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维希·艾哈德

（一）路德维希·艾哈德（1897年2月4日—1977年5月5日）是德国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市场经济之父”，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1897年2月4日艾哈德出生于德国南部巴伐利亚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一名富有进取心的商人，母亲则是家庭主妇。艾哈德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右腿还因此致残。1913年中学毕业后到1916年在纽伦堡受商人职业教育，他作为士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在比利时伊普尔负重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艾哈德返回故里，因在战争中负伤身体十分羸弱而不能继承父业。战后他从1919年到1922年在纽伦堡商业高校（今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经济和社会学系）上大学，在纽伦堡商业大学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非常活跃，该校的校长威廉·利格尔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利格尔教授发现艾哈德在经济方面具有独创才能，就给予他大力支持，才使他得以完成大学的学业。从纽伦堡商业大学毕业后艾哈德前往法兰克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这里他进一步结识德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大家”弗朗茨·奥本海默教授，并且深刻受到后者的影响。艾哈德在导师弗朗茨·奥本海默的指导下撰写题目为《价值单位的实质和内涵》的博士论文，并于1925年获得博士学位。从1925年到1928年艾哈德在父母的企业中做经理，从1928年到1942年他在纽伦堡的德国产品经济观察研究所工作，首先作为科学助手，后来作为副研究所长。1928年之后艾哈德开始在纽伦堡商业大学的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学研究，一开始他重点研究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并且从理论上提出改良的一些建议。而纳粹上台后他又将重点放到纳粹德国的统制经济，艾哈德认为统制经济本质上是强制把人和经济捆绑在战争的目的上，他反对这种做法。同时他也发现经济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可以服从于政治。20世纪30年代初艾哈德试图获得教授一职没有成功，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不肯加入纳粹组织。在纳粹德国的统治下艾哈德小心翼翼处理着政治和自己的经济研究，他的老师奥本海默因为推崇自由主义经济而受到奉行统制经济的纳粹党人的驱逐，艾哈德本人则拒绝好几次纳粹党人发出的参加政治活动的邀请。艾哈德本人对纳粹分子颇为不满，但他并未主动号召人们反抗，而是希望从学术角度寻求德国经济的另一条路。1944年他发表一篇题为《战争财政和债务巩固》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假设德国战败并考虑战后经济重建的问题，当时的纳粹反抗者卡尔·弗里德里希·歌德勒被这篇文章深深打动。

（二）出于偶然的因素，纳粹忽略这篇文章，因此艾哈德可能逃过被纳粹处死的命运（据他人的回忆说艾哈德对他的这篇文章落入谁手时非常漫不经心）。艾哈德这种直觉带来的精准预见性让他的经济才能在战后迅速被占领军当局发现，也因此获得极大的展现舞台。1945年他先是被任命为巴伐利亚州经济部长，后又成为整个西部占领区经济委员会的主席，顺利推行货币改革后艾哈德的声望达到高点，从此仕途一帆风顺。从1945年到1946年艾哈德在巴伐利亚州任商业和企业部部长，但这段时间里他的工作的成绩不大。1947年他领导英美占领区管理部门的特殊货币和贷款专家委员会研究货币改革，1948年3月2日德国自由民主党提名艾哈德为美英法联合占领区所组成的联合经济区的经济管理部门的部长，因此艾哈德实际上成为西部占领区的经济政策负责人。在西德进行货币改革（1948年6月20日）前五天占领国代表才通知他货币改革措施的实行，6月19日艾哈德通过电台宣布价格约束和义务提供服务的规定被取消。1948年6月20日货币改革正式开始实行，同日艾哈德以美、英双占区经济管理委员会的名义签发《关于货币改革以后经济与物价政策总则的规定》，这个规定宣布停止使用帝国马克，为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每个公民允许以1 : 1的比例用帝国马克兑换60个新的德意志马克。由于印刷力量的限制，其中40马克当时兑现，20马克4个月以后支付。所有银行与信用机构的存款准许以10 : 1的比率兑换成德意志马克，但是只能将其中的一半列入自由帐户自由支取，另一半则进入固定帐户予以冻结。其后冻结存款中的70%作废，20%转入自由帐户，10%被强制购买成国家公债。改革以后市场流通的货币量从700亿帝国马克急剧地降为60亿德意志马克，货币量削减93.5%，这是德国历史上削减货币量最大的一次货币改革，如今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艾哈德的这个自主行动是后来德国战后“经济奇迹”的主要条件。艾哈德领导的经济部并没有为暂时的现象所迷惑，为使国民经济顺利地进入良性循环，他们仍然执行小心谨慎的货币政策，稳定货币的发行，维护德意志马克的信誉。与此同时他们把希望放在发展工业生产上，颁布包括扩大工业折旧费、增加银行对工业的短期贷款等等一系列法令，以促进工业生产。由于合理地调整工业的政策和短期的消费高潮使大量资金流入企业，德国工业生产迅速恢复，到1949年底工业生产指数已上升到96.1（1936年是100），基本上恢复战前水平。市场上的商品供应丰富以后物价开始下降，1950年上半年的零售价格比1949年上半年降低10.6%，从此以后联邦德国摆脱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与实行“膨胀”政策的国家分道扬镳。

（三）1949年9月20日联邦总理康纳德·阿登纳任命艾哈德为联邦经济和劳工部长，艾哈德是社会市场经济的奠基人之一，他召集威廉·勒普克等与他志同道合的人为经济部副部长，他们对德国开始时期的经济政策的影响非常大。艾哈德本人始终反对将当时德国经济的发展称为“经济奇迹”，他本人总是说世界上没有奇迹，他认为这个发展是成功的市场经济政策的结果。作为一个坚信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艾哈德常常与阿登纳的社会政策发生矛盾，与其激烈争执的焦点在于1957年关于养老金的改革，最后还是阿登纳战胜了，但是艾哈德和自由民主党的人士始终认为当时决定推行的养老金方案从长远看是难以实现的。阿登纳作为总理不顾艾哈德的顾虑，决定通过这个改革。此后德国老年人多，出生率小，养老金系统困难重重使得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认识到当时艾哈德的顾虑是正确的。艾哈德与阿登纳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矛盾重重，阿登纳谴责艾哈德常常不参加部长会议，对他的部控制不周密，讲话时不加考虑。而艾哈德则通过宣传为自己建立一个拥护者队伍，不过不是所有拥护艾哈德的人都拥护他的政策，有不少人拥护他来反对阿登纳，这些人希望通过艾哈德取代阿登纳作为过渡总理。1957年大选后艾哈德的势力已经如此之大以至于阿登纳不得不于10月29日任命他为副总理，此后艾哈德三次有机会排挤阿登纳，但艾哈德在政治斗争中始终逊阿登纳一筹而没有成功，这使得他的拥护者对他非常失望。与此同时艾哈德抓紧实施其余方面的改革措施，建立和健全一系列新的经济法规和经济管理结构，使货币改革的成果扩展成全面的经济改革，如减税法和反对限制竞争法的颁布。1957年7月26日德意志联邦银行的成立和1958年1月1日联邦卡特尔局的成立，表明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式完成。1963年10月16日艾哈德终于继阿登纳成为总理，虽然当时艾哈德实际上还没有加入基民盟，但他在选举中非常受欢迎，因此他被基民盟推选为总理候选人，同年他又正式加入基民盟。阿登纳和许多其他人认为艾哈德不能胜任总理职务，许多人从一开始就将他看作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他们认为艾哈德的任务只是赢得1965年的选举。艾哈德的总理任期非常不顺利，基民盟的人指责他的政策使得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关系变坏了。艾哈德与他的外交部长格哈特·施罗德都是“大西洋派”的人，他们将与美国的关系看得比与法国的关系重，此外阿登纳继续在幕后操纵反对艾哈德。阿登纳从一开始就反对艾哈德成为总理，他一直认为艾哈德不能胜任这个职务。

（四）1965年艾哈德在组阁的时候遭到自己党派的反对，此后他的威信大降。为了保持他的威信，他逼迫基民盟选他为党的主席，但这也没有改变他的处境。随着西德经济迅速的发展，社会上也出现一系列新问题。1965年3月艾哈德在基民盟党代会上提出建设一个“成型的社会”和“德国的共同工程”，为西德社会的未来描绘一幅动人的蓝图，把日益急需解决的共同问题用全方位的公共基础建设政策加以解决。1966年在德国发生一起财政危机，自由民主党的部长辞职，而艾哈德在基民盟也无法获得足够的支持，因此他被迫于12月1日辞职。1977年5月5日艾哈德逝世于波恩，享年81岁，当年5月11日举行国葬。路德维希·艾哈德在战后的德国推出货币和经济改革，建立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社会市场经济至今仍是德国经济的总体框架，其基本理念是：保持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保护自由竞争，限制垄断，同时实行若干社会保障和补偿制度，减少过于不公平的分配状况。1948年6月20日德国西部的占领区开始实施货币改革，新的德国马克取代旧的马克，通过新旧货币的兑换，短时间内市场上的货币量减少93.5%。恢复市场秩序成为可能。货币改革后几乎一夜之间西德的商品市场趋于稳定，商人对于市场的信心也回来了。7月7日艾哈德任主席的经济管理委员会绕过美英占领当局，通过一项紧急命令，当天他还向全国发表著名的广播讲话，宣布废除数百项经济及物价管制政策。艾哈德的紧急令是在冒着很大风险之下颁布的，当时的西部德国中食物和日用品实行严格的配给和价格管制，并且如果没有盟军占领当局的许可，这种制度没有任何变动的可能。因为稍有不慎，关于价格管制的调整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当时艾哈德的政治对手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尤其信奉此种观点，尽管在最初阶段德国市场上出现很大的混乱，诸如物价大涨、商品滞销等问题频频，但此后几年内货币改革的功效开始逐步显现。1950年时物价已经开始下降，工业生产迅速恢复到战前的水平。1952年到1958年德国的GDP年均增长7.6%，失业率由6.4%降至1.7%。1955年德国工业总产值超过英法两国，跃居世界第二。1951年至1965年间德国的GDP平均增长率达到6.6%，德国经济发展呈现出增长率高、价格稳定、失业稳步减少的特点，“德国制造”享誉全球，人们称这一时期的德国经济为“经济奇迹”。“经济奇迹”的取得主要得益于社会市场经济框架下大量现有劳动力潜能使资本投入得到充分利用，同时也离不开战后旺盛的国内需求、较低的工资汇率和原材料价格、马歇尔计划的支持、没有出现大的景气恶化以及稳定的国内政局。

（五）在此前的阿登纳政府中艾哈德长期出任经济部长，熟识经济事务，却对外交事务知之不多。1963年10月艾哈德成为联邦德国第二任联邦总理，其延续阿登纳政府的诸多外交政策，唯独在对美关系上一改传统的亲法态度，极力靠向美国。在阿登纳的10年总理任期里访美次数为10次，而艾哈德在担任总理的3年多里访美次数达到6次。与阿登纳相比时艾哈德与华盛顿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也在诸多议题上更愿意追随美国的政策。1966年德国经济衰退，但同年艾哈德仍同意购买美国军火。越南战争时艾哈德积极支持美国，当法国戴高乐政府退出北约时又与美国一同谴责法国，当美国为限制英国、法国独立发展核力量而推行多边核力量政策时艾哈德政府几乎成了这一政策的惟一支持者。在3年总理任期内艾哈德非常不顺利，其所在的基民盟内部不少人指责艾哈德疏远法德关系，不利于两国和解。而以社会民主党人为主的“亲法派”认为艾哈德和他的外交部长是不折不扣的“大西洋派”，对欧洲一体化事务漠不关心。前任总理阿登纳则从一开始就认为艾哈德不懂外交，因此一直在幕后领导着一个反对艾哈德的政治同盟。路德维希·艾哈德1957年出版一本书《大众的福利》，根据联邦德国战后经济改革的经验，系统地阐述和发挥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学派奠基人瓦尔特·欧根创立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全书共17章，可分为三大部分。现代社会阶级组织分为两个阶层：一个是人数很少的什么都买得起的上层社会，另一个是占人口大多数的购买力不足的下层社会。社会市场经济的目标是要打破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阶级界限，消除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敌对情绪。而欲达到这一基本目标则必须实现一组三位一体的具体目标，即生产率和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名义工资的大幅度增长，低廉而稳定的物价水平。为了实现上述基本目标，必须依靠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的作用，但这种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不同于十九世纪以前的漫无控制的自由放任，而是一种辅之以必要的国家调节的市场机制。自由竞争是实现基本经济目标的最好手段，也是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主要支柱。在社会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责任就是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给私人企业家以指导和支援，而不在于直接干预经济事务。但这并不等于说私人企业家可以为所欲为，政府可以不闻不问，放弃一切干涉。政府的责任在于运用必要的手段，为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创造必要的条件和适宜的环境。

（六）社会市场经济政策的基本要义是要处理好经济自由和政府干预之间的关系，亦即克服漫无限制的自由放任和严酷无情的政府管制之间的矛盾，在绝对自由和集权主义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要解决提高生活水平的问题，首先要增大国民收入，而不是首先注意分配。因此必须反对“公平分配”的口号，即反对收入分配均等化，因为用这种分配办法增加工人工资，是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固然现存的资本主义分配制度是不合理的，而且存在着变革的可能性，但如果急于变革就会使人们热衷于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甚至酿成罢工。这种种活动会消耗国家许多资源、精力和时间，不利于经济发展，从而会危及每一个人的利益。这还不如停止这类变革活动，将这些经济资源用于发展生产，把蛋糕做得更大一些来得明智。西欧和北欧社会民主党所共同奉行的福利国家这种基本经济政策主张是一种现代的幻想，之所以反对福利国家，理由有二：（1）大规模的福利支出将破坏经济发展的基石——通货稳定，在现代工业国家中正确的经济政策需要辅之以必要的社会措施。但有效的社会福利政策必须以不断增长的国民收入为前提。国家预算中的社会支出过大，就将造成财政赤字，从而伏下通货膨胀的祸根，破坏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使社会福利成为无源之水。（2）福利国家与经济自由不相容，如果实行福利国家政策，公民自出生便由国家提供种种福利，则他的智慧才能、创业精神就得不到充分发展。照此办理，经济发展就会愈来愈停滞，结果人民大众将陷于集体的贫困之中。关于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艾哈德强调以下几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是自由原则：艾哈德说：“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依我看来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人的自由构成一个完美的统一体。抽出其中的一部分，而不冲垮整体是不可能的。”艾哈德认为自由是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基础，没有自由便没有一切。当然这个自由不是无边无际的，是必须在法律限定的范围之内的。政治自由是指要有不受压迫和剥削、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的权利，经济自由是指有自由经营、自由择业、自由进行经济活动、自由迁徙和自由竞争的权利。没有自由竞争便没有经济繁荣，便没有把国民生产总值这块“蛋糕”做大的物质基础。人的自由是指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表达自己的愿望，并在国家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采取一切自己认为必要和可行的手段和方法实现自身的价值。二是社会平衡原则：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市场经济下必然会出现落伍者、失败者和贫弱者，为了避免两极分化，贫富过于悬殊，一定要考虑到社会的弱者，必须要按照社会公正的原则对社会财富进行合理分配，必须实行社会保障，必须实行人道主义精神。

（七）三是指每个社会成员必须要提高自身素质、道德修养，向社会负责的原则：每个社会成员必须孜孜不倦、自强不息，通过自己诚实的有创造性的勤奋劳动不断创造财富，对社会作出贡献，并要对社会、对他人和对家庭负责，必须关心他人，关心弱者。决不能惟利是图，不能自私自利，不能崇尚拜金主义，不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四是中庸的原则：他既厌恶带来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漫无边际的传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由主义”，也明确反对实行计划经济和导致“平均主义”的苏联模式的僵化的社会主义。他认为只有充分吸纳两者的长处，摈弃两者的弊端，才能找到一条新的不偏不倚的道路。市场上的自由原则、社会平衡、个人对社会负责和中庸原则不是简单的相加和堆砌，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缺一不可的，抽掉其中任何一点都不符合艾哈德社会市场经济的本意。平均主义是指在小生产基础上产生的要求平均享有社会财富的思想，在封建社会里从小生产者要求推翻地主阶级的剥削和统治、平均分配其土地财产来说平均主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平均主义是一种与按劳分配原则根本对立的错误思想，主要表现在对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上，不论劳动成果的多少好坏、贡献大小，一律得到同样的收入和享受同样的待遇。平均主义思想否认社会主义客观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差别和个人收入差别，结果必然是鼓励懒惰和落后，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劳动者滞留在共同贫穷的水平上，导致生产力的破坏和社会风尚的倒退，与科学的社会主义格格不入，因而是一种落后、有害的思想。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是要求平均分享一切社会财富的思想，所谓平均主，就是要求平均分享一切社会财富的思想。纵观历史，平均主义是对人类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意识形式，其合理性表现为：是人类面对不确定的一种本能反应，这种反应有利于人类对自身保护的加强；有利于保护社会竞争的弱者；有利于受害者；有利于穷人；有利于社会结构的均等化；有利于懒人。平均分配的思想最早形成于原始社会，在漫长的达百万年的原始社会里平均是最高的社会准则，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端的背景下平均分享劳动成果才能维系种群的繁衍，因此平均分配的思想和规则对于维持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在长达数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极端的贫富分化催生平均主义，极端贫困的人们企盼平均分享财富，企盼有尊严的生活。奴隶起义、农民起义都有不同形式的”均贫富“的社会理想，农民要求平分封建阶级的土地财产，建立一个有饭同吃、有地同耕的理想社会，从摧毁和瓦解封建所有制角度来说平均主义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意义。

（八）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历史阶段，平均主义赖于存在的基础是小农经济和个体手工业经济。平均主义者企图用小型的分散的个体经济的标准来改造世界，幻想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整齐划一的平均的手工业和小农经济，容不得资本的积累和集中。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平均主义抹杀劳动报酬上的任何差别，否认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原则，把社会化大生产倒退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是违背社会历史发展要求的。平均主义的认识根源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平等观念，平等观念是一定经济关系的产物，没有超越一切经济条件或经济关系的绝对平等。平均主义往往把任何差别都看作像阶级差别一样的“贫富不均”，一概加以反对，认为毫无差别的平均分配绝对好，这种平等观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念。平均主义与共同富裕、按劳分配区别：平均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相背离，在现代社会中无法被普遍接受。共同富裕原则作为发展目标有历史规律可循，是可追求的社会理想；平均主义导致人们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必然会扼杀效率。把共同富裕作为理想追求，会产生精神动力，促进效率；从道德境界看平均主义具有狭隘性和落后性，而共同富裕的目标则具有崇高和远大的境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平均主义与按劳分配原则迥然相背，它否认以劳动作为分配的根本尺度，否认劳动者在劳动复杂程度、劳动熟练程度、劳动强度、劳动技能、劳动态度和劳动成果等方面的差别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劳动报酬的差别。危害：减弱社会发展的风险创新意识，在平均主义状态下社会主体更不愿冒风险创新，因为创新的收益并不能得到有效保证，其结果是人们更愿意偷懒和坐享其成，而不愿使自己的成果让别人白白享受；不利于私有财产的有效保护，平均主义淡化人们的产权观念，从而使人虽然想富，但又怕露富，其结果是富者哭穷，穷者也哭穷。另外这种淡化是一种社会性的，即每个人对自己的财产都具有一种强烈的产权意识，但对别人的财产权利却具有一种十分不尊重的意识，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成员整体地呈现一种产权保护意识的普遍缺乏；不利于社会竞争中的强者，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现象的存在，其根源与平均主义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在平均主义泛滥的情况下个体持“中”是一种最佳策略；

（九）不利于富人；不利于受益者；不利于勤快者；平均主义不利于健康人格的形成，在平均主义泛滥的条件下一方面富者深受平均主义之苦，所以这种情况很容易形成富者仇视穷者的心理，富者即使有钱，也很难形成同情穷人的心态，另一方面平均主义又使穷人和懒汉的不良个性得到张扬。所以平均主义很容易破坏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不利于社会形成人尊重人的氛围，大家都互相提防着。这样一些正直的人只能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另外平均主义也容易诱使嫉妒人格的形成，大家都差不多，我心里才舒坦，你比我强，我就心理不舒服，不平则鸣。导致一些人总要做另一些人的文章，背后施诡计，想方设法破坏别人的事。消除平均主义：首先应大力发展科学知识，增加人类的理性扩张力，努力减少人类社会的不确性，这是消除原生平均主义的一条有效途径；其次在大力发展科学知识的同时应努力构建社会的信仰体系，通过信仰体系来消除人类精神中的不确定性恐惧，这可有效缓解人类意识中平均主义的原生张力；再次应努力建设一个竞争有序的社会，竞争必须体现公平原则。只有公平的竞争才是有效率的竞争，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或者只能是低效率的。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竞争会产生长期效益和整体效益，而不仅仅是短期效益和局部效益。如果一个竞争既充满公平，又充满效益，则平均主义心态也就无法泛滥和扩张；第四大力发展生产力水平，生产力的发展可不断为满足人们的需要提供物质保证，从而会使更多的人脱离生存困境而走向发展困境，在生存困境人们会更多的倾向于平均主义；而在发展困境中人们会更多的关注机会均等，而不是结果均等的平均主义；第五应努力消除社会中的贫富差距过大现象，要对弱者和贫困阶层尽可能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第六应坚决废除等级体制，社会应尽可能实行按贡献分配的原则，而不是按权分配或按级别来分配财富。江泽民曾经指出：“平均主义倾向损害经济效益，压抑劳动者的积极性，可能促使某些人对公有制的离心倾向，甚至会刺激某些人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谋取私利的欲望。”几年前人们还在大谈反对平均主义，把平均主义看作是收入分配领域的主要有害思潮。但恰恰问题就出在正在大力反对平均主义的时候收入分配差距过于悬殊的问题悄然而来，社会不公问题陡然成为制约社会和谐与发展的内伤，在社会分配不公问题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平均主义的帽子不应当随便扣。一般职工要求改善工资待遇，中低收入者要求提高收入，这不是平均主义。

产品经济

（一）产品经济是相对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说的一种经济形式，也是马克思设想的在商品经济消亡以后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交换方式。这种交换与商品交换的最大区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通过以货币为媒介的等价交换来表现，而是通过直接的产品交换来体现。由于社会主义国家还处在商品经济的不发达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离商品经济发达阶段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至于商品经济何时消亡和怎样消亡还是一个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马政教材用后商品经济的提法就是一种新的观点。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运行采取的基本形态大致有三种：（1）自己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自给自足，这种经济运行形态称为自然经济。（2）用自己所生产的劳动产品同别人所生产的、不同的劳动产品相交换，从而取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这种经济运行形态称为商品经济。（3）虽然不是自给自足，但取得自己需要的东西不是通过交换，而是通过社会中心机构集中的、统一的分配来取得，这种经济运行形态称为产品经济。自然经济是与极其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经济形态，商品经济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生产力基础的，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最基本的一种经济形态。商品经济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发达阶段。产品经济是以生产力高度发达为基础的，并以全社会经济利益的一致性，阶级消灭，国家消亡，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三大差别彻底消灭。私有制的消失使性别分工不具有任何社会意义，公私领域不复存在，妇女获得人的本质。两性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男女之间的敌对状态被和谐状态所取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及人的身心关系之间高度和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彻底解放，以这为前提，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归全社会公共所有，生活资料各取所需。人的工作产出和生活消耗都被记录，作为社会生产和社会规划的依据。社会生产是直接交换劳动的产品生产，劳动者本身既是劳动者，又是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者。与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相适应的是社会按照自然资源的情况和社会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有计划的组织和管理。个人劳动直接成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个人利益直接在社会利益中得到实现。劳动者个人的劳动不再通过交换价值的途径向社会劳动转化，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服务也不必采取等价交换的形式来进行。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崩溃，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得到充分发展的商品生产被超越。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里，有开放式的社会资源的保障下人们不再追求物质生活，探索世界成为人们的第一需求，社会开放的资源可以提高社会每个人的素质与能力。

（二）社会的整体意识形态趋于简易明了，淘汰私有制社会的综错复杂的认识关系。社会的发展不是以牺牲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代价，反而是以其为条件。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与社会发展相一致，且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条件和有效形式，超越仅仅为生存、为外在目的而进行活动的不自由状态。劳动已经不是谋生的手段，成为乐生的活动，生活的第一需要。生产关系不再制约生产力发展，在劳动性质方面由于消除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强制性质，劳动实现劳动与享受的有机统一。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每个个体都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自由从事活动，交换工作。不再受分工、性别歧视、狭隘职业的限制，不必局限在特殊的活动范围内从事某种单一的工作。不必担心失业，可以随着自己的兴趣在任何部门内自由发展，可以随自己的兴趣干这事、干那事，担任任何职业，轮流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消除把一个人变成农民、把另一个人变成鞋匠、把第三个人变成工人、把第四个人变成投机者的现象，全体社会成员不会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自然形成的、僵化的、不自觉的旧式分工得以消除，人们摆脱服从于分工的情形。虽然社会里仍然会有分工，但这是自觉的新式的分工，它不再是生产者全面发展的限制。从而实现没有单纯的画家、科学家，只有把绘画、科学研究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社会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社会根据每个社会成员的实际需要，分配个人消费品。消除社会主义时期实行按劳分配存在的某些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从而实现分配的真正平等，这是马克思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什么叫市场经济呢？大概一百个经济学家可以提出一百零一种以上的说法：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私有制的经济；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价值经济；还有说是自发性的经济、竞争的经济、优胜劣汰的经济、信用经济、法制经济等等。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的经济。市场经济得以存在和发展，其根本基础首先在于分工的普遍化。没有工业化就不会有市场经济，因为工业化、大机器生产才能造就社会普遍分工的物质基础。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不需要交换，最多是一家之内的两口子交换产品。农业文明时代农村妇女天天晚上摸黑纳鞋底也供不上一家人穿鞋，用机器生产，一个工人一天能缝100双鞋。现在工艺又改进了，不用缝制了，用胶粘，一个工人一天能粘1000双鞋。生产这么多鞋，当然不是他自己穿，或者给他家人穿，或者给他老板穿。干什么用呢？用于出售，就是交换。分工还不是市场经济的唯一基础，可分工引起的交换并非只有出售一种方式，计划经济下也有分工，但大量的产品是“计划调拨”的，不是真正的出售。

（三）因为“一大二公”体制下的传统理论认为大家都是一家人，用不着算计那么清楚。肉烂在锅里，谁多谁少不都是“国家”的吗？或者说是劳动者共同所有的吗？中国在改革的初期就开始力图打破“大锅饭”，但那个时候所说的“大锅饭”主要指企业中“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其实原有体制下最大的“大锅饭”并不在平均主义的分配上，而在于否定等价交换的市场交易原则上。市场经济下的交换就是“亲兄弟明算账”的交换，交易双方必须计较多少，必须维护自己的利益。人们都有在菜市场买菜和卖菜的小贩讨价还价的经验，萝卜白菜的价格贵一毛钱，小贩的利益就多一毛钱。价格便宜一毛钱，买方的消费者利益就多一毛钱，谁的钱也不是白来的。请注意交换中这个必须维护自己的利益的行为非常重要，可以说这是市场经济一切规律的根本出发点。在所有经济学中其实都存在一个无需证明的、共同的假定前提，这个假定前提就是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大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经济学重点研究的就是有限的资源，或者说稀缺的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由于资源有限、机会有限，当人们都想趋利避害的时候由此就产生竞争的问题。供给不足，大家都想买到，那就产生需求方的竞争。供给充分而需求不足，卖方就希望买方优先买自己的产品，由此就有了供给方的竞争，供求双方讨价还价表现为供求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市场经济下的竞争是无所不在的，其表现形式也是变化万千，不仅同类行业之间、满足同种需求之间的产品会有竞争（例如出版社和电视台之间有竞争），生产完全不同产品之间的企业也会有竞争，因为有可能两个企业、两种行业会使用同一种资源（例如石油既可以作燃料，又可以生产化工产品，而石油是有限的），技术替代、功能替代、效用替代都会导致竞争。在过去一些年的改革过程中大家对竞争的存在已经比较熟悉了，但对竞争的评价恐怕仍有不同看法，因为竞争必然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公平的问题。还有人更把市场经济下的竞争道德化，说承认人会“趋利避害”时就已经颇有“抑善扬恶”的味道，还要提倡竞争，这不是在倡导“弱肉强食”的罪恶理论吗？这个听证会实际上就是用价格竞争来解决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和公平问题。在春运这个例子中还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呢？也有，例如也可以不提价，沿用让大家提前排队的办法，谁买到算谁的。但这个办法中旅客彻夜排队的代价、“走后门”的代价、让“票贩子”倒票赚走的代价加到一起，可以肯定地说需求方多支付的代价要远远大于火车票涨价的代价。

（四）更重要的是作为需求方，涨价时旅客们多支付的代价将直接有助于铁路今后增加供给，而在“排队”方案中旅客们多支付的代价则完全无助于铁路供给增加。再例如还可以用计划经济下的配给方式，每个公民发500公里的铁路购票证，大家自己去相互调剂余缺，这个方案听起来够公平吧？但是社会能够承受或者说有必要承受这么大的一个资源配置成本吗？而且可以断言，即或这个方案真的行得通，那“购票证”的黑市将立刻兴盛起来。真正需要购票的旅客真的能够少付代价吗？那人们在竞争中就不需要关照弱势群体了吗？就不需要体现公平吗？需要。这个公平同样可以，而且应当通过价格杠杆实现。那就是加大软卧票的涨价幅度，降低硬座票的涨价幅度，后来实际实行的涨价方案证明是正确的。人们说对软卧票多涨价是不是就是一种非市场化的不公平呢？不是，这个建议是有充分的经济学道理的。经济学上有两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一个叫影子价格，一个叫机会成本。先说“影子价格”，铁道部关于春运涨价的理由之一就是存在着“影子价格”。在火车票这个例子中大致说票贩子卖出来的价格就是春运票价的影子价格，票贩子们都知道倒腾硬座票是挣不了多少钱的，加价幅度很有限，能挣钱的是卧铺票，这因为稀缺。这个稀缺不仅表现为卧铺票少，而且表现在买卧铺票的人购买力强上。影子价格是最能表现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既然铁道部提出“影子价格”的理由，那就应当遵从“影子价格”所表现出来的价格差。软卧的“影子价格”最高，所以软卧就应当多涨。再说“机会成本”，你来听讲座就得少做生意，少做生意的损失就是你听讲座的机会成本。要让人家说听这门课“值”，就得让大家觉得听这个课的收益大于你的机会成本才行。那在春运这个例子中铁路的机会成本是什么呢？假定正常情况下一节硬座车和一节软座车的票价销售收入都是一万元，现在由于春运超员，硬座挤进更多的人，比如说50%吧。票价不涨，一节硬座车厢已经可以有一万五千元的票价收入，可是软座一般不能超员，收入还是一万。铁路该不该考虑少挂一节软卧多挂一节硬座，或者对软卧提价50%呢？因为这时软卧车厢的机会成本已经提高50%，提价50%才能让软卧的机会成本和硬座的机会成本持平。这很公平，硬座是在超员情况下增收50%的，就是说每个旅客享受的空间大大缩小了，而软卧即或提价50%，因为并没有超员，旅客享受的空间并没有缩小。那么坐软卧的旅客该不该为供求失衡条件下占有优质资源再多付一些代价呢？应该。在这个例子中在硬座不提价的情况下软卧只涨50%还不行，应当涨80%，甚至100%才合理、才公平。如果硬座提价，那软卧应当涨得更多。

（五）这就是市场经济，这就是竞争。竞争有什么好处？竞争的好处主要有三条：一条是优化配置资源，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二是优胜劣汰，优胜劣汰不仅是把资源配置给更有效率的支配者的意思，更重要的是不断促进社会、市场、技术不断向前发展。三是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在很多场合中用不着开很多会，无休止地讨论个没完，谁出价高就卖给谁，决策变得非常简单。要弄清楚什么是商品经济，首先必须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形态有一个简单了解。商品经济对人们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具有深远的影响，例如商品经济要求人们诚实守信。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普遍化，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采取雇佣劳动（合同劳动）的形式，劳动者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流动，可以出于自愿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生产要素采取资本的形式（国家资本、集团资本、私人资本），资本所有权和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分离，资本所有者和经营代理人分离，人格化的资本和劳动分离，生产的直接目的是营利（资本增殖）。律师、医生、工程师、科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才，学者都变成雇佣劳动者，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基于用人偏好、工作性质等因素进行自由选择，把人放到合适的岗位、行业与区域，实现人尽其才。过去劳动，它对活劳动和未来劳动具有支配关系，因此过去统治、支配现在和未来是现代性在时间维度上的普遍特征。追求高效率是整个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轴，时间制度尤其成为调整整个社会秩序的主要参照框架。社会生产节奏与人们的生活节奏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工作压力和岗位竞争已经成为社会常态，紧张和快节奏的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造成当今人的精神压力过大，从而为各种精神性和心身性的现代疾病的滋生创造条件。另外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升，时间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的价值也随之水涨船高，在个人劳动报酬（工资率）提高的同时日渐高昂的自由时间成本使人们往往倾向于自愿选择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工作中去。说到底商品经济是信用经济，信用是商品经济社会道德的主旋律，信用是赢得社会普遍认可和尊重的通行证。商品经济的核心是交换，千千万万不相识的人之所以不惜跨越国界、省界心甘情愿地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就是因为有了信用。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有力克服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眼界狭窄、惧怕变革的思想观念，体现着有利于人们道德水平提高的一面。当然商品经济在带给人们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因商品经济信奉利益至上的原则，从而会给社会生活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例如人们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过去那种安静平和的心境被打破，社会的变革考验着亲情和友情，许多弥足珍贵的东西迷失，亲情和友情变得淡漠。竞争与商品经济使人们陷于疲惫追逐而无暇旁顾，诸如拜金主义、利己主义、道德相对主义之类的错误人生追求出现。与此同时对真善美理想的追求则显得越来越冷漠，人们仿佛已不再相信崇高，不再推崇利他主义的精神境界，总之商品经济对人们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维利·勃兰特

（一）维利·勃兰特（1913年12月18日—1992年10月8日）是德国政治家，联邦德国第四任总理。1913年12月18日维利·勃兰特出生在波罗的海海滨城市吕贝克的一个贫困工人家庭，15岁时就加入社民党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学生时代的勃兰特经常向吕贝克社民党机关报《人民信使报》投稿。1930年勃兰特被社民党破例吸收为党员，一年后因与党的领导人发生意见分歧，转而参加从社民党分裂出来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并担任该党青年组织的领导人。1933年2月27日希特勒利用国会纵火案宣布纳粹党是唯一合法的政党，禁止其他一切政党活动。面对希特勒法西斯统治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活动部分转入地下，部分转向国外发展，“维利·勃兰特”是他在1933年为躲避秘密警察的检查而起的化名，但自那以后他就一直沿用下来。1933年4月初勃兰特被派往挪威，挪威工人党安排他负责政治流亡者协会的工作。稍后又吸收他为党员，挪威工人党机关报《工人报》则特辟专栏，由他撰稿揭露希特勒统治下德国的真相，而稿酬则成为他的主要生活来源。很快他又从丹麦转到挪威，在异国他乡坚持反法西斯斗争。1937年勃兰特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参加西班牙内战，在马德里保卫战中采访报道。1940年德国入侵挪威，勃兰特又辗转逃亡到瑞典并入瑞典籍。在瑞典中他成了一名记者，报道德国对挪威的入侵。1945年10月勃兰特返回德国，报道纽伦堡军事法庭审讯纳粹战犯的情况。一年后挪威政府又任命他为挪威驻柏林军事代表团少校新闻专员，负责与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四国军事管制委员会进行联络。1947年11月勃兰特回到德国，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勃兰特以西柏林市代表的身份列席第一届联邦议院会议。1955年勃兰特当选为西柏林市议会议长，1956年冬“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西柏林市民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一些年青人向勃兰登堡门方向前进，并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当时勃兰特制止流血冲突。1957年勃兰特当选为西柏林市长，1961年勃兰特被推举为社会民主党总理候选人，结果失败。1964年勃兰特当选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1965年勃兰特继续作为该党的总理候选人，同路德维希·艾哈德竞争，结果又未如愿。勃兰特回到柏林，继续担任市长。1966年联邦政府爆发危机，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艾哈德政府宣布辞职，由各个主要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宣告成立。社会民主党首次获得参政机会，勃兰特担任副总理兼外长。1969年55岁的勃兰特当选为联邦德国第四任总理，1973年社会民主党在联邦议院成为最强大的议会党团，它与自由民主党一起拥有48席的优势。勃兰特继续与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开始他第二任总理的生涯，1974年5月勃兰特因一系列舆情事件被迫辞职。

（二）勃兰特虽然辞去总理的职务，但并没有完全脱离政治生活，他仍连续当选国会议员，同时担任社会民主党主席直到1987年，该职务使得他对德国政治产生很大的影响。1976—1992年勃兰特担任社会党国际主席，他力图在不发达国家中扩大该组织的影响力，他主持倡导向贫困国家提供援助的南北委员会。他同左翼党派的联系日趋紧密，并反对里根实行的多项冷战政策，尤其是关于美国在欧洲建立导弹基地的政策。1992年10月8日维利·勃兰特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家中逝世，享年79岁。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主张加强国家干预的社会民主党开始参与执政，1967年初勃兰特参与领导的大联合政府通过一项刺激经济的纲领，增加对铁路、邮政和公路建设的支出。联邦银行将贴现率从5％降至3％，以鼓励投资，另一方面扩大货币投放量达10.4％。1967年6月政府颁布《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法》，规定国家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同时达到物价稳定、高就业状态、外贸平衡和经济持续地高速度增长。为达到这一目标，政府运用公共开支对经济的发展过程作有力的干预，法律颁布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经济状况好转，包括向企业大批定货、大幅度提高工资水平、实行优惠的税收率、扩大政府投资等，从1968年起全国经济状况有所好转。1969年勃兰特在施政纲领中表示：“我们不准备同市场经济体制决裂。”表示新政府将保持内外政策的连续性。勃兰特继续奉行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扩大人民的自由权利和福利，保护自由竞争、保障企业主行使其主动权；在消费和服务部门实行自由选举；保护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土地所有权和土地租佃权。1982年10月勃兰特在社会民主党下野后的两天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联邦委员会上表示要实现社会民主党政策的连续性：“我们党作为反对党将不会发现新世界，它必须依靠在履行政府责任时期所做的一切。”勃兰特实行全面的经济改革，促使财政稳定和经济增长。大幅度提高马克的价值，增强财政力量。加强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保证经济增长和就业。勃兰特增强劳工的作用，引进新式的技术教育，为改变国内经济的困难局面提供推动力，使联邦德国从困境中走了出来，继续朝着繁荣、发展之路迈进。勃兰特通过内容广泛的“内政改革计划”，决定在实行财产合理再分配、实行退休、家庭、健康保险、改革教育机构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1971年11月政府颁布《企业内部条例法》，要求扩大劳动者的权利，扩大企业工会委员会的人事、福利和经济权。在福利政策方面扩大社会福利法，医疗保险的范围也扩大了，事故保险扩大到中小学生和儿童，提高死难家属的养老金，增加失业津贴和失业救济金。

（三）为适应变化的经济、技术和社会状况，勃兰特对一一些法律也进行改革，修改婚姻法和家庭法、性刑法和执行法。鉴于60年代以来议会外反对派“左翼和右翼激进党”煸起的学潮对德国民主政治进行冲击，为缓和国内政治对立情绪，政府于1970年为争取青年学生，并将选举权从21岁降到18岁。1969年勃兰特对外奉行与西方合作、与东方谅解的外交政策，主张加强同美国、法国等西方盟国的合作，扩大欧洲共同体，促进西欧一体化，在推进西欧政治联盟和防务合作的同时继续改善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在德国问题上主张有条件地承认民主德国，但强调民主德国不是外国，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的特殊关系。对于德国的统一时勃兰特是极其关注的，并为此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他推行的新东方政策，就为两德之间建立相互信任迈出重要的一步，他还到东部讲演，创造缓和气氛。他主张东西德两部分应逐渐融合，不要操之过急。1961年作为西柏林市长的勃兰特，从柏林墙事件中逐渐领悟到两个德国的分裂已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因素，光喊“让墙滚蛋”的口号，墙是推不倒的。1966年底勃兰特在库尔特·乔治·基辛格内阁担任联邦副总理兼外长时就及时地把握时机，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互设贸易代表机构，与罗马尼亚建立外交关系，并和南斯拉夫恢复外交关系，这一系列外交行动使联邦德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1970年3月6日苏、美、英、法4国就柏林问题进行谈判，1971年勃兰特作为联邦总理首次出访苏联，这次访问的重大成果是双方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结束这两个大国之间的长期战争状态。同时他还同波兰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宣布双方对谁都没有领土要求，今后也不会提出领土要求。1971年9月3日签署关于西柏林问题的协定，即《西柏林协定》，主要内容有：重申美、英、法在西柏林的权利和责任；西方国家的平民和货物经西柏林通道的过境交通将畅通无阻；西柏林不是联邦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后也不属联邦德国管辖；西柏林人民可因人道、家庭、宗教和商业等理由或以旅行者身份到民主德国进行访问；联邦德国可在国际组织中和国际会议上代表西柏林利益，该协定鉴订后柏林局势趋于稳定。1971年美、英、法、苏四国签订《西柏林协定》，主要内容有：西柏林不是联邦德国的组成部分，今后也不属联邦德国管辖，但可维持和发展柏林西区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的联系；联邦德国有权对在国外的西柏林人提供领事服务，并可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中代表西柏林的利益；联邦德国签订的国际协定可扩大应用于柏林西区等等。

（四）战后柏林被分为苏占区和美占区，西柏林成为一块飞地。柏林地位问题一直是东西方尖锐对抗的焦点，并因此发生两次危机。但随着苏美缓和以及联邦德国“新东方政策”的实施，解决柏林问题的时机逐渐成熟。1971年9月3日苏美英法在柏林正式签署《西柏林协定》，主要内容有：四国共同保证今后不在柏林使用武力，只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美、英、法三国声明西柏林不是联邦德国的一部分，也不受其管辖，但仍保持和发展与联邦德国的关系；同意苏联在西柏林设立总领事馆，苏联保证联邦德国与西柏林“交通畅通”。《西柏林协定》促进“东方条约”的签署与实施，消除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主要障碍，对欧洲局势的缓和、两德关系的正常化有着重要意义。与东德改善和发展关系是勃兰特东方政策的另一个重大突破，1972年12月21日两德经过艰难的谈判，终于签署《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系的基本条约》，从而使两国关系解冻，为各自加入联合国铺平道路，1973年12月他到布拉格签署《德捷关系正常化条约》。勃兰特西方政策的另一个侧重点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主要是一个防御性组织，只有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才能阻止敌手运用武力对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盟国施加政治压力。”他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缓和并不矛盾．它们是互为补充的。没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支持，我们就不可能推行缓和政策。没有东西方之间的缓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政治目的也不可能实现。”勃兰特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政治目的是使较为稳定的东西方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并存此基础使欧洲得到一种有保障的、持久的和平。勃兰特对发展联邦德国和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比较重视，在他当选为总理后曾多次派遣政府官员到中国来进行友好访问。1972年10月他委派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瓦尔特·谢尔前来北京，正式签署建交公报。建交后两国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相互交往显著增加。1975年他出席中国驻联邦德国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1976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逝世后他是联邦德国政党中唯一到中国使馆吊唁的领导人。1984年5月28日晚应中国共产党邀请，勃兰特率领社会民主党代表团访华，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就国际形势、双边关系、加强两党的联系与合作以及其它共同关心的问题举行多次会谈，并同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进行会谈。

赫尔穆特·科尔

（一）赫尔穆特·科尔（1930年4月3日—2017年6月16日）曾任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党主席、德国联邦政府总理，1930年4月3日赫尔穆特·科尔出生于德国的路德维希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虽然科尔加入空军防空志愿组织，但却从来没参加过战斗。他的幼年时期几乎是在路德维希港市度过的，他在那里就读了小学之后进入马克斯-普朗克文理高中就读。1946年在校期间加入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1947年科尔在家乡路德维希港建立德国青年联盟。1950年科尔来到法兰克福上大学，学习法学。1951年科尔转学到海德堡大学学习历史、社会科学，凭借《1945年后普法尔茨的政治发展、产生的党派》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不久后到海德堡大学的阿尔弗雷德—韦伯研究院做助理工作，随后进入路德维希港钢铁铸造厂的管理层，担任助理职务。1953年科尔成为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基民盟经济工商业协会会员，1954年科尔担任莱茵兰-普法尔茨州青年联盟代理主席，1955年科尔成为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基民盟高层成员。1959年科尔担任路德维希港地区基民盟主席，又进入莱茵兰-普法尔茨-萨尔州化工协会工作。1960年10月科尔当选为路德维希港市议会基督教民主联盟议会党团主席，1963年科尔当选为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议会议会党团主席。1966年科尔被选为莱茵兰-普法尔茨基民盟主席，之后他被确定为州长彼得·阿尔特迈尔的继任者，但在州选举结束后结果是彼得·阿尔特迈尔被再次选为州长。为取得上升空间，科尔对内利用自己在莱法州党内的地位剥夺老州长的发言权，对外则以改革派形象要求抛弃旧习惯旧机制，争取青年人的支持。最终科尔在1969年击败阿尔特迈尔，成为当时西德最年轻的州长。1969年5月19日科尔上任莱茵兰-普法尔茨州长，任州长一年后科尔当选基督教民主联盟副主席。1971年科尔开始竞选基民盟主席，但败给赖讷·巴泽尔。1973年6月12日在基督教民主联盟波恩特别代表大会上科尔被正式推举为联盟主席，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主席。1976年在联邦大选中基督教民主联盟总书记库特·比登科普夫提名科尔为联盟党总理候选人，同联邦总理、社会民主党人施密特争夺总理。科尔制定竞选战略，并制定竞选口号：“热爱祖国”和“用自由代替社会主义”。科尔这次竞选虽未成功，却提高在基督教民主联盟中的威信。但大选失败后基社盟决定取消与基民盟的联盟政策，科尔反对基社盟主席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进行这项措施，1976年底科尔辞去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州长职位。

（二）1977年3月科尔当选为基督教民主联盟联邦主席，1980年在联邦德国大选中科尔没有推荐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为联盟党总理候选人，科尔仍留任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大选之后联盟党议会党团会议一致推举科尔连任议会党团主席，制定联盟党基本纲领，明确工作方向。1982年社会自由联盟内部因为经济政策分歧而发生分裂，科尔取得介入的机会。9月17日由于自民党内部一份新自由主义计划草案，自由民主党与施密特政府产生分裂，并在9月20日与基联盟组成新的联盟。10月1日三党共同在联邦议会发起的不信任动议弹劾施密特，提名科尔为联邦总理，由于科尔当选总理不是联邦议会正式选举的产物，科尔上任引发左翼媒体的共同谴责。为了平息舆论，科尔利用议会程序将自己的政府总理身份彻底合法化，他预计新的政府联盟代表们会在1982年10月16日的会议中通过《1983年联邦预算案》，于是安排在预算通过第2天进行针对他的信任案投票。在反对派抵制信任案后曾任基民盟主席的卡尔·卡斯滕斯决定于1983年1月解散联邦议会，并在3月6日进行联邦大选，科尔率领的联盟在新大选中获得联邦议会的多数席位。1982年10月1曰科尔在联邦德国联邦议院下院宣誓就任总理，第一年的总理任期中科尔排除一切阻力，坚决实施施密特政府确定的《北约革新决议》。1987年3月11日联邦德国议院再次选举科尔为联邦总理，并由他组成中右联合政府。3月12日科尔主持内阁宣誓，第二届科尔内阁自此开始执政，3月18日科尔在联邦议院发表他的第二届施政纲领《保护宇宙一赢得未来》。1990年12月2日德国举行10月3日完成统一后的首次全德大选，并在1990年联邦议会大选，科尔所属的基民盟大获全胜，击败当年的社民党候选人萨尔州州长奥斯卡·拉方丹，这是他第三次当选德国总理。1991年1月17日科尔组成全德大选后的第一届内阁，并出任总理。1994年在联邦议会大选后科尔以微弱优势又一次当选联邦总理，这一次他战胜时任莱茵-普法尔茨州州长的社民党候选人鲁道夫·沙尔平。1998年德国社民党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随着社民党赢得大选，时任下萨克森州州长格哈特·施罗德当选为新一任联邦总理。10月26日联邦总统罗曼·赫尔佐克将科尔从总理的位置上解聘，10月27日科尔的总理职位由格哈德·施罗德接任。2010年5月5日德国官方在科尔的家乡路德维希港为科尔的80大寿举行庆祝仪式，包括时任德国联邦总统克勒、总理默克尔在内的近800名各界人士参加当天的庆祝活动。2017年6月17日科尔逝世，享年87岁。

（三）科尔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长任上时立志改革，政治上趋于成熟。他接近群众，以身作则，实行州长定期公开接待日，亲自接待来访者。1972年他推行“市民代表制”，效仿瑞典，设立专门机构，聘请市民代表调解纠纷。1974年他重新划分州内行政区，使联邦政府的各项计划能很快地在各地方贯彻。同时科尔任命霍尔肯布林克担任经济部长，协助他推进经济改革。科尔着力抓基础设施建设，拓宽和新修公路，制定地区结构政策，对贫困地区进行财政资助，创造新的劳动岗位，改变贫困地区的落后面貌。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将近一倍，由此跃居联邦德国全国首位。科尔还非常注意教育改革，他修改教育法，决定取消教会学校，确定基督教综合学校为标准学校。不久又通过幼儿园法，创办师范学校和综合性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被分裂为东西德，德国统一的愿望埋进科尔的心中。从1969年出任州长到担任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期间科尔多次公开表示：“尽快结束祖国的分裂。”科尔在德国统一问题上一贯坚持东、西德是一个民族，互不为外国，主张在欧洲统一的前提下通过自决的方式实现德国统一。1989年末东欧剧变，尤其是当东德的局势越来越显示出恶化以及柏林墙在1989年11月9日倒塌，在未与任何联盟成员和西方盟国成员提前商议的情况下，1989年11月赫尔穆特·科尔在联邦议会上提出关于破除目前处于分裂中的德国、欧洲的《十点计划》，这一举措将两德统一的构想带入实际操作阶段。为了给两德统一去除外部阻力，科尔一方面利用并鼓动东德民众要求统一的情绪，另一方面积极在英、法、美、苏中斡旋，争取他们对德国统一的首肯。在1990年3月18日民主德国大选的过程中科尔首先于3月1日宣布成立由其担任主席的“德国统一内阁委员会”，随后又成立由各党议会党团领袖组成的“议会统一委员会”，以利听取各方意见，实际是要对民主德国全面开展统一攻势。更为突出的是从1990年2月初到3月中旬民主德国大选，科尔曾六次进入民主德国发表讲话，支持民主德国的“德国联盟”在大选中获胜，最终科尔如愿以偿。从此民主德国新政府按照科尔政府的意图把统一作为它存在的唯一目标，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朝着统一的方向前进。1990年10月2日晚科尔向两德人民发表电视讲话：“几个小时后一个梦将变成现实，在经过40年痛苦的分裂岁月之后德国、我们的祖国就要重新统一，对我来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次日两德宣告统一。

（四）上台伊始面对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的局面， 科尔指出政府将把整顿国家预算工作放在首位，达成的节约措施将被列入1982年10月底内阁提出的附加预算案。科尔呼吁德国人民不要坐等国家的救济，不要靠别人生活，要靠勤俭、勇敢、自立和创新的传统美德来恢复国家的繁荣。他推动振兴经济计划，刺激私人和公共投资，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改善农业结构，减轻中产阶层的税务负担，提高增值税以及促进住房建设等。在第一个任期的经济生活中面对前任施密特政府经济严重滞涨、债台高筑的形势，坚持通货稳定，实行预算平衡，控制货币增加，抑制物价上涨的办法。施密特政府靠借债弥补财政赤字，1977—1981年国债从3.169亿马克剧增至6.956亿马克。科尔政府上台后采取紧急措施，缩小财政赤字，财政收支状况逐步好转，为稳定物价提供有利条件。科尔的另一措施是控制货币发行，抽紧银根，科尔上台后摒弃施密特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严格控制货币的增长。1982年联邦银行货币增长约6％，1983年货币增长率为4-6％，1984年为4-5％，1985—1986年为3-5％，货币的增发指标逐步缩减。联邦银行调节利率等货币政策的杠杆，使货币量的增速既照顾物价稳定，又能满足对外经济平衡及适度经济增长的需要。科尔十分重视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科尔上台前当时正处于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的阶段，1979-1981年国际收支连续3年逆差，1982年前3个季度仍有363亿马克的逆差。而20世纪80年代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大都回升，世界贸易量迅速增加。此外在1985年春季以后美元贬值以及进入80年代以来世界石油价格下跌的形势下科尔政府利用德国出口商品价格上升，而国际市场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价格下降的有利条件，进一步扩大出口，增加外贸顺差，于是德国1982年第四季度实现122.93亿马克的顺差，其后几年均为顺差。在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逐渐扩大的同时联邦德国资本外流也逐年增加，1982年为44.33亿马克，1983年为162.51亿马克，1984年增至291.90亿马克，这是联邦德国国际收支上出现的新情况，为此科尔及时调整对美元的汇率，稳定马克的国际价值。1973年以来马克对美元实行浮动汇率制，1972—1980年马克对美元的汇率趋向上浮，1980—1985年春季马克对美元的汇率趋向下跌。科尔注意控制联邦德国资本流向美国，联邦银行于1984年10月宣布取消利息税，1984年再把贴现率从4％提高到4.5％，以减少联邦德国和美国的利差，在大幅度调整马克对美元汇率的同时仍注意保持马克国际价值的稳定。

（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称“工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工业国”，指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世界银行 《1986年世界发展报告》 中将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新西兰、英国、日本、奥地利、芬兰、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比利时、法国、美国、丹麦、联邦德国、瑞典、瑞士、挪威等19个国家列为市场经济工业国，这19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达到11430美元（198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生一些新变化，目前世界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芬兰、德国、爱尔兰、瑞典、荷兰、瑞士、奥地利、比利时、挪威、卢森堡、丹麦、澳大利亚、意大利、日本、韩国等。表现：广泛采用现代科技成果，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工业生产的自动化和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普遍实现，生产国际化趋势加强；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加强，国家广泛干预经济；资本输出规模空前增大，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生产、贸易、金融领域中的庞大垄断势力；私人垄断资本、国家垄断资本的国际联合加强，出现欧洲经济共同体等超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旧殖民体系瓦解后，采取经济渗透、政治控制等形式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在第三次科技革命高潮的推动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迅速发展，70年代中期后转入低速增长时期，经常陷入“滞胀”困境。科尔执政期间另一大功绩是推动欧洲一体化，任德总理期间科尔多次强调欧洲一体化的重要性，他说：“只有真正统一的欧洲才能保证给我们的后代带来和平、自由和富有，从长远来看实现欧洲内部统一大市场对联邦德国经济的发展如同建国初期决定采用新马克和奉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一样重要。”科尔还强调欧洲内部统一大市场的建成只是通向欧洲联盟道路上的一个“中间站”，因而还必须向欧洲货币联盟的目标前进。为建立欧洲内部统一大市场，科尔不仅多方论证，而且努力实践。仅在1988年科尔为在1992年底前建成欧洲内部统一大市场这一宏伟目标曾与有关人土频繁活动于欧共体各国首都，进行多方协调和磋商，力促有关国家弥合分歧或求同存异。有时科尔甚至不顾联邦德国国内的反对，在财政上作出牺牲，从而使协议达成，加速欧洲一体化的步伐。1988年1月6日联邦德国任欧洲共同体理事会主席，在此期间欧共体在科尔的主持和努力下颇有建树。1988年2月11-12日在联邦德国主持下在布鲁塞尔举行欧共体12国首脑会议，12位国家和政府首脑决心争取把共同体的复杂财政开支建立在牢固合理的基础上，从而解决一个关键性问题。

（六）1988年6月27日和28日在汉诺威召开的理事会执行主席高级会议上又向共同的内部市场迈出重要的一步，科尔强调欧洲统一货币的重要性，他说：“只有在欧洲创立一种共同货币和一个欧洲中央银行，欧洲的政治联盟才能实现。”此外在1988年6月13日欧洲共同体财政部长理事会就1990年实现资金流通自由化问题也取得一致意见，这样一个欧共体内部统一大市场拆除各国非关税壁垒，取消在产品、人员、资金、劳务等自由流通道路上一切人为的障碍，把几个分散的市场连成一片。1991年12月欧洲联盟前身欧共体12个成员国首脑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通过《欧洲联盟条约》，条约要求在欧洲联盟区域内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打造欧洲统一市场，发行统一货币。德国作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之一，其态度对统一货币的前途至关重要。德国货币马克曾是仅次于美元的硬通货之一，也代表着德国实力和地位。当时德国国内大部分民众反对欧元，他们对马克不舍，对欧元的未来缺乏信心，同时也担心更换货币会使德国付出沉重的经济和社会代价。但科尔坚定支持欧元，大力宣传欧元的好处。在执政党的坚持，一些以前反对欧元的政党也加入支持欧元的阵营，最终德国联邦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德国加入经济货币联盟的议案。科尔坚持联邦德国同西方世界的结盟，他强调指出加入北约和同美国的友谊是德国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的基石。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忠实于西方联盟，加强同美国的友谊，同苏联实现真正的缓和，实现欧洲的联合。但科尔也保持德国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同美国发生一些争执与分歧。1987年科尔连任德国总理之后进一步加强与法国的合作，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外交往来非常活跃，两国之间的合作全面推进，德法之间的特殊关系引起包括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内的一些欧洲盟国国家政要的怀疑。科尔反复强调波恩和巴黎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不具有排他性，他说：“德法的合作是推动欧洲联合的发动机。”两国一再对盟国表示他们无意建立一个支配欧洲政策的“轴心”或“指导机构”，相反地是他们意在欧洲建立一个坚固的防务“支柱”来加强大西洋两岸的总的伙伴关系。在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上科尔强调联邦德国政府在已缔结的条约和欧安会最后文件的基础上继续为实现真正的缓和、对话和合作作出努力，政府关注并将尽力维持和进一步发展同苏联的关系，其中经济关系将居于重要地位，同时联邦政府不会无视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苏联的军备问题。1990年2月9日科尔访问苏联，劝说苏联改变对德国统一问题上的“顽固立场”，取得苏联在德国统一的方式、时间、速度和条件等问题应由德国人自己决定的承诺，最终说服戈尔巴乔夫，打开通向德国统一的道路。7月15日和16日科尔、外长根舍和财政部长魏格尔一行访问苏联，举行两国首脑的会晤。

（七）15日科尔同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进行一轮会谈后即一同乘专机去戈尔巴乔夫的家乡北高加索列茨诺沃茨克城，经过几小时的紧张会谈后双方就德国统一后的军事政治地位、德国武装力量的最高限额以及不把北约的军事结构扩展到民主德国等一系列问题达成共识，从而为德国统一取得突破性进展创造条件。科尔同戈尔巴乔夫达成八点协议：一、德国统一后的领土范围包括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和柏林；二、一旦统一实现，四大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对德国承担的责任和权利就此停止，统一后的德国立即取得完全的、不加限制的主权；三、统一的德国在履行其完全主权时可以自主决定它将属于哪个联盟；四、苏联驻民主德国的军队将在统一后3至4年撤出德国；五、苏联军队撤出之前北约机构不向现今民主德国领土上扩展，但联邦国防军的本土防御部队可在统一实现后进驻民主德国和柏林；六、苏军留驻民主德国期间美、英、法三国军队继续留在西柏林；七、德国统一后的3至4年内将其军队裁减到37万人，裁军将在维也纳谈判签定第一个条约时开始进行；八、统一后的德国将放弃生产和拥有核武器和生产生物、化学武器。1974年9月已经成为基民盟主席的科尔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进行会谈，他认为：“中国作为潜在的超级大国，对国际政治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对西欧联合和德国统一的支持非常重要。”科尔很早就将中国看作德国在世界舞台上可以借助的重要力量，相信中国改革开放对德国和世界的重要作用，并努力通过发展经贸关系来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科尔任总理时期的多次访华也大都围绕经贸主题进行。1984年10月科尔首次以总理身份访问中国，他回国表示中国与联邦德国有着非常多的共同点，并强调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地位。科尔此行提升两国之间的经贸与人文交流，他见证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的签字仪式。10月13日科尔访问同济大学，希望同济大学成为沟通两国的桥梁。1987年7月科尔再次来华，由于当时中国缺乏外汇，联邦德国对华出口受到很大限制，为此科尔加大对华提供政府贷款的力度，以促进对华出口增长，并向中国出口了列车和电力设备。此行中科尔与中方领导人达成协议，双方将专门设立一个专家小组，在科尔的努力下两国贸易迅速增长到1988年的49.18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科尔将中国视作具有全球性意义的国家，大力同中国加强经贸交往。1993年11月科尔不仅与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进行谈话，还签订29.27亿美元的经济合作合同。1995年11月科尔最后一次访华，中德关系尤其是双边经贸技术关系成长壮大。1999年8月25日科尔作为前总理再次访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他，科尔说：“德中关系有着非常好的基础，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友好关系能够不断加强与发展。我虽然已经卸任，但将继续竭尽全力，为推动德中关系作出努力。”

（八）20世纪80年代科尔支持北约和华约这两个军事集团进行裁军减备，与和平运动提出的“不使用武器缔造和平”的口号不同的是他提出 “用越来越少的武器来缔造和平”，在军事力量均衡的基础上把军备降到一个尽可能低的水平上。科尔指出应尽可能低水平的军备取得具体、均衡和可核查的谈判结果，从而在军事上实现并巩固必要的均势。科尔表示联邦政府毫无保留地信守1979年北约组织的双重决议，该决议提出就减少和限制苏联和美国的核武器系统进行谈判。科尔在1982年11月19日接见驻波恩外交使团时表达对裁军会谈寄予很大希望，特别是希望在日内瓦进行的中远程核武器谈判取得进展。1983年4月16日科尔表示他愿意当美苏核谈判的中间人，来促进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对美国总统里根提出的最新的武器建议作出有利的反应。他希望克里姆林宫能快些采取行动，减少它部署在欧洲的核导弹。4月15日科尔和里根进行两小时会晤，会后他对记者说：“现在要看苏联了，苏联负有重大责任，应对这项倡议作出建设性的反应和为找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廓清道路。”1987年美苏两国就削减欧洲核武器的谈判达成协议后科尔主张加强欧洲国家在防务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德法之间的合作，于是德法防务合作的步骤加快了。1987年6月19日科尔向法国建议：建立一支5000人的德法陆军联合旅，由两国军官轮流担任指挥。这项建议立即得到法国官方积极的反应，法国总统密特朗和总理希拉克都表示支持。科尔认为德法“联合旅”部队是两国命运共同体的一个象征，将对共同防御作出贡献。7月中旬德法两国国防部长就科尔建议进行磋商，一致同意加速它的实现，并宣布两项决议：①着手建立一个“军事合作混合小组”，以研究落实组建联合旅的有关事宜。②联合研制新型作战直升飞机。1987年9月17日至24日联邦德国和法国在德国南部的巴登一符腾堡和巴伐利亚地区举行代号为“勇敢的麻雀”的联合军事演习，随后两国宣布成立“法德联合防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制定两国的“共同战略”、“裁军和控制军备的共同政策以及对东方采取的共同态度。1982年11月25日科尔曾谈到在联邦德国部署核导弹问题，他说中程核武器是我们安全政策中最现实的问题，联邦政府像上届政府一样坚持双重决议的两个部分，因为它真正和强烈地希望日内瓦谈判取得成功。他指出：谁要是真正希望拆除苏联中程导弹SS-20，谁要是不愿意在欧洲进行相应的追补军备，那么他就必须支持双重决议的政策。1983年11月21-22日科尔与反对派在联邦议院就是否要在联邦德国部署中程核导弹问题，进行长达26小时的辩论，最后以286票对226票通过部署导弹的决议。科尔和外长根舍都在会上作发言，科尔强调中程导弹的部署与否已不单纯涉及军备的限制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它关系到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方向问题。

（九）科尔还回顾近年来的军备形势，他说：“在近20年中美国在战略核武器上失去优势，已给我们欧洲人和德国人造成难以估计的后果。面对华约在常规武器上的优势和苏联在核武器上的威胁，北约至今还不拥有地面中程导弹，也不具有在各个层次上都能保持威慑的手段，实际上在欧洲已不存在什么均势。”他指责苏联试图压联邦德国放弃部署的决定，并说他绝不会向威胁屈服，到1983年11月23日美国将首批潘兴Ⅰ导弹和巡航导弹运到西欧部署。20世纪80年代德国劳工成本居高不下，为了对付德国当时的经济困难，科尔认为法律的威严是任何人也无法取代的。所以他一上台就着手完善法律，为保障人民的就业机会，解决失业问题，科尔颁布一系列的有效法律，主要有：《促进就业法》，采用非全日工作制的办法，多安排3万个工作岗位；《帮助回归法》，采取一些措施使30万外籍工人返回各自的家，从而增加联邦德国人民的就业机会；《提前退休法》，这项法律使大约30万人提前退休，从而增加青年人的就业机会；《促进劳动就业法》，该法颁布后联邦德国新政府组织46万人接受各种职业培训，其中2/3以上是失业青年。在社会救助方面科尔把资金集中用于真正需要救助的人，并鼓励支持重新进入职业生活，并规定：凡拒绝接受介绍工作的将强制减少社会救助；1982年之后三年内社会救助增长率不得超过在职人员的纯工资增长率，在职人员中的低工资者收入与获得社会救助的人员收入之间应保持适当差距，鼓励参加劳动和自立等等。在医保体制的改革方面科尔从增加医患双方的自我约束机制，压缩过度支出入手，在降低资金支出需求上下功夫。以1977年《医疗成本控制法》为标志，科尔以《医保改革法》为基础，分别于1988、1992和1996年开始进行三个阶段的全面改革，控制费用的矛头主要指向医务部门。其一控制进入医保的签约医生人数，以对付供方剩余带来的医生诱导性支出。其二制定药品的费用定额，同组药品中鼓励开低价处方，规定药品和辅料的品种范围，提高患者自付比例，降低补贴费用，改革医院筹资机制，通过按医生组预算每季度按治疗的病例数收费，压低医生报酬上涨。其三提高预防，康复比重。其四以投保者可自由选择基金会来增加竞争，提高配置效益，同时反复要求患者自付附加费，承担更多自我责任。德国联盟党是成立于1950年，由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政党。党员以企业主、农场主、职员和知识分子为主，经济上倾向于维护企业主的利益，主张通过鼓励企业主不断扩大投资来推动经济发展，德国联盟党由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东德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东德基督教民主联盟（CDU）是1945年成立的东德政党，该党作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卫星党，是东德国家阵线的一部分，直到1989年为止，1990年两德统一后该党同西德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合并。

（十）1945年7月成立的基民盟的前身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天主教中央党，1947年基民盟与基社盟（基社盟全称为“基督教社会联盟”，建于1945年，其成员由一些在二战中反法西斯统治的基督徒组成）结成姐妹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先后在德国西部地区（巴伐利亚州除外）和柏林建立基督教民主党地方组织，1950年10月在戈斯拉尔举行第一届联盟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基督教民主联盟，首任主席是康拉德·阿登纳。1945年10月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建立，1946年1月成为巴伐利亚州的政党，其自称为保守的、自由的、 社会的代表巴伐利亚州各阶层利益的政党。1947年与基民联盟结成姊妹党后只限于在巴伐利亚州发展组织与活动，而基民联盟则不在该州活动。1949年起于德国联邦议院内与基督教民主联盟组成一个议会党团，并在全国大选时，与基民盟制定统一的竞选纲领、推选统一的联邦总理候选人。经济政策上德国联盟党奉行改革派的“新社会市场经济”，他们认为社会性就是能够创造就业，因此德国联盟党反对德国红绿联盟提出的社会劳工市场改革方案，认为其不能够改善德国就业市场。在2005年提出的竞选纲领中基民盟提出要将部分增值税从16%提高至18%，对年收入超过25万欧元的单身个人和年收入超过50万欧元的夫妇，所得税税率由42%提高到45%。新政府还计划把保险金缴纳比例由超过月收入41%降低到40%以下，其中包括从2007年开始失业保险金交纳比例由占月收入6.5%减少到4.5%，养老保险金交纳比例则提高0.4个百分点，达到19.9%。此外政府将不再提高对养老保险的补贴，到2008年将取消对法定医疗保险的补贴。基民盟认为投资是推动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新政府计划在未来4年里投入250亿欧元，用于拉动经济增长，另外在研究和创新、交通以及家庭资助领域中政府将投入更多的资金。在内政上德国联盟党主张加强犯罪惩罚力度保障内政安全，提出在国内突发灾难和反恐活动中允许联邦军队提供支持。在移民融合问题上基民盟主张加强德语的推广和移民政策的制定，只在有限的前提下允许双重国籍。在外交上基民盟更多的主张和美国加强合作关系，增加欧盟内部沟通。基民盟奉行一贯的保守政策，在土耳其加入欧盟问题上持保留意见。基民盟并没有对党员的信仰有硬性的规定，基督教的各个流派以及非信教人士都可以加入。根据柏林自由大学2005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51%的基民盟党员信仰天主教，33.3%信仰新教，15.7%的党员没有注明宗教信仰。基民盟的政治主张是独立于基督教宗教观念的，比如基民盟主张加强生物和基因研究，这和基督教的社会观是不相符的。

瑞士政治制度

（一）瑞士联邦以委员会制为政权组织形式，以联邦制为国家结构形成，实行多党制。长期实行委员会制和在立法上允许公民享有某些直接民主权利，是瑞士联邦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瑞士联邦的形成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1291年瑞士中部的施维茨、乌里、翁特瓦尔登3州结成永久同盟，奠定成为独立国家的基础。14～16世纪又有一些州先后加入同盟，形成结构松散的联邦，各州仍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态。1815年维也纳会议确认瑞士为永久中立国，此后又有一些州加入联邦，使瑞士成为由23个州（其中3个州又各分为2个半州）组成的统一的联邦制国家。1848年制定《瑞士联邦宪法》，加强中央的权力。1874年为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宪法进行全面修改，确立现行的政治制度。瑞士联邦宪法是指规定瑞士是一个联邦国家，各州为“主权州”，有自己的宪法、议会、政府和州旗。外交、国家安全和防务、铁路、国家公路、邮电、海关、货币、联邦税收等由联邦政府管理。联邦的全国性立法对各州有效，联邦有权监督执行实行民主共和政体，三权分立。联邦议会为最高立法机构，由联邦院和国民院组成。宪法对两院议员的产生、津贴和两院管辖的事项作了规定，两院每年在法定曰期召开一次联席会议。联邦委员会为最高行政机构，由7名联邦委员组成，每届任期与议会相同，4年改选一次，可连选连任。委员会主席即联邦主席是国家元首，由议会两院联席会议从联邦委员中选举，任期1年，不得连任。主席任满后由副主席升任，另从联邦委员中选出1名副主席。联邦法院为最高司法机关，正副院长由联邦委员会提名，议会选举产生，任期2年。法官由议会选举产生，任期6年，联邦行政法院受理行政诉讼。1981年后宪法赋予公民以“直接民主”的权力，规定联邦修改宪法、通过与宪法有关的法令必须由公民投票通过才能生效，公民在征集到法定数量的签名后可以提出立法倡议，本法还详细规定联邦宪法修改的提起、通过生效问题。

（二）联邦宪法规定联邦议会、联邦委员会和联邦法院分别行使联邦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但联邦委员会与联邦议会不是相互抗衡，而是议行合一的关系。联邦议会是联邦最高权力机关，由国民院和联邦院组成。国民院有200名议员，按比例代表制普选产生。议席按常住人口比例进行分配，每个州和半州至少拥有1个议席，每4年改选1次。联邦院有46名议员，每州选举2名（半州选1名），选举制度和任期由各州自行规定。联邦议会行使联邦立法权，它制定的全国性法律对各州有效，此外还负责审议和保障各州宪法；审议和批准国际条约以及各州与外国签订的协定；制定预算，通过决算；宣战、议和、发布动员令、宣布大赦和特赦；选举联邦委员会和联邦法院等等。联邦议会对联邦行政及联邦司法实行监督，议会两院权力相等，同时开会并行审议议案，联邦法律与命令必须经两院批准方能生效。联邦委员会是联邦最高行政机关，由议会两院联合会议选举产生的7名委员组成。如议员当选，必须辞去原职，议会另行补缺选举。委员任期与国民院议员任期相同，但连选可连任。委员会设主席和副主席各1人，也由议会选举，任期1年，不得连任，通常是由7名委员轮流担任。主席主持联邦委员会的会议，代表委员会行使国家元首的礼仪性职责。委员会还参与立法，负责向议会提出联邦法律和命令草案，审查各州应提请联邦批准的法律和命令等。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至少须有4名委员出席才能开会议事。委员间权力平等，互不从属，每个委员各主管一个部，提交议案、决定政策、公布命令均须以委员会名义。委员会的提案被议会否决，委员会无须辞职，对联邦议会通过的法律和政策时委员会必须执行，无权退回复议，也无权解散议会，委员会实际上是受议会委托的执行机关。联邦法院是联邦最高司法机关，由联邦委员会提名，经议会两院联合会议表决通过的26名法官组成。独立行使司法权，但无违宪审查权。

（三）各州均有自己的宪法、议会、政府和州旗，各州经联邦政府同意有权与外国签订条约。1874年宪法实施以后联邦权力逐步加强，联邦政府在州和地方设有单独设立的机构，全国行政和司法机构是统一的系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政府扩大管理社会经济事务的职能，加强对州和地方的监督和控制。根据《瑞士联邦宪法》时联邦和州的分权原则是：①联邦享有外交、国防、海关、货币等专有权力；②州和市镇保留管理警察、宗教等专有权力；③在社会福利等方面联邦具有立法权，州行使执行权；④联邦和州共有的权力是税收、教育、卫生等。《瑞士联邦宪法》赋予公民一些直接民主权利，作为代议民主制的补充和"国家主权"与“人民主权”统一的象征，主要表现为允许公民采用直接投票方式行使立法的复决权和创制权。复决权即公民对议会立法认可或否决的权利，凡是修改宪法以及政府或议会通过的与宪法有关的法令均须经公民表决，由多数公民投票赞成和多数州通过才能生效。创制权又称公民倡议，即某项提案在征集到8万人签名后就可作为“公民倡议”提出，联邦政府有义务受理，经议会决定，或按原提案或同时提出对案，交付公民投票表决。这种直接民主制发源于13世纪的露天议会（又称广场集会），当时一些州在广场上召开集会，由公民举手直接选举州长、州政府成员和决定州的法律等重要问题。随着资产阶级代议民主制的发展，绝大多数州相继废除露天议会，只有几个地域狭小、人口稀少的州或半州仍予保留。瑞士联邦实行多党制，政党有30多个，1983年大选在国民院中获得议席的有11个政党。1959年以来联邦委员会一直是由激进民主党、社会党、基督教民主党和中间民主联盟按 2:2:2:1的比例组成，这种独特的权力关系是瑞士政府和政局长期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