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山西出土的青铜戈
论山西出土的青铜戈、矛
选自《文物季刊》1993年01期，李健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青铜戈、矛是中国青铜时代广泛使用的金属兵器。山西是中国青铜文化分布的重要航区，青铜戈、矛也曾十分流行。据目前所知的资料，作为用于实战的兵器，山西岀土的青铜戈、矛，最早可追溯至商代晚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
本文依据确有岀土地点的实物资料，对山西境内发现的青铜戈、矛分别加以阐述，并按时代的顺序，依次划分型式，探讨山西青铜戈、矛的地区性特征及与其它地区，主要是中原诸省青铜戈、矛的关系。本文的中原,从广义上包括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和陕西。
一、青铜戈
迄今为止，山西出土的商代青铜戈，均为商晚期。可分四型。
一型长条形援，援、内间有栏，无胡。又可分岀a、b二式。
a式直内。永和①，石楼二郎坡②、褚家峪③、后兰家沟④，长治长子⑤，灵石旌介®，洪洞©出土。二郎坡的1件（图一，1）,援、内间有上、下栏和侧栏，内后部饰兽面纹。褚家峪的2件，型制相同（图一，2、3）,内上有一圆穿，并饰徽记。后兰家沟的1件〈图一，4）,援中起脊，内上一圆穿，内后缘有倒刺。
b式内部弯曲，有磬折曲内和镂空鸟头曲内两种。石楼义牒®,永和出土。义牒岀土的2件，均为磬折曲内，有侧栏和下栏，上栏不明显，援中起脊，内上一圆穿。其中1件，内部饰凤纹，另1件（图一，5）,内部饰云雷纹。永和的1件（图一，6）,为镂空鸟头曲内，援中起脊，有不甚明显的上、下栏。
二型长条型援，直内，无胡，援、内分界明显，内前端有椭圆形礬以纳秘。石楼褚家峪、义牒®,屯留上村®出土。褚家峪的1件（图一，7）,援中脊至襲部起突棱，内后端有徽记。义牒出土2件，其中1件内后有铭文，另1件（图一，8）,鎏顶为翳鸟形，内后部残断。
三型长条形援，中胡一穿，直内，内前端以椭圆形礬纳秘。灵石旌介出土14件,型制相同。其中10件，内饰目雷纹、内后缘有倒刺，见M2：22（图一，9）0
四型三角形宽援，援中起脊，宽本，直内。灵石旌介岀土的1件Ml:31（图一，10）,内残断，援后部有孔，援饰透雕羽纹、雷纹地，两侧有乳钉，周围有两圈联珠纹，援、内间饰简化的饕饗纹，周界亦饰两圈联珠纹，内后部饰透雕卷云纹。发掘者认为，此器精致厚重，应是作为仪仗之用的礼器。
本文的一型a式戈，最早的实物标本见于河南辉县琉璃阁商代二里冈期墓葬®,M110:6,援、内间有上、下栏，内上一圆穿。山西流行的一型a式戈，与商王朝统治中心地区河南流行的有栏直内戈，作风大体一致。偃师商城二里冈期墓葬®出土的直内戈M 1:3,内两面饰饕餐纹。安阳殷墟西区®出土的直内戈M692:17,内后缘有倒刺。殷墟西区M692:4.戈的内后部铸岀族徽。
一型b式戈，在殷墟墓葬中多有发现。安阳武官村北殷墟一期墓葬®出土的磬折曲内戈，内部饰夔纹。义牒的一型b式磬折曲内戈与之相近。安阳小屯村北殷墟二期墓葬⑮出土镂空鸟头曲内戈M18:40,山西永和的一型b式镂空鸟头曲内戈与其类似。
从河南岀土的青铜戈资料分析，有栏直内戈，即本文的一型a式戈；有栏曲内戈，即本文的一型b式戈，分别自无栏直内戈和无栏曲内戈演进而来。无栏直内戈，最早见于二里头文化三期，出土于河南偃师H区地层中®。无栏曲内戈，最早亦见于二里头文化三期，出土于偃师二里头葬坑K3。所以，无栏直内戈与无栏曲内戈二者之间是平行发展的关系。本文的一型a式戈与一型b式戈，亦当是平行发展的关系。
本文的二型戈，在殷墟也属常见。殷墟西区M727:2,戈的内部徽记与石楼褚家峪戈的徽记相同。
三型戈在殷墟少见。殷墟西区M699：6,中胡一穿，援中起脊，内前段为椭圆形鎏,内后有刺。灵石旌介的三型戈与殷墟的憂内有胡戈相近。
四型戈早在二里冈期至殷墟一期的过渡阶段已出现。如安阳小屯⑰M232之锋刃52,援身三角形，宽本，援和内上各一圆穿，援基上下两个椭圆形穿，内后部饰兽面纹。三角形宽援戈以陕西出土最多。城固苏村®出土81件，根据共出的铜容器判断，其时代与殷墟妇好墓接近。与殷墟以及城固苏村的三角形宽援戈相较，灵石的四型戈并无明显的地区特色。
山西出土的商代青铜戈，据初步统计,一型戈出土地点共8处，出土数量12件。其中a式戈出土地点7处，出土数量9件；b式出土地点2处，出土数量3件。a式与b式戈,仅在永和有共存现象。二型戈出土地点3处,出土数量4件。三型戈出土地点1处，岀土数量1件。二至四型戈，岀土地点甚少，除三型戈出土14件之外，二、四型戈岀土数量均不多。在一型a式戈的7处出土地点中，与二、三、四型戈共存的地点仅有石楼褚家峪和灵石旌介2处。褚家峪，一型a式戈与二型戈共存;灵石旌介，一型a式戈与三型和四型戈共存。
上述分析表明，一型b式以及二至四型戈的分布范围都不大，远不及一型a式戈流行。所以，一型a式戈是山西商代青铜戈的主要型式。
本文的一型戈，是殷墟岀土青铜戈中的大宗。其中，一型a式戈，出土近百件；一型b式戈，岀土在百件以上。二者的比例大致相若。山西的一型b式曳，则远不如殷墟的同式戈发达。这很可能是地区性差异的反映。
殷墟青铜戈的一种重要类型，长条形援，直内有胡戈，在殷墟出土至少超过20件。其突岀特征是，援上刃与内上缘在同一水平线上或大体平行。此种类型的青铜戈，在中原地区的陕西、河北、山东也有发现。但于山西境内，在目前所知的公开报道中，却一无所见。这也是一种十分明显的地区性差异。
灵石旌介是一处十分重要的遗址。这里曾多次发现商代墓葬，出土大量青铜容器。有鼎、學、篦、尊、桑、国、觥、解、爵，以及戈、矛、钺等兵器。青铜器的作风与殷墟大体一致。灵石旌介所出的青铜戈，有一型a式和三型、四型，与殷墟青铜戈的风格接近。但是，殷墟少见的长条形援，以礬纳秘的中胡一穿戈，即本文的三型戈，在灵石旌介竟出土14件之多，自然引起人们关注。灵石旌介一、二号墓的青铜礼器，基本组合是鼎、囱、瓠、爵、裏、曇,且都有四爵十瓠。发掘者认为,两墓的主人当有一定的地位，可能是方国的首领。笔者推断，此地流行三型戈，当是这个方国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山西岀土两周时期青铜戈的地点，见于报道者不多。目前所知的实物资料，主要出自洪洞永凝堡®气芮城柴村也有发现气
芮城柴村出土的1件一型a式戈（图二，1）,内已残，尚遗有长方形穿的缺口。此戈援部为长条形，援、内间有上、下栏，基本保持商代作风。中原地区，一型a式戈在西周早期尚多，中期以后则很少见到。芮城柴村的这件一型a式戈，虽岀土于西周晚期墓葬，其时代似应更早。
山西出土的西周时期青铜戈，除延续商代的一型a式之外，又出现五、六、七型。
五、六型戈，均为长条形援，直内，有胡，援上刃与内上缘在同一水平线或大体平行。如上文所述，此类型的青铜戈，早在殷墟文化时期即已出现于河南，而迟至西周早期，才见于山西。
五型无上栏，内上无穿。又可分出a、b二式。
a式援锋略有弧度。洪洞永凝堡出土1件（图二，4）,长胡三穿，时间为西周早期。
b式援锋呈三角形。洪洞永凝堡出土2件，形制相同（图二，6）,胡、内均较长，栏侧无穿，内后缘有一小缺口，时间为西周晚期。
六型有上栏。又可分出a、b二式。
a式内上无穿。洪洞永凝堡出土6件。有短胡无穿（图二，2）,短胡一穿（图二，3）二种。时间均为西周早期。
b式内上一穿。洪洞永凝堡岀土1件（图二，5）,中胡一穿。时间为西周早期。
七型三角形窄援，援上刃内曲，下刃略外弧，直内。洪洞永凝堡出土1件（图二，7）,援饰饕餐纹，援后部一圆穿，援基上下侧各一长方穿，长方形内，内后缘呈凹连弧形。时间为西周早期。
五型a、b两式戈之间有演进关系。a式戈，援锋略有弧度，从殷墟的资料分析，延续了商戈的作风。b式戈，援锋呈三角形，始见于西周。b式戈当自a式戈演进而来。
六型a、b两式戈之间也有演进关系。a式戈，内上无穿，是商代戈的作风。内上有穿戈，西周才出现。五型b式戈亦自五型a式戈演进而来。
山西出土的五型b式和六型b式戈所具有的西周戈的鲜明时代特征，与西周王朝统治中心地区陕西的同型戈作风接近。宝鸡茹家庄M8勤岀土的1件中胡无穿戈，援锋呈三角形，时间为西周中期。洋西K12：5气中胡一穿，内上一圆穿，时间为西周早期。上述两种戈，是中原地区西周时期青铜戈最流行的型式。山西出土西周青铜戈的地点虽然不多，但从洪洞出土青铜戈的情况看，与中原地区并无明显差别。
七型戈在商、周之际和西周时期主要流行于四川。彭县竹瓦街窖藏口16号戈，援身呈窄瘦的三角形，援基上下各一长方穿，援上饰饕饗纹，长方形内，内上亦有纹饰，内后缘呈弧形内凹。洪洞岀土的七型戈，目前为中原地区所仅见，是与边远地区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春秋时期，山西仍延续五型戈，但与西周时期的五型a、b式戈又有所区别。本文将其划分为c、d式。
五型c式援锋呈三角形，援上刃平直或内凹，内上有穿。芮城气侯马上马③勉理出土。芮城一号墓岀土的1件（图三，1）,援锋呈三角形，援上刃近平，短胡一穿，援脊起棱，援基和内中部各一圆穿。时间为春秋早、中之际。侯马上马M1284：13（图三，2）,援上刃略内凹，长胡三穿，内上一菱形穿。M1284:14（图三，3）,长胡三穿，内上一长方穿，胡部有铭文“吴叔徒戈”四字。时间为春秋早期偏晚。侯马上马M13岀土的1件（图三，4）,援上刃近栏处内凹，近锋处略外弧，长胡三穿，内上一长方穿，内上缘有缺口。时间为春秋中、晩之际。
d式援锋及援刃均有弧度，内上有穿,侯马上马M13出土的1件（图三，5）,内后缘有缺口。时间为春秋中、晚之际。自春秋中、晚期，山西开始岀现一种在五型戈基础上产生的新类型，突出的特点是,戈援上刃与内上缘不平行，援身上扬，本文划分为八型戈，又可分出a、b二式。
a式援上刃近平或略内凹。临猗程村气长子動出土。临猗程村M0002:53（图三，6）,援上刃近平，长胡三穿，内上一长方穿。时间为春秋中、晚期。
b式援上刃外弧。万荣®岀土1件（图三，7）,长胡三穿，戈上共有错金铭文七字,正面援上二字，胡上四字，合为“王子于之用戈”，胡背面一字，未识。时间为春秋晩期。
春秋时期的五型c、d式戈，援上刃与内上缘大体平行，仍具西周时期五型戈的基本特征。其中c式戈，援锋呈三角形，援上刃平直或略内凹，与五型b式戈接近，但内上有穿，又与五型b式戈不同，是区别于b式戈最显著的时代特征。c式戈当自b式戈演进而来。d式戈，援锋及上刃均有弧度，内上亦有穿。c式戈始见于春秋早期。d式戈晚于c式戈，春秋中、晚期才岀现，故当是c式戈演进过程中派生的旁支。
五型c式戈，早在西周晚期即已岀现于河南。浚县辛村@M17:99,援锋三角形，援上刃平直，援中起脊，长胡三穿，内上一长方穿。山西的五型c式戈，作风与浚县辛村所出者近似。五型d式戈，在中原仅见于山西侯马。安徽寿县气湖北江陵泗场@等少数地点也有发现。以侯马所出者为最早。
八型a式戈，最早见于山东海阳嘴子前村气时间为春秋中期。戈援上扬，上刃近平,长胡三穿。
八型b式戈，以山东潍县麓台村動岀土者最早，为春秋中、晚期。戈援上刃外弧，长胡三穿，内后缘有缺口。
八型戈是东周青铜戈最重要的类型。戈援上扬，增加了砍伐的杀伤力；长胡多穿，内上亦有穿，使戈与秘、杆绑缚愈加牢固，因而更利于实战，开创了东周青铜戈划时代的新风格,呈现岀中国古代青铜戈的最高水平。八型a式戈自五型c式戈演进而来。五型c式戈若援上扬，即为八型a式戈。五型d式戈与八型b式戈，援上刃皆外弧，始出时间均为春秋中、晚期，所以二者是平行发展的关系，都是五型c式戈派生的旁支。山西青铜戈的发展趋向，与此大体一致。
山西的五型c式戈和八型a式戈的出土地点及出土数量均明显多于五型d式和八型b式戈，二者之间又有直接的演进关系。当是春秋时期山西青铜戈的主体。
据张颔先生考证，“王子于之用戈”为吴器。吴、越兵器上常见错金鸟书，具鲜明的地区特色。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连年征伐,彼此的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山西居于黄河中游，为晋国辖地。吴国地处长江下游。晋、吴并非毗邻之国，彼此之间又未发生过直接的战争,吴戈岀土于晋地，显然是辗转流传而去。上文提及的“吴叔徒戈”也当属于此种情况。
山西出土的战国青铜戈，绝大部分都可划归八型戈的范畴之内。除延续春秋时期的八型a、b式之外，战国早期又增出c式戈。
八型a式长治分水岭動®%芮城，闻喜邱家庄硕，屯留武家沟®，潞城潞河®出土。芮城M2出土的1件（图四，1）,援上扬，上刃近平，长胡三穿，内上穿呈“T”状。时间为战国早期。屯留武家沟岀土的1件（图四，2）,援上刃内凹，长胡三穿，内上一长方穿。时间为战国中期。
b式长治分水岭®@，长子岀土。长治分水岭M126出土的1件（图四，3）,援短而宽，上刃外弧，长胡三穿，胡铭“口公造戈时间为战国早期。长治分水岭M35:6（图四，4）,援上刃外弧，长胡三穿。时间为战国晚期。
c式内后缘斜刃，长治分水岭⑥®©,芮城顾，潞城潞河出土。长治分水岭M126出土的1件（图四，5）,援上刃外弧，长胡三穿,内后斜刃。芮城出土的1件（图四，6）,援上刃略内凹，长胡三穿，戈上有铭文。时间为战国中期。长治分水岭M14出土的1件（图四，7）,援上刃外弧，长胡三穿，胡侧有五锋。时间为战国晚期。
战国早期，山西青铜戈又岀现一种新类型，本文划分为九型戈。
九型戈长条形援，内作透雕，圆筒形墨。万荣庙前村®出土1件（图四，8）,援中起脊，墨筒中部一圆穿。
八型c式戈，以山西潞城潞河、河北怀来北辛堡®出土者为最早，时间均为战国早期。
北辛堡Ml:56,援细长，上扬，上刃略有弧度，长胡三穿，内后缘斜刃。八型c式戈，援上刃略内凹或外弧，与八型a、b式接近，惟内后缘斜刃，又与a、b式有别，当是自a、b式派生岀的旁支。
八型a式戈的岀土地点和岀土数量均多于八型b、c式，应是山西战国青铜戈的大宗。
九型戈仅在战国早期有少量存在。除山西万荣庙前村之外，河南洛阳中州路。亦曾出土1件，M2719：73,援脊五穿，内作鸟兽合搏的透雕，墨为圆筒形，上部一穿。
战国时期，晋国已解体为韩、赵、魏。三晋的青铜戈，就其形制而言，虽无明显的地区特征，但流行戈上刻铭的作风，记载戈的铸造年代、地点、以及铸造者、主管者的姓名，故易于判明其所属的国别。如芮城岀土的1件八型c式戈，内上铭文曰：“十八年，笛反命点，左工师即，冶口”。简报作者推断，此戈很可能是魏襄王十八年之物，时当战国中期偏晚。
二、青铜矛
山西岀土商代青铜矛的地点，目前见于报道的仅限于灵石旌介®和柳林高红③两处，时间均为商代晚期。灵石旌介的青铜矛数量较多，有25件，形制也较复杂。柳林高红仅有1件。上述青铜矛，可划分为四型。
一型矛身侧刃内凹明显，下部呈弧形内收，中脊隆起，贯通器身，骸基部两侧附对称半圆形环耳。灵石旌介岀土5件，Ml:5（图五，1）,散短于矛身，鎏口呈菱形。
二型矛身呈叶状，矛身起脊。又可分岀2式。
a式矛身呈柳叶形，侧刃弧度较小。柳林高红岀土1件（图五，2）,餃与矛身长度略等，餃中部一穿，崟口呈圆形。
b式矛身侧刃弧度较大。灵石旌介岀土9件，M2:57（图五，3）,散略短于矛身；
1.一型（灵石旌介Ml:5） 2.二型a式（柳林高红）3.二型b式〈灵石旌介M2：57） 4.三型a式（灵石旌介M2:5） 5、6.三型b式（灵石旌介M2：23、M2：15）7.四型（灵石旌介）鎏口呈椭圆形。
三型矛身呈亚腰状，起中脊，矛身基部两侧各有1个穿孔，短餃。灵石旌介共岀±10件。又可分出2式。
a式短餃。灵石旌介M2:5（图五，4） ,鎏口呈菱形。
b式最特短。灵石旌介M2:23（图五，5） ,矛身脊部饰饕餐纹、蕉叶纹和族徽，礬口呈椭圆形。M2:15（图五，6）,叶残，磨损严重，矛身下部饰饕餐纹和垂叶纹。
四型矛身侧刃微内凹，基部分叉，短餃，散侧内凹。灵石旌介出土1件，Ml:6（图五，7）,矛身有凹纹，餃饰十字纹，塞口呈菱形。
商王朝统治中心地区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矛，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矛，骸侧附对称半圆形环耳，矛身又有柳叶形、宽叶形、三角形以及侧刃内凹四种型式。第一类矛的祖型，当为湖北黄陂楼子湾9出土的二里冈期青铜矛。楼子湾M3:8,矛身呈柳叶形，餃短于矛身。散基部两侧附对称半圆形环耳。另外三种型式，其时间均为商代晚期，皆自矛身呈柳叶形青铜矛演进而来。目前，山西仅于灵石旌介发现矛身侧刃内凹的青铜矛一种型式。
第二类矛，散侧无环耳。矛身有呈叶状、亚腰状、矛身基部分叉的三种型式。第二类矛，以河北藁城台酉勤出土的二里冈期青铜矛为最早。M112>8,矛身呈叶状，散下部一圆穿，散末端有箍。矛身呈亚腰状以及矛身基部分叉的两种型式，迟至商代晩期才出现，均自矛身呈叶状的青铜矛演进而来。此三种型式的青铜矛，在山西灵石旌介均有发现。
灵石旌介岀土的25件青铜矛，胶侧附对称半圆形环耳的青铜矛5件，散侧无环耳的青铜矛20件。山西的商代青铜矛是否以后者为主，尚待今后更多的出土资料证实。
山西岀土的西周青铜矛，迄今见于报道的只有洪洞永凝堡歩和芮城柴村®二处，且青铜矛的数量甚少。永凝堡出土的1件青铜矛，矛锋及嵌侧对称环耳均残。时间为西周早期。从发表的照片观察，矛身近似柳叶形，虽与商代的一型矛——矛身侧刃内凹者有所区别，但其散侧有对称双耳，故仍划为一型矛。芮城柴村岀土的1件青铜矛，无图和照片。文称，矛1件，较宽阔，中有圆脊，散有对穿,一侧有一环，圆鎏。时间为西周晩期。本文将其划分为五型矛。
山西出土的一型矛和五型矛在西周王朝统治中心的陕西均有发现。长安张家坡®M87：14,矛身呈柳叶形，餃短于矛身，餃末端有箍，餃基两侧附对称半圆形环耳。时间为西周早期。长安洋西®M204:15,矛身呈长三角形.骸中部两侧附对称半圆形环耳，嵌短于矛身。时间为西周早期。这两件矛均属本文一型矛的范畴。岐山贺家村9M5:8,矛身呈柳叶形，餃短于矛身，嵌基一侧附单环耳。时间为西周早期。芮城出土的青铜矛当与之近似。
山西出土的西周青铜矛，目前公开发表的资料不多，本文无从深入阐述。
山西岀土的春秋青铜矛，有自商代晚期以来延续的二型a式。
二型a式侯马上马勉岀土。侯马上马3号车马坑出土的1件（图六，1）,矛身呈柳叶形，侧刃孤度较小，起脊棱，胶与矛身长度略等，嵌上一对穿，暴口呈圆形。3号车马坑出土的另1件二型a式矛，矛身起三脊棱。时间为春秋早期。
侯马上马嗷还出土2件形制相同的青铜矛（图六，2）,矛身若锥形，骸作箍状，矛身和餃部皆饰相对的兽面纹，餃上一圆穿，筆口呈椭圆形。时间为春秋中、晚之际，本文划分为六型矛。
此外，原平峙峪图出土春秋、战国之际的骸侧无环耳青铜矛2件，矛身形状不明。
山西出土的春秋青铜矛，嵌侧均不见环耳。这与中原地区春秋时期流行的青铜矛作风大体一致。散侧附环耳的青铜矛，在春秋时期多见于长江中下游流域和酉南地区。这种南北方青铜矛明显的地区性差异，在山西也有突出反映。矛身呈叶状的青铜矛，在春秋时期是骸侧不附环耳青铜矛的主要形态。山西的春秋青铜矛与此相符。山西的二型a式矛，春秋早期岀现矛身起三棱的作风，与以前矛身起中脊又有所区别。
侯马上马出土的矛身呈锥形，骸作箍状的六型矛，在中原其它地区尚未见到。安徽寿县。出土1件，时间为春秋晩期。
山西岀土的战国青铜矛仍有二型a式。长治分水岭®®動，芮城。，潞城县潞河出土。长治分水岭M269岀土的2件，形式相同（图七，1）,矛身柳叶形，起三棱，敬略长于矛身，下侧有小穿孔。时间为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
战国时期，山西又出现了七、八、九三种新型式。
七型矛身侧刃双曲，短胶。又可分出2式。
a式矛身基部一侧有矩，另
侧有刺，锻甚短。长治分水岭M126®岀土的1件（图七，2）,矛身起脊，下部一穿，臺口呈圆形。时间为战国早期。
b式矛身侧刃无矩、刺，短餃。潞城县潞河，长治分水岭醵出土。潞城县潞河M7:114（图七；3）,矛身起脊，散上端一穿，暴口呈圆形。时间为战国早期。
八型体窄长，侧刃上端略有弧度，下段近直。长治分水岭®M21:3（图七，4）,下端一穿，鎏口呈长方型。时间为战国晚期。
九型锋呈圭状，侧刃近直，餃特短。长治分水岭®M35:61岀土（图七，5）。时间为战国晚期。
晋东南的长治一带，为韩国辖地，曾一度为赵、魏所侵占。长治分水岭韩国墓地自春秋晚期延续至战国晚期。现已发掘三十余座墓葬，出土器物十分丰富，其中包括许多青铜戈、矛。山西出土的战国青铜矛的各种型式，在长治分水岭几乎都有发现，除二型a式矛6件之外，还有七型a式矛1件，b式矛13件；八型矛1件；九型矛8件。邻近长治的潞城县潞河也出土七型b式矛1件。此外，河北邯郸百家村的赵国墓地出土过1件七型b式矛，河南辉县赵国魏国墓地出土七型a、b式矛各1件。
七型a、b式矛，矛身侧刃皆双曲，短散，a式矛更有矩、刺。二者始岀时间皆为战国早期，均为二型叶状矛派生的旁支。这二种型式，在中原其它地区尚属少见，当是三晋兵器的特色，由此，亦可知三晋关系之密切。
长治分水岭岀土的八、九型矛，是韩国青铜矛区别于赵、魏青铜矛的独特型式。八型矛，矛身窄长无餃。九型矛，矛身呈圭状,餃特短。这两型矛当是典型的韩国兵器。
三、戟
矛为刺兵，戈为勾兵，多单独使用。也有少数矛与戈结合，组成联装戟。
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晚期墓M35,岀土2件戟。M35:5（图六，3）,矛为七型b式，矛身侧刃双曲，短餃，崟口呈圆形。戈为八型b式，援上刃外弧，长胡四穿。M35:6（图六，4）,矛为二型a式，矛身呈柳叶形，三棱脊。戈为八型c式，援上刃外弧，下刃前段斜直，后段内曲，长胡三穿，内后斜刃。
目前所知的联装戟，以春秋晚期者为最早。安徽舒城九里墩虺和江苏六合程桥①岀土。安徽舒城九里墩的戟，矛身斜刃，起中脊，短散，矛身与餃间有箍，箍与餃下端皆有花纹；戈为八型a式，援上刃近平。江苏六合程桥的戟，矛近二型a式，矛身呈柳叶形，餃下端一穿，戈为八型b式,援上刃外弧,长胡三穿。
战国时期联装戟的形制繁杂。三晋的联装戟自有特色。除山西外，三晋辖地内还有联装戟出土。河南辉县赵国魏国墓区出土的戟（1:24）,河北邯郸百家村赵国墓出土的戟（57：37）,矛刺均为七型b式，矛身侧刃双曲，戈皆为本文的八型c式，戈援外弧，长胡三穿或四穿，内后缘斜刃。由此可见，以七型b式矛为刺的联装戟，是三晋联装戟共有的地区特征。
此外，河南汲县山彪镇魏国墓地出土的戟、矛（1：7）,矛身柳叶形，类似二型a式矛、戈（1：5）,援上刃外弧，长胡三穿，内后缘斜刃，又属八型c式戈。与长治分水岭M35：6戟的组合相同。
三晋联装戟的组合，或大同小异，或有明显的地区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晋青铜兵器的风格。
四、结语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流域，与黄河中、下游流域的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关系密切。通过对山西出土青铜戈、矛的分析，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岀中原地区不同时代青铜戈、矛的作风以及发展演进的趋向。
总的来说，山西青铜戈、矛与中原诸省青铜戈、矛的形制大同小异。绝大部分青铜戈、矛在中原诸省可寻到相应的形式，并可追根溯源。这对于探索中国古代青铜戈、矛的传播和分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原地区青铜戈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商代青铜戈以无胡戈为主。西周、春秋流行援上刃与内上缘平行或在同一水平线的有胡戈。战国居于统治地位的是援上扬的有胡戈。山西青铜戈的发展过程与此大体一致。
中原的青铜矛，在商代，侧附对称环耳和无环耳者并行。西周多见侧附对称环耳或一侧附单环耳者。春秋、战国时期则主要流行侧无环耳的青铜矛。山西青铜矛的发展过程亦与此相近。
差异主要表现在，山西青铜戈、矛的某些型式在中原诸省少见，或为山西所特有;部分青铜戈、矛的作风具有一定的地区色彩，尤其是三晋青铜矛的时代和地区特色更为鲜明。
值得注意的是，在商代晚期于中原诸省有一定数量的内上无穿的直内有胡戈，在山西迟至西周早期才开始出现。另外，中国古代青铜戈始见于二里头文化三期，青铜矛始出于二里冈期文化，而现有山西青铜戈、矛的资料却以商代晚期为最早。这究竟是确凿的客观事实，还是工作中遗有缺环，尚待今后考古发掘提供新资料加以验证。
山西出土的青铜戈、矛，是山西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山西青铜戈、矛的研究，加深了对山西青铜文化面貌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