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和平
硝煙混雜著大霧彌漫在六朝古都，新鮮的屍體混著塵土則遍佈四周。在無情的槍聲中一個個中國步兵倒在日式軍械之下，生與死，只是一瞬之間，一念之間。這些軍隊早就接收到撤退的命令，可以全身而退，但為了保護女學生，那支李教官的部隊在短短幾分鐘內全軍覆沒，而那群女學生則成功跟教徒躲到教堂中。
那支部隊所救的是一群天主教會女子學校的學生，而那位教徒是神父的養子，不久前神父去世學生們無所依靠，養子只好帶著他們到安全區，剛好遇到日軍屠殺中國人，他們走到一半，又不得不回到教堂。在這場浩劫中，每個人都在逃亡，同行者還有一位美國人，名叫約翰，是一位入殮師，本來是要為神父的屍體入殮，但因為日軍的隨意轟炸，神父的屍體早已無存。
養子希望約翰修復教堂的卡車，但約翰卻冷漠的拒絕他的請求。也在同一天，一群女子來到了教堂門前，他們是秦淮河的妓女......。
這是張藝謀導演的電影《金陵十三釵》的劇情，接下來的劇情更加的殘酷與寫實，未免因為劇透影響觀影體驗這裡便不再詳述了，不過這部電影如同張藝謀所言是灰暗戰爭中的一抹粉紅色，諸君可以撥點時間欣賞。
關於這部電影背後的時代脈絡，這一切的開始，得回到八十三年前的今天，我們可以從漢學家史景遷文字來看這場侵略事件。
「接著就是現代戰争史上最令人髪指的南京大屠殺。日軍在十二月十三日進入南京城，接連七週，以少見的殘暴對付中國降軍與南京城内百姓。根據外國人觀察估計，遭受日軍強暴的受害婦女約有兩萬人，其中多數遭輪姦后再殺害；遭處决的戰俘約有三萬人之譜，另有一萬二千名市民被殺。燒殺擄掠讓南京幾成廢城，這場恐怖屠殺沒有什么道理可以解釋，或許也根本找不到理由。原本期待一舉征服中國的日軍，卻在中國戰場上苦戰數月，而且付出超乎意料的慘痛傷亡代價。他們開始煩躁憤怒、士氣低落、身心俱疲。中國婦女手無寸鐵，男性同胞又無力保護她們，或者根本就不在身邊。這場戰而未宣的戰役並沒有明確的目標或目的。或許所有的中國人，無分性別、年齡，都是這場戰争的受難者。」
而這場戰爭的受難者不只是單純的被侵略者與負隅頑抗的國軍與共軍，其中也有一些人如同電影中的孟先生一樣選擇與日軍合作，以便默默保護自己的同樣是教會學生的女兒，而這類人士以現在的歷史敘事中常會被說是「漢奸」，那麼這些「漢奸」在當時又該何去何從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卜正民的《通敵》中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在日軍從長江三角洲推進之際，有些中國人起而抗戰，也有許多人疏散逃亡，但更多人選擇留在原地不動，苦撐待變，也因此抗戰的歷史敘事，同時也可以看作通敵合作的故事。而這種通敵合作的需求常來自於日軍，被通敵的對象往往是地方菁英，透過合作的手段嘗試重建符合侵略者的地方秩序，但效果不一，而且這種秩序並非是由兩造主動共同創造的，反倒是藉由佔領區的軍隊提供統治正當性與強迫性。
例如書中所舉江蘇省會鎮江的例子，我們可以從成本的角度來看通敵合作的另一種面向。鎮江因為日軍的侵略導致經濟癱瘓，基礎建設破敗，百姓變成難民，牲口被徵用，農民失去勞動力等，反而成為日軍徵用當地工廠，諸如紡織廠、火柴廠等的最大阻礙，即便日軍與「魁儡市長」郭志成合作，推行一系列的撫慰政策與宣傳手段，修補侵略行為所造成的經濟破壞與民眾的不信任，效果就如同卜正民所說：「郭成志沒辦法讓通敵合作有利於家族，也不能中止合作，更不能對生活在他治下的人民帶來福祉。他的縣政府使他們更遭組織、榨取、紀律---以及貧窮之苦。」
然而通敵的歷史事實，卻有可能與此時興起的國族主義產生矛盾，因為選擇通敵者會影響國軍與戰區的民心，所以常消失在主流敘事中，所以我們得回歸民族敘事的建構與其歷史意義，才能更全面的理解這場戰爭的意義。
九一八事件後日本人不斷蠶食領土，以及凱申公的不斷姑息，堅持剿共，並堅持以談判代替對日宣戰，而這段時間中中國的民族主義也逐漸形成，有點像當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但內容則不向五四運動注重意識形態，而是轉向急迫且具體的政治層面。知識分子宣揚愛國情緒，使工人與學生們抵制日貨，在學生的壓力之下，從事貿易的商人不得不為此妥協，加入這場運動，例如燒掉手中的日貨等，然而這場風波似乎還未襲捲農民。
真正使農民缽依民族主義的大纛，還是要等到抗戰時地方權力的真空，即反動國民黨地方政府，共產黨在地方施以有效的改良主義與其他親民手段，使農民在戰時不受土豪劣紳與日軍所害，而作為侵略者的日本打著反共軸心的旗號與其所建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汪偽政權)，無一不在強化共產黨員在農民心中抗日的形象。
因此這場戰爭的意義，除了抵禦外侮之外，也賦予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結合，以一種有效的力量整合如同散沙的農民，以開啟接下來新舊中國之間的交替與華夏大地的嶄新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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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許倬雲在《追尋現代中國》系列的推薦序中提及史景遷在中國人抗戰的部分敘述太少，這場亡國滅種之戰，中國人打出了骨氣，用許院士的原話來說：「中國人九死一生，幾乎亡國，而不肯投降，只為了打出一個『國格』。」因為許倬雲院士本人就是歷經抗戰的學者，對於戰爭，如同他的妻子所言，每次談到這點他一定會哭，不過我們如果抽離這個時代脈絡，從一個英國漢學家史景遷的書寫佈局來看，作為史家，他用那冷峻的筆鋒譴責日軍在這場戰爭的罪刑，早已流露在他的歷史敘述之中了，即使所用的篇幅不大。而我們作為後進若要更深入的研究這段歷史，要如何抽離各種立場而又不讓自己的價值觀只囿於純粹人道的反戰觀念，進而忽略引戰者的罪刑，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
而在通敵合作之下的百姓們，從日方的檔案中看出他們素不在乎統治者是誰，這場戰爭的意義，只不過是換了領導，又可以使我們反思中日戰爭與國族建構本身的歷史意義。以及因為通敵的過程也間接削弱地方有權人士治理與管理的正當性，因為隨著日軍戰敗通敵合作者頓時失去依靠，也導致底層百姓更能被一股紅色所引導，從而使得這抹紅色能在戰後短短四年內，在一個湖南師範院生的帶領之下締造一個新中國，並在天安門廣場上喊出那句：「中國人民站起來！」
致敬
逝世與犧牲於戰爭的無名者們與無名英雄，以及當今得來不易的和平。
2020.12.12-13 累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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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史景遷著，溫洽溢譯《追尋現代中國：革命與戰爭》，台北市：時報文化，2001。
卜正民著，林添富譯《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菁英》，台北市：遠流，2015。
畢仰高著，何啟仁譯，《中國革命的起源1915-1949》，新北市：聯經，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