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翁亦沙文：造神运动竖起的丰碑成为推行殖民文化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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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诸玄识

（一）鬼使神差：戏子变成文坛巨星的“风云际会”

（二）鬼功神力：作为帝国主义利器的“风华绝代”

（三）鬼话连篇：殖民统治的精神模式“风靡云蒸”

 

（一）鬼使神差：戏子变成文坛巨星的“风云际会”

 

对于英国文艺与学术的主流来说，即使莎士比亚未受过正规教育，他也是“自然天才、自出机杼”。《牛津莎士比亚指南》写道：

 

通常理解的这个16世纪的斯特拉特福人（莎士比亚）达到怎样的文化水平，这是深受英国的偶像崇拜传统所影响。最好的例子是加里克（David Garrick）于1769年主持的莎士比亚庆典（……称：“我们的这位伟大的吟游诗人是直接被大自然所启发，表达人类的普遍真理，这是英国的独特性和唯一性”）。该传统有其民族主义的理由，而把莎士比亚当成先天睿智的英伦大地之子，一个彻头彻尾的本土天才（thoroughly native genius）；无需任何外国与古典文学的帮助，他就能够超群绝伦、超凡入圣。这里包含两个（矛盾）概念：一是莎士比亚经典代表了人类文化的最高成就，一是莎士比亚是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乡巴佬（completely uneducated rustic）。

 

 

 

严格地说，莎士比亚是在死后150年才“发迹变泰、暴得大名”。根据两位教授里奇（Fiona Ritchie）和萨博尔（Peter Sabor）的考证：

 

1760年代是莎士比亚的声誉如花绽放的十年，开始了莎士比亚崇拜（bardolatry），他被加冕为“英国诗王”（the King of English Poets）。泰勒（Gary Taylor, 英语文学教授）写道：“这件事最早发生于18世纪中叶，即从亚历山大·蒲柏逝世（1744年）到威廉·华兹华斯出生（1770年）之间。”

 

但在1720年代，当雏鸟般“莎士比亚学者”西奥博尔德（Lewis Theobald）锐意打造“巨星”的时候，形势则迥然不同；就比较“文学形象”的潜力而言，莎士比亚不一定能够战胜与他势均力敌的本·琼森（Ben Jonson）。例如，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 1631—1700年）就把莎士比亚、本·琼森和弗莱切（John Fletcher）三人等量齐观，都属于粗拙时代的“机械性幽默”（Mechanique humour），而缺少德莱顿本人所追求的精炼。

 

德莱顿的论文《上个时代的戏剧诗》，极其严厉地批评詹姆斯时代（1603—1625年）的剧作家；……“我敢保证，让任何一个了解英语的人来看，他都会发现：每一页纸上都是文理不通的言语，或是一些臭名昭著的缺陷，莎士比亚显然也不例外。”

 

“即使莎士比亚被尊为‘英国天才’和全世界的典范，但其早期版本却是无可救药的糟糕。”美国范德堡大学教授马库斯（Leah S. Marcus）说：“我们认为，现在的经典莎剧都是编辑们任意改写或改造的结果。”

 

莎士比亚归天已久，却被借尸还魂，而“一鸣惊人、一世龙门”——他被神化了！回首1720年，则远没有如此的必然性。就像道布森（Michael Dobson）所说的那样，“莎士比亚的地位就是在这个十字路口上陡然升腾——被奥古斯都化（Augustanizing, 即神圣化）……。”在这十年，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亚历山大·蒲柏编辑的莎士比亚剧作（1725年）。道布森教授评论：“蒲柏的编辑无非是奥古斯都式的出版物，它与这两点有关：一是为了印刷文化的利益，把莎士比亚从剧院圈子拯救出来（变成大众读物）；一是对17世纪的莎士比亚戏剧进行“涤垢洗瑕、涤秽布新”（urge to delete his plays' lapses into vulgarity）。

 

 

 

莎剧经典确实滥觞于他本人，但那时的英国戏剧不仅数量少、质量差，而且也没有剧本；何况莎士比亚是个文盲戏子，在当时算是颇得人气。17世纪早期（莎士比亚死后）才出现莎剧文本，冠其名而已。在17世纪下半期，“莎士比亚”成为盈利品牌，其“著作”阶段性地被翻新和翻倍；但按照后来的标准，莎剧仍是粗枝烂叶、粗俗不堪。

 

在18世纪，英国把“莎士比亚”当作其民族遗产，而倾力打造，使之经典化；那时的“莎士比亚编辑”用摄取中文语义的新文字（现代英语）、“中国风”的审美和儒家启蒙（启蒙运动）的哲理，对莎剧进行改写或重写；这个过程开始于从德莱顿（John Dryden, 1631—1700）到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完成于从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到马龙（Edmond Malone, 1741—1812)。

 

 

（二）鬼功神力：作为帝国主义利器的“风华绝代”

 

柏林自由大学教授米尔纳（Andrew Milner）指出：“这个‘世界经典’的概念，回避了莎士比亚崇拜与残酷的盎格鲁中心之文化沙文主义（Anglocentric cultural chauvinism），这两者的关联性。”

 

美国作家内奥米·米勒（Naomi Miller）也说：“四百年来，威廉·莎士比亚的名字在西方文化的发展中发挥了强大的力量。……莎士比亚的世界话语与他的名字，在当代西方文化中犹如魔咒（incantatory）一般。”

 

牛津莎士比亚协会会员、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的达德利（Michael Dudley）系统地批评：

 

正统的莎士比亚学者都是帝国主义者，或者说，他们的认识论的立场是，使莎士比亚服务于捍卫西方的扩张事业和罪恶历史……。把斯特拉特福的莎士比亚说成是“真实作者”，使之在文化上加强西方对于其余世界的优势与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讲，“莎士比亚”参与了数百年帝国主义的文化建设。正如道布森（Michael Dobson）所指出，在不列颠的海洋霸权乘风破浪之际，“莎士比亚”作品被宣布为“统治世界的文学”……。我们想要揭穿的，不仅是莎士比亚传记所呈现的“天才”、准宗教和民族主义形式，而且是西方自诩的卓越主义（实际上是种族主义）。

 

因为莎士比亚已经成了宗教，尽管它是最接近世俗的宗教；所以，研讨有关“作者”的任何证据和对其进行任何合理的辩论，几乎都是不可能的。谈到这种情况，历史学家鲁宾斯坦（William Rubinstein）观察到，所有的正统的莎士比亚传记都是编造“事实”……。迈克尔·尼尔（Michael Neill）写道：“莎士比亚作品从一开始就与这些项目相捆绑，诸如民族建设、帝国和殖民地。另一方面，莎士比亚则被奉为‘民族诗人’，并且被提升为‘人类普世价值的知识库’（repository of universal human values）；就像《圣经》和枪炮一样，莎士比亚这个被发明的‘经典’，变成了大英帝国的世界权威的利器。”

 

对于英国文化之凌驾全球，莎士比亚所起的作用之大，就连在经济史上反对帝国主义的霍布森（John Hobson）也感到震惊：莎士比亚在英国的世界事务上所发挥的功效，是所有的赢得战争和吞并领土的政治家与军队，都无法相比的。麦考利（Macaulay）说得很对，即“有一个帝国不受自然荣枯规律的影响，那就是我们的文学……，它是我们的艺术与道德的永恒帝国。”这种文化沙文主义的本质即是偶像化的莎士比亚……，它产生了一个“宏大叙事”：“他”是登峰造极和与生俱来的“天才”与“神奇”……。

 

“莎士比亚也为英国的海外扩张储备了文化武器库，”美国林菲尔德学院教授佩尔兹纳（Daniel Pollack-Pelzner）指出：大英帝国之“日不落”的伟业，从其官方的莎士比亚学会获得了鼎力相助，该组织的座右铭是：‘除了他的名字，别用其他武器’（Using no other weapon but his name）。”

 

 

 

 

（三）鬼话连篇：殖民统治的精神模式“风靡云蒸”

 

进一步讨论作为殖民主义的工具的“莎士比亚”。正如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教授曼焦内（A. Eward-Mangione）所说：“研究早年的英国文学促进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这有助于我们认清莎士比亚怎样成为文化霸权的重要因素。

 

泰戈尔曾对英印殖民当局运用“莎士比亚模式”（Shakespearean model）主宰孟加拉的戏剧，深表不满。另一位印度学者薇思瓦纳珊（Gauri Viswanathan）著《征服的假面具》，其导言写道：“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教育制度中，积极地利用文学描绘他们自己，而非只是作为征服者；这样一来，由思想产品定义的英国人优越于被统治的民族……。”

 

美国范德堡大学教授马库斯（Leah S. Marcus）著《莎士比亚如何成为殖民主义》，写道：

 

莎士比亚代表着英国天才和文化样板。对于那些编写莎剧的人来说，他们都很了解这个偶像的政治冲击力……。在19世纪，莎士比亚之美化与英国帝国主义互相促进、双管齐下；……把“莎士比亚（文化）帝国”建立在人类的心中。……莎士比亚的海外传播是殖民事业的一部分，它通过洪水般的宣传形成文化霸权的架构，契合殖民体系……。从尼罗河到恒河、乃至其他热带和温带地区，……在所有气候或所有国家中，莎士比亚的作品都被欣赏。…….莎士比亚被称为帝国的代言人，也将不列颠在美洲、近东和南亚的殖民奇迹，变得“戏剧化”。……莎剧有利于把大英帝国各个殖民地变为“英国风格”（Englishness），而在文化上与宗主国凝为一体……。

 

 

 

 

英国卫报编辑迪克森著《全球莎士比亚》（Andrew Dickson: Global Shakespeare）摘录：

 

大英帝国的诗人当然不是仅限于英国民族自身。莎士比亚在其死后数世纪成为全球性故事……。追溯至1660年的英国君主复辟时期，……莎剧开始变为英国文艺的品牌。在下一个世纪，英国文化和这位顶级的“剧作家”齐头并进，而“莎士比亚崇拜”（Bardolatry）则应运而生。殖民地的开拓者们从远方感受和回应莎剧。特别是《暴风雨》，其故事是基于前往詹姆斯镇途中发生的海难。后来的几代殖民者都致力于全球扩张，而莎剧则紧随其后。学者们认为：“《暴风雨》显露种族主义的思想，服务于欧洲霸权的合法化……。（其主人公）普洛斯彼罗作为入侵者设法把土著居民变为奴隶。

 

加尔各答是英国人在17世纪后期建立的居民点，在那儿，莎剧成了殖民者生活的精神支柱。1753年，英国人在印度建了第一个剧院。在两年后，当第二座剧院盖好之际，大卫·加里克寄去莎剧剧本和布景。在东印度公司，业余的和专业的剧团定期演出莎剧。到19世纪，殖民主义文化变本加厉，而深入人心。莎士比亚已嵌入印度的教育制度中。1847年，英国上院听取了东印度公司的一个专门委员会的相关报告，称赞道：莎剧的强劲传播“犹如传教热情的效应”（missionary zeal）——“这是在不列颠帝国脚下的高贵的工作”；“那创造世界的基督教、阿尔弗雷德法律和莎士比亚语言，这三者皆为人类的终极遗产”。……在日不落帝国所囊括的范围内，每一个剧场和学校，很少能够逃脱莎士比亚的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