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VI-iv. "Toast d'alger"

【提要：旺代战争、“亨利五世”和法国教会第一次大分化（ralliement）】

亚大那削 夏雷特（Athanase Charles Marin de Charette de La Contrie,1832-1911）的父亲夏雷特男爵出生于1796年，这一年夏雷特被捕后在南特枪决。不久前他的父亲Louis-Matin——也就是夏雷特的哥哥——也在与共和军的遭遇战中战死。亚大那削 夏雷特本人出生于1832年，正逢贝里公爵夫人起事失败躲入南特。夏雷特男爵负责组织旺代的地方军队，当时正被到处通缉逃亡。

这场不成功的短暂反叛还卷入了夏雷特的“少将”，年已六十的耶桑特 胡波耶（Hyacinthe Hervouët de La Robrie,1771-1832）。贝里公爵夫人和夏雷特男爵进入旺代后，耶桑特立刻发动全家人积极接应。身为“九个孩子的父亲”，两鬓苍苍的老人亲自带着长子上阵交战（耶桑特的次子当时12岁）。一次官兵深夜突袭了他的家人所在的农庄，耶桑特16岁的小女儿Celine遇袭身亡。尽管清醒意识到形势不利，耶桑特仍尽了他最后的责任——于是三十六年后，耶桑特最终和他的两个兄弟一样，为“正统国王”和“夏雷特”而死。

和夏雷特家一样，胡波耶家也是个起源于布列塔尼的古老家族。1793年旺代的战争开始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老胡波耶把三个年轻的儿子全部交给夏雷特，让他们“为国尽责”。不久后老胡波耶夫妇双双上了断头台，兄弟三人先后战死，永远长留旺代。

亚大那削 夏雷特和耶桑特的外孙一同长大，两人是至交好友。从小听着这些父祖辈的家族往事长大，毫不意外夏雷特同样怀有近乎冥顽不灵的正统立场。何况“他的国王”香波伯爵的性格确实独具魅力，以至被人称为“可敬的妖人”(L'auguste ensorceleur)。

“亨利五世”香波伯爵（Henri d'Artois， 1820-1883）的出生同样富有戏剧性。他出生在父亲贝里公爵遇刺身亡之后，因此得名“奇迹之子”。这个众望所期的正统王座继承人因1830年的变故，孩童时便与祖父一家逃亡海外。他个性鲜明的母亲贝里公爵夫人拒绝妥协，1832年以十二岁的“亨利五世”之名试图在旺代地区发动武装反叛，事发后被捕囚禁。此后贝里公爵夫人因“私自”改嫁，路易十八世禁止她探视儿子。香波伯爵由姑父莱昂古姆公爵和姑姑“王后的女儿”玛丽亚-德兰抚养长大。

玛丽亚-德兰深受波旁家族中孙辈的爱慕，甚至奥尔良公爵的小儿子也对她念念不忘，1830年后每逢节日仍会写信致意。她对年轻亨利的成长和教育更是用心，以至玛丽亚-德兰过世时，香波伯爵在她的葬礼上说对方才是自己真正的母亲。

玛丽亚-德兰倾尽全力要把年轻的侄子打造成一个贤君，确保一旦时机来临就能顺利即位 。香波伯爵也不孚众望，他熟悉多种语言，接受了适当的军事训练，以及最重要的宗教教育。事实上香波伯爵是1793年之后，唯一一个有实际执政计划的波旁“伪君”。香波伯爵在政治体制、国民教育、社会民生、军事财政等方面都颇有见地，他的政治构想后来甚至被称为“香波主义”（Chambordiste）。

香波伯爵希望最大程度的发挥君主制的优势，同时结合稳定和合理的自由。他的政治理念中可以清晰看到1792年以来君主制支持者们（或者，共和制的反对者）的核心诉求，即去中央化和最大程度的区域自治；香波伯爵反对义务兵役制，认为义务征兵会破坏家庭结构和稳定，并削减社会的劳动力。他主张由国家建立并维持职业军队；此外，香波伯爵热切支持普遍选举，还规划出一套有层次的普选体制；他倡导就业机会和福利面前人人平等，为社会部门广纳贤才；重视农业的同时，香波伯爵也密切关注工人群体的社会福利项目——尽管因被禁止回国而长期流亡国外，香波伯爵仍通过国内的正统派支持者们积极开展各种活动。1846年，香波伯爵授意de Pastoret侯爵在树林中建立作坊，为附近贫困居民提供工作。这个举动直接启发了1848年的“国家工厂”（Ateliers nationaux）。香波伯爵还积极支持罗什雅克兰侯爵亨利（小亨利二弟路易的儿子）在国内组织工人建立工会。不过他们反对这些工会成为任何政治力量，只作为单纯的慈善互助会，改善贫困家庭的生活状况，保障工人们遇到疾病伤残等意外状况时的生计，并为年轻人提供学徒机会。

1871年普法战争之后，保王思潮普遍高涨。议会里三分之二的席位是保王派，分属正统派和奥尔良派。于是“治国”之前，香波伯爵决定先“齐家”——1848年，“菲利浦一世”因七月革命举家流亡，香波认为堂叔的遭遇是“报应”，但禁止正统派支持者为此庆祝——1873年，香波以“家族首脑”的身份，率先向奥尔良家后人发出合解的邀请。奥尔良公爵的曾孙巴黎伯爵亲自前往面见香波，表示对方不仅是“我们的家族的首脑”，更顺从于他的地位“所代表的正统原则”。自此，波旁家族的主支和旁支彻底“合解”。没有子嗣的香波伯爵也公开表示，一旦复辟，巴黎伯爵将成为“太子”在他之后继位。这个声明立刻团结起国内的奥尔良派，与正统派通力合作支持香波伯爵。

此间巴黎的保王派们组成起了草宪法的委员会，似乎第三次复辟已经近在眼前。然而一切看似顺利时，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小意外：香波伯爵拒绝接受三色旗，坚持要求恢复波旁的白色旗帜。

香波伯爵的这个坚持非常离奇。因为青年时代的香波曾亲自设计过一副国旗图样，除了家徽不同，其余和奥尔良的七月王朝旗帜毫无差别。

至今人们仍对香波伯爵固执己见的动机议论纷纷。有些说法是香波伯爵接待的一些正统派支持者向他传递了错误的信息，让他误以为换旗的决定支持者众多。还有传言说因为香波伯爵夫人，过度自卑的摩德纳公爵之女玛丽亚-德兰（Maria Teresa d'Austria-Este）认为自己“又胖又丑”，不愿做法国王后。于是香波伯爵选择迁就妻子。

如果以理性的目光审视整个事件，或许会发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旗帜本身，而在于旗帜的代表的心态：香波曾就国旗问题公开发言，称拒绝作“革命的正统国王”（le roi légitime de la révolution）——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复辟都没有沿用三色旗。归来国王对往事的态度是“遗忘和原谅”，两者都指向1789年革命——君主制政府的最大特性和优势是稳定性和持续性，香波伯爵一向反对“国王统而不治”的言论：复辟的法国不需要一个统而不治的国王，毕竟从本质上来说，一个作为仪式性符号的立宪国王和此后第三共和国的不幸总统们没有区别。香波伯爵认为国王需要能够驾驭议会，同时为保持民主和合理的自由，后者必须为公益自愿的服从国王。这样的政府系统能够统治一个“改革”的国家，但不是一个“革命”的国家。

事实上，复辟的最大障碍不是国旗，而是香波伯爵本人。香波伯爵是一个信仰纯正的虔敬教友，就像是他的祖辈路易十六世和曾姑姑伊丽莎白公主。香波伯爵深受普瓦捷主教Louis-Edouard Pie（1815-1880）的影响，几乎全盘接受了前者的“整合主义”思想，认为国家机构除了服务人民福祉这一直接目的，还存在一个高于此世的最终目的。也正是出于他的宗教信仰，香波伯爵全力支持学术自由和私立院校，坚定的认为国家不应当插手教育。类似的观念还有很多，无一不与革命后的世俗化法国背道而驰。不用说Pie主教本人就是个强硬的“反革命”，也是今天的“the social Reign of Christ”理论的奠基者。

香波伯爵对国旗的态度引发众多反对声浪，为筹备复辟成立的制宪委员会不得不中止工作。眼看形势不利，香波伯爵前往约见总统Patrice de Mac-Mahon，试图做最后的尝试。虽然身为坚定的君主制支持者，Mac-Mahon惧怕被指控徇私而拒绝会面。香波伯爵随即动身离开法国。

香波伯爵会如此轻易的放弃，似乎并不令人意外。除了他仍然相信复辟只是时间问题的自信，此处一个常常被忽视的事实是，香波伯爵对法兰西王座的要求中完全不包含有任何私心：他不需要权力。他的权力“与生俱来”，只是没有实际应用；也并非为个人利益。因为“国王”的个人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香波伯爵要求王位，确实只是出于和他作为法兰西王室正统继承人的“与生俱来的权力”同生并存的，对国家的“责任”。

他的乐观并没有兑现。国内政局变化飞快，复辟的机会稍纵即逝。共和派很快占据了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到1879年Mac-Mahon被迫辞职时，第三共和国已经成为一个坚固的即成事实。复辟的希望也随着Mac-Mahon的辞职再次尘封。并且似乎从此无缘再见天日。

法国国内的保王派们仍没有放弃。此间对保王活动打击最大的不是失去议会中的多数席位，也不是共和国的世俗化政策，而是香波伯爵的离世。

1883年八月24日，身居奥地利的香波伯爵病重。守候在兰岑基兴庄园中的随行人员中，除了香波伯爵的家人还有夏雷特。临终之际，香波伯爵特地叫来夏雷特：“我想要你把你的旗帜拿过来”。

夏雷特拿过了祖阿父军的圣心军旗——岁月飞逝时光荏苒，这枚圣心上的鲜艳颜色似乎从未褪去：1796年在旺代，他的曾祖父和曾叔父，以及他们的“朋友们”的血将这个标志染成殷红；1871年在Loigny，他的朋友和战友们的血再度焕新了这面旗帜——香波伯爵近乎虔敬的吻了军旗上的圣心，片刻之后阖目逝去。

医生离开死者向众人发布正式的讣告，夏雷特再度捧着旗走到死者身边，就像对方还活着一样对他说：“我的主公和国王，您命令我拿来我的旗帜。这儿，我把它放在您心上。”

说完，夏雷特把圣心军旗覆盖在“亨利五世”的遗体上。“法兰西王室家族”的最后一个成员，最后一个正统派的波旁王朝继承者就此离世。

随后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圣心旗和波旁白旗并排展开，分列在死者的灵榻床头。这个场面几乎可以算作壮大的旺代戏剧中的一个高潮时刻——1793年，圣心标志因为“路易十六世的誓言”而风行全国，自此成为保王派们最公认的标志——是“他们的国王”亲自给了他们战斗的旗帜，他们的父祖都曾在这一旗帜下投身战斗，从枪林弹雨的战场到没有硝烟的战场；九十年后，他们以同样的旗帜向最后一个法兰西的“正统国王”致意告别。没有任何人能说他们“没有为此尽责到最后一刻 ”（塔尔蒙亲王）。

从事后先知的角度看去，“第三次复辟”的流产或许并不是一件坏事：第三共和国的总统任期是七年，实际上动荡的国内政局没有给任何一届政府超过六个月的时间。内阁频繁改组，社会和财政危机层出不穷；虽然有惊无险的挺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考验”，但代价是惊人惨重的伤亡（值得提及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旺代、布列塔尼和诺曼底等西部地区的士兵伤亡人数均超过当地总人口的8%，位居全国省份之首）；1940年德法再次开战，六周后法国决定投降，随之而来的是贝当政府，巧妙的促使议会几乎全票“投死”了自己，催生出维奇法国……

“共和派也厌恶”的第三共和国最终以“自杀”的形式，结束了七十年漫长坎坷的存在。三共统治期间的政治乱象存在很多原因，还有很多应当受到谴责的对象，但一个波旁再也不是其中之一。除了香波伯爵“放弃”王位直接促成共和国的正式建立，因此被共和派嘲弄为“法国华盛顿”。

香波伯爵没有子嗣，大部分保王派转而支持奥尔良派的巴黎伯爵，鉴于香波生前表示过对方将成为“太子”。长期以来，巴黎伯爵是香波的继承人已经成为一个公认事实。巴黎伯爵生性腼腆不擅长公众交际，并不具有香波的独特魅力。香波在世时，自知不如的巴黎伯爵全力支持堂亲的活动，无论任何场合都表示顺从对方的“家族首脑”地位。此外虽然他不如香波热心，但至少表现得颇为虔敬，似乎已经改正了自由主义的“家族错误”。这些举止让多数国内“老牌”保王派都支持他的王位诉求，包括罗什雅克兰家的后人Jules（小亨利的曾曾侄孙）。

然而香波伯爵夫人向来极为反感奥尔良家——当年香波的姑姑之所以为侄子订下这门婚事，就是因为香波伯爵夫人的父亲摩德纳公爵是少数不支持七月王朝的欧洲王公——加之香波伯爵临终前没有做出过任何公开宣言，正式认可巴黎伯爵的继承者地位，香波伯爵夫人和一部分正统派转而支持西班牙的波旁支系，声称作为路易十四世的后裔，对方在香波过世后便成为“法兰西家族”的正统首脑（就是今天“路易二十世”的祖辈）。除此之外，还有一小部分对复辟失去信心的保王派，加入共和派中的保守派。

无论哪一个派系，保王派们的政治诉求似乎总与宗教息息相关。共和派和更偏左的政治派系因此指责教会干涉政治，随之发布了一系列直接针对教会的压制政策，意图将国家全面“世俗化”，让社会“彻底摆脱教会的控制”。1880年第一次修会驱逐法令下达后，双方的冲突趋向白热化——驱逐令执行期间官方大张旗鼓，不时出动上百军队，甚至曾出现卷入上千抗议居民的“攻防战”场面。然而不少修会都在其后的一年内悄悄潜归，甚至获得了一些形式上的“官方认可”。这些活动无疑传递出一种信息：事实上共和政府并不在乎法令的真正执行结果，只是为反宗教而反宗教。更加深化了两者间的对立情绪。

19世纪末，面对法国的教会与政府间关系高度紧张，教宗良十三世委托Ferrata枢机对此作深入分析，希望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Ferrata枢机随后上交的报告中表示，除了法国的主教们在很多事务上不能达成共识，法国问题的根源在于教会和政治联系过于密切。从主教到堂区司铎到平信徒，法国的教会几乎在系统化的普遍抵制现有政府。与此同时，“祭坛和王座”几乎密不可分。所有这些言行举止，导致法国的共和政府以教会为敌。为挽救法国的教会的危机，必须将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分隔开，或者至少让教友们不再公开抵制政府。

1889年，法国的几个重要主教前来罗马进行例行“年会”。会见巴黎大主教Richard枢机和其他几个主要教区的法国主教时，良十三世向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希望以“政教分离”的方式解决法国教会的现有危机。每个人都对教宗暗示的“解决方案”毫不乐观。最后只有向来支持“温顺”措施的阿尔及尔大主教Lavigerie枢机同意出面，公开向法国的教会传达教宗的意向。

Lavigerie枢机长期在非洲从事慈善和传教事业，广受各界尊重。早在1880年第一次修会驱逐法令下达时，Lavigerie枢机就曾建议教宗，鼓励法国的修会发表“服从”现有政府的宣言，试图缓和政府的敌对态度。这个举措收效甚微，各地的修会和教区学校仍不断被废止关闭。不过很显然，Lavigerie枢机并没有放弃。 或许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公开并具有权威的声音会更有效。只是此前因为法国教会内对政府的普遍抵触情绪，Lavigerie枢机不敢贸然发声。现在教宗亲自委托，正是机不可失。

1890年十一月十二日，借一批法国地中海舰队的官兵前来拜访之际，Lavigerie枢机向军官们举杯，发表了著名的“阿尔及尔的祝词”（toast d'alger）：

“当人民的意愿终于得到合法认同，当政府形式与维持基督教国家和文明的独一原则不再冲突；当我们尝试将我们的国家从威胁它的深渊中拉出时，我们必须依附（adhere）这种形式的政府；做出这个宣言的时刻终于到来：考验已经结束，我们每个人都要为信仰和祖国的利益作出牺牲，奉献出所有良知和荣誉。我是这样教导我周围的人们的，我希望全法国的教士们也依此而行。我确信，这样说不会被任何来自权威的声音谴责”。

祝词的含义很明朗，就是要求法国的教友们“奉献出所有良知和荣誉”依附共和国。“阿尔及尔祝词”一经公布，立刻在法国教会内掀起轩然大波。除了一两个主教私下表示赞同，全国主教集体陷入沉默。到处弥漫的情绪有尴尬、羞愧，以及愤怒。Lavigerie枢机的名誉更造到严重打击，之后不得不发言澄清，他所说的“adhere”（依附）只是“原则上”。

一个不可知论者表示，如果客观的看待法国历史不难发现：“让天主教徒喜欢革命和共和国，就像是让羔羊喜欢逾越节，让火鸡喜欢感恩节”——毫不夸张地说，双方的初次“正式见面”就是“血海深仇”：1792年九月20日宣布第一共和国，同月初巴黎发生了“九月屠杀”，遇难者中包括二百个多神父和三个主教。随后的几年间，教士公民宣誓在各地的推行方式愈发极端，对不宣誓神父的追捕成为追杀，拒绝宣誓的修院团体无论男女，有时甚至整座修院的人都被“国家剃刀”刮平——法国的教会能够做到“遗忘和原谅”，接受这些灾难是他们“罪有应得”，但不可能“依附”共和国：接受共和国意味着长久以来对方才是正确的一方。不用说眼下国内的反宗教政策正愈演愈烈。总而言之，只要第三共和国仍自称是1789年革命的继承者，法国的教会就不可能作出任何形式的“依附”或“团结”。就像Albert de Mun所说：“我们是不可调解的反革命”（Nous sommes la Contre-Rivolution irreconciliable）。

“阿尔及尔的祝词”在法国的教会内还激发出另一片争议——其中Lavigerie枢机称确信自己不会被“来自权威的声音”责难：天主之下，枢机主教之上的“权威声音”自然而然的只可能是教宗。 全国教士和平信徒顿时对良十三世抱怨纷纷——“安茹和普瓦图的虔敬妇女们为教宗悔改祈祷”——对于教宗的态度，法国的平信徒们除了愤怒，更感到受伤：难道不是为了信仰，他们世代承受着革命和共和国带来的灾难，为恢复国内的正统宗教和政治秩序而抗争？似乎教宗对他们付出的牺牲并不在意？

国内教会一片沸腾喧嚣之际，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当时的巴黎大主教身上——“法兰西牧首”Francois Richard de La Vergne（1819-1908）。

Richard枢机是个真正意义上的“旺代人后继者”，他全家都是南特本地人，家族成员与河对岸的“旺代人”来往密切。Richard枢机的父亲本行是医生，1793年的战争爆发时新婚不久。老Richard投身保王军作战，他们的家族城堡被克莱贝尔的士兵占据当作营地，他的年轻妻子带着孩子逃往乡下避难。日后Richard枢机常常讲起，战争时期他母亲随时随地抱着刚出生的女儿作为“防身措施”，好激发士兵和人们的同情免于盘问。

Richard的姐姐长大后嫁给一个南特人，对方的父亲是凯西耶进驻南特后，第一批被淹死在卢瓦内河里的遇难者。Richard在南特的告解神父则是个“不宣誓神父”，战争期间曾因此被收监。第二帝国时期，一个地方官员曾报告说，Richard周围亲近的和平时来往密切的人员统统是保王党。更确切的说全部是“正统派”。

1871年的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的是保王派，Richard的贝莱主教任命借此之便得到认同。Richard随后出任南特主教。1875年，Richard成为巴黎大主教Joseph Hippolyte Guibert（1802-1886）的助理主教。后者1886年离世，次年Richard顺理成章的成为他的继承者。

身处国都天天与政府“直面相对”，Guibert枢机总体上偏向采取“温和”的态度，避免激发任何直接冲突。不过他也曾私下说出过一句“名言”：“请听一个老年人的良言：我已经经历了七次政权更迭，无论天主还是历史都没有许诺过这个共和国会不朽”。

Guibert枢机曾经担心，继任他的Richard会因为过于明显的政治偏向使国内气氛更加紧张。其实Guibert枢机有些多虑：尽管个人的政治倾向极其明确，Richard成为主教后总是谨慎避免直接卷入任何政治事务。1870年初，巴黎的保王派们组成委员会，起草宪章为复辟作准备。委员会两次邀请Richard加入，Richard两次拒绝。

“阿尔及尔祝词”发表之后，Richard枢机是第一个向教宗致信反映情况的法国重要主教。Richard枢机在信中指出，祝词发表后共和政府对教会的敌对态度没有缓和，仍然在大举驱逐取缔宗教团体和堂区学校。就像1880年发生过的那样。毫无原则的向政府“妥协示好”无法解决任何问题。Richard枢机建议联合五六个法国的重要主教，发表公开信抗议政府的行为，呼吁平信徒们“合法的”进行对抗。这封信中丝毫不会提及政治，抗议的对象仅限于政府的反宗教政策。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Richard枢机的信件初稿中，“共和国”词条被划去，改为“现有政权”。

法国国内，各地主教和具有影响力的平信徒们纷纷致信Richard枢机，恳请他作为法国牧首带头发声，抵消“阿尔及尔祝词”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在平信徒中引发的困惑。雷恩主教Jean-Natalis-François Gonindard（1838-1893）强烈支持Richard枢机发表公开信的想法，期间一再敦促。Gonindard指出，信中根本不需要提到有关政治的字眼：“……即使我们个人可能会偏好一些特定形式的政府，但说到底作为主教，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根本不需要提及这些词条，最紧要的事务完全是另外一桩：信仰”。

1891年三月， Richard枢机发表了他的公开信。信中明确抗议政府大举关闭教会学校和驱逐修会等反宗教法令，不仅侵犯公民的宗教自由更遗祸无穷。其中并没有提及任何与宪政相关的事务，似乎Richard枢机确实已经“从原则上”承认了共和国。这封信件一经发布，全法国的主教和平信徒纷纷公开或私下的表示支持，Lavigerie枢机也表示“依附”信中内容。

罗马对这封公开信的态度并不十分积极。1892年二月，良十三世发布通喻《Au milieu des sollicitudes》， 再次呼吁法国教友“团结”（ralliement）共和国，“从原则上”承认现有的政府。法国平信徒们对这封通喻的反响比阿尔及尔祝词还要激烈，一些支持“ralliement”的主教们对通喻的错误解读更恶化了事态——有些人甚至声称“教宗要求所有天主教徒成为共和派”、“支持君主制是大罪”，等等。

部分疲于政治争端的主教和教友们支持教宗的倡议，另一部分不惮公开表示对良十三世的不满，再度提出“non possumus”（我们不能够）的口号，指出教宗没有权力限定平信徒的政治派系。两方围绕教宗的权限界定（再次）展开激烈辩论，《Au milieu des sollicitudes》的颁布因此直接导致了19世纪法国的教会的第一次“大分化”。

教宗确实没有权限“命令”教友转换政治派系——“教宗不能谬误”的范围仅限于法座宣言（ex cathedral）的信理和伦理诸事。此外教宗没有权限命令任何教友给某个政治派系投票、相信某个显现奇迹或自然科学理论、接受某种医疗项目、或是变更违逆“deposit of faith”（信仰宝库）——如果仔细阅读整篇通喻，良十三世也从来没有提出过此类要求。“ralliement”的重点也并不在于教宗权限的范围和教友应该服从的界限，而在于现世权威和“权力本身”的分别，以及“权力本身”和“公益”的定义。

在这些要点上，《Au milieu des sollicitudes》本身的语言足够明确清晰：

“……但是对于纯粹的人类社会，反复重复的一个历史事实是，但凡地上事务发生变动，其政治机构也会发生巨大变动。有时这些变动仅限于改动已有政府的形式；再或，以根本上完全不同的其它形式代替，甚至是最高权威的更迭。 

……这些变化有时发生在暴力危机之后，通常颇为血腥。在此期间，之前的政府完全消失，此后处于乱政（无政府）状态；这很快会从根本上动摇并最终颠覆公共秩序。从此时起，国家内会普遍出现（要求恢复稳定的）社会需求，此等需求必须被尽快满足。维护自身对抗侵扰它的动乱纷争、在稳定的秩序中重建公共和平，这些难道不是国家的权力和责任吗？那么，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新生政府，社会都需要让它的建立合乎公义；因为根据我们推理的逻辑，这些新生政府是公共秩序的必需品。任何公共秩序都不能脱离政府的存在。以此推论，所有类似的情况中，一切革新仅只局限于民事权威的政治形式，或是统治模式的转换，并不会影响权力本身（ per se/considered in itself）。权力本身仍然是不可变动并值得尊重的。权力的本性，确立权力是为保证公益，也就是人类社会起源的最终目的。用另一种话来说，在所有假设中，民事权力其本身来自天主，并且总是来自天主：“除天主以外没有权力”（“Non est enim potestas, nisi a Deo”, RM.13：1）。 

因此，当代表这种恒有权力的新生政府确立时，接受它们不仅是应当的，甚至是必须的。接受它们的动机无非是建立和维持社会公益。这点格外重要，因为反叛会在民众间搅起仇恨激发内战，并可能将国家卷入无序和乱政……” 【侧批：一百年后，教宗亲自为坎科洛的“变节”行为辩护。死而欣慰】

良十三世在通喻中要求平信徒们“ralliement”国家的现有政体，但也要求他们以合法的形式抵制其发布“不义的法律”。因为即使是一个完善的政体，譬如君主制，也有可能颁布不善的立法。即使是一个不完善的政体，譬如共和制，也能够颁布善的立法。归根结底，何种政体无关紧要。此外，“这里必须仔细对待的是，无论一个国家具有任何形式的行政权威，该权威都不能被认为是绝对的，拥有不可变动（ immutable）的权力；即使最初创立（此种政体）者有此意向”。

作为一个多玛斯主义者，良十三世在通喻中大量应用了前者的理论和定义，文中议论格外谨慎周密。但他与圣多玛斯之间存在一个根本分歧，就是对于颁布“不义的法律”的政府的态度：圣多玛斯认为，施行“恶政”的政府无法因人为干预而改变，认同或参与“恶政”无法使其转化为“善政”。对于“中等程度”的“恶政”，他建议教友们尽量非暴力的“消极抵制”；良十三世则避免将任何具体政府定义为“恶政”。他希望法国的平信徒们积极参与政治生活，通过“合法渠道”尝试改变某些具体的反宗教法令，类似于“给共和国施洗”——“ralliement”共和国或任何现有政权只是一个手段，目的是更有效的维护信仰。

从随后发生的事件来看，“ralliement”号召似乎并没有缓解法国国内政教对立的紧张气氛。国家和教会的关系依旧势如水火，甚至教会内部也出现无可挽回的分裂。1905年，第三共和国颁布“政教分离”法令，正式废除1801年教务专约。种种这些后续发展，让教会内的保守派们更加坚信“革命”从本质上是“共济会阴谋”和“附魔”，指责良十三世的“ralliement”政策是与虎谋皮，让法国教友“ralliement”共和国是鼓励他们自己走向屠宰场，没有对政府的反宗教政策采取强硬的态度则是“打开了（地狱之）门”。

事实上如果纵观全局，之所以19世纪末法国政教关系持续恶化，“ralliement”政策并不负有主要责任。此处还需要考虑1894年爆发的德福雷事件（Affaire Dreyfus）：犹太军官德福雷被诬告通敌，在证明他清白的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被军事法庭判定有罪，流放到海上孤岛囚禁。德福雷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随后展开了长达十二年席卷全国各个阶层，乃至引发严重社会危机的拉锯战。

德福雷事件的产生并不令人意外：从建国之初，共和国的司法系统就呈现出强烈的主观性。不提围绕路易十六世的审判产生的巨大争议，以及所谓的“恐怖统治”时期的大量快速审判和处决，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所谓的“热月反扑”期间对凯西耶（Carrier）的审判：尽管凯西耶绝对不无辜，然而从法律程序而言，对他的判决并不公正。不用说如果以同样的判决标准作衡量，几乎每一个指证凯西耶的“控方”都配得上和他相同的判决。遑论一大批参与过1794年“纵队作战”的军官和杜罗本人。这些审判无不体现出法国司法系统的一个明显特征：对于很多“热点案件”，判决依据往往不取决于被告在法律意义上是否有罪，而在于被告在“政治意义”上是否“应当”有罪。

德福雷事件这起看似简单的冤案无疑是法国反犹太主义思潮的产物，后续发展又牵扯进来自各界的复杂势力。1898年，影响力巨大的作家左拉带头发声，发布长文《我谴责》，其中也谴责法国的教会在这一事件中的负面作用——尽管巴黎大主教Richard枢机曾亲自找过时任总统的Félix Faure为德福雷求情（Félix Faure在办公室里“牡丹花下死”的同一天）——自此，对“德福雷事件”的讨论不再是单纯的支持德福雷有罪或无罪，同时又卷入支持者和反对者背后的众多政治派系。

德福雷支持者们往往将教会作为一个整体谴责，忽视了法国的教会早已“不能够”：经过一个世纪的削弱，法国的教会已经不再是一个切实的政治力量。教会可以“影响”，但无法强制信众甚至教士选择政治派系，导致教会内部充满分化离奇巨大的政治立场和观点*。而经德福雷事件的刺激，保守派的平信徒们开始渐渐聚向一个新的旗帜。一面印着熟悉的旧图样的新旗帜：蓝底波旁金百合——几乎完全出于一个人的天才，法国国内的保王活动即将“死而复苏”重获新生。

【*侧批：罗马天主教大概是唯一一个内部同时存在激烈共产主义支持者和激烈绝对君权支持者的团体……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两者都发源于此……】

TBC

最后讲一下法兰西运动和十世会就完啦。后面会放参考文献单目。感谢追到这里的朋友。爱你们  :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