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第十七章学习心得
道德经讲解 第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
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悠兮，其贵言。
功成事遂，百姓皆谓 “我自然”。
首先，我们来看《道德经》第十七章第一部分。“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最高境界的统治者，人民感受不到他的存在；其次的统治者，人民亲近他、赞誉他；再次的统治者，人民畏惧他；更次的统治者，人民轻蔑他。统治者的威信不足，人民才不相信他。
我们来看王弼在《道德经注》中对这一章的解读。“太上，谓大人也。大人在上，故曰“太上”。大人在上，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故下知有之而已。言从上也。不能以无为居事，不言为教，立善行施，使下得亲而誉之也。不复能以恩仁令物，而赖威权也。不能法以正齐民，而以智治国，下知避之，其令不从，故曰：“侮之”也。夫御体失性，则疾病生；辅物失真，则疵cī 釁xìn作。信不足焉，则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已处不足，非智之所齐也。” 王弼说，太上，是指伟大的领袖。他的地位在上，所以叫太上。他的地位高高在上，不以自己的意图妄自作为，不以自己的观念和言辞妄加教导，让万物自然发展变化而不去改变、创立，所以地位低下的人们只知道有这样一位领袖，而不知道他都做过什么、说过什么。这是以崇尚最上层次的道的规律来统治。不能以无所作为的准则来处理事情，不能做到不用自己的观念和言辞来教导，那么久设立善的标准、模范，施与百姓利益，使百姓爱戴、赞扬他。不再能以恩德仁爱使事物服从，就会依赖威严的生杀奖惩之权。不能褒赏正确的行为、贬罚错误的行为来管理百姓，而以智谋、欺诈来治理国家，百姓识破而巧妙地回避法令，法令因此不被遵从，所以说百姓轻蔑、侮辱它。过分看重物质性的身体会失去本性，疾病就出现了；过分执着于外物就失去了自己的本真，错误、瑕疵就出现了。人若失信，别人也会对他失信，这是自然规律。已经处于不足、被动的地位，不是智力能够扭转局势的。
从王弼的解读当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一个管理者无法做到无为而治的弊端。最坏的情况下，就是蔑视权威，管理者在被管理者心中毫无地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无论上面说什么，下面的人都会想办法针对上面的法令。就算情况好一些，下面的人对上面的人心存畏惧，迫于威压去按照律令去行动，心里还是会有很多意见。如果有机会，下面的人就会摆脱压迫。而最好的情况，就是为下面的人着想，为民做事。但人人都不一样，同一种行动对一些人是好事，对另一些人可能就是坏事。只要有所为，那就必然有正反两面，无法做到人人满意。因此人们也会有所微词，对于管理者也是褒贬不一，只不过可能夸赞的声音大于辱骂的声音罢了。所以想要让所有人都满意，只能无为，也就是不凭借着自己的一己之欲而行动。相反，管理者需要顺应下面人们的本性，让人们自发的想要做事情。
从古至今，有很多的例子可以印证这一点。三国时期的董卓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例子。董卓是东汉末年的军阀、政治家，他掌握了朝廷的大权，但他的统治方式残暴而专制。他的部下吕布虽然武艺高强，但董卓并未重视他的才能，反而时常打压和凌辱他。同时，董卓经常颁布严苛的律令，使手下将士生活在恐惧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吕布和部下将领们对董卓的忠诚度急剧下降。当王允等人密谋刺杀董卓时，吕布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行动。最终，董卓被吕布和王允联手杀死，这也是因为他无法赢得手下将士的忠诚和信任。
至于不能做到无为的统治者那就多了。例如，在美国历史上，亚伯拉罕·林肯是美国第16任总统，他在任内推动了废奴运动，最终签署了《解放奴隶宣言》，使数百万非裔美国人获得了自由。这一举措对于许多非裔美国人和反奴隶制的支持者来说是一件好事，他们认为这是维护人权、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举措。然而，这一政策也引发了南北战争。南方的奴隶制支持者和地主阶层认为此举剥夺了他们的财产和生产力，对他们的生活和利益造成了严重影响。这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最血腥、最惨烈的战争之一。
回到本章，我们接下来看下半部分：“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 “我自然”。” 这句话的意思是，圣人施道，悠闲自在，少发号施令。事情办成功了，老百姓会认为："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
王弼对这句话的解读是，“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见也，其意趣不可得而睹也。无物可以易其言，言必有应，故曰“悠兮其贵言”也。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故功成事遂，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 他说，如果领袖按照自然规律去治理百姓，谁都无法看到他行使权力的预兆，谁也都无法了解他的动机和想法。他说出的话什么也不能令它改变，说了就一定做到，所以说悠然而珍惜自己的话语。不以自己的意图妄自作为，不以自己的观念和言辞妄加教导，不只以形态来定义事物，所以功绩达成、事情完工，而老百姓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历史上也有一些能够做到无为而治的例子。明朝时期，海盗问题严重困扰着沿海地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嘉靖皇帝任命戚继光为浙江总兵。戚继光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深知要解决海盗问题，光靠严格的法令和政策是远远不够的。他注意到很多海盗出身于渔民，是因为生计困难才走上了海盗这条道路。戚继光意识到，要让渔民们自发地抵制海盗和维护沿海治安，就必须改善他们的生活。于是，他积极推动水产养殖和海上贸易的发展，为渔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此外，他还鼓励渔民自发组织起来，共同抵抗海盗的侵扰。通过这种方式，许多渔民摆脱了贫困，不再走上海盗之路，而成为海上治安的维护者。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什么严苛的法令，也没有什么严厉的处罚。海盗是渔民们自己消灭的，戚继光所做的不过是给渔民指了一条明路，引领渔民们自发的走上更适于发展的道路上，这正符合了无为而治的智慧。
最后，我们复习一下整个《道德经》第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
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悠兮，其贵言。
功成事遂，百姓皆谓 “我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