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阐释学引论

【主题】历史阐释学引论

【主讲人】李红岩（《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研究员）

【讲座时间】2022年10月21日（周五）19：00

1.何为“引论”？

在早年弗莱堡讲座中，海德格尔说：引论大致就是对论题与学科的概念、目标与任务作出规定，同时要对围绕课题进行学术史考察，也就是方法性加工和历史性概观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阐释学发展的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86-2000）：引进、了解、消化、吸收

第二个阶段（2000-至今）：批判、融通、立本、建构→目标在于建构当代中国阐释学。

3.阐释学的第二个阶段在建构到第二个阶段，在建构当代中国阐释学理念指导下，树立高度的理性自觉，以本土化为目的，吸收融合中外资源（中国古代的经学传统、训诂学的传统）确立建构路径，奠立理论与学术基础，延展至历史学领域，开始出现一些相关成果。

4.厘定基本概念：

·阐释学（Hermeneutik）概念，目前有阐释学、诠释学、解释学、释义学、解经学等不同译法或叫法。

·目前比较趋于一致的叫法是：阐释学

·参见钱锤书、张隆溪、汪荣祖、张江、孙周兴、陈嘉映、洪汉鼎等先生的文

5.在历史学的圈子中，产生了与历史学相关的基本概念，比如历史阐释、历史理解、历史意义、时间性、历史性等

6.历史哲学：对历史进行哲学思考；历史阐释学：对史学进行哲学思考。

7.历史阐释学的基本概念

·对象性概念：史料、时间、空间；

·认识性概念：理性、理解、对话；

·方法性概念：诠释、解释、说明、阐释；

8.历史阐释学的基本属性：

·阐释学与历史学具有天然的血缘关系。

·没有人否认阐释在史学中的重要作用。

·史学家接触史料伊始，即已在阐释。

·历史思维的性质是阐释性的，阐释的前提是理解。

·阐释学的一般道理在历史研究的全过程中均发挥作用。

·历史阐释学的任务在于对这些作用作出分梳与揭示。

9.历史阐释学不是阐释学的分支或领域，不隶属于阐释学，它具有独立特质和品格。

10.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史学界讨论历史唯物主义与史学理论的关系，提出“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刘大年先生等人都赞同这一认识。在这一新认识推动下，上世纪编写出版了分别由白寿彝、吴泽、葛懋春等人主持撰写的多种史学概论。历史唯物主义与史学理论的关系如此，阐释学与历史阐释学的关系更是如此。进一步言之，阐释学不能代替历史阐释学，历史阐释学也不能代替史学理论。反之，历史阐释学属于历史学，隶属于史学理论，是史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史学理论之外的一门独立学科。

11.历史阐释学的“学”不是“学科”的意思，而是“学问”的意思，之所以叫“学”，属于该行当的“主题化的突出与标识”。《春秋繁露·竹林》：“见其指者，不任其辞；不任其辞，然后可与适道矣。”从西方词源上看，“学科”的本义，沃勒斯坦引用《牛津英语词典》指出：该词“与学生或徒弟有关，是‘学说’的对立面，是博士或教授的财富，因而在词的历史中，‘学说’与抽象的理论有关；‘学科’与实践或实习有关。”

12.阐释学与逻辑学一样具有形式普遍性，因而具有普遍的涵盖性。但正如历史学不能脱离逻辑学而逻辑学无法代替历史学一样，历史阐释学仅仅是从哲学阐释学那里借鉴分析问题的思路与方法，从而为阐明史学思维的性质服务。特别是对于具体历史事实的阐明，哲学阐释学甚至什么都做不了。历史学的事情，依然要由历史学自己去办。反之，倒是历史阐释学可以助益哲学阐释学。

·伽达默尔说，阐释学针对的是根本意义问题，不针对学科具体方法，所以它的普遍性在于综合整理所有学科，认识所有学科方法“应用于对象的认知机会，并尽其可能地利用它们”；阐释学把所有学科，所能认识的东西“都包括进我们身处于其中的理解关联之中”。

·保罗•利科说，在生存论阐释学（以存在论为本体论的阐释学）中，“如果问题所涉及的是支配特殊对象领域、自然领域、生命领域、语言领域、历史领域的某些概念，那么它就只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换言之，在史学领域，哲学阐释学会转化成为认识论问题，成为史学理论中历史认识论方面的问题。

·伽达默尔认为哲学阐释学是一种“社会交往哲学”。这就注定它与历史、现实及艺术等等无可抽离的关系。有人从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中看到，阐释学会变成某种基本上是“人文主义”的历史哲学（即所谓的“历史阐释学”）

·沃尔什说：创立一种历史阐释的理论，“似乎更加属于历史学本身而非属于哲学，正如在物质世界中要决定什么样的因果性因素具有最大的重要性，乃是属于科学的问题而不是属于科学哲学的问题”。

·海德格尔说：哲学与历史科学是两门根本不同的学问类型。“历史科学研究时间性的东西，而哲学恰恰相反，研究的却是超时间的东西。”

·伽达默尔曾经重申柏拉图的一段话，“谁只掌握医学的知识和治疗规则，但不知道在何时何地应用它们，谁就不是一个医生。同样，如果悲剧诗人和音乐家只是学会他那门艺术的一般规则和进行方式，但却无法用它们写出作品来，那就不能算是诗人或音乐家。”→在历史阐释学中，仅仅掌握阐释学的一般知识规则而不能与历史学有机结合，亦将一事无成。

13.历史阐释学与哲学阐释学的关系

·哲学阐释学对于历史学的核心意义在于省思，亦即伽达默尔所谓“唤起”或“唤醒”效应。历史学从未停止过自我省思，但运用哲学阐释学进行史学省思会让历史学别开生面。历史阐释学属于跨学科研究，但学说属性是历史学的。由于阐释学乃至哲学阐释学这一理论工具的引入，人们对于历史研究全过程的理解会发生不同于往昔的变化。

·何兆武先生说：阅读某些史学大师的著作，总感觉其论点缺乏必要的逻辑洗练，总是觉得“历史学家的理论并不是从史料或史实之中推导出来的，反倒是历史学家事先所强加于史实之上的前提。”因此中国史学需要认真进行一番“历史理性的重建”。→逻辑洗练或“历史理性的重建"，历史阐释学的介入不可或缺。

·历史阐释学并非仅仅吸吮阐释学这一单一资源的营养，而是具有自身的阐释传统，其存量的历史阐释学资源也并不贫乏。因此，在中外史学史中，存在许多具有历史阐释学意蕴、义理和启示的话语、论述。

14.兰克论历史阐释的意义优先性：兰克就很强调史学批判，认为只有批判的历史才成其为历史，主张立足于总体，将批判性研究和整全性理解结合起来。他说：“我们赋予话语以意义（bedeutung），而世界史则在此意义中把握一切时代国度的诸多事件，同时又对它们做进一步限定（bestimmung，确定），这一限（确）定使得历史研究本身成为可能。”→这属于典型的具有历史阐释学意义的判断。

15.历史阐释学的史学史考察

·伽达默尔说，阐释学“在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里就已经是基础了，后来被克罗齐、柯林武德和其他人再次提出”。

·伽达默尔还说，天才历史学家德罗伊森“为狄尔泰后来开拓新的发展道路作了贡献。”

16.德罗伊森的历史阐释学观点：德罗伊森说：“历史方法的特色是以研究的方式进行理解的工作(forschendzuverstehen)。”他认为“理解的行为既是综合，又是分析；既是归纳，又是演绎。”强调理解行为与逻辑认识不同，提出理解“是一定条件下的直觉；正好像一个心灵潜入到另一个心灵一样；它也正好像交配受孕一样，具有无限创造力。”

17.因此，从强化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角度看，有必要建构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史学家毕竟不仅简单地发现、记录史实。即使简单记录，也追求“有意义的”记录，因此记录本身就蕴含历史思维的性质。记录意味着对象的固定化、秩序化和知识化。记录完成的时候，对象即被转化成为文本，其中凝结着史学家的立场、理论和思维过程。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对这些基本事情要进行全盘思考。

18.历史阐释学的研究对象是：史学思维、思维形式、历史理解。

19.历史阐释学的基本内容

·第一，历史阐释学的研究对象是史学思维以及思维形式。因此，历史认识论是它的基本理论工具，历史知识论的形成过程是它最关注的内容。针对历史认识、史学思维及其形式、史学知识形成的过程、史学文本的写作与传播以及接受，历史阐释学进行全面介入和检视。

·第二，历史阐释学的骨干概念是历史理解。何为理解？何为误解？标准何在？怎样理解？理解经历了哪些程序？这些程序是否合法？标准是怎么来的？是否经历了认识的检验？对此，要进行全面的反思和检视。

·第三，历史阐释学的目标是揭示历史意义？何为意义？何为历史意义？在意义建构中，主体处在何种状态？发挥了什么作用？意义的真理性、价值性和历史性是怎样的？等等。当你说某个历史论断很有意义的时候，那是在表达什么？

·第四，历史阐释学的考察手段，主要是语言运用分析、语义学分析、历史写作分析等等。要揭示语言与写作活动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在历史研究过程中的机制、机理、功能及地位。因此，它将写在文本上的历史作为分析对象，追问客观历史被写入文本的过程以及文本的组织结构对于客观历史的作用。

·第五，历史阐释学揭示历史叙述或叙事的基本属性与规则。客观历史一旦被写成论著，历史即被置于一种描述框架之内。这种被置于描述框架之内的历史，包含了史家的立场、视角以及陈述方法。这种特定的描述框架，有西方学者将其称之为“内在实在论”、历史阐释学要将所谓“内在实在论”的相关问题一一揭示出来，特别是要把史家的运思过程揭示出来。

·第六，历史阐释学要对历史建构的时间单元与空间单元进行反思性考察。

·第七，历史阐释学要对历史、历史学、历史性等概念进行澄明性的反思。

·历史阐释学最终希望揭示人类理解历史、阐释历史的机理和意义。

20.历史学院有必要开设历史写作学的课程。

21.历史阐释学的史料观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这个著名论断对史家来说，意味着历史阐释必须在先天性的限制之下进行。仅就史料学角度而言，就是必须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史料限制之下进行。

·史料限制是历史学的宿命，但史料具有两面性，即在限制和约束史家行为的前提下向史家打开历史世界。换言之，史料在对历史的限制中让历史现形。史料意味着限制，也意味着中介与通道，因而是历史在现实中继续照面的载体。史料作为历史的占有者并不能自行将历史展露出来。它对历史的占有首先体现为门锁形式，史家必须通过阅读打开这道门锁，让史料具备现实开放性，在开放性中复活历史，实现历史的语境化，将过去与现在融通起来。

·任何史料都经历过构形，历史正是通过这一构形过程得以现形。历史学家给史料提供了地位和构思。阅读史料是史家的精神活动。它不限于感性直观，而是伴随着解读、体验、理解、认知、重构等一系列理性行为，因此史料信息的展露并非史料的单纯招供，还掺杂了史家的主体添加。

·历史的现实出场，是史料与史家合作对话的结果。在史家与史料通过阅读而形成的对话过程中，首先达成理解，然后形成认识。理解的达成，全靠史家与史料对话。认识的形成，全靠史家与史料相互说服。因此，理解先于认识。

·阐释是理解、认识的实现方式，它通过写作得以传达或转达。因此，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学，就谈不上历史阐释。

·史料为历史阐释塑形，这是历史阐释学的史料基本观。史料是不同阐释模式的共同前提与基础，是维护历史公共价值意义的第一平台，是对历史阐释公共性的基本保障。理解总是存在以误解为核心变量的变式，因此，对于理解、认识史料过程的思维结构，要进行具备思想穿透力的分析，确证史料的共同价值底蕴。

·在西方学者的论述中，“史料”常以“文献”“痕迹”“遗物”“残留物”“证据”“见证”“证词”等名称出现。

·保罗•利科说，“诠释隐含在历史编纂活动所有环节”。“历史学的程序或方法根本上就在于解释证据。”“正是通过解释，文献成为了证据。”

·因此：历史学是通过释证而对历史进行理解和阐释的学问。

·在史料开显、阅读、理解、释证、称述、共享的完整过程中，“阐释”具有元概念的属性。任何时代与形态的历史学，都得接受这一属性的规定。但是，这一属性在史料释证阶段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从文献学层面难以充分揭示，故必须从复杂精神活动层面加以探讨。

·作为鉴别性地重建史实的开端，“释证”是一个复杂的精神活动过程。释证过程中的理解、认识，包含着判别、去蔽。但是，历史从来不以话语之外的形式显露自己。因此，释证以搜集史料为前提。但是，搜集史料作为史家行为的启动，总是让史家处于复杂甚至尴尬境地：史料太少、太多、太碎、太隐秘、太难解、太矛盾、太…

·“史料”作为并不得心应手的工具，如同赫尔墨斯转述的上帝，不仅不现身，还充满隐喻和暗示，搞不清到底要表达什么。史家传达史料中的确切信息，实际上是在传达对史料的理解，而理解难免误解而滋歧解。

·史料和前人著作无不蕴含制作者的意图。因此，历史阐释必须穿越多重叠加的主体滤镜而达到阐释的共同性与公共性，即客观性。

·“在20世纪许多哲学讨论中，客观性所指的并不是如何‘按事物的本来面貌表现事物’，而是如何找到一些标准来评判那些宣称已按事物本来面貌表现事物的断言。”史料或前人著作，正是这样一些“断言”。阐释的客观性，即在于找出这些“断言”中的共同性与公共性。

·对于历史阐释的客观性的检验，只能在共同性和公共性中得以实现。历史阐释的公正性与妥当性，往往体现为对共同性和公共性的认可。

·共同性和公共性也是历史性的，随历史而变动。后起的阐释，或以新方式证实先前已具公共性的阐释（如二重证据法），或以新阐释代替先前已具公共性的阐释（如“古史辨”），在“疑”“信”“证”的交互作用中形成合力，形成历史阐释及公共性理解的时代更迭。是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翻进之义。

·所谓“当代史”，正如柯林武德所说，不是指“为期较近的过去的历史”，而是指“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因此，历史阐释的更新是在阐释对象不变前提下，阐释立场、视角和手段的更新，是史家的自我更新。

·史料并不天然地表明其全部信息。史料从一开始就完全不是为了顺从史家研究而塑造的。史料虽然“向所有能够阅读的人说话”，但它在留下史料塑造者意图的同时切断与塑造者的联系，从而具备所谓“文本的语义学的自主性”。

·对史料的解读，特别是对于史料中蕴而未发的意义抉发，逼迫着阐释的介入。

·历史阐释在残破而狭窄的史料通道中前行，极易偏离史料的约束从而导致阐释结论失当。这种失当的表现之一，就是对历史的“过度阐释”。

·过度阐释是对历史对象的强制附加，不在创新之列。史学创新具有特定涵义，只是指“在过去中重新发现最好的东西"。它是“发现”而非“发明”，历史学不发明任何东西，因此不允许表现为对历史对象的偏离，而是在对历史的完全尊重中实现，在人人皆可见的前提下见人之所未见，并且以新的史料或手段证成之。

·阅读作为与史料照面的进行方式而具有史学意义，史实重构作为史实的一种新的实现方式，使得史家实现自身价值。但是，史料的特性限制“重构”的进行。由此出发，才引出了史料学或文献学的一系列专门问题，特别是考证或考据学的一系列问题。考证或考据，是在对史料或前人记载的史实的校正过程中展开的。

·哪里有错误，哪里便有历史考据。史料考据意味着存在或曾经存在某种真实，考据可以使之重见天日。因此，考据背后的隐含是说，存在某种不可能受到置疑的情况，这种情况是解决所有可以理解的问题的背景。胡适说“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意思是说存在着某种不需要考据、怀疑、校正的前提，“意味着有正确的说明可言”。史料考证就是去发现这个正确的东西，它显示了史家在突破史料限制工作中所蕴含的认识论底蕴

·史料并不提供现成的不受置疑的真切史实。史料始终需要通过对误解的纠正性批判而实现史料功能。

·“解释证据”意味着消除疑问。而且，“只有通过将怀疑形成的条件揭示出来，我们才有机会接近见证的意义核心。”

·总之，史料的属性蕴含着历史阐释的全部秘密。

22.《春秋繁露·精华》：“今《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然而其辞体天之微，故难知也。弗能察，寂若无；能察之，无物不在。”所谓“察”，即阐释。只有经过“察”，才能“知”与“明”。否则，史料只能“寂若无”。

23.历史阐释学的时空观

·史料构成历史阐释行为的前提，时空则规约历史阐释的定位。

·“我们称作历史的东西，从外部来看，就是在空间和在其确定的地方的时间上所发生的事件。”历史学将事件框定在地点与时日的系统中。

·恩格斯指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像空间以外的存在一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

·时间与空间也是历史的基本存在形式，他们在历史学中具有单元性，因此，历史阐释学的历史时空理论，主要体现为对史学中历史时间单元、空间单元的理论反思与检视。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打破了黑格尔那种“为国家服务的空间拜物教”，从而“强有力地恢复了作为革命时间的历史时间。”

·唯物史观的历史时空理论，是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需要揭示和阐释的重要内容。

·在时空观念发展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时空理论。时间、空间是什么？这是人类面对的最大谜团之一。历史阐释学只能思考、反思历史时空问题，深化人们的认识。

·从历史阐释学视域看，时间理论的代表性学者有保罗・利科(Pau·Ricoeur)、莱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Kose··eck)、吕西安•霍尔舍、约恩•吕森、彼得•伯克(PeterBurke)、克日什托夫•波米安(KrzysztofPomian)等人。特别是保罗•利科，著有《时间与叙事》。

·在《记忆，历史，遗忘》一书中，利科参考科泽勒克等人的研究成果，弥补论述了时间与叙事的中间层，即“记忆”与“遗忘”。在反现代性、去黑格尔化、与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告别的过程中，“在牛顿那种意义上作为一个客观实体的时间或是在康德那种意义上作为一种普遍的思想范畴的时间，已经不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多元化与虚无主义的多元时间观。

24.在历史阐释学中，所谓历史时空的单元性，就是在历史叙事中，怎样划分时间和空间单元。因此，一、这个问题是在叙述学的框架内予以考察；二、这个问题背后蕴含着史家的历史观念；三、这个问题导致不同的史学形态与流派乃至整体文化观念的形成；四、这个问题说明叙事“单元”或“单位”具有改变史学形态的作用。

25.在叙述或叙事行为中，时空具有一套特别的模型和类别。随着世界上对于叙述或叙事学研究的扩展与深化，相关话题已经非常丰富和复杂。总的趋向是，从时间性叙事研究向空间性叙事研究转移。

26.“史学隶属于叙事这一大总类而非相反”。历史学属于纪实性叙述类别中的最大宗。它的叙事特点遵循着叙事学所揭示的基本模式。对史学叙事进行分类研究，是历史阐释学不可或缺的内容。其基础，就在于分清时空关系在史学叙事中的状态与样貌。

27.在史学叙事中，时空具有双重价值和意义。

28.它首先是叙事得以进行的坐标，也就是将叙事对象“框定在一个地点和日期的系统中”；其次是叙事行为的对象。因此，历史学是在确定的时空坐标内对于不同时空关系的陈述。

29.“历史学作为一个学科从传统发展到专业化，按标准细分就是时间和空间的结合。空间框架从地方到全球，中间还有区域、民族国家、帝国、大陆的分类。时间框架从刚刚过去的一天（一小时？）到最初的宇宙大爆炸，中间还有年、十年、世纪和时代等。”“所有特定主题的历史学，都是某个特定时空的历史。”时空坐标是构建史书的首要基础，时空关系是历史研究的第一对象。

30.19世纪以德国历史主义为代表的历史学，乃建基于这样的时空观上：空间，以单一民族国家为单位，国家形成的过程就是历史发展的过程，由此又形成客观主义的历史理念；时间，以线性的、不可逆的、目的论的时间观为特征，由此形成历史是不断进步的过程的理念。而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这种时空观改变了。在时空坐标内，史学叙事需要处理许多细微而繁杂的时空关系。历史年代学与历史地理学之所以重要，于此得到彰显。目前叙事学所采用的时空观，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时空观。随着线性时间观变成多元时间观，随之改变的是德国历史主义史学的全部写史模式。传统史学以民族国家为叙事单元的空间单位，变而为非民族国家的空间单位所代替。

31.历史时间观念包含延续、变迁、源流等概念。

32.英国史学家斯坦福说，“历史”就是“时间之下的人类生活经验”，所以“变迁（change）”是历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又说：“延续与变迁相反。人类对时间的度量反映了延续的实况。人若视世间每一分钟都是新鲜的（如同大部分动物一般），世上就无可度量之物，亦无可记录之事。”尽管“变迁”偏于“动”，“延续”偏于“不动”，但凸显的都是时间轴。历史是“延续”与“变迁”的变奏。

33.历史叙事被称作时间性叙事，凸显了时间轴的重要性。时间性是历史叙事的生命。就此而言，历史阐释学是通过伽达默尔所谓“时间距离的阐释学”而实现的，阐释意味着把远的东西（在时间、地理、文化、精神上）变成近的东西。

34.由于“时间”如此重要，所以即使有记事而无纪年,也不能称为史书。史书的第一要义，即必须有比较清晰的时间标识。这种时间标识须有与历史内容相适应的长短远近等类别区分，从而反映不同历史内容的特征乃至形态变化。

35.在否弃现代性的背景下，共时性的结构主义分析代替源流辨析，线性时间观遭到最严厉的一击。“历史分期”随即在整个文化领域受到严重挑战。保罗·利科揭示结构主义对历史学造成的重大冲击时提出，这相当于结构主义在历史学的脸颊上印上了一枚危险的死亡之吻。如任其展开，则历史必将“消解在逻辑或代数的某种组合规则中”。尤其严重的是，结构主义对历时性的摧毁是在人文全领域展开的。詹姆逊说，打破线性史观的是从狄尔泰就开始的所谓“存在历史主义"，其代表是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FranzBoas)及其学派。对这些东西，要深入了解、研究。

36.年鉴学派之所以能够执现代西方史学之牛耳，核心即在于改变了历史研究的空间单元单位与时间标识单位。一方面，向长时段、大空间扩展；另一方面，是向短时段、小空间收缩。总之，时间上打破以王朝存废为单位，空间上打破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要么是地区性的，要么是超国家的”。

37.以“长时段”为标识，反史学的史学家福柯敏锐地看到历史研究出现了新形式，这种新形式又配套了新理论，产生了历史学的知识论突变。他的这种观察与概括，年鉴学派未必意识得到。

38.随着时空观的改变，德国历史主义学派所主张和擅长的那种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单位的传统政治史风光不再。国王不再是历史的主角。“在布洛赫《封建社会》一书中，很罕见有国王，而且其出现也仅只是在边缘上。在布罗代尔论地中海的书里，国王们都被下放到论述地区政治史的单独的那部分里面去，而与前面两部分在论述几乎毫无时间性的地中海区域的地理背景及其缓慢变化着的社会经济结构，简直没有什么有机联系。”

39.在上述潮流中，实证主义时间观饱受攻击。所谓实证主义时间观，就是：信奉一维的(one-dimensiona·)、历时的(diachronica·)时间观，相信历史具有连续性和方向性。“其中后来的事件是在一个完整一贯的序列之中随着较早的事件相续而来的。”

40.在19世纪，民族国家和单一民族国家是史学的基本主题。二战之后，情况转变。“对于哪个空间单位可以替代国家成为历史书写的主题，争论泛滥。次于国家的单位（城市或城市网络、区域、边境等）和超越国家的单位（帝国、文化、文明、网络、散居者或整个世界）都很流行。因此，1989年后，不仅仅是历史学的时间维度成为学院历史学讨论的新对象，历史学的空间建构也一样，搅入了对‘跨国家’‘全球’甚至‘大’历史的讨论。”

41.随史学形态整体改变而来的，是西方中心论及其优越感的退隐。但是，如果因此而认为年鉴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一致，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42.关于“历史性”

·在历史阐释学中，“历史性”是一个具有中枢意义的概念。什么是历史性？它与客观历史、与历史学是什么关系？与历史主义是什么关系？它在人类思想中发挥什么作用？在历史阐释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对人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是历史阐释学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关涉历史学的前途命运。

·“历史性”是海德格尔论述历史问题的核心概念。它试图破解、颠覆历史学，就是以此为理论工具的。海德格尔严厉批判19世纪中后期西方史学，认为它在根本上放弃了哲学式的思考，忽略了历史学家各自的精神存在状况，缺乏思想性。一般认为，19世纪被称作“历史的世纪”，正在于“历史主义的出现”，而1880年后，历史主义开始走下坡路。海德格尔借助于“历史感”批判历史主义。

·黑格尔已经运用历史性(Geschicht·ichkeit)概念。保罗•利科对这个概念进行了专门的概念史考察指出这个词是19世纪的产物，是黑格尔赋予了它哲学上的含义，但黑格尔对这个词的使用有其特定的语境，实际上，“从赫尔德、歌德和德国浪漫派以后，Geschichte(历史)一Geschicht·ichkeit重复了它一就已经具有了历史性一词将有的深度和引力的重点。”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立场，反映在对历史的看法上，“首要的事情就不是构造历史学概念的理论，也不是历史学知识的理论，而且也不是历史学对象的历史理论；首要的事情倒是阐释历史上本真的存在者的历史性。”

·保罗·利科说：“海德格尔出现在20世纪初的新康德主义蔚为流行的德国哲学的语境内；面对处于这条哲学脉络上的学派来说，存在一个问题，关系到历史知识的可能性和合法性。在这方面，一切都系于从一门历史的批判哲学，过渡到一门历史性的存在论，或者过渡到一门历史条件的存在论。正是历史性这个词，表认了历史的批判哲学到历史的存在论哲学的转向运动。”这是一针见血的话。

·海德格尔与黑格尔相反，不认为历史学的发达、历史著作的众多有助于历史意识成长。相反，他与尼采的基本立场一致，认为“史学”对“历史”没起什么好作用，只是折腾、遮蔽、排挤了历史。史家只能以史学形式说明历史，不能历史性地认识历史。

·在对“史学-历史-历史性-时间性”四组概念的关联追问中，海德格尔批评现代史学越来越固化于对历史的有关联的逃避。因此，“唯在对‘历史学上的东西’的直接跳跃中，才生成历史。”也就是说，他希望能够把“历史”从“历史学”中弄出来。

·怎么跳过历史学呢？海德格尔说，可以通过把历史性建基于时间性的作法来试一试。时间性是历史性的基底，历史性是历史学的基底，历史学是历史性的获悉；历史学对历史性的获悉方法有问题。所以，要跳过史学，直接面对时间性。这就是海德格尔的基本思路。

·海德格尔说：所有的历史学都需要历史。但历史未必需要历史学。因此，那些并不了解历史学的民族同样历史地生活着，也许还是在更深刻的意义上生活着。他的意思，类似于道家的一个讲法，即“《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庄子•天运》）历史学是“迹”，并非历史本身的“所以迹”。这是海德格尔反史学的理由。

·到底什么是“历史性”？历史性是“此在本身的时间性的存在方式”。可见，时间性并不就是历史性，时间性只是历史性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即基底。此在是时间性的存在者，因此历史性规定着此在的存在，是此在的本质。受制于时间性，就必然受制于历史性。这是此在的宿命。“此在”就是“在生存的可能性中的存在者”

·历史性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

·“没有历史学并不证明此在没有历史性”，所以“历史性”并不依赖历史学而存在。它在历史学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历史学可以帮助人们去认识历史性，但是，历史学以外的方法同样可以认识历史性。而且，一旦撇开历史学，采用现象学的时间性分析，反而更能够揭示历史性。

·海德格尔说：“历史如何能够成为历史学的可能对象，这只有从历史事物的存在方式,从历史性以及这种历史性植根在时间性中的情况才能得到回答。”历史性、时间性就是历史事物的存在方式，因此，历史学要从存在方式入手，追问历史的历史性和时间性。

43.海德格尔对历史的看法

·海德格尔对历史的总看法，被称为“存在历史观”。这意味着他对历史的看法，从根子上就不同于专业史家。他很早就说过，“我们不以历史科学的方式来讨论历史”。换言之，他不像专业史家那样从“史实”出发来看历史，而是从“存在"出发来看历史（存在历史观）。这样一来，“历史”在二者的认知系统里，地位就不一样了。

·在“历史科学”那里，“历史”就是认知的本体，而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才是本体，因而“历史”成为了依附或附着于“存在”的“二手货”。

·由于本体不同，因而看待历史的立场和态度也就大异。在专业史家看来，除了历史，人类还能有什么呢？但在海德格尔看来，还有一个比历史更重要、真正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东西，那就是“存在”。如此一来，从“存在”的视角看待历史，那历史的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了。

44.现象学对历史学的无声影响

·伽达默尔说：海德格尔代表的哲学冲动渗透到了各个方面，“并在深层起着作用”。但是，“它往往不被人注意，几乎不会引起抵抗；但是离开它，今天的一切都将不可思议。”考察整个西方史学的变化，建构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必须注意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