《文化报》（«Культура»）1999年3月19日至24日之间的记者持续追踪报道：“……1月4日，亚历山德罗夫人们聚集在国防部大楼前举行了抗议大会，这是歌曲‘瓦良格’最令人难忘的一次表演。我也不想歌舞团不再归教育工作总局管辖，要知道，歌舞团已经由该局管辖了70年。”这位作者还指出，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教育工作总局办公地点的围墙之外。

 

随后，歌舞团的团长和教育工作总局的负责人V·F·库拉科夫（В.Ф. Кулаков）上将的代表见面了，库拉科夫本人没有出现。他的副手V·M·阿扎罗夫（В.М. Азаров）将军代表他和歌舞团见面了，并表示他很赞赏和尊重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但是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歌舞团的代表们不得不请国防部长出面来解决这个问题。Yu·Y·施特诺夫特别指出，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教育工作总局教育处处长L·I·马列夫和他的副手N·Yu·叶菲莫夫（Н.Ю. Ефимов）在歌舞团命运走向一事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段时间过去之后，国务秘书兼俄罗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N·V·米哈伊洛夫（Н.В. Михайлов）来到了歌舞团，同时也叫来了V·阿法纳西耶夫将军，他听取了歌舞团艺术家们的建议。这近乎是一场和V·A·阿法纳西耶夫的“战斗”，最后亚历山德罗夫人赢了。国防部长签署了命令，强调歌舞团仍然隶属于教育工作总局。这是一场胜利，一场真理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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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书里，Yu·V·施特诺夫提到了许多他在歌舞团时的同事们。在提到俄罗斯联邦人民艺术家V·I·绍特夫苏时，作者提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绍特夫苏的演出总是有特别的韵味，”书里这样写道，“特别是他在表演乌克兰歌曲和西班牙歌曲的时候。嗯，他在演唱著名的‘卡林卡’时总是会拉出一个无与伦比又无比漫长的长音，让观众们总是如痴如醉。有一次在波兰巡演的时候，歌舞团在什切青演出。如往常一样，V·绍特夫苏极其陶醉地演唱‘卡林卡’。观众们站起来并为我们出色的独唱鼓了很长时间的掌。突然，一个粉丝跑到了舞台上，为了表达特别的感谢，她从手上摘下了一枚戒指交到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的手上。观众们都震惊了，随后继续为‘卡林卡先生’鼓掌，掌声经久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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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绍特夫苏还告诉本书作者另外一件发生于同一次波兰巡演期间的事情。在那次巡演的最后一场音乐会上，他以一种深厚的感染力演唱了歌剧“图兰朵”里的“今夜无人入睡”。音乐厅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一位女士拿着一束鲜花走到舞台前，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弯下腰，跪下来接过花束。突然，这位女士紧紧地抓住了不知所措的他的手臂，就像是要把他拖到她的身边一样。这位独唱由于这一意外失去了平衡，几乎要跌落舞台，但幸好最后还是留在了舞台上。第二天，波兰媒体上立马就出现了有关的报道和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