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走后，我一个人难过

黑色的小音响摆放在寝室中央的凳子上，阿菊在收拾行李，我与阿敏坐着看她，偶尔和她说话。我们说，每人推荐一首歌放一放，于是音箱里传出克制又痛苦的声音：

“再见青春 再见美丽的疼痛 再见青春 永恒的迷惘”

阿菊笑着说不要再放了，再放就要哭出来了。

当然我们谁都没有哭出来。于我而言，我已经不会感性到刻意在别人面前流眼泪。“再见青春”，好像是我十三四岁时会大喊出来的矫情台词。二十五六岁的我们开始默认，我们的青春早就过去了。

“毕业”好像也是青春的专属。本科毕业的时候，很多人在饯别宴上痛哭，大家做了很多誓约，认为彼此一定都会奔向大好前程。然后在社交空间里发表大段文字，势必让全世界知道自己的不舍。

研究生迎新会上，我异常平静，感觉自己完全是被一股外力拉进来的。开学典礼我迟到了一会儿，找了之前在班级群里随便加的一个人问位置信息，然后赶到同学们所在的地点。我就这样和随便加上的同学见了第一面。她是欧欧，典礼开到一半，她的男朋友来了，两个人坐到了后排。那个时候起我就羡慕她有个对她很好的对象。

学生大概都是以寝室为基础发展友情，但我很早就住在学校外边。我只认识欧欧，我试图融入她的朋友圈。融入一个寝室的圈子真的很难，我觉得自己用了差不多一年多。为了和大家说话，放学路上我宁愿推着单车走在她们旁边，有时我插不上她们的话。

我在玩乐队的事自然而然地被她们知道了，由此，我从未期望过与之走近的人和我走近了。她是阿菊，那时她留着齐肩卷发，在我看来如同某个知性成熟的大姐姐角色。我们保持着共处一个朋友圈的礼貌距离。

2016年12月20日，那时她还是齐肩发，兴许只是因为她与阿敏想加餐，而我又在放学路上和她们走在一起，于是我们三人第一次聚在了餐桌上。我对着餐馆里灯笼外形的电灯拍了几张照片，好掩盖掉一些自己的拘谨。席上她们出于好奇问我什么是摇滚乐。

它很吵吗？她们好奇。

我像与人分享玩具的孩子，与她们分享了KISS的《Beth》。如诉的钢琴声伴随着主唱有点沙哑的歌声，我说这也是摇滚乐，它可以不吵。

我很高兴地看到她们在认真听我分享的歌曲，不管她们心里到底喜欢与否。我以为这已足够，毕竟我不能强行地把自己的爱好塞给别人。

可是我和阿菊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2017年12月15日，我和同门的澆澆相约去看岛屿心情乐队在长沙的演出，为了让行程再热闹些，我们决定再叫一个人，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约了阿菊，她很爽快地答应了。我没有想到，在演出现场，阿菊异常地兴奋，她蹦到比我们靠前很多的位置，在同样癫狂的观众中挥舞手臂。不过确实，地下演出的氛围很难让人不兴奋，有人“跳水”了，我们难以自制地尖叫起来，我们在主唱声嘶力竭的表演中跳了起来，我们短暂地相信了——我们的“勇敢”，“是这个时代的声音”（岛屿心情《声音》）！

仅此一次，已让我见识到了阿菊的热情。此后，我与她的交往像是遵循了一种固定的模式，每次见面，她多半会问我：“最近又学了什么新歌没？”只要条件允许，我总得操起吉它为她献唱一两首。以至于，互相打听学业近况仅仅变为了这一模式的附庸品。

唱歌之余，我们聊的最多的话题是乐队。唐朝也好，舌头也好，魔岩三杰也好，这些上了年纪的中国乐队故事，以往我总是一个人在各种渠道搜罗、消化。我总认为，私下里的爱好不能强求在别人那儿得到共鸣。可是阿菊非常乐于了解我的爱好，她对我口中讲出的故事所一直抱持的好奇，让我的倾诉欲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我们的关系因我本以为要深埋在心中的爱好而拉近了，真是奇妙。

为了安心写论文，阿菊暂时搬离宿舍，住到了与我相同的小区。我们的生活轨迹由此更加融合。

这时已经到了研究生最后一年，这一个暑假，从家乡回到学校，我就已经做足了吃苦一年的准备。我们要毕业了，工作和论文两座大山压着我们。为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我在长沙与上海两头跑个不停，甚至会前一天晚上从长沙坐卧铺出发，第二天慌张地办完事后下午赶高铁回。不知为何，我似乎养成了一个习惯，从让我倍感压力的上海回到长沙，总是急着联系阿菊，上她的廉租房歇歇脚。

为了打发时间，我们在网上找电影看。她租的房间不大，摆了床之后活动的空间就更少。于是她在床上支起折叠小桌板，把电脑放桌板上，我们俩人缩到被子里，靠在床头，一边说话一边看电影。

我们一起看了《天注定》，贾樟柯真实得令人生畏的镜头语言下我们大气也不敢出。我们一起看了《太阳照常升起》，我们只知道这个电影很美，可是却没有完全看懂，结束后又在百度上搜了很久电影解读。我们一起看了《楚门的世界》，她说她看了这部电影，再联想到现在的生活，感到很害怕。

可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一起看的《北京乐与路》。一边看，我一边告诉她，这个人物其实是现实中的谁，这首插曲是哪个乐队的歌。电影最后，主人公平路死了，我记得他骑着摩托在沙地上不停打转的画面，像个陀螺，他的女朋友跑过来问他为什么要打转，他说，养的狗丢了。平路的结局来自唐朝乐队贝斯手张炬，他们都酷爱机车也死于机车，但电影给人物的死亡增添了更多的幻想：平路趔趄着将自己被大公司拒掉的原创音乐CD插进撞到他的大卡车车载CD内播放，然后他缓缓倒在地上，胸脯费力地起伏——他已经燃烧殆尽了。

那天晚上回到住处，《北京乐与路》让我无法入睡。不是因为这部电影有多么优秀，而是平路的路好像也是我所选择的路。我再一次陷入了熟悉的迷茫：我的坚持到底会有什么结果。阿菊对我说过的话有时能短效地给我打气：“如果有一天你不坚持了，我就不相信这世上有梦想这回事了。”

阿菊对我很好，我是个生活能力很差的人，那时我不会做饭，作息习惯也是乱七八糟。每次去她住处坐客，她总是给我倒水替我挂衣裳，安排得明明白白，外出吃饭也经常不要我出钱。为了回馈她对我的好，我买了一本书送给她。是我几年前在图书馆无意中发现的肖全的《我们这一代》。我是个羞于表达真情的人，我无法当面对阿菊说我多么看重她，只是将自己的心里话写在了这本书封面的内里，我期待阿菊某一天随意地翻开了折起的封面后，发现一大段赠言的那种惊喜。

她租住的小房间也成了我们一堆朋友的聚集地。在研究生阶段的最后一年，我们四五好友常常坐在她的房间里聊天，聊的话题无非是谁的对象怎么样以及找份什么样的工作能多多赚钱。

欧欧与深圳的公司签约了，她和男友已经在深圳实习过一段时间。我只是在这几次的相聚聊天中，才发现她与男友也并不是我一直认为的神仙眷侣。他们产生矛盾了，我们忙着开导她。我稀里糊涂地，有时劝和，又有时劝分。亲密的两个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也很无助，若是我再次进入一段亲密关系，我能心平气和地处理各种鸡毛蒜皮的麻烦事吗？看上去强势无畏的欧欧展示了如此脆弱的一面，我想叫她看开点，可是人一旦握住了什么，就很难放开。我愿意相信这一切不顺只是暂时，因为过了大半年，欧欧依然挽着这位男友，晒出他送给她的各种礼物，我给她的朋友圈点点赞，柴米油盐的生活不就这样，磕磕绊绊。

2019年6月18日，我、阿敏和阿菊毕业前最后一次散步在夜晚的校园里。聚在一起的时光能多一点是一点，我贪心地想。我们走在校本部的林荫道上，路灯将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再缩短，又拉长。手机里放着的歌与这个情景契合得过分：

“汽车声，打破宁静，听得见却看不清。路灯下，你的身影，是最远的距离……”

回到宿舍楼下，三个人又站了好久。阿敏不小心踩到了路边的呕吐物，她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在地上将鞋底蹭干净，我和阿菊笑得站不稳，好像喝醉的不是吐了这一大滩呕吐物的醉汉，是我们几个才对。

第二天，阿菊要坐火车回老家了。上午，我去到她们的宿舍，好像这次来访只是三年中稀松平常的一次。我们明明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可大家还是听着歌大剌剌地开玩笑。

来不及在学校吃午饭，阿菊就叫车去火车站了。临走前，阿敏拍了一张她的背影。阿菊摇下车窗冲我们挥手，我意识到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最后一面了，可我却没有分离的实感。

又过了一天，6月20日，我终于大哭了一场。因为母亲在视频通话里没能理解我对长沙和长沙的朋友们的不舍，还误认为是我对工作和新生活的抗拒。我自知不便再多说，挂掉通话后，恶狠狠地哭了一场，像个第一次失恋的少女。积攒多日的难过喷发出来，我舍不得长沙，舍不得我的朋友，曾经一度想离开的地方成了我最想留下的地方。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我习惯这样理解这句话：离开的人事物一天比一天疏远，只有围绕在身边的人事物才能变得亲近。若许年的人生已经证实了这个残忍的道理。有一天我会觉得今朝的分别不再令人痛心了吗？我会习惯并爱上自己的新生活吗？会有新的朋友替代我心中珍视的这些老朋友吗？我单薄的人生经验无法给自己答案。

三年实在是太短太短了，在我们还可以成为更好的朋友，在我们可以变得更快乐的时候，毕业来临了。2019年6月，我们真的各奔东西了，我们的关系变得比异地恋还不牢靠，异地恋好歹有奔头，一年能见个两三回，我们要再聚，不知道得遇上什么契机了。但我们的关系要比异地恋长久，我们一生都会是朋友。

2019年8月3日，我在新住所拍了一张窗外天空的照片，想要把它传到我们几人所在的微信群里。可是，突然想到大家工作忙碌，兴许连晚饭都还没吃上。不想打扰到朋友们，我又放下了手机。

我和阿菊偶尔联络，有时，我们还在用分享歌曲的方式无言地交流着。新歌做出来了，我还要像以前一样，马上与她分享，更不用说，这是一首为她、为她们、为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而写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