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史：关于护国主义的辩论——撕碎流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最后的遮羞布
护国主义就像一块可笑的遮羞布，是流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最后的掩盖自己反动伪装的手段，无产阶级对这种可耻的护国主义的态度只有一个，那就是戳破它的反动面孔，进而反对这场可耻的战争。
——列宁《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
护国主义，俄语（оборончество），这是一种起源于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的思想，其核心思想顾名思义，就是特别强调“国家利益”，以是否有利于“国家”作为衡量一切政治观点的标准，全力支持现政府与外部敌人进行斗争；任何国内各阶层的革命要求，都被认为是对国家稳定不利、而应当受到抑制的。支持护国主义的俄国知识分子在当时成分及其复杂，有支持立宪民主派的、孟什维克的，甚至有支持黑帮的护国主义知识分子或人士，他们的政治意见相距甚远，以米德留夫等人为首的立宪民主派和俄国历代沙皇一样可笑，他们发动战争的目的不过是遏制所谓的德国扩张，稳定欧洲局势。而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将护国主义的内涵披上了一层社会主义的外衣，他们高呼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应该为资产阶级的护国主义而服务，甚至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资产阶级的护国主义相互撮合，为罗曼诺夫王朝的帝国主义扩张战争而服务。这种思想使这部分人实际上成为了可耻的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工人运动里的代言人，俄国国内的另一派知识分子，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与其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本文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关于护国主义问题的论战》以及其他史料为基础，为读者细述这场伟大的论战经过。
1914年对世界局势来说是一个动荡波折之年，在这一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当时的世界各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卷入到战争中。当时的世界社会民主党人早已经预料到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尖锐是不可调和的。为此早在1912年大战爆发的前两年，世界社会民主党人就齐聚在比利时巴塞尔开了一次简短的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派就已经和孟什维克买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而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这种争论已经到了完全不可调和的程度。
而在当时俄国乃至欧洲形形色色的护国主义分子中，以俄国社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理论表述最完整、论点最系统，可谓集护国主义之大成，再加上普列汉诺夫本人在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巨大威望，他的观点一经出炉，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因如此，列宁与普列汉诺夫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护国主义的大论战。
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枪击案发生以后，欧洲局势急速紧张。导师列宁的注意力也从工团运动转移到对护国主义的批判中来，目前已知最早的关于列宁对护国主义的批判历史材料，是1914年7月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后所写的《〈 革命与战争〉一文的提纲》，虽然《革命与战争》一文后来并未实际完成，但从写作这篇提纲开始，列宁的注意力就由工运问题转向护国主义了。经过二十多天的思索，9月5-6日，侨居瑞士的列宁写下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一文，对战争进行定性为帝国主义为争夺世界市场、原料和劳动力而进行的不正义战争。他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一文中写道：“这场欧洲的和世界的大战，具有十分明显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王朝战争的性质。争夺市场和掠夺其他国家，力图扼制国内无产阶级和民主派的革命运动，力图愚弄、分裂和屠杀各国无产者，驱使一国的雇佣奴隶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去反对另一国的雇佣奴隶——这就是这场战争唯一真实的内容和作用。”
战争爆发的时候，普列汉诺夫正在巴黎暂住，随后他回到瑞士。10月11日，普列汉诺夫受当地孟什维克组织的邀请，在瑞士洛桑一家市民会馆内做了题为《论社会党人对待战争的态度》的报告，在报告中他特意强调了英、法、俄等国进行的是“防御性”战争，以所谓的军事防御这一无关紧要的话题来蒙蔽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参加这场欧洲大战的目的。并且为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行为做了充足的辩护，他宣称它们（指协约国）进行战争是为了保卫祖国、自由和文化，反对德国的军国主义和专制制度。和以往俄国革命所表现出来的机会主义者一样，普列汉诺夫主张俄国社民党人应站在协约国一边，反对德帝国主义的扩张，维护罗曼诺夫王朝的反动统治。
普列汉诺夫的演讲一经发表就在当地引起了巨大轰动，而得益于当时欧洲社会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狂热，不少工人阶级的同志被这种思想蒙蔽。在战争爆发时，按照剑桥欧洲史的叙述，德俄宣战以后，在柏林、维也纳、巴黎、伦敦和彼得格勒等地，工人阶级社区原来为和资产阶级罢工做斗争而设置通向社区以外的路障在民族主义的狂热浪潮中被激动的工人迅速拆除，欧洲国家原来一切激化的阶级矛盾、劳资矛盾被狂热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充斥的烟消云散。在这种背景下，列宁同志明白，如果不尽快驳斥这种可笑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战争的狂热，无产阶级只会在这种情绪浪潮下被本国的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者送上战场迎接炮火，成为战争的耗材和灰色牲口。俄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无产阶级利益和资产阶级的战争的利益是冲突的，而不是像资产阶级、护国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所认为哄骗的那样是相同的，为此列宁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首要任务，就是无情地、全力地同大俄罗斯的和沙皇君主派的沙文主义作斗争，同俄国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部分民粹派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政党为这种沙文主义进行诡辩的行为作斗争。从俄国各民族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观点来看，沙皇君主政府和它的军队战败为害最小，因为它们压迫波兰、乌克兰和俄国的许多民族，并且煽起民族仇恨来加强大俄罗斯人对其他民族的压迫和巩固反动的野蛮的沙皇君主政府。”在普列汉诺夫发表战争演讲的同一天，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以这篇文章为基础，发出了题为《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宣言，明确表达了本党对战争的态度。
自此，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护国主义者和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之间关于战争的矛盾冲突已经到不可调和的程度。而俄国乃至欧洲的社会党人和无产阶级都急需一场大辩论来驳斥沙皇、国王和总理部长们的谎言，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个关键性时刻接过了和护国主义者、沙文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之间辩论的历史重任。
在普列汉诺夫于10月初发表演讲以后，列宁就获悉了他在洛桑的反动演讲，为此他专程从瑞士首都伯尔尼赶到洛桑，在普列汉诺夫的演讲结束后，列宁立刻要求上台发言，他说，普列汉诺夫报告的第一部分，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背叛行为进行了抨击，这非常好，但接下来的内容却完全变了味：作为一个老资格社民党人，怎么能为号召意大利人进行战争的法国社会党辩护呢？两个参战国集团在战争中都在掠夺，都表现出野蛮和无限残暴，谁也丝毫不比对手逊色，无论哪一方都毫无正义可言。各国统治者用爱国主义的言辞竭力宣扬本国参加战争的意义，只不过为了愚弄无产阶级，转移本国人民的注意力罢了。列宁的发言有力驳斥了这些愚蠢的护国主义者自以为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党人以及无产阶级利益趋同的言论。在发言的最后，列宁表示，社会主义者应当做的是，要么到中立国家去，在那里说真话；要么独立自主地向无产阶级发出呼吁；而不是站在一个帝国主义的立场上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
列宁的演讲对洛桑咖啡馆的无产阶级起到了巨大作用，在列宁到来之前，就有工人的代表用《共产党宣言》中‘无产阶级没有祖国’的观点做辩护，然而普列汉诺夫却对其做了曲解，他说道：工人无祖国”应当理解为“工人认为他们的国家不应当力求使自己从其他国家孤立开来，不应当使自己的利益同其他国家的民族利益对立起来”，他进一步解释道：“无产阶级所要求的不是消灭民族，而是终止民族对民族的剥削。然而正是因为无产阶级要求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它就应当用全副力量起来反对现时企图把自己的桎梏放在其他民族身上的那个民族。”普列汉诺夫向反对护国主义的人质问道，如果国家是否保持独立对社会党人来说无所谓的话，那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党人都不会有任何兴趣对敌人的侵犯进行自卫，这难道就是正确的吗？他还专门引用了恩格斯的另一句话：“如果我们受到攻击，我们将进行自卫”，法国、比利时是受到攻击的一方，所以两国的社会党人参加政府和投票支持军事拨款的行为都是确的。
这个论调迅速被列宁所驳斥，列宁在演讲中对普列汉诺夫关于民族压迫民族的荒谬言论做了驳斥，他说道：“所谓的民族压迫民族的言论是完全无视阶级国家的阶级本质，这其实是一种荒谬愚蠢的思想，如果说英国、法国或者俄国的资本家们进攻德国的战争是为了反抗民族压迫，那么请问普列汉诺夫先生，德国的民族是如何压迫英国、俄国的？即便是普列汉诺夫先生强调的德国对法国自1871年以来的民族压迫，也是法国人民和德国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有什么民族压迫的地方在里面呢？德国的先进工人阶级一向在洛林、阿尔萨斯问题上是支持法国人民的诉求，反对俾斯麦政府对法国的侵略的，这种侵略应该是资产阶级和法国人民的矛盾，扩大化这种矛盾上升转移到民族矛盾是他们一贯的手段，这种手段的本质目的不就是为了维护1871年战争中德国资产阶级获取的利益和落败的法国资产阶级需要战争重新夺回那些利益而复仇所服务的吗？色当的战役结束以后法德战争的本质就已经发生了变化，普列汉诺夫先生难道认不清这个道理吗？”
列宁结束发言后，普列汉诺夫又上台做了反驳，现场的争论进行得十分激烈。会后，列宁在给施略普尼柯夫的信中写道，普列汉诺夫已经变成了“亲法的沙文主义者”，自己很有必要来一次与他针锋相对的演说。
数天后，列宁在与普列汉诺夫作报告的同一个会场里，也作了关于战争问题的报告《无产阶级和战争》，由于“弄清战争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者解决自己对战争的态度问题的必要前提”已经成为在场的社民党人的普遍共识，所以列宁的讲话的重点跟普列汉诺夫一样，放在了阐述战争性质上。
列宁首先对当下的帝国主义战争和19世纪以普法战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战争做了一个区分，列宁认为，整个19世纪欧洲各国间的战争基本上都是民族战争，它们促进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和新兴资产阶级社会的建立，这个任务有时是由民主派自己完成，有时依靠统治者自上而下地完成（如德国统一战争）。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为了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扫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的战争，无疑是符合历史前进潮流的。帝国主义战争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后，转向衰落的征兆。此时的资本主义只能作为人类的枷锁而存在，已经毫无进步性可言。民族战争的任务，在今日的欧洲早已完成了，现在爆发的大战，其性质毫无疑问属于帝国主义战争。如果不这样理解，就根本不会懂得战争的实质。资产阶级政府的说辞“大家本来和和平平，突然一个人发动了进攻，另一个人则起来自卫”，完全是在愚弄群众，他们竭力要人民相信，这场战争仍然是过去时代常见的那种民族战争。列宁还特地指出，民族战争在那些民族独立受到威胁（如塞尔维亚）或民族独立任务没有完成的国家，依旧是正义战争，哪怕是在进攻。他专门以亚洲为例论述到：“在印度和中国，觉悟的无产者也只能走民族的道路，因为他们的国家还没有形成为民族国家。如果中国为此而不得不进行进攻性战争的话，我们也只能加以支持，因为这在客观上将是进步的战争。马克思在1848年所以可以宣传对在讲清楚战争的性质之后，列宁又批驳了普列汉诺夫的“防御性战争”论，他说，所谓防御，所谓进攻，都只是表象，而不是实质。资产阶级政府竭力在这些无足轻重的问题上大做文章，是为了干扰人民的视线。早在大战开始前的数年，无论是各国政府，还是全世界社民党人，都知道战争已经不可避免。第二国际的巴塞尔代表大会，就是专门为讨论战争问题而召开的。所有人都在等待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到来。既然如此，是谁发动了进攻就完全无关紧要了，而发动进攻者不过是认为这个时机对他比较有利而已。如果换一个时机，那就是另外某个国家抢先进攻了。
那么，社民党人又该怎么办呢？列宁的倡议是：“现在，民族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面临的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社会党人的任务则是把资产阶级的‘民族’战争变为国内阶级斗争的战争。不打破民族的框框就不能从资本主义转到社会主义，就象当年没有民族思想便不能从封建主义转到资本主义一样。”
这样，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在护国主义问题上交锋的第一个回合，以双方在同一地点各作一次重量级演讲而告终。随后，两人各自抓紧时间，进一步将自己的理论系统化、完善化，为下一轮理论较量进行准备。
在1914年10月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辩论结束以后，普列汉诺夫前往意大利。在哪里他完成了《论战争》一文，此文是对1914年护国主义的总结性文献。和历代沙皇以及他们的御用文人一样，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如出一辙，他依旧以德国率先发起战争为辩护力图歪曲这场战争的本质，以此来掩盖协约国的战争目的就是要维护现有的政治格局，进而维系英法俄等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此外，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大体上还停留在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民族革命时代的认识，这和他对日俄战争的论调完全相反。普列汉诺夫专门以德国战争的胜利会危及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论点，进而将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当彼得洛夫用他在日俄战争期间的军事失利将引发俄国革命浪潮的观点反驳的时候，他写道：“要使一个国家军事上的失利成为该国内部发展的良好动力，至少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即必须是军事失利不致使人民解放意向由已蓬勃发生的泉源枯竭起来……而这些社会因素的削弱可能会大得使军事上的失利甚至引起旧制度的巩固。……现在的问题是，应当到什么地方去找我国解放运动的源泉呢？对这个问题，我在三十多年前早就抱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回答说：到俄国经济发展中去找，更确切点说，到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中去找。”接下来，他以斩钉截铁的口气宣布道：“由此应该像正确的数学推论一样绝对令人信服地得出结论说，俄国的这种失败既然会延缓它的经济发展，所以对人民的自由事业将是有害的，而对旧制度则是有利的。凡是延缓我国经济发展的事物，都是我国反动政治势力的支持者。”
写到这里，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看清普列汉诺夫在面对两场性质完全相同的战争时截然不同的态度了，普列汉诺夫用僵化的、腐朽的认识去看待一战的事实不辩自明，他的论调始终停留在德奥集团对俄国的军事进攻态势上，丝毫不顾及战争的实质。普列汉诺夫的护国主义理论用数学的三段论的逻辑就可以简要概况了，即：大前提，俄国社会主义的实现需要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小前提，德奥帝国主义侵略俄国，危及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结论，对德战争的失败将严重地危害俄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驳斥三段论数学逻辑也很简单，要么是大前提和小前提发生错误，要么是结论和预设条件完全无关，要么是二者兼具。普列汉诺夫先生简单但狡猾的逻辑充满了荒谬，然而很不幸他的护国主义理论切合的恰恰是二者兼具的错误。
此外，普列汉诺夫对俄国失败会引发国内革命表示怀疑，他认为：“普鲁士的居民任何时候也没有像1807年当拿破仑把普鲁士国王打得一败涂地的时候那样强烈地依附于自己的国王”。他又举拿破仑战争为例——拿破仑战争沉重打击了欧洲封建势力，战败的各国内部社会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在当前的情况下，德国帝国主义的失败将大大地促进德国本国发生运动。这种局面同时也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的失败。试问，怎么能不认为当前战争的不利于德国的结局是极其理想的呢？”这种逻辑似乎是建立在德国和俄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程度不均之上的，然而普列汉诺夫的诡辩忘记了一个道理，俄国作为帝国主义国家上所谓的最薄弱一环是和西欧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对比的，俄国整体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实际上已经完成到西欧诸国在资产阶级代议制确立以后的水平上，对俄国来说现代的民族意识体系已经建立，俄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发展落后于西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俄国国内的实际水平已经达到了帝国主义的发展阶段，那么这种资产阶级的战争就已经失去了它在19世纪确立之初的进步意义。
针对他的荒谬逻辑，1915年新年伊始，列宁就发表了评论普列汉诺夫《论战争》的文章——《俄国的休特古姆派》，将普列汉诺夫比作了著名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休特古姆，列宁从普列汉诺夫对待德国和俄国的双重标准说起，认为普列汉诺夫的论断完全是以诡辩代替辩证法，其诡辩之处有三：一、单纯地一味指责德国，以便掩饰法、俄的战争责任；为比利时的命运痛哭哀嚎，对于加里西亚却讳莫如深、单单指责德国资产阶级破坏和平，而闭口不谈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资产阶级进行的长期对德战争准备。二、回避第二国际巴塞尔决议，以民族自由主义代替社会民主主义。三、借口俄国经济发展的利益而希望沙皇政府取得胜利，而对俄国的民族矛盾问题、沙皇制度阻碍俄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德国生产力的发展相比俄国远为迅速以及俄国在事实上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战争早就过时的问题等，统统只字不提。由于普列汉诺夫引用马、恩在普法战争上的态度为护国主义辩护，列宁同样以马克思关于波兰独立的言论进行批驳：“我们勇敢的普列汉诺夫当时有没有胆量预先宣布，为了俄国的发展，必须夺取加里西亚、萨尔格勒、亚美尼亚、波斯等等呢？现在他有没有胆量这样说呢？德国当时必须从德意志人被分裂的状态（19世纪的前60多年受法国和俄国两国的压迫）走上统一，而在俄国，大俄罗斯人与其说是统一了不如说是压制了其他许多民族。这一点普列汉诺夫考虑过没有呢？他没有考虑，他只是通过歪曲引用恩格斯1870年的话来掩饰自己的沙文主义……从1848年起，马克思就经常谈论波兰反抗沙皇政府的起义在历史上的进步性。任何人都不敢否认这一点。当时的具体情况是，东欧的民族问题没有解决，也就是说反抗沙皇政府的战争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而不是具有帝国主义性质。这是起码的常识。”
几个月后的4月25日，普列汉诺夫做出了系统的回应，即论述战争问题的第二封信，该信与上一封信一起，合并出版了单行本，题目仍然是《论战争》。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与上篇相比没有变化，而长度增加了一倍，对上一封信的观点进行了更详细的阐释。
文章开头三分之一的内容依旧是在重申“德国祸首论”，并特地谴责了奥匈帝国同德国一道发动战争的罪行和奥地利社民党的言行不一、助纣为虐，并详细地剖析了德奥两国社会民主党的行为动机。一个显著变化是，普列汉诺夫终于不像1914年那样，声称战争罪行全部在于德国了。他不得不承认，战争的责任“要由欧洲所有的政府来负，因为它们全都实行了帝国主义政策。这是对的。所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都犯了最新一种的帝国主义的过错”。也就是说，俄国既然不是那么“先进”，自然不应该被归入到以上这些犯有帝国主义罪行的国家之中。在他眼里，自己的祖国依然是个例外。
接下来，普列汉诺夫又笔锋一转，表示应对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区别对待”。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有人以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会同等地采取暴力，那就错误了。不，他们中间在这里是有不小的差别的……英国帝国主义和德国帝国主义在这方面就有很大的不同。不用说，英国所属的地区比德国‘铁骑’发展‘文化’的地区，要享有更大得多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而德帝国主义一般也要比英帝国主义要黩武得多。”虽然普列汉诺夫立刻指出，其原因不是在于德国的民族特性，而是因为德国资本主义的起步比英国晚了太多，但这还是不妨碍他得出结论：德国帝国主义比其他帝国主义都好战，也就比其他任何帝国主义更威胁到了欧洲的和平。因此，战争的罪魁祸首只能是德国，而不会是协约国阵营的某个国家。
其后，普列汉诺夫再次着重强调了他的第二项论点“防御正义论”，这一次他用李卜克内西作例子：“李卜克内西也说，如果自己的祖国进行正义战争，即如果自己的祖国在保卫自己的权利，而不是破坏别人的权利，他就会手执武器保卫它。他这句话表明了他忠于国际的遗训：即严格地区别一个民族的自卫和这个民族对别的民族的进攻。”他写道：“剥削者要压迫，所以要进攻；被剥削者力求使自己从压迫下解放出来，所以要防御。怎么会区别不出自卫和进攻呢？普列汉诺夫仍然极力反对俄国社会主义者借战争之机在国内发动革命，普列汉诺夫也赞成“战争有时是革命之母”的说法，但他同时也认为，每当在战争的苦难中产生革命的时候，革命总是人民对他们的政府保卫国家抵抗敌人的能力感到绝望的产物。一国的人民希望反击外国侵略者，这种意愿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假革命家”却希望反其道而行之，这是注定要遭到失败的。
事实上，普列汉诺夫的论点和此前列宁驳斥他的观点如出一辙，这种诡辩的结局并不能改变历史进程。在以普列汉诺夫发表《论战争》（第一封信）为标志而展开的第二轮争论中，双方均抛出了分量很重的理论著作，无论是护国主义还是反护国主义，都尽可能地从经典作家的作品中援引对自己有利的条文，形成了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在1915年，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就将各自关于护国主义问题的观点尽数列出了，整个1916年双方都没能提出更新的观点，因为在俄国国内不发生政治变局的大背景下，双方的论点也只能暂尽于此了。这时，战争还在持续，沙皇政权仍然控制着整个国家。普列汉诺夫与列宁之间就护国主义问题进行的争论，仍然被隔绝在主流舆论之外，它们之间的冲突与激烈的大战战局相比，显得是那样的微不足道，在俄国乃至欧洲的广大群众中，这场大辩论也并未产生多大影响。但是，伴随着一战战场日益残酷的厮杀以及工业化绞肉机的威力下，可怜的无产阶级在战争中只获得了炮火、伤病和哭泣，各国的矛盾已经不断被激化。而各个参战国在1916年的所谓决战中付出了巨大伤亡以后，战争依旧看不到停下的脚步，军事上的僵局更加加速了欧洲无产阶级思想革命萌芽发展的步伐。被战争不断激化的阶级矛盾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从战争爆发之初的沙文主义狂热思想转变到反思这场战争的角度上来了，而这种时代背景的转变也已经预示着这些理论在俄国国内和欧洲大地上正式登场的时刻为时不远了。
1917年对欧洲大战和世界历史进程而言更为重要。经过了两年半的战争以后，欧洲各国的阶级矛盾以及达到了爆发的临界点，随着1917年二月革命的爆发，俄国的专制制度走到了它的尽头。沙俄政权虽然不复存在了，但它将全体俄国人拖入的这场战争却在继续进行。如何对待战争？是沙皇垮台后每一个政治家依然必须回答的问题。顿时，俄国政坛再一次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革命护国主义与革命失败主义。
在二月革命爆发的时候，由于沙皇政府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绞杀，布尔什维克党人大部分流亡国外，因此在这场至关重要的革命中，俄国的各个政治势力参与其中，可唯独缺失了布尔什维克的参与。在此背景下，布尔什维克在革命的浪潮中一度陷入被动和茫然中。党内分化出一部分人选择支持李沃夫和克伦斯基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而在这个时候，流亡国外许久的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几乎在同时回到了俄国，普列汉诺夫一回国就抛出他的政治观点，这些观点依旧站在大战前那些所谓的护国主义之上，只不过这个时候由于政治形势发生的变化，他的护国主义变成了革命护国主义的话术。
在普列汉诺夫回国后的短短一个星期内，他就写了7篇文章，其中较长的3篇全部是关于革命护国主义的。普列汉诺夫在工兵代表苏维埃发表演说时，承认“俄国的报刊曾经不止一次地把我称作社会爱国派”，他说，在他看来，“社会爱国派”这个论敌送给他的讽刺性绰号，无异于一种荣耀。“社会爱国派”这个词，应当指的是那些具有社会主义理想，同时又热爱自己祖国的人。由于有人指责他在战争期间的言论实际上是帮沙皇的忙，普列汉诺夫为自己辩解道，“我向来主张把俄国劳动群众从国内剥削者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可是当我十分清楚地看到，霍亨索伦分子急忙加入……加入俄国人民的剥削者的行列……同志们，我永远不明白，为什么说德国话的剥削者应该比俄国话的剥削者受到我们某种宽大。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我们希望俄国摆脱一切剥削，无论剥削来自何处。”紧接着，他就亮出了革命护国主义的中心论点，他高呼道：同志们，有一个时期人们似乎认为保卫俄国就意味着保卫沙皇。这是错误的，因为沙皇和他的走狗们处处都背叛了俄国。他们破坏了国防。现在我们完成了革命，我们应当记住：假如让德国人战胜我们，那就不仅意味着把德国剥削者的枷锁加在我们身上，而且很可能会使旧制度复辟。所以必须用一切方法进行斗争，既反对国内敌人，又反对国外敌人。”这即是说，只有继续进行战争，才能保住已有的革命成果。
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实际上继续延续了他的战争策略，而在二月革命以后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不是反对所谓的德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反对俄国资产阶级继续战争的策略，因为战争的本质在二月革命以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俄国资产阶级依旧把控着国家政权，为此无产阶级就必须践行1905年革命中列宁提出的无产阶级需要积极参加到资产阶级革命中把资产阶级革命化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策略，而不是在所谓的‘革命护国主义’话术下去为了捍卫俄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成果而流血。
1917年4月17日，列宁同志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俄国，他回到俄国以后就迅速调整了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策略，为迷茫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寻找了斗争的方向，随即列宁就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所在地塔夫利达宫做了题为《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这就是对俄国革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四月提纲，这份报告随即在彼得格勒乃至整个俄国产生了巨大轰动，俄国无产阶级在经历了迷茫以后终于看到了胜利的希望。这份报告一开始，就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了毫不留情的攻击，列宁写到：“这次战争从俄国方面来说，在李沃夫之流的新政府的统治条件下，无疑仍然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因为这个政府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在我们对这次战争的态度上，是决不允许对所谓的‘革命护国主义’作丝毫让步的。
而在实践中，列宁也注意到，当时革命护国主义已经成为大众的普遍心理：“拥护革命护国主义的广大阶层的群众无疑是真心诚意的，他们认为只是出于不得已才进行战争，而不是为了侵略去进行战争，他们是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他的解决办法则是“必须特别细致地、坚持不懈地、耐心地向他们说明他们的错误，说明资本与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反复证明，要缔结真正民主的非强制的和约来结束战争，就非推翻资本不可。要在作战部队中广泛宣传这种观点。”
四月提纲的关键之处在于，把战争与和平问题同政权问题相捆绑，指出要结束战争，缔结民主的和约，就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列宁向临时政府开出了三项条件，表示只有做到这几点，在革命护国主义的大旗下进行战争才是有意义的，即：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府；放弃一切土地兼并；断绝同资本的联系。这三项条件表明，列宁根本不满足于单纯同普列汉诺夫等人争论革命护国主义到底正确与否了。列宁是一位理论家，但更是一位政治家，布尔什维克与临时政府就护国主义问题展开论战，根本目的是为了揭露它的战争立场，为革命的胜利铺路。
由此，关于护国主义的论战意义比从前大大进了一步。从前布尔什维克号召的：“停止战争就必须打倒沙皇”仅限于政治口号意义，而现在，护国主义之争从单纯的战和争论变成与政权、资本、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问题紧密相关的重大问题了。也正因如此，上述问题中观点根本对立的争论双方之间的敌意，也就更加明显。但是此时，列宁的注意力已经从对护国主义的批判转移到武装夺取俄国政权上来了，尽管普列汉诺夫依旧喋喋不休的与其辩论，列宁却很少对他的观点进行反驳了，他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向俄国群众和知识分子宣传布尔什维克的政治主张了。5月27日，列宁在彼得格勒瓦西里耶夫岛海军武备学校礼堂发表了演讲《战争与革命》，可以视为对以往的关于护国主义争论的一个总结。
在这次演说中，列宁说道，在战争问题上，有一个主要的方面，人们常常注意不够，还因此引起很多徒劳无益的争论——这就是忘记这场战争具有什么样的阶级性，爆发的原因是什么，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济条件造成的。如果认为战争可以同有关政府、有关阶级的政治分开，“我们会被骗子米留可夫牵着鼻子走。这个骗子现在正用各地都毫无例外地惯用的那种手法来鼓吹沙文主义和煽起民族仇恨。”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只是怪罪这个或那个国家的专制君主和这个或那个国家的资本家都是同等荒唐的，引发战争的真正罪过在于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要摆脱这种情况，只有推翻资本家的统治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酝酿已久的武装起义终于发动了，起义者攻下冬宫，二月革命后建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就此覆灭。8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并颁布了由列宁亲自起草的《和平法令》，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及其政府建议，立即进行和平谈判。
同日，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采取了清理舆论界的行动，首都所有的资产阶级创立的报纸均遭查封，而与布尔什维克同属社会主义者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报刊并未立即遭到触动，仍拥有出版和发行的自由。普列汉诺夫在11月10日的《统一报》上撰文，坦率地表示，他对于临时政府的垮台感到痛心，因为俄国举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远远不成熟。在谈及战争问题时，普列汉诺夫表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心灰意冷，他写到：“我们颁布了和平法令。可是，要使德国皇帝服从我们的法令，我们就必须比他更强大。既然力量是在他那边，那么，我们‘颁布’和平‘法令’，就无异于颁布让他胜利的法令，即颁布德帝国主义战胜我们、战胜俄国劳动居民的法令。我们能不能高兴地欢迎这样的胜利呢？你们自己去判断吧。”
至此，分别以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两大阵营所爆发的护国主义之争，终于宣告终结。三年多的俄国参战历程，始终与思想家们关于护国主义问题的争论为伴，当争论结束的时候，俄国的无产阶级在辩论中终于戳破了部长，总理们的谎言，布尔什维克为这场革命终于寻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这场战争对世界历史造成的巨大影响，便首先在俄国爆发开来，进而引发了欧战后期在欧洲各地此起彼伏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
参考资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关于护国主义问题的论战》作者；王游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2页。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6页。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4页。
《关于无产阶级和战争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版第26卷，第35页
《俄国的休特古姆派》，《列宁全集》第二版第26卷，第124-125页
《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1917年10月28日，《统一报》第173号。引自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466页，王荫庭、杨永译，三联书店，1980年。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