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盲变文豪：从“莎士比亚”看现代英语及英语文学的中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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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诸玄识

（一）江洋大盗：文明暴发户的缘起的“悠悠岁月”

（二）弥天大谎：所谓的语言王者尚在“牙牙学语”

（三）深雠大恨：病态语言造成的局势“岌岌可危”

（四）不登大雅：索然寡味变成美文却“姗姗来迟”

（五）微言大义：借取汉语概念才能写“字字珠玑”

 

（一）江洋大盗：文明暴发户的缘起的“悠悠岁月”

 

汉字具有两个神奇功能：“表意”〔哲理/概念〕与“写意”〔审美/品味〕；中国古人称之为“雅言”，这是绝无仅有的原创。因此，只有中文或分享中文内涵的语言文字能够“表达文明”（知识、学术、文艺和政法等）。从这个意义上讲，鉴于欧洲大致是在18世纪分享了中文内涵，古今西方的“文明”及其所有方面（包括古典经典、名人名著），都是使用“汉语密码”塑造或伪造的。参见大卫·波特（David Porter）著《表意文字：现代早期欧洲的汉语密码》（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年）。

 

“常识”说，莎士比亚（1564—1616）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代表人物。但事实上，“文艺复兴”是西方中心论于19世纪下半期炮制的；它是被“中国风”掀起的浪漫主义的杰作，被用于包装旧欧洲的文化沙漠而已。莎士比亚时代欧洲的真实情况则是，普遍文盲，原始经济，无人洗澡，吃人成风，比古代草原部落好不了多少。西方命运的改变主要由下列因素所造成：

 

蒙古征服与郑和远航开始联通世界，这就使欧洲从文明的极边，变成了连接东、西半球的捷径。另一方面，正因为打通“全球天下”，中华文明的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大爆炸”；再由于上述地理优势的转移，西方便成为首个受惠者。正如剑桥大学教授马伦本（John Marenbon）所说：“西方兴盛的两个决定因素：一是客观条件：16世纪在地理上‘发现美洲’；一是文化主体：17世纪在知识上‘发现中国’。”

 

根据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教授尤金妮娅·詹金斯（Eugenia Z. Jenkins）的研究，是在18世纪初（也就是莎士比亚死后百年左右），统一的不列颠民族及其语言文字才开始基于中国因素而被建构，而它是以两个“约翰”为先导：

 

约翰·韦伯（John Webb, 1611—1672）的论文《中华帝国的语言是原初语言》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那就是彻底重审英语身份（English identity）……；以致在现代早期，官方英语的品质由中国（中文）所决定，从而英语身份具有了中国特质。……再者，无神论的中华文明成为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的实证，他重新定性英语身份，旨在应和不断积累的知识和扩大理解的要求。洛克用中国（文化）替代英格兰的贵族传统，以取消其民族认同的旧定义，它是不列颠岛的劣根性的再生产；的确，洛克要根除代表其自身历史的“英国性”（Englishness）。……洛克将中国意象置于有关英国主体性的哲学探讨之中。中国，不仅是理想，而是像哈约特 （Eric Hayot）所说的“榜样效应”；在英语观念中的“中国典范”的力量，提供了哲学创造的可能性……。洛克否定了英格兰的本土观念，并把它寄托于“中国”；这样，他就可以把“英国性”定性为变化、修正和进步……。中国形象代表着那种东西，它成为“更进步的英国人”的自我意识。……进而，中国形象标志着英国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只有在这个境界里，他们才会礼遇和消化世界知识。

 

这幅明朝绘制的古地图寓意深远，那就是通过陆海丝路、技术传播、蒙古征服、郑和远航，中华文明最大化地展开——从“神州天下”变为“全球天下”。但从中可以想到这样一个“正道沧桑、先否后喜”的结局：地理优势也从“中心地带”转移到了“西端海隅”——连接东、西半球的捷径；这预示着文化失控，重演悲剧：蛮夷如虎添翼，中华致命忧患，然后“剥极必复、否极泰来”，最终实现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

 

 

（二）弥天大谎：所谓的语言王者尚在“牙牙学语”

 

按照成说，莎士比亚俨然是“语言至圣”，其作品本身就是一部大词典或英语百科全书。“他被称为‘人类最伟大的天才’，他的语言艺术达到了古今世界的文学艺术的巅峰……。”

 

但是，如此“莎士比亚”（作品、语言、艺术）则另有来头，与他本人无关；是在他死后一个半世纪才横空出世，冠其名而已。英国伯明翰大学莎士比亚学院主任道布森（Michael Dobson）坦承：“是在18世纪把莎士比亚‘经典化’，而作为英国文学的偶像的。”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嘉西亞（Margreta de Grazia）在《莎士比亚重建》文章中写道：“从18世纪的角度看，复辟时期（1660—1688年）之前的英国文艺是粗糙和粗暴（crude and rough），缺乏精炼与优雅，……这可能归因于莎士比亚时代的低俗品味。”

 

罗兰·艾默里奇 （Roland Emmerich）说：“（16世纪英国）所谓‘戏剧’应该是劣等演员所演的傻瓜剧；如果要有‘剧作家’的话，那也是太平庸了，无法想象他们会写出有诗意的剧本。……至于莎士比亚，那是一个文盲戏子。”

 

莎士比亚本人没有留下一部剧本、一句台词。主流西方称，被发现的一个“手稿”（托马斯·莫尔）中有许多行字是莎士比亚的手迹。似是而非，全不可信。被查实的六个莎士比亚的签名，每个拼写都不一样，字形狼藉无体，这是他不识字的明证。

 

由于莎士比亚生前善演戏，后人就借其名编剧和编书，先只是牟利而已。

 

道布森主编的《牛津莎士比亚指南》有“口语传统”（Oral Traditions）词条，写道：“也许，莎士比亚戏剧主要不是来自印刷文本，而是来自非文字形式……，我们却自相矛盾地依赖书面记录。……16—17世纪的戏剧本身就是研究口语传统的重要资源。”

 

我们认为，鸿篇巨制、鸿笔丽藻的莎剧产生于18世纪下半期；而就其滥觞而言，来自口语的是莎士比亚本人所演的戏，数量少而质量差；至于最早的“莎士比亚文本”，那是17世纪上半期的事，虽然增加了许多，但仍是粗枝烂叶。

 

 

 

 

关于“莎士比亚英语”，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杨格（D. Lawrence-Young）写道：

 

莎士比亚掌握大量词汇？这件事已被严重夸张（highly exaggerated）。根据专家们的研究，我们的斯特拉特福“伟人”所使用的词汇量也就是两千个；但问题是，都是哪些词？（有价值的实词很少）……，专家们说，莎士比亚的词汇量在他自己的时代不是很大，而远不能与今天掌握三、四千字的普通英国人相比较。

 

如此贫乏的词汇，而且都是生活口语，它们根本不能用来写作！

 

然而，常听到中国学者说，莎士比亚用的是“古英语”（现代人很难读懂）；似乎是在让我们相信它多少像古汉语那样深邃与高雅，但这是很荒谬的！什么是“古英语”？原始性、部落式或碎片化的土语——只能在狭小范围内口头交流（吃喝拉撒）而已！下面这句话恰恰是莎士比亚时代（16世纪）英格兰的实情，即：“所谓的英语，就是数百种彼此听不懂的方言。”

 

莎士比亚生前的英国，可用于写作的书面英语尚未进化出来。直到莎士比亚死后八十年，贝克（Cave Beck, 1623—1706）抱怨“英语的严重缺陷，阻碍着人们在科学和神学以及商业上的交流”。再者，从培根到斯威夫特等几代英国学人共识：克服欧洲诸语言文字之缺陷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汉语当成语言系统的理性与典范，并将它的原则应用于语言改革”。

 

 

 

（三）深雠大恨：病态语言造成的局势“岌岌可危”

 

莎士比亚时代（16世纪）的欧洲在文字上尚属草昧，远未普及。依靠印刷术锁定和规范“发音符号”（防止手写变形），而产生“字母文字”；却又因语音和语义皆混乱，导致普遍误解，而加剧宗教战争。

 

莎士比亚死后几十年爆发的持续近半个世纪的英国内战——被美化为“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和语言文字有关的部落及教派战争。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麦克拉克伦（Alastair MacLachlan）著《伪造的17世纪历史：资产阶级革命？假的谱系！》。顾名思义，一针见血。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的本性……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马恩全集》第16卷第573页）

 

关于英格兰内战的语言因素，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埃里森（Katherine Ellison）说:

 

……在查理一世于1649年被杀之后，“语言的准确性”已成了棘手问题……。英格兰发生了的大规模的暴力或自相残杀，……也归因于语言危机。现在的作家们发现他们自己无法依靠以前的语言框架，来解释这场毫无意义的悲剧。……“在那个教派冲突与内战的时代，语言上的误解似乎挑起了没有任何道理的冲突。”……在这场绝望的神学争论中，许多书信在今天看来都是莫名其妙和令人费解。

 

语言危机或表达障碍的前因后果如何？其化解之道竟是汉语！美国霍华德大学教授凯莉（Ann Cline Kelly）写道：

 

在17—18世纪，许多欧洲精英——尤其是英格兰的——都特别关注（圣经）“巴别塔打乱语言”的后果……。在我看来，在英格兰是由其内战所造成的恐惧心理所驱动（来寻找解决语言危机的出路）。……克拉朗东《叛乱史》看到了其内乱和语言之间的相关性。很多词语都不能获得一致和真实的理解，这是英格兰混战的症结……。巴特勒在其书《赫迪布拉斯》的开头指出：“语言不能把人们连为一体；相反，那是一个群情激奋的时期，人们不知道为什么被杀，或许是听到尖刻的话，是嫉妒或恐惧？用耳朵把暴民聚集起来？……”霍布斯在《利维坦》中也警告：充斥粗劣词语，让人窒息；大家都不能善解人意，反而引起争端……。所以，许多人认为有必要彻底改进语言，而不是仅仅满足于修补破烂的英语。……他们希望恢复“巴别塔打乱语言”之前的伊甸园语言——语言直接指事（而不受语音或方言影响）……。精英们开始设计“真正的字”……这就促使了对汉语（汉字）的讨论；他们包括培根、洛克、威尔金斯、夸美纽斯、赫尔曼·雨果和格哈德·福修斯……。“真正的字”的计划是寻找一种方法克服如此状况，即：“自从‘巴别塔’以来所有的欧洲语言都充满晦涩和荒谬”。当然，汉字……似乎就是“真正的字”。1669年，约翰·韦布发表了论文《中华帝国语言是原初语言》；……直到半个世纪后，约翰·马尔在《语言的进步》（1727）中写道：“必须在诺亚定居的地方寻找‘第一语言’，我们敢肯定那儿就是中国。”

 

 

（四）不登大雅：索然寡味变成美文却“姗姗来迟”

 

如前所述，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文远未成熟，才两千多个字（1604年）；至于莎剧词汇有好几万，那是他死后一个多世纪的事。莎士比亚死于1616年，而英文则在1700年左右勉强可用于写作，到1755年臻于成熟，其标志是约翰逊博士编篡的第一部含定义的英语词典（约45,000个单词）。

 

至于现代版莎剧囊括了英语的精华，那绝不是他本人的手笔，也与17世纪时“莎士比亚”完全不同。根据美国《2000年世界图书年鉴》称，“1700年代的（英国）知识分子批评之前的莎士比亚作品，在文学上是‘粗糙’或‘粗俗’（rude or vulgar）。”

 

18世纪的英语与之前的判若云泥。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麦克卡贝（Colin MacCabe）介绍：“18世纪是语言规范的伟大世纪……；那时英国人的如此自信随处可见，即当代英语远优于它的不规范的前身。莎士比亚以下的每一位作家都必须清除或改写‘他的’粗言秽语……，尽管如此，前两个世纪的英国作家的语言错误已堆积如山。”

 

再看英文语法，那是莎士比亚死后一个半世纪的事！美国斯威特布莱尔学院教授坦伯尔（Karl Tamburr）的讲座《为什么莎士比亚不知道语法？》，其答案是：

 

……18世纪对英语（单词）进行定义，约翰逊博士在这方面树立了丰碑，那就是1755年的词典；它为每一个单词规定了正确发音和含义，……给了我们语法。……七年后又有了罗伯特·罗斯（Robert Lowth）的《英语语法简介》（1762）。在该书的序言中，罗斯解释了英文语法的重要性：每个人都应该接受正规教育，从而有可能正确和准确地表达自己……。啊，可怜的莎士比亚（Poor Shakespeare）！。

 

图解：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年）时代的英文远不胜任于写作〔图左上方〕。在1604年出现的第一部英语词典〔图右上方〕，即由中学教师罗伯特·卡德雷（Robert Cawdrey, 1538—1604）编写的“单词表”（Table Alphabeticall）,一共才收集2,543个单词，而且没有定义或释义。那么，莎剧数以万计的词汇从何而来？〔图的上下隔层的文字：“18世纪以前的英文不适合于正规写作。”〕。

 

实际上，在莎士比亚死后的百年里，英语经历了险些夭折的危机和“汉语模式”的改革。不难发现，代表英语文学瑰宝的莎剧是在正规的《约翰逊英语词典》问世（1755年）后不久，才在“莎士比亚”名下的旧文本基础上伪造出来的，而塞缪尔·约翰逊恰恰则是“莎士比亚编辑”之首〔图的下一半〕。斯坦利·威尔斯的《莎士比亚调查》称：“《约翰逊英语词典》是任何一种18世纪莎士比亚版本的最重要的词汇表。”

 

 

值得注意的是，是在莎士比亚死后一两百年，西方才有文学与文采、审美与唯美，而且基本上均来自中国。

 

德国汉学家卜松山（Karl-Heinz Pohl）揭示：“包含美文和小说的‘文学’（literature）概念，是18世纪的发明。就其词源而言，原先的文学就是写字；这就是说，现代以前的欧洲文学观念不是倾向于审美或唯美。”

 

再根据词源词典（Etymology Dictionary），在西方，纯正和精炼（purity and refinement）的文学诞生于1712年；而“审美”（aesthetic）和“唯美主义”（aestheticism）则分别首次出现于18世纪后期和1855年。

 

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孟德卫（David E. Mungello）说：“中国艺术在欧洲的出现引起了审美品味的根本变化。”

 

“17—18世纪欧洲见证了中国在多个文化领域——特别是在文学、哲学和装饰艺术上——的强大影响。”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的帕加尼（Catherine Pagani）说：“这种异国情调的品味被称为‘中国风’（Chinioserie），它始于17世纪后期，而在1740—1770年间达到顶峰。”

 

（五）微言大义：借取汉语概念才能写字字珠玑

 

近代西方依靠印刷术锁定和规定字母而产生的“文字”，但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败事有余”指它导致普遍误解和加剧宗教战争，“成事不足”指它不能被用来“书写文明”（包括文艺、知识、学术和政法等）。

 

18世纪前的西方文字分为相对立的两个极端（亦为弊端）：宗教行话文字与世俗土话文字：前者隔绝“现世”——不能表达“人情、人事、人文”；后者隔绝“雅言”——不能表达“高雅、高深、高尚”。

 

上述“现世”和“雅言”是儒家人文与汉字表意的特质，唯有它们才会带来普遍性的“善解人意、善与人交”。

 

自从培根于17世纪初提出“汉字是真正的字，它所表达的，不是声音和土话，而是事物或概念”，西方经历了近两百年的“汉语模式”的文字改革。美国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教授凯文·科普（Kevin L. Cope）说：

 

对于弗朗西斯·培根、托马斯·斯普拉特、约翰·威尔金斯、约翰·韦布、乔纳森·斯威夫特等人来说，汉字被视为可以在文化上引起共鸣的表意文字；亦即，它是一种能够表达关于英国历史连续性这一复杂观念的符号。……他们千方百计地抵制英语的“巴别塔混乱”，因而寻找一种就像汉语所提供的方法；那就是，在万事万物的固有属性和原始意义的基础上，建立无数个文化符号，并且防止它们被日常用语和世代变故所扰乱。

 

1755年问世的《约翰逊英语词典》被誉为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的“里程牌”——“这部书影响了其他一切，它把文学品质通过词典的形式呈现给了世界。”

 

然而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的如此成就，有其“前因后果”：

 

“前因”是汉学——约翰逊博士汇编了巨量的有关中国的知识；从而奠基了他的英语词典，它本身也是“中文思维”与“解码汉语”的结晶；

 

“后果”是莎剧——前两者（汉学知识与英语词典）又奠基了被他彻底重写的“莎士比亚全集”，它也是集当时“中国风”文学与戏剧之大成。

 

美国佐治亚大学教授德斯米特（Christy Desmet）说：“塞缪尔·约翰逊于1765年出版了他的八卷本莎士比亚戏剧，这件事最终为莎士比亚成为文化偶像，起到了关键作用。正如道布森观察到的那样，约翰逊的操作程序是，使用他的词典的释义词汇，将莎士比亚语言标准化。”

 

重申一下，经典版“莎士比亚”与他本人无关，亦非17世纪的劣质莎剧所能比；它是18世纪“中国风”的产物——现代英文和英语文学都是根源于华夏。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的《中国与英语文学的现代性》（Eun K. Min，2018年）称：“现代英语文学身份是被其他传统和历史——尤其是中国的——所塑造的。……18世纪的英文和英语文学以及不列颠的‘现代性’，都是通过参与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讨论来定义的。”

 

牛津大学出版社发行的《中国品味与英语的主体性……》（Eugenia Z. Jenkins，2014年）称：“现代英语特性（英文身份）是在18世纪，通过解读中国的方法而演变出来的……。“中国风”的文学与物质文化，在塑造新兴的英国审美观念和文艺主体的过程中，均起着核心作用。……那时，中国物质文化的概念浸淫于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决定着新认识论和主客关系，最终重新定义英语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