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小辞典·儒法斗争史部分》4.22 参验

【本文转载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仅供学习参考】

22、参验

  韩非关于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要思想，主张以事实和效果来检验人的认识正确与否。

  战国末年，儒家为了复辟奴隶制，大肆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韩非提出唯物主义的“参验”说与其对抗。他发展了荀子关于“征知”的思想，提出了检验认识是否合乎实际的“参验”的方法。他主张“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1]，就是要以“功用”即实际效果作为“听言观行”的标准，把言行和实际效果作比较，来检验认识是否正确。韩非举了许多例子来论证“参验”的重要性。比如只看炼宝剑时的颜色，就是铸剑的专家也不能完全区别剑的好坏；但只要实地试验一下，那末一般人也不会怀疑剑的钝利了。

  韩非用“参验”说揭穿了儒家“法先王”的复古倒退论的欺骗性。他指出儒家对几千年前的“先王之道”，“无参验而必之”，没有经过事实的检验而盲目肯定；“弗能必而据之”，把不能肯定的东西作为依据，是“非愚则诬”[2]，不是傻瓜就是骗子。他把儒家学说斥为“愚诬之学”，要新兴地主阶级的君王“举事实，去无用，不道仁义”，“不听学者之言”[3]。这就从认识论上批判了儒家复辟倒退的路线。

  韩非的“参验”说是为“法治”路线服务的。他把实效当作考察和选拔人才的标准，认为看一个人是否有才能，不能只“观容服，听辞言”，而要“试之官职，课其功伐”[4]，从实际工作中去断定。他反对用那些“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的空谈家，而主张从基层提拔有实际经验又经过考验的人。韩非还把“参验”作为施行赏罚的重要依据。他主张“功当其言则赏，不当则诛”，反对“不合参验而行诛，不待见功而爵禄”[5]。他说，如果不用参验的办法，而专听“左右近习之言”，那就会被亲信所蒙蔽，造成“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的局面，使君权削弱而“私门益尊”，就有奴隶制复辟的危险。

  教员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6]韩非的“参验”说是从地主阶级的功利观念出发的，它只靠个人的直观，而不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因此，这和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社会实践是根本不同的。

注：

[1] 《韩非子·奸劫弑臣》。

[2] 《韩非子·显学》。

[3] 《韩非子·显学》。

[4] 《韩非子·显学》。

[5] 《韩非子·孤愤》。

[6] 《实践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