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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angel sounded, and there followed hail and fire mingled with blood, and they were cast upon the earth: and the third part of trees was burnt up, and all green grass was burnt up.

……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雹子与火搀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

 And the second angel sounded, and as it were a great mountain burning with fire was cast into the sea: and the third part of the sea became blood;

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彷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

And the third part of the creatures which were in the sea, and had life, died; and the third part of the ships were destroyed.

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

And the third angel sounded, and there fell a great star from heaven, burning as it were a lamp, and it fell upon the third part of the rivers, and upon the fountains of waters;

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

And the name of the star is called Wormwood: and the third part of the waters became wormwood; and many men died of the waters, because they were made bitter.

这星名叫“茵陈”。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茵陈，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

——《圣经·启示录·第八节》（Revelation Chapter 8）

·苦艾酒：亮绿、迷幻、诱惑

上述引自詹姆斯国王钦定版（The King James Version ，缩写为KJV，1611）《圣经·启示录》的内容描绘了世界末日时的景象；这段内容中，第三位天使引来了一种名为“wormwood”的大星，中文版一般翻译为“茵陈”——这其实是一个误译，茵陈和苦艾是两种不同的植物。茵陈取自菊科植物茵陈蒿（Artemisia capillaris Thunb），苦艾取自菊科的中亚苦蒿（Artemisia absinthium L.）；而“wormwood”这个英文单词指的是苦艾，也就是干员苦艾代号由来——苦艾酒（Absinthe）的重要原料。

Absinthe这个名称，其实大多时候都是专指产自法国和瑞士的苦艾酒。苦艾酒据说起源于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Ἱπποκράτης，前460-前370），但实际上这种蒸馏烈酒发源于18世纪的瑞士，为一位住在瑞士的法国医生皮埃尔·奥迪纳尔（Dr. Pierre Ordinaire）所发明。作为一种药用酒精饮品，苦艾酒以茴芹、茴香和苦艾作为主要原料——这三种原料也因而被赋予“三位一体/圣三一”的美称——具有强烈浓郁的芳香气息，口感略苦，酒精度数大多在45度以上（和我国常见的白酒差不多），常呈现出亮丽的绿色（不同产地的苦艾酒颜色不一，法国以黄棕色和绿色为多，2013年以后的瑞士以透明为主，西班牙主要是草绿色）；这种色香味俱全的感官体验，使得法国人为其取了一个风雅的名称“绿仙子”（la fée verte）。

俗话说“酒的度数与价格成正比”，虽然这个说法并不一定准确，但对于部分的蒸馏酒还是存在其适用性。较高的酒精含量、以及种类众多的原料，使得苦艾酒的价格相对高昂，在国内也并不多见；部分商家因翻译问题，会将另一种酒“味美思”（Vermouth）标为苦艾酒出售，有的则会以价格较低的利口酒冒充苦艾酒、通过在包装英文上玩花样来偷梁换柱。如果想要品尝苦艾酒，在选购之时必须多加谨慎。

尽管在市场上常被李鬼充李逵，苦艾酒还是有着味美思、利口酒等酒类没有的特性；这种特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符号”。

关于苦艾酒最著名的说法，就是“苦艾酒带有致幻性”。一般流传的说法认为，苦艾在被浸泡后会释放一种名为侧柏酮（thujone）的化学成分，这种成分和大麻内含的致幻成分——四氢大麻酚（THC）具有相似分子结构。但现代科学研究表明，过量摄入侧柏酮只会造成注意力涣散或肌肉痉挛，和所谓的“致幻”完全是两码事；侧柏酮与四氢大麻酚结构相似的推论，也在20世纪90年代就被否认。在高度的苦艾酒中，侧柏酮的含量其实并不高，即使是在19世纪也是如此；如果真的要让一个人出现所谓的“致幻”症状，按照市面上常见的苦艾酒度数和侧柏酮含量，就必须摄入足以让人出现重度酒精中毒的计量。

——也就是说，所谓的“苦艾酒致幻”，其实应该是酒鬼大喝特喝之后的重度醉酒症状，或者是粗制滥造的苦艾酒中掺杂了带有毒性的添加剂；但是，这并不妨碍商家为了营销，将“致幻”、“幻觉”作为一种噱头，以吸引更多的酒鬼为了一杯亮绿的芳香液体而掏空他们的荷包。当时各国政府也以此为由，认为苦艾酒具有“致幻、成瘾、引人堕落”的能力，严格取缔了苦艾酒的酿造、销售及饮用——先是苦艾酒的发源地瑞士，再是法国，之后扩张到大半个欧洲；

但是，这没有熄灭人们对这种饮料的热情。高度数、亮丽的色泽以及致幻性，使得无数的酒鬼、艺术家、诗人、作家都对其趋之若鹜——最典型的莫过于画家。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欧洲画坛以印象派为尊，印象派的巨擘爱德华·马奈（Édouard Manet，1832-1883）、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1834-1917）等人，都是苦艾酒的忠实拥趸。前者以一副色调昏黄暧昧的《喝苦艾酒的人》（The Absinthe Drinker，1859）震惊整个巴黎的艺术沙龙，甚至被怀疑是喝苦艾酒产生幻觉后才画出色彩如此奇特的作品；后者则在1875的某一日为自己两个失意潦倒、坐在咖啡馆里的朋友画了一副肖像，以苦艾酒为陪衬，极力放大画面的低沉和压抑，展现出繁华大都市中个体的孤独与落寞——这幅作品，就是大名鼎鼎的《苦艾酒》（L'Absinthe，1875-1876）。

除了印象派的成员，后印象派家喻户晓的文森特·威廉·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以及20世纪现代主义画家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也都与苦艾酒有难解的缘分：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梵高饮用过量的苦艾酒后产生了幻觉，在癫狂中挥刀割下了自己的耳朵——当然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苦艾酒肯定不是导致画家放飞自我的罪魁祸首。但梵高喜爱这种芳香的绿色液体乃是不争的事实，以至于有“没有苦艾酒就没有梵高”的说法；

至于毕加索，则大概是史上对苦艾酒爱的最为深沉的画家——喝苦艾酒（毕加索嗜酒一向为艺术研究者津津乐道）、制作苦艾酒瓶子雕塑（一共造了6件一样的青铜雕塑，但没有一个被漆成绿色，画家本人表示“我只对真勺子与假酒杯之间的关系感兴趣”）、画喝苦艾酒的人（不止一幅，既有男的也有女的，当然还有不男不女的），仿佛苦艾酒就是他眼中的绿色缪斯。

“天才是人的病态，犹如珍珠是蚌的病态”，在艺术风潮盛行的19-20世纪，引人看见幻觉的苦艾酒与众多艺术弄潮儿缠绵悱恻，成为了“疯狂天才”的代名词；而随着艺术激情与狂热的冷却与消退，苦艾酒也逐渐走下艺术的祭坛，成为一种昂贵少见的有趣饮品。如今的人们大多将饮用苦艾酒视为一种有趣的人生体验，或多或少可能也希望通过这一尝试，拉近与艺术大师的距离；

但是，这么做的人似乎往往忽视了一点——苦艾酒并不能让人陷入美好的幻觉。草药芬芳伴随着高酒精度带来的灼烧感，之后的些微苦涩往往让人更加体会到现实的空虚。如同德加《苦艾酒》表现的那样，怅惘、寂寥、落寞和颓丧才是它的余味，短暂的慰藉后徒留长久的伤感；而这伤感将如同苦艾酒的香气一般，萦绕于周身，成为铭刻在饮者记忆中的永恒——或许这便是干员苦艾代号想要透露的情感，以及她的宿命。

·沙俄警察：与帝国共生死

作为切尔诺伯格-龙门事件的幸存者，以及本地警察的女儿，在登上舰船后，苦艾向我们描述了在整合运动的占领下，切尔诺伯格逐步陷入混乱的过程。据她讲述，整合运动的袭击来得十分突然，作为城市内的基础安全保障系统，当地警力在最开始时，还能勉强维持秩序，疏散人群。但随着局势的发酵以及天灾的到来，这层防线最终被冲垮，暴力与恐慌开始在整座城中大规模蔓延。

被困在这座城市的幸存者们，从始至终，都没有等到本该保护他们的军队到来。（档案资料一）

此前的专栏多次就乌萨斯的国家原型及相关制度进行了梳理，干员苦艾档案中提到的警备，实际上就是沙俄警察制度的影射；活动剧情中提到乌萨斯军队和警队的关系，实际上也有其对应的现实由来——这就涉及到沙俄警察制度的发展与变迁。

所谓“警察”，指的是国家及其统治者根据统治意志和阶级利益，以一定的标准设置的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的暴力机关。一般认为，俄国警察制度最初的雏形，乃是伊凡四世·瓦西里耶维奇（Иван IV Васильевич，1530-1584，即伊凡雷帝，）于1565年组建的“特辖军”（Oprichniki）。这支人数极少、俗称“奥普里希尼基”的近卫军，除了贴身保护沙皇的安全意外，还兼有抓捕、审讯、侦探、搜查等多项智能，实质上担任了伊凡雷帝秘密警察的职责；其成员着黑衣、骑黑马，在马鞍上挂有狗头和扫帚形的羊毛装饰，意为“追踪敌人”、“清扫叛徒”。在伊凡四世统治时期，“奥普里希尼基”同时具有军队和警察的双重特征，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起到了镇压叛乱、肃清反对者、集中权力、巩固沙皇统治的作用，属于铁腕政治的产物；不过，也正是因为其在编制上属于军队，因此并不能断言“奥普里希尼基”就是最早的沙俄警察。

沙俄帝国真正意义上的警察机构，是在18世纪时才建立起来。1715年，圣彼得堡被确立为俄国的新首都。为了维持新都的秩序，彼得一世·阿列克谢耶维奇（Пётр I Алексеевич，1672-1725）建立了“警察局长总办公厅”，赋予其管辖士兵、士官执行维持秩序、镇压反对者的职权。1718年，俄国正式将警察局长确立为拥有将级军衔的职务，彼得一世亲自撰写下达给圣彼得堡警察局长的职能条款，明确规定警察应该维护公共秩序、取缔城市内流浪行乞行为、关注城市环境卫生、保障消防安全、监管市场贸易规则是否得到遵循——此一举措被视为俄国警察历史的起点。以今天的眼光来衡量，沙俄警察还要兼顾城管、城市保洁人员、市场监管人员的权责；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俄国警察的职责是相当多样化的。

其后，在彼得一世的侄女、罗曼诺夫王朝第8位沙皇安娜一世·伊凡诺芙娜（Анна I Ивановна，1693-1740）在位时，由女皇政务团掌控的办公室下达了设立市警察机关的命令，标志警察制度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普及推广；1775年，叶卡捷琳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Алексеевна，1729-1796）又下令在村一级设立警察机关，至此，警察制度完整确立，成为俄罗斯帝国执掌各级行政区域的基础制度之一。

此后，警察制度不断被加以完善细化，但彼得一世时期指定的职责并未被彻底改变。1782年，帝国的省管理机关制定了警察机构改革基本条例，规定城市警察局（市级以下称“警察局”）为基本机关，由市长、两名警察所长和两名市议会议员作为最高管理者；1802年，俄国进行中央权力机关改革，将警察部门划归到新成立的内务部下，同时设立由警察机关管理的消防队。拿破仑入侵俄国时期，鉴于战时情况的特殊性，沙皇政府专门成立警察部，将警察机关从内务部分离开来，设立特殊的战时机关——警察部，负责维持秩序、疏散群众、转移财物、押解俘虏和重建城镇秩序；随着拿破仑危机的解除，1819年，沙俄政府撤销了警察部，将警察机关重新交由内务部管理，并成立负责管理警察机关的警务厅。

19世纪60年代，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 Николаевич，1818-1881）对沙俄警察部队进行了现代化改造，警察的制服和武装形式都发生了大小不一的变化。县级警察局和市级警察局被合并，机关人数得到一定程度的裁控。根据统计资料显示，当时俄罗斯帝国境内的一个省（Governorate/ guberniya）大概只有200-300名履行警察职责的士官——这个数字远不能满足一个较大行政区的治安要求。随着沙俄统治后期社会矛盾的不断扩大，社会局势变得越发紧张，政府又将部分警察职能赋予基层警察（可粗略理解为我国的协警或片警）；但内忧外患的沙俄政府已无法对基层机关提供充足的物资、薪资保障，使得基层警察们效率低下、不务正业，整个警察系统名存实亡。

之后的事情大家都心里有数。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执政昏庸，帝国已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在各地暴乱起义频发的状态下，疲软的警察机关无力——或者说是因怠惰而导致消极履职——阻止暴乱事件的发生，导致各地死伤人数不断上升。到了一战时期，穷兵黩武的尼古拉二世不惜一切代价参战，为了支持前线而不顾国内民众的死活；在国内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警察系统已经彻底瘫痪，而这种不作为反过来又进一步加速了社会秩序的土崩瓦解。二月革命后，曾担任尼古拉二世司法部长的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纳博科夫（Влади́мир Дми́триевич Набо́ков，1870 -1922）不得不承认，“我们低估了警察的作用……在俄罗斯的总的崩溃过程中，警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从沙俄警察制度的变迁可以看出，警察制度本身与军队有紧密的联系，警察机关的许多基层人员都属于军队建制内人员；在沙俄统治末期，国内政治局势的分裂导致军政两界产生了对立和分歧，沙皇无法以铁腕掌控军队，加上警察机关、乃至军队自身的不作为和责任心涣散，最终导致这一暴力机关与外强中干的腐朽帝国一同迎来了消亡。

这一点映射到游戏内切尔诺伯格的局势，也解释了切城混乱局面的原因：整合运动从外界进行突破，同时将切城进行了封锁。封闭环境内孕育的恐慌情绪如落入柴火堆的火苗，点燃了切城居民的恐慌，导致切城内部开始自相残杀；行政区域内的可用警备力量过少，无法阻止城区内部暴乱的扩张，只能寄希望于军队从外界干涉；但乌萨斯上层的分裂导致军队归属权成为争夺的焦点，对于边境城市切尔诺伯格的局势无暇分身，导致切城警备力量被终结于内耗——而这一点，正是整合运动所希望看到的。

这身装备原属于我的父亲，一个尽职尽责，整天把保护市民挂在嘴边的警员。我能够理解，我从没有怪过他，我和母亲都没有。只是……博士，我父亲所做的一切，真的值得吗？（信赖提升后交谈2）

那些人、那些市民的表情，变得和闯入城市的凶徒一样，但他们明明都是我和父亲该保护的人。博士，到底什么才是正确，到底，什么才是，我该怎么办……我不知道……（信赖提升后交谈3）

最终，这座城市的一切都被混乱所吞噬，连带这座城市内曾经努力过的人，都成为了混乱制造者的玩具。对于干员苦艾而言，痛苦或许不仅来源于至亲的身亡，还有暴乱中人性的崩解，以及对往日理想信念的质疑和动摇——但这仅仅是她往后人生的一个普通的注脚而已。

·禁酒令：越禁止越猖獗

“在瑞典，我们把伏特加和啤酒掺在一起，叫潜水艇；

在墨西哥，我们会把龙舌兰和糟糕的主意掺在一起，叫做主意；

而在莫斯科，我们会把所有酒掺在一起，然后叫救护车。”

在干员苦艾的宣传介绍页中，她的“专精”这一项出现了一个略显奇特的内容——“盘查（战时禁酒）”。

考虑到俄罗斯各种笑话段子在国内的风靡，很多人可能以为这是玩了一个梗。但事实上，“战时禁酒令”在历史上确实存在；不止俄国，当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诸多国家，都在相似的时间段内实行了禁酒令——如果我们将目光转移到这一大时期的禁酒令上，可以从这一特殊政策中找到一些与干员苦艾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内容。

如果将20世纪前30年的欧美国家放在一起，观察它们的各种落实政策，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很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这30年内，制定了内容繁简不一的对酒精类饮料的取缔禁令——

如果细究这些禁酒令的时代背景以及社会大环境，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些国家颁布禁酒法令的时间主要集中于1910-1920年之间；而这一时期发生了一次影响全世界的大事，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19世纪后20年和20世纪的前20年是全球历史上战事最为频发的一段时期。作为历史上第一次几乎覆盖全球所有主要国家的大型战事，爆发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场持续四年的战争波及到全球范围内75%的人口，对主战场欧洲造成了重大损失；另一方面，战争使得原有社会生活秩序被打破，新的社会风俗习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生长——其中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对酒类的排斥发展到一种以官方为主导的新层面。

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秩序建立在基督教宗教教旨的基础上，随着时代的变迁，一成不变的教旨受到了各种新事物的挑战。很多人或许会采取变通的方式寻求现实生活与社会信仰体系的缓冲，但总有恪守教旨的清教徒认为适应新生活是“道德败坏”——饮酒就是一个典型争论焦点。宗教道德观将酗酒买醉视为道德堕落，但成瘾性快感又让人对其欲罢不能；同时，世界局势的改变导致社会突发事件逐渐增多，沉迷酒精带来的快感往往会让人误事，连带牵扯出许多复杂社会问题；

这样一来，政府为维持原有社会秩序，就不得不以强制性手段来控制会带来隐患的社会习惯；但是碍于经验缺失和时代限制，大部分政府选择了令行禁止、而非加以限制和疏导——所谓“堵不如疏”，其实从这些国家政府下达这种强令禁止型政令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失败或成效不佳的结局。

禁酒法令历史上最著名的失败案例，莫过于美国禁酒令。政府的强力手段并不能扼杀人们对于享受和旧有生活习惯的追求，反而造成家庭小作坊、地下酒厂、黑帮私酒交易的剧增；就连很多政治家时候都承认，自己在禁酒令时期仍然保持饮酒习惯。这种法律与具体实践间的阳奉阴违导致许多人对官方的鄙视，进一步降低了政府公信力。相关内容可参照此前“喧闹法则”专栏：世界观设定浅析·喧闹法则，在此不予赘述；这里就俄国禁酒令的时代背景及落实情况，进行一些粗浅的概论。

从地理因素来看，高纬度地区摄入酒精并不单是出于享乐纵欲目的。寒冷的气候导致当地居民必须大量摄入高热量食物来维持身体正常运转，同时在日常劳作中必须注重保暖和缓解寒冷带来的血液流通不畅等问题；这种情况下，能够适当加速血液流动、使人感到恢复热量的酒类，就成为了一种硬通货一般的存在。但是，大量摄入酒精则适得其反，人的神经系统受到酒精影响而反应迟钝，出现肢体不协调、胡言乱语、精神萎靡或亢奋等症状；同时，酒精的成瘾性使其极难戒断，“越喝越有”使醉鬼们成为沉溺于酒精快感、一事无成的废物。如果在一般情况下，醉鬼横行至多只能算影响市容、破坏社会秩序的社会问题；但这种情况一旦延续到战争期间，就会成为致命的错误。

1904年，日本与俄国以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为争夺焦点，爆发了一场涵盖海陆两方面的战争，即“日俄战争”（Russo-Japanese War）。日俄战争期间，征兵者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新兵缺乏战斗经历，而是普遍存在的酗酒现象。许多适龄应征入伍者都有酗酒的毛病，甚至有人一周只有半天处于清醒状态——为了决定下周去哪喝酒而不得不保持清醒；酗酒带来的精神疾病在士兵群体中已司空见惯，这种状态下的军队几乎毫无战斗力可言。最后的结果大家想必都很清楚：俄国被日本击败，签订《朴茨茅斯和约》，几乎丧失了自己在东北地区的全部特权及战略优势；

日俄之战十余年后，俄国再次卷入到一场声势浩大的战争之中，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争前夕，沙皇尼古拉二世对国内各省进行巡视，发现酗酒在俄国各地几乎是普遍现象，因酗酒导致的身体衰弱、家庭贫困、田地荒芜、社会秩序崩坏比比皆是，令沙皇感到“深深的悲哀”。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大战，沙皇决定以强制手段遏止国内的酗酒陋习。

在一战爆发3天后的1914年7月31日，尼古拉二世下达了全面禁售禁产酒精类产品的命令。原本这一政令是为了应付一战，但其有效期却一直延续到了1925年——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摇摇欲坠的沙俄政府在1917年被彻底推翻，而此时一战还尚未结束；另一方面，接替沙俄的临时政府和布尔什维克政府都认为禁酒令存在一定的必要性，因此并未彻底废除，仅仅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修改。

起初，尼古拉二世命令不得生产销售所有酒类；但在落实过程中，随着禁酒权从中央下放到地方政府，这一要求被不同程度放宽，度数较低的啤酒和葡萄酒允许进行交易，只有高度数伏特加蒸馏酒被全面禁止（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啤酒和葡萄酒并不能被划分到“酒”的行列，仅仅只是“使人产生些许微醺感的普通饮料”）；后来，禁酒令进一步放宽标准，允许蒸馏酒在餐厅出售。这种带有一定改良主义性质的禁酒令便得以贯彻下去，直到1925年时才被苏联逐步解禁。

和美国禁酒令类似，俄国禁酒令在实施中也遇到了类似的社会问题；不过俄国在随后将禁酒令的标准放宽，为酒桶们留下了一些妥协的余地，倒是也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这可能也是俄国1914禁酒令在知名度上不及美国禁酒令的原因；而此前在法国和瑞士落实的禁酒令则不一样。这两个国家的禁酒令在一些酒类爱好者中可谓“臭名昭彰”，知名度不亚于美国禁酒令，并非是因其政策有多严苛、实施起来有多阳奉阴违，而是因为其查禁的对象——苦艾酒。

上文提到，苦艾酒在当时被视为一种带有致幻性的酒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某些劣质产品中掺杂了有毒的化学添加剂；但当时的人并不在意这一点，照样痛饮这种带有氤氲香气的亮绿烈酒——苦艾酒流行到了什么地步呢？当时的法国葡萄酒业受到大规模葡萄根瘤蚜病害影响，葡萄酒产量呈断崖式下跌；与此同时，苦艾酒则作为一种替代品被大量饮用，出现了大量的低端品牌（当时1杯葡萄酒的价格约等于5杯低端苦艾酒）。法国佬们越喝越上头、越上头越喝，喝得苦艾酒甚至一度成为“国酒”。在瑞士和美国先后于1910、1912年查禁苦艾酒后，两国分别有3千6百万升和2亿2千万升的苦艾酒库存漂洋过海，运到法兰西的酒吧、酒窖、咖啡馆，成为法国人（尤其是收入微薄的工人阶级）的快乐源泉。

而随着法国葡萄酒业的缓慢复苏，葡萄酒从业者对抢占其原有市场份额的苦艾酒自然是分外眼红。他们和禁欲主义者一道，鼓吹苦艾酒引起道德堕落、社会混乱；具有高酒精度的苦艾酒被与“酒精中毒”画上的呢过好，而葡萄酒则被认为是传统的、自然的健康饮品，具有悠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苦艾酒是工业产品，不好！葡萄酒是法国传统饮品，好！多喝！”；

这种人为制造的混乱对立，最终导致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在20世纪初依次发布了针对苦艾酒的禁令。在当时很多画家笔下，有“绿仙子”美称的苦艾酒通常以绿色裸女的形象出现——欲望、本能、迷醉，这便是苦艾酒在大多数艺术家眼中的形象。而禁酒运动也利用了这种认知固化，将苦艾酒等同于“荡妇”、“恶魔”、“引人堕落”、“不知羞耻”等等负面意象，在各种宣传招贴画中以各种方式“杀死”苦艾酒，实现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

老实说，很难确认这些禁酒政策到底有多好的效果。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们总能想到办法搞到酒喝；而一旦出现大面积的阳奉阴违现象，就证明这项政策存在一定的问题。但不管怎样，无论是美国、俄国还是法国、瑞士，禁酒令的本质都是在战乱背景下意图纠正社会不良风气的一种政策性尝试；纵使其背后的动机很多时候并不单纯，但似乎也并不能太过苛责——毕竟有些时候，一定程度的尝试虽然效果未必良好，但还是比完全的放纵要好。

对于十来岁的孩子而言，这个年记应该是在学校里与朋友嬉戏打闹、在家里与家人依偎共处的。但是，本不该降临的灾厄将卓娅的一切撕得粉碎，在经历过痛楚绝望和九死一生之后，疲惫的卓娅艰难地站起，以“苦艾”的身份在苦难之路上蝺蝺而行。一切的美好、梦想和希望，似乎都再与她无关了。但是，在那副坚强而疲惫的面容之下的，仍然还是个孩子的灵魂，这是苦难与折磨始终无法改变的；伤痕累累的坚硬外壳下，仍然有一颗柔软而温热的心——这既是她的幸运，也是她的不幸；

我的工作做得很好？像这样慌慌张张逃离故土，一事无成的我，真的有帮到什么人吗？......唔，干嘛，你干嘛摸我的头啊。（晋升后交谈1）

这片露台......如果积雪足够多，可以像这样跳下去玩。嘿！（进驻设施）

心目中高大的父亲在暴乱中丧生，为此万念俱灰的卓娅甚至一度出现了自我怀疑和自毁的倾向；但在见证自己的努力并非没有价值后，卓娅决定尝试着去相信、去继承那份来自曾经憧憬的身影的“责任”。

到底什么才是正义，至今我也没能想明白。但你对我说过，我所坚持的东西不是没有意义的......也许你说得对，我，想要相信。（精英化晋升2）

所谓信念和责任，其实就是这样的事物：诞生于泪中、于水中，为生与死所不能阻隔；苦难能将其击碎、碾为齑粉，却不能将其毁灭——只要你相信，它就会存在。坚守信念的道路注定充满痛苦与劫难——对于一个孩子而言，更是如此；

一件大尺寸的乌萨斯制式防击打背心。前一任主人穿起来不太合身，但她很少将其脱下。（信物）

尽管言语中充斥茫然，曾经所相信的都摇摇欲坠，但继承自父亲的装备，她却从来没有真正松开手。（晋升记录）

纵使失去至亲的痛苦将如影随形，卓娅仍然选择走上与父亲一样的道路。以“理想”的形式，卓娅记忆中那个慈爱的父亲成为了永恒，在她心中、在她脑海中、在她的血液里永生，成为其生命的一部分；有朝一日，当卓娅——或“苦艾”——为这份信念殉死时，陪着她一起再死一次。

苦难中，这个叫卓娅的女孩于一夜之间长大，即使现实再残酷，也始终不曾忘却那份澄澈纯净的理想信念。苦涩而沉醉、清冷而炽烈，满溢的苦涩之下是理想主义的芬芳，带着些许美好梦幻、氤氲悠长；如一杯澄净的苦艾酒一般，这便是这个名为卓娅的女孩的一生。

那个单纯美好，关于正义与保护的信念，就算亲眼见过最糟的现实，她也从来没有真正放下过。（晋升记录）

——一饮而尽吧。

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 
缠得这般疲倦， 
什么也不能收留。 
它觉得只有千条的铁栏杆， 
千条的铁栏后便没有宇宙。 
强韧的脚步迈出柔软的步容， 
步容在极小的圈中旋转， 
仿佛力之舞围绕着一个中心， 
在中心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 
只有时眼帘无声地撩起—— 
于是有一幅图像侵入， 
通过四肢紧张的静寂—— 
在心中化为乌有。 

——赖内·马利亚·里尔克《豹——在巴黎动物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