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镜”下的话语权争夺
《西洋镜》整部电影其实都是对后殖民话语的探讨，如果前四分之三的剧情笼罩在殖民话语下，而以“慈禧宴席爆炸”这一情节为转折点，故事中被殖民国家想要抢夺话语的潜意识便逐渐浮出水面。
一、科技与文化——失去平等的对话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带来了屈辱，但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文化。但是先进的文化并不是以一种友好平和的手段，而是以入侵、强迫、侵蚀的方式，带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来改造本土文化。
虽然影片弱化了这一个要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雷门带来了西洋镜，本土戏剧受到的是一种压迫感。但这并不是我说前四分之三都笼罩在殖民话语的原因，因为我支持正规的市场竞争——市场本来就是这样。面向市场，必然是能够吸引到观众最为重要
而我真正想说的是，在电影《西洋镜》中以“西洋镜”为主线的对话实则体现了当时整个中国的沉重——
这是一场永不平等的对话。
文化不再与文化对话，而是在与科技对话。
“西洋镜”代表的并不是文化，它没有体现西方文学的精髓，它只是以纯粹记录的方式呈现一段最朴实的画面，所以西洋镜的依靠是科技与技术。
然而它的对话者是本土戏剧。于是在先进科技的帮助下，神奇玄妙的呈现一段从未了解的画面，当然比老百姓已经看厌烦的唱腔要好看多了。在这样的比较下，也更显得本土戏剧落后愚昧——它既不会记录，也不会呈现，它只是不断地重复着百年以来的平庸。
不是文化战胜了文化，而是科技战胜了文化。
因为如果是平等的对话，我们将会看到的是希腊戏剧，是莎士比亚，是席勒、王尔德、斯特林堡，而不是科技成为了本土戏剧的对手。
纯粹的审美从来没有真正的高低，真理的表现形式也从未有过国籍。我们可以承认俄国文学的伟大，英国小说的成熟，德国哲学的深邃，但是我们并不应该因为科技的前瞻，而否定本土的文化，认为其是该被抛弃的东西。
但不幸的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
就像电影《西洋镜》所呈现的一样，新鲜的、神奇的科技以一种垄断性的方式抢走着本土戏剧的客流量。也正象是现实中，西方的大炮轰地一声，打碎了国人的自尊，他们实行的并不是鲁迅口中如同尼采那么高昂的“拿来主义”，而是萎靡不振地吸食着鸦片，进行自我的麻痹。
——不再相信任何本土的文化。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批人都认为汉字是有问题的，要求更改汉字，表音体系与表意体系也能分出个高下来。
西方的文化的确有着优势，然而“科技”“先进”这两扇大旗装饰了西方的一切，也战胜了东方的一切。
二、雷门的缺席——自我的在场
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永远的落败。在《西洋镜》这部电影中，我们可以明确地发现话语权不断地被争夺。
首先，电影在明确一件事情，雷门来到中国，并不是为了什么艺术与爱，他是为了赚钱。就像是欧洲最先开拓的非洲、美洲一样，白人远走他乡就是为了在海外能够大赚一笔，然后盆满钵满的转身回国。
无论是在简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德庄园》、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还是在康拉德的《黑暗的心》《吉姆爷》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想法，并实践这一行为的人物。
所以在西方人的眼里——新的大陆等同于新的财富。
《西洋镜》明确地点出了这一点，等同于戳破了一切西方传教士所披上的幻影——西方与东方并没有真正的不同，他们也是人，他们来这里也是为了世俗的目的，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科技，但这并不代表着他们就是“耶稣”“救世主”“神仙”。
雷门手上的技术并没有给他本人增添幻影，他和刘京伦是一样的——都是凡人，只是肤色不同，拥有的也不同。但是他们的需求与欲望却是接近的。
而这个想法演变的最高潮点就是雷门被赶出中国——“西洋镜”的主导权来到了刘京伦手里。如果雷门与刘京伦的不同是“西洋镜”的掌控权，那么此刻已经学会了西洋镜的刘京伦已然与雷门相差不多了。尤其是最终也是刘京伦个人把西洋镜里面的内容转化成本土，而且在1905年把本土戏剧搬上了荧幕。
这场不平等的对话随着科技的平等，逐渐变得平等。
是荧幕上的本土戏剧对话荧幕上西方影视，无论输赢如何，都是平等的。
其实慈禧宴席上的这场爆炸戏不可不谓冒险。因为实在想不通慈禧有什么足够且充分的理由留下刘京伦，我并不觉得电影给出的回答充分且能说服我。其实它以刘京伦与家庭、照相馆的矛盾为剧情的冲突，也是可以的。而且电影也并没有真正拿“宴席爆炸”这一剧情做文章，仿佛转瞬即逝，反而损害了影片的完整性。
雷门被送出国门，让刘京伦一人完成西洋镜表演，这一剧情也没有处理得很好，因为这个剧情所占的比例实在是太少了，张力与戏剧冲突都没有体现。仿佛就是为了缺少雷门而缺少雷门。
但是它又好。
因为必然要缺少“雷门”。
就好比，鸦片战争以来先辈们所有的努力就是“缺少雷门”。我们学习西方文化、政治与科技，并不是为了将自己变成“雷门”，走向异国他乡，而是为了让自己的地方最终变成平等的、公正的、安全的，没有侵略与压迫的家乡。
所以《西洋镜》实则是以冒险的方式来表达一种被殖民地区追求平等对话的愿望，而这愿望也是我们所有人都在寻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