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8《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 外力、军阀与革命 所希望于劳工会的
目录
第一卷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九三七年六月）
1、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
2、给蔡和森的信
3、所希望于劳工会的
4、更宜注意的问题
5、外力、军阀与革命
6、《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
7、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
8、《政治周报》发刊理由
9、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
10、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
11、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12、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13、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
14、土地法
15、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
16、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
1、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二日)
一
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2]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3]诸人。
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4]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二
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
1.社会政策[5]；
2.社会民主主义[6]；
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7])；
5.无政府主义[8]。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刊印。
【注释】
[1]这是标志着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道路的一篇发言。新民学会长沙会员新年大会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三日举行，热烈讨论了一九二○年七月新民学会旅法会员在法国蒙达尔尼会议上提出的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以及改造的方法、目的等问题。本篇一是毛泽东一月一日的发言，本篇二是毛泽东一月二日的发言。
[2]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九二○年八月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进行建党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当时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革命论，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
[3]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广东新会人。戊戌维新运动的重要活动家。辛亥革命后组织进步党，一九一六年该党演变为研究系，他是首领。张东荪（一八八六——一九七三），浙江杭州人。研究系的主要成员，当时任《时事新报》和《改造》杂志主编。一九二○年十一月，张东荪、梁启超等挑起了一次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因而否认中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反对在中国宣传社会主义，主张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并宣称可以通过立法和社会监督以及发展各种“协社”来“矫正”资本主义的弊病。他们的这种主张，受到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
[4]启民，即陈启民，名陈书农（一八九八——一九七○），湖南长沙人。新民学会会员，当时在长沙周南女校教书。
[5]社会政策，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一种社会改良主义，后流行于欧美以及日本，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社会政策的提倡者主张阶级协调，由国家或其他社会力量制订劳动法规，实行社会保险，成立工人组织，兴办福利、救济事业等等，来维护资本主义经济。
[6]社会民主主义，指二十世纪初期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它反对无产阶级实行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无产阶级走议会道路，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和阶级调和。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也曾有极少数人宣传过这种主义。
[7]罗素（一八七二——一九七○），英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早年加入英国费边社和工党，后又信仰过基尔特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后，曾到俄国考察。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来中国讲学，先后在北京、长沙等地演说。在这些演说中，他表示相信“共产主义是一种好学说”，主张用“循序渐进的方法来实行”，不赞成“阶级战争”和“平民专制”，认为中国首要的事情是兴办教育和发展实业。罗素的主张在当时中国学术思想界有相当影响。
[8]无政府主义，是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于欧洲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它否认任何国家和政权，否认任何权力和权威，鼓吹绝对自由、极端民主，主张建立一个“无命令、无权力、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五四运动前后，这种思潮在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工人中曾经有过较大影响。
2、给蔡和森的信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和森兄:
来信[2]于年底始由子升[3]转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另一种人，不是故为曲说以冀苟且偷安，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4]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5]，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详情后报。
弟 泽东
十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城南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蔡和森（一八九五——一九三一），湖南湘乡永丰镇（今属双峰县）人。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
[2]指蔡和森托萧子升从法国带回的一九二○年九月十六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进一步阐述他对组织共产党等问题的意见。
[3]子升，即萧子升（一八九四——一九七六），湖南湘乡人。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一九一九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年冬由巴黎回到北京，当时毛泽东已回长沙。
[4]陈仲甫，即陈独秀，见本卷第2页注[2]。
[5]《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于一九二○年十一月创办的刊物。
3、所希望于劳工会的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劳工会现在已周年了，我同情于劳工会也一周年了。为什么独同情于劳工会?劳工神圣，一切东西都是劳工做出来的，劳工会是劳工的团结体，谁也应该同情的。劳工会这一年来的艰难缔造，在湖南劳动运动史上已写完了头一叶，现在要开始写第二叶了。我愿这第二叶上写的要大不同于第一叶:材料更丰富，意义更新鲜，章法、组织更美备。因此我就要本我思虑所及，贡献几个希望条件:
(一)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是宗旨所在，希望劳工会诸君特别注意的。
(二)组织上宜一依西洋工会组织，由代表会议产生相当名额之委员付与全权组织委员会执行会务。旧的行会式的组织固然要不得，职员太多、分部太繁、权力太分也要不得。
(三)工会是工人组织的，所以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更进则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现在不能遽言及此。我以为无论如何第一步要办到凡入会的工人每人必出至低限度的月捐，少至一个铜元都可；第二步办到自己养活工会。这一点很要紧，望劳工会诸君注意。
我所希望的就只这三项。最后我要向工友们简单地说几句话，当一杯酒，热一热诸君的肚子:
不劳动的不得食!
劳动者获得罢工权利!
劳工神圣!
各尽所能，各取所值!
全世界都是劳动者的!
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
根据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劳工周刊》湖南劳工会周年纪念特刊号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湖南劳工会刊物《劳工周刊》上发表的文章。湖南劳工会是黄爱、庞人铨等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长沙成立的，初创时受到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影响，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下旬改组，接受了毛泽东在本文中提出的建议。
4、更宜注意的问题
(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
自治省的湖南，以全民政治相号召的湖南，若全然撇开劳工，岂非笑话?如说劳工不应该撇开，那末，这个劳工仅有的“五一”纪念日，至少也值得大家一注意吧!
大家注意，就请注意到劳工的三件事:一、劳工的生存权，二、劳工的劳动权，三、劳工的劳动全收权。
除开那些重利盘剥的人，坐拥遗产的人和挟资经营产业的人以外，大概都是用手或用脑做事的劳工。这些劳工从他们身上所产生一面他们自己恃以得食一面资本家又恃以获利的唯一东西的“劳力”，一定靠着一件东西，就是工人本身的“生存”。不能“生存”，自然就不能有“劳力”。这样的结果，工人自然得一个“死”字，但资本家又岂能独得一个“生”字?依这个理’由，所以准备做十八岁以上的大劳工的那些十八岁以下的小劳工，不可不予以相当的食物使保存生命，慢慢有力可卖，这实在是聪明的资本家应该注意的。在世上卖过力的劳工，当他到了六十岁以上力卖尽了再不能卖力的时候，依照秋天的草木也可以得点雨露尽其天年的例，也应该使这些劳工尽其天年。依这个理由，那些六十以上不能卖力的人，应该给与他一点救命的食物。一个人在“老”“少”两段不能做工的时候应该都有一种取得保存他生命的食物的权利，这就是生存权。
一个人在十八以上六十以下有气有力的时候，除开他自己发懒不做工可以让他饿死不算数外，在理都应该把工给他们做，工人就有种要求做工的权利。若是工人有力而社会无事可以买他的力事实上工人不得不“赋闲”时，社会就应该本着罪不在工人的理由而给与他们平常的工资，这就是劳动权。
工人做的东西应该完全归工人自己，这就是劳动全收权。
劳动全收权自然是共产主义实行以后的事，这无论怎么样聪明的资本家也不会注意的。但也不要太忽略了，因为这实是世界上已经有了的一个大潮流。若生存权和劳动权，并不违背资本家的利益，实在值得大家注意。
大家注意生存权，就请注意湖南现在有多少人要饿死?大家注意劳动权，就请注意湖南现在有多少人失业?
“五一”这个纪念是八时间工制运动的纪念。这种运动的目的在缩短工作时间以求娱乐教育，这是“能生存”而且“得了业”的人的要求，能生存而且得了业的人自然应该进而要求八时间制。至于那些不能生存的人失业的人，问题则在如何使之生存与得业，在现时的湖南我愿大家特别注重在这里。省宪法虽则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这几点!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实际抛弃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工!但这些问题是已经有了的，而且是必要解决的，无论大家怎样不注意，这些问题有一日自然会引起大家的注意!“殷鉴不远”，俄罗斯的资本阶级、贵族阶级就是个榜样，他们现在是已经悔之不及了!
根据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湖南《大公报》刊印。
5、外力、军阀与革命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
中国的统一到底能实现吗?除开张绍曾[1]等一班妄人，谁都晓得在最近期间内是不能的。因为国内各派势力在现在是无法使他们统一。统一当然不是混和，所以现在 什么“各省会议”，“国事协议会”，下至什么派遣代表和各派首领磋商，无非是些空话空事。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2]，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3]。胡适、黄炎培[4]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聂云台、穆藕初[5]等新兴的商人派也属于这派。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6](目前奉、皖虽和国民党合作，但这是不能久的，他们终久是最反动的东西)。三派之中，前二派在稍后的一个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所以以后中国政治的形势将成为下式:一方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个期内，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政治更发黑暗，财政更发紊乱，军队更发增多，实业教育更发停滞，压迫人民的办法更发厉害。质言之:民主的脸面更发抓破，完全实施封建的反动政治，这样的期会要有十年八年都说不定。
何以知道必然是这样呢?你看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形势是何等的反动!他们现在是协调着步骤来侵略中国。他们的步骤以先是不协调的，经华盛顿会议[7]一番商量便协调了。虽然他们的协调终久是要破坏的，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他们为补偿前次大战的亏失及蓄养下次大战的精力，是断然要取协调主义的。美国的门户开放主义[8]居然能通过在中国拥有势力范围的英、法、日，就是明显的证据。中国的分裂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是不利的；但由民主派统一中国，较之民主、军阀两派混乱中国，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更不利；只有由反动政治完全霸占中国于他们就最利。这是目前及最近将来中国必仍然是反动军阀的天下的第一理由。从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看，中国现在是最便利于军阀统治的。白狼、老洋人[9]可以在河南一带啸聚数万人扰乱数省；人民百分之九十几未受教育；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稍有点可怜的工商业外，全部都属于农业经济生活；人民的组织，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应乎他们经济的情形有一点微弱的组织，像工商、教职员、学生等团体外，几乎全是家族的农村的手工业的自足组织；蒙古、新疆、青海、西藏、陕西、甘肃、四川、贵州、广西各地至今无一寸铁路；全国无一个有三十万确实党员的政党；全国无一家销到二三十万份的报纸；全国无一种销到两三万份的杂志；而中国全体有人口四万万，有土地三千余万方里:试问在这种社会经济情形下军阀不来统治，还有谁可以来统治?这是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的第二理由。
我们从内外政治经济的情势上，可以断定中国目前及最近之将来，必然是反动军阀支配的天下。这个期内是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是必然成功一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的。但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一面西南各省终不能为北方统一，虽然也不免是些小军阀，但终究还是革命分子存匿之地。这个期内，民主派分子是一天一天增加，组织一天一天强固。结果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中国的民主独立政治在这个时期才算完成。
我们只知道现在是混乱时代，断不是和平统一时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动更混乱的；但这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独立的圣药，大家不可不知道。
根据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新时代》创刊号刊印。
【注释】
[1]张绍曾（一八七九——一九二八），河北大城人。当时任北洋军阀政府国务总理，曾主张迎孙中山进北京协商南北统一。
[2]进步党，一九一三年五月由民主党、共和党等合并组成，拥戴袁世凯，同国会中占多数席位的国民党相对抗。一九一三年九月，该党熊希龄出任内阁总理。一九一三年和一九一四年，袁世凯先后宣布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后该党自行瓦解。
[3]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国会。原进步党首领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宪法研究会，以研究宪法相标榜，被称为研究系。上海《时事新报》、北京《晨报》当时为其机关报。
[4]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安徽绩溪人。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一九二二年提出“好人政府”，主张组织“宪政的政府”，实行“有计划的政治”。黄炎培（一八七八——一九六五），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人。一九○五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一九一七年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任办事部主任，主张“使无产者有业，使有产者乐业”，提倡手脑并用，注意实践。
[5]聂云台（一八八○——一九五三），湖南衡山人。清末继承其父聂缉椝的事业，任复泰公司经理、恒丰纺织新局总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创建吴淞大中华纱厂，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一九二○年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和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穆藕初（一八七六——一九四三），上海市人。先后创办了上海德大纱厂、厚生纱厂、郑州豫丰纱厂、中华劝工银行，担任经理或总经理。一九二二年赴檀香山出席太平洋商务会议，任首席代表。后任国民党政府工商部次长。
[6]直、奉、皖是北洋军阀的三大派系。直系先后以冯国璋、曹锟、吴佩孚为首领，得到英、美的支持。奉系是以张作霖为代表的奉天省（今辽宁省）军阀集团，一九一九年在日本支持下，控制整个东北。皖系是以段祺瑞、徐树铮为代表的安徽省籍军阀集团，投靠日本。
[7]华盛顿会议，指美、英、日、法、意、中、荷、比、葡九国代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至次年二月六日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会议，会议签订了《九国公约》，规定“中国门户开放”，列强在华利益“机会均等”等共同侵略中国的原则。
[8]一八九九年九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在分别致送英、法、德、日、意、俄的照会中首次提出：美国承认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美国也要在一切“势力范围”内取得通商自由，享受低税率和一切特权利益。一九○○年七月三日海约翰再度照会六国政府，主张把门户开放政策应用到“中国一切地方去”，以分沾侵略利益，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共有的半殖民地。后来，美国利用“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作为它排挤其他帝国主义势力、独霸中国的外交手段。
[9]白狼，即白朗，人名。一九一二年在豫西聚众反对袁世凯的统治。一九一三年夏，响应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进军豫鄂皖边境，于一九一四年改称“公民讨贼军”。老洋人，一说为李鸣盛，一说为张庆，又名张国信。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老洋人率万余人联合一部分赵倜旧部在豫西起事，称建国军援豫军。
6、《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本党广东省代表大会开会，发行日刊，应有发刊词。
本党自同盟会以至中国国民党历二十年，而有去年一月之改组；自辛亥革命垂成而败历十四年，而有现在之领导全国国民反帝国主义反军阀之革命；至于今日，于全国各地惨遭帝国主义屠杀声中，于反动军阀高压爱国运动声中，于东江炮火声中，而有广东全省代表大会之召集。这些都不是个人主观的突现或一时事变的偶然，这些都是察观环境的必然，和历史事实的推进。我们从去年一月全国大会中得到了正确的革命策略。从去年到今年两年来全国高潮的反帝国主义反军阀运动中，由执行我们的正确的革命策略得到了宣传、组织和那遇敌攻守的经验。于这次广东全省代表大会中我们将得到什么?
我们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应乎中国被外力、军阀、买办、地主阶级重重压迫的客观环境，为我们定下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的伟大领袖虽死，革命的三民主义不死。怎样使革命的三民主义在广东实现，乃是广东同志的唯一工作。
我们的已故领袖孙中山先生看清楚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于是定下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又看清楚帝国主义借以剥削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是军阀、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又定下了革命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广东的同志，在反抗帝国主义(沙面罢工、省港罢工)，反抗军阀(打倒陈、林[2]、打倒杨、刘[3])，反抗大商买办阶级(镇压商团事件)，反抗地主阶级(海丰、广宁、顺德、宝安……各县农民与地主阶级的苦斗)各次很大的运动中，都做了人民的领导。在这些反抗运动中间，得到了二十万有组织的工人，五十万有组织的农人，和数万有训练的军队，还有许多爱国的商人、学生都到了本党旗帜之下，为本党在南方定下了一个革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建设了指挥全国革命运动的国民政府。在各次运动中，虽然有许多外省同志之参加，然广东同志实做了最大的努力。
广东是与英国帝国主义紧邻的地方，是陈、林、邓本殷[4]等落魄军阀狡然思逞的地方，是陈廉伯[5]等大商买办阶级集中的地方，而且是地主阶级勾结帝国主义、军阀严重剥削压迫农民的地方。怎样检查以前的工作，规定以后的方法，产生有力量的全省最高指挥机关，用以发展各界人民的组织，尤其是发展那占广东全人口百分之八十即二千数百万的农民大群众的组织，以保障而且扩大我们的胜利，使三民主义完全实现于广东，乃是广东全省代表大会的责任。
打倒英国帝国主义!
打倒陈炯明，肃清一切反革命!
打倒危害广东的买办阶级!
打倒勾结帝国主义、军阀惨杀农民的地主阶级!
革命的三民主义万岁!
根据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日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刊印。
【注释】
[1]指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在广州召开。
[2]陈，指陈炯明（一八七八——一九三三），广东海丰人。一九一一年参加辛亥革命，被推为广东副都督，后任都督。一九二○年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一九二二年六月，勾结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背叛孙中山。一九二五年所部被广东革命军消灭。林，指林虎（一八八七——一九六○），广西陆川人。一九一二年三月任江西陆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一九二二年冬受陈炯明委托，到湖南联络赵恒惕，推行联省自治。一九二三年三月被北洋军阀政府任命为广东潮梅护军使兼粤军总指挥，一九二四年五月被任命为广东督办。
[3]杨，指杨希闵（一八八六——一九六七），云南宾川人。当时是盘据在广东的滇系军阀。刘，指刘震寰（一八九○——一九七二），广西柳州人。当时是盘据在广东的桂系军阀。
[4]邓本殷（？——一九二六），广东防城（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陈炯明的部属，曾盘据广东廉州（今合浦）、雷州（今海康）等地。
[5]陈廉伯（一八八四——一九四五），广东南海人。英国汇丰银行广东分行买办。一九一九年任广东商团团长。一九二四年秋，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商团武装叛乱，遭革命力量镇压后逃往香港。
7、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注意
(一)国内会员以本年九月三十日为填缴调查表截止期；
国外会员以本年十月三十一日为填缴调查表截止期。逾期不缴者即照本届年会议决案第四条办理，取消其会员资格。
(二)答案务请缮写清楚措辞明确，否则发生误会，应由本人负责。
(三)调查表正副两张:一备付印；一备保存。均请按式填缴，由邮局双挂号寄交南京网巾市六号黄仲苏收转。姓毛名泽东号润之省湖南县湘潭最近通信地址广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永久通信地址长沙文化书社问题请逐条答复
(一)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主义
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
(二)对于本会会务之改进究抱何种态度
会员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点，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
(三)入会以后之经历请简明告知
(甲)学业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
(乙)事业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
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一月廿一日
此纸本日由长沙转到
根据毛泽东填写的调查表原件刊印。
【注释】
[1]本篇文内用仿体字排印的为调查表原有的，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一九一九年七月在北京成立。毛泽东于一九二○年一月参加该学会。学会出版有《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等刊物。会员成分复杂，有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及国家主义者。一九二五年学会作出改组决议，并发调查表征求会员对学会宗旨和改进会务的意见，后因意见不统一，改组无法进行而停止活动。
8、《政治周报》发刊理由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
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2]、研究系[3]、联治派[4]、国家主义派[5]等一切反动政派。这些敌人，跟着我们革命势力的发展而增强对于我们的压迫，调动他们所有的力量企图消灭我们。他们有外国及本国的海军、陆军和警察，有国际的广大宣传机关(路透社等)，有全国的报纸和学校。他们之间虽因利害不同时起冲突，说到对于我们，却无一怀着好意。
我们在广东的工作，在扫平杨、刘[6]，肃清郑、莫[7]以后，划然开一新时代。广州市上实现了十四年来未有的太平；人民确实得到了集会、结社、言论、罢工自由；东征军不曾拉夫；废除了广州市场的赌博；全省军政统一；财政亦逐渐集中；病民苛税已有一部革除，其余部亦定下了革除的步骤；民政、司法、教育、交通机关均确立了改革政策；北江、东江、南路反革命余孽以次肃清；坚持罢工，大规模封锁香港，以拥护爱国工人运动。我们并不隐讳我们的缺陷，我们不是说广东业已改造——广东之改造确还刚在开始，还有许多扰乱治安的土匪，还有许多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民政、财政、司法、教育、交通诸端内幕积弊还有许多未尽除去，我们不是说这些缺陷都没有了。我们是说我们已有了一个革命的权力，已有了一个肃清土匪的机会，已有了一个与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作战的力量，民政、财政、司法、教育、交通诸端已可开始刷新的工作。总而言之，我们已有了一个革命的基础。凡所施为，一本孙中山先生革命策略，昭昭在人耳目，而香港英帝国主义，陈炯明[8]、邓本殷[9]等一班反革命余孽，无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不免一齐向我们发抖。彼辈怨愤之余，凡所以咒诅诬蔑中伤我们者，无所不用其极。京津沪汉各地反革命派宣传机关，惶然起哄，肆其恶嘴毒舌，凡所以咒诅诬蔑中伤我们者，亦无所不用其极。全国国民尤其是北方及长江各地各界人民，所在被其迷惑，对于广东真相，完全隔绝。乃至同志之间，亦不免发生疑虑。即无疑虑分子亦无由根据事实以为切实的辨正。“内哄”、“共产”等等名词到处流传，好像广东真变成了地狱。
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派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
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
《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
接受我们对于革命工作的忠实报告，全国革命的民众起来!
根据新华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政治周报》创刊写的发刊词。《政治周报》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刊物，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创刊于广州。毛泽东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兼该刊主编。
[2]安福系，是北洋军阀皖系操纵的政客集团。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控制了北洋政府。一九一八年，皖系政客徐树铮、王揖唐等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俱乐部，进行政治活动，控制国会，被称为“安福系”。一九二六年段祺瑞垮台，安福系瓦解。
[3]研究系，参见本卷第13页注[3]。
[4]联治派，即“联省自治派”。北洋军阀统治期间，部分军阀政客为保持地方割据，并反对民主革命，而提出联省自治的反动主张。
[5]国家主义派，指中国青年党（当时的公开名称是“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一些反动政客。他们投靠帝国主义和当权的反动派，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苏联。
[6]杨、刘，指杨希闵、刘震寰。见本卷第17页注[3]。
[7]郑、莫，指郑润琦、莫雄，是广东的小军阀。一九二五年他们所部被广东革命军消灭。
[8]陈炯明，见本卷第17页注[2]。
[9]邓本殷，见本卷第17页注[4]。
9、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
(一九二五年冬)
有些人说:国民党现在又分离出去一个右派，这是党里左派分子的操切，这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国民革命的不幸。这个意见是不对的。半殖民地中国的国民革命政党，在今日应有这个分裂。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们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的事。要知道这个理由，只要一看近代的时局，只要一看从兴中会到现在的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就可以完全明白。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中期欧、美、日本资产阶级反抗封建贵族阶级的民主革命，与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合作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官僚、军阀、买办、地主阶级的国民革命，性质完全不同。不但如此，辛亥年的革命，与现在的革命，性质也不相同。前代英、法、德、美、日本各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对象是国内的封建贵族；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其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乃当时资产阶级用以笼络欺骗小资产、半无产、无产阶级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其结果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建设了国家主义的国家；其终极是发展了全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造成了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大资产阶级是附属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阶级是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实际革命的乃小资产、半无产、无产这三个阶级成立的一个革命的联合。其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其所号召的民权民生主义并不是某一阶级笼络欺骗某一阶级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而是各革命阶级一种共同的政治经济要求，由他们的代表者(孙中山先生)列为他们政党的纲领；其结果是要达到建设各革命民众统治的国家；其终极是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即孙先生所主张的人类平等、世界大同)。再看辛亥年的革命与目前的革命不同之点。辛亥年的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然因当时多数党员还没有看清此点，黄兴、章炳麟、宋教仁[1]等一班右倾的领袖们只知道国内清朝贵族阶级是敌人，革命的口号变成简单的“排满”，党的组织和内容是极其简单，作战的队伍是极其孤弱。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有组织的工农群众；当时国内还没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国际的局面是几个强国霸占了全世界，只有压迫阶级反革命的联合，没有被压迫阶级革命的联合，只有资产阶级的国家，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因此中国当时的革命没有国际的援助。现在的局面与辛亥年完全两样:革命的目标已转换到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党的组织逐渐严密完备起来，因为加入了工农阶级的分子，同时工农阶级形成了一个社会的势力；已经有了共产党；在国际又突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苏俄和一个被压迫阶级革命联合的第三国际，做了中国革命有力的后援。以此之故，在辛亥年参加革命的人，现在只剩下了少数革命意志强固的还主张革命，大多数都因为畏惧现在的革命把革命事业放弃了，或者跑向反革命队伍里同着现在的国民党作对。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我们要完全明白这分裂的原因，还要看本党从兴中会以来本党党员的社会阶级的属性。我们知道领袖农村无产阶级向清朝贵族及地主阶级作农民革命的洪秀全，乃孙中山先生最初革命思想的渊泉。兴中会的组织，完全是收集游民无产阶级的会党。
同盟会的组织，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工人，一部分是内地的会党，另一部分则为小地主子弟出身的留学生、小地主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及自耕农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总之同盟会的成分，乃无产阶级(会党)、半无产阶级(侨工)、小资产阶级(一部分内地学生)、中产阶级(留学生及一部分内地学生)这四个阶级的集合体。此时领袖中国大地主阶级的康有为派保皇党[2]，与领袖中国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孙中山派同盟会，成了对抗。辛亥革命初成，同盟会中代表小地主的一派即不赞成孙先生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见之于实行，结果解散革命的同盟会，改组不敢革命的“国民党”，并合了许多代表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政团，使小地主阶级在国民党中成了绝对多数的支配者。虽然此时与代表大地主阶级的进步党(进步党为清末谘议局化身，谘议局乃各省大地主机关，与现今各省省议会之为大地主机关完全一样)还是立于对抗地位，但革命性几乎没有了。孙先生因此大愤，决志改组中华革命党，毅然提出“革命”二字做了党的名称，不惜与小地主阶级领袖黄兴等分裂，以保持革命的正统。黄兴一派小地主领袖们为了怕革命不肯加入中华革命党，脱离了孙先生之后，另外成立了欧事研究会[3]。不久加以扩张，招引许多大小地主加入，成立了政学会。我们只要看政学会中人几乎无一个不是地主阶级，即可知道他们何以必须脱离孙先生，何以必须放弃革命，何以渐渐与代表大地主阶级由进步党蜕化而成的研究系相视莫逆，何以到近年竟组成了联治派(联治派乃南方各省地主阶级近四年来欲组织而未成形的政党)，拥护赵恒惕、陈炯明、唐继尧、熊克武[4]把持西南各省的政权，以省议会县议会及团防局的武装为其工具，向农村中自耕农、佃农、雇农，都市中工人、学生、小商施行极大的压迫，完全站入反革命地位。中华革命党改成中国国民党时，又加入一批中产阶级的非革命派，此时而且有一部分代表买办阶级的分子混了进来，他们站在党的支配地位，孙先生及少数革命派领袖拿了仍不能革命。乃于去年一月毅然召集第一次党的全国大会，明白决定拥护工农阶级的利益，从工农阶级中扩张国民党的组织，并且容纳共产派分子入党。当去年一月孙先生在广州长堤亚洲酒店招宴全国大会代表时，茅祖权[5]起持异议，反对容纳共产党分子。孙先生起立作长篇之演说，谓二十年以来，党员总是阻挠我革命，总是丢掉民生主义，跟随我的很多，但总是想打他自己的主意，真正跟我来革命的，如汪精卫先生一样的人不出二十个，今日还要阻挠我容纳革命的青年!到了第一次全国大会的人，都听见孙先生的话。然而此举首先得罪了代表买办阶级的领袖们，冯自由、马素等首先与帝国主义、军阀勾结，脱离了国民党，另外组织同志俱乐部。国民党左派两年来在广东的工作，为了拥护工人的团结与罢工，得罪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为了拥护农民的团结与减租，得罪了地主阶级；为了保持革命根据地，用严厉手段对付反动派，得罪了帝国主义工具买办、地主阶级的代表魏邦平、陈炯明、熊克武一班人。于是又激动了一班新右派，他们已在北京开会，图谋脱离左派领袖的国民党，另外组织右派的国民党。惟闻在北京的会议[6]中，代表小地主及华资工商资产阶级的一派与代表买办阶级的一派意见不合，前一派有会议未终即离京南下之说。我们觉得这种现象也是必然的。
中国现在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一面是帝国主义为领袖，统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组织反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一面是革命的国民党为领袖，统率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苦力、雇农、游民无产阶级)组织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那些站其中间的中产阶级(小地主、小银行家及钱庄主、国货商、华资工厂主)，其欲望本系欲达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为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的压迫使他们不能发展，故需要革命。然因现在的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猛勇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他们对之不免发生恐惧，又怀疑各阶级合作的革命。
中国的中产阶级(除开其左翼即中产阶级中历史和环境都有特别情况的人，可与其余阶级合作革命，但人数不多)，到现在还在梦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还在梦想国家主义之实现，还在梦想由中产阶级一阶级领袖、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独立”的革命，还在梦想其自身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发展成壮大的资产阶级，建设一个一阶级独裁的国家。他们革命的出发点，与其余阶级革命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发财，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救苦；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并且使将来永无压迫自己的人。这班中产阶级“独立”革命派(小地主出身的最多)，现在还在冒了孙先生的牌，说孙先生的“主义”、“遗教”是代表了他们。其实孙先生绝非如此。孙先生的主义、遗教，绝对是为了“救苦”，绝对不是为了“发财”；绝对是使人类从压迫阶级解放出来，绝对不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无论将孙先生的主义、遗教如何曲解，这个意义绝对不能变动。他们介在革命派反革命派之间，自以为可以独立革命，其实没有这回事。他们疑忌工农阶级之兴起，他们疑忌国内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之援助，他们丢弃了群众，丢弃了帮手，在二十世纪半殖民地内外强力高压的中国，决没有做成革命的道理。在人数上说，四万万人中，买办、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至多每四百个人里头有一个(四百分之一)，计一百万人。小地主、国货工商业家等中产阶级，大约每百个人里头有一个(百分之一)，即四百万人。此外的数目都属其余的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等小资产阶级约占一万万五千万；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等半无产阶级人数最多约占二万万；产业工人、都市苦力、雇农、游民等完全的无产阶级约占四千五百万。依此分析，则中国为了救苦为了自求解放的革命民众有多少呢?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占百分之九八点七五。其敌人有多少呢?有一百万，占百分之零点二五。中间派有多少呢?有四百万，占百分之一。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可以毫不犹疑地断定: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他们的分裂，是基于他们的阶级性，是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使他们不得不分裂，并不是为了什么左派的操切。所谓左派(所谓左派，是指国民党的左派，并非指共产党，共产党党员在国民党内乃共产派，不是国民党左派)的操切，就是扫平杨、刘[7]，扫平郑、莫[8]，扫平东江、南路、北江给了陈炯明、邓本殷、熊克武以大打击，坚持省港罢工给了英国帝国主义以大打击这些革命的工作；然而这也是基于革命派的阶级性，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不得不奋斗，不得不革命，奋斗和革命乃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并不是什么操切不操切。像这样紧迫的时局，不但无弛缓希望，而且将继续紧迫。我们料到在不远的将来情况之下，中间派只有两条路走: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其左翼有此可能)，万万没有第三条路。而在现在，他们留在国民党内，实在是汪精卫先生所说的“假革命派”，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为了他们的分出去，为了他们对于革命派(左派)的反动和攻击，革命派将因此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结。所以我们现在到处可以听得见的口号，几乎都是这样的一句:“全国革命派团结起来!”
根据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政治周报》第四期刊印。
【注释】
[1]黄兴（一八七四——一九一六），湖南善化（今属长沙县）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重要领袖。一九○五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任执行部庶务，曾直接领导多次反清的武装起义。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后，任湖北军政府战时总司令、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时任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去日本。一九一四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黄兴未参加，转赴美国。章炳麟，即章太炎（一八六九一一一九三六），浙江余杭人。一九○六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顾问等职。一九二四年后逐渐脱离民主革命运动，专门从事讲学。宋教仁（一八八二——一九一三），湖南桃源人。一九○五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一九一二年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任理事、代理理事长。一九一三年三月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暗杀。
[2]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于一八九九年在加拿大组织保救大清皇帝会，简称保皇会，自任会长。其宗旨是保救光绪，实行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
[3]欧事研究会，是民国初年建立的政治团体。一九一四年七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召集一部分国民党党员组成中华革命党。另一部分党员同孙中山意见分歧，另组欧事研究会，参加者有李烈钧、熊克武、钮永建等百数十人。黄兴虽已赴美，仍列名其间，会员隐以他为首领。该会反对以急进的革命手段对待袁世凯，而主张缓进。后改名政学会。在袁世凯公开进行复辟帝制活动时，亦参加反袁联合战线。
[4]赵恒惕（一八八○——一九七一），湖南衡山人。曾任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省长。陈炯明，见本卷第17页注[2]。唐继尧（一八八三——一九二七），云南会泽人。曾任云南省督军、省长。熊克武（一八八五——一九七○），四川井研人。曾任四川讨贼军总司令。
[5]茅祖权（一八八三——一九五二），江苏海门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6]指国民党右派邹鲁、谢持、居正等十余人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的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
[7]杨、刘，指杨希闵、刘震寰。见本卷第17页注[3]。
[8]郑、莫，指郑润琦、莫雄。见本卷第23页注[7]。
10、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
今天是中国民众纪念巴黎公社的第一次。巴黎公社事件的发生，距今已五十五年了，为什么到今日我们才知道纪念，才举行纪念呢?因为中国从前的革命，是少数人包办的，及到革命潮流渐渐增涨，革命运动才跟着由少数人扩张到多数人，到现在已有多数的农工民众参加，并且有左派的国民党党员作指导，有工农阶级专政的国家苏维埃俄罗斯作模范，所以中国民众才知道有今日的纪念，才能有今日的纪念。
关于巴黎公社的经过，近几日的报纸都有记载，即《新社会观》[2]一书内，也有简单的叙述，想各同志都已看过，可以不必多讲。现在只把纪念巴黎公社的几个重要意义说一说。
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工人阶级起来的第一次革命的运动。那年正当前清同治十年，到今日恰是五十五年了。我们要问，这种运动为什么不发生于百年以前，而发生于五十五年前的今日呢?我们知道，凡属一种运动发生，不是无缘无故的，必有客观的条件。查巴黎公社，在中国鸦片战争之后三十年，这三十年中，继续订有《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足证明欧洲各国，已有能力向东方猛烈地发展，已由资本主义进为帝国主义，国内已形成伟大的工人阶级，所以才有此种壮烈的工人革命运动产生。这是应该注意的第一点。
马克思说:资本家互争利益的国际战争，是无意义的，只有国内阶级战争，才能解放人类。民国三年的欧洲大战，丧失了许多的生命，耗费了无数的金钱，结果得到了什么?民国六年俄罗斯工人起来革命，推翻资本家政府，成功了劳工专政，使世界上另开了一条光明之路，其价值的重大为何如?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力量，来求人类真正的平等自由，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不过成功与失败不同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说: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现在一般资本家宣传说:“对外的战争是有益的，对内的战争是无益的。”我们却要进一步说:“资本家互争利益的国际战争，是无意义的，打倒资本主义的国际战争，才有意义的；军阀们争权夺利的国内战争，是无价值的，被压迫阶级起来推倒压迫阶级的国内战争，才有价值。”一般国家主义派，盛倡其“为祖国而牺牲，乃无上光荣”的说法，这是资产阶级欺人之话，我们万不要受他们的愚弄!此应注意的第二点。
现时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3]这是事实，不能否认的。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巴黎公社便是工人阶级第一次起来打倒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革命。我们向来读中国史，不注意阶级斗争的事实、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如秦二世时，起来革命的陈胜、吴广是农民。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不过在农业社会里，他们革命成功后，又做起皇帝，自己又变成贵族阶级了。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孙总理也很佩服他。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此应注意的第三点。
巴黎公社存在不过七十二天，何以失败这样快呢?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一我们欲革命成功，必须势力集中行动一致，所以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当时巴黎公社，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党，以致内部意见纷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这是失败的第一个原因。(二)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十四年[4]国民政府打倒杨、刘[5]肃清反革命派的胜利，全赖对于敌人取绝对严厉的手段，不丝毫妥协，因为我们不用严厉的手段对付敌人，敌人便要用极残酷的手段对付我们了。巴黎公社，对于敌人不取严厉处置，还容许敌人占住金融机关，调集军队，所以终被敌人覆灭了。各同志要鉴往知来，惩前毖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这句话。我们要革命，便要从此学得革命的方法。这是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第四点。
现时帝国主义者为欲分散革命势力的联合，极力宣传“赤色的恐怖”，说什么俄国革命杀了整千整万的人，实则只有帝国主义者“白色的恐怖”，才是真的恐怖!试看巴黎公社失败后，被法国资本家所残杀者统共不下十万人，而俄国革命所杀的，最多不过几千人。“赤色的恐怖”实在不及“白色的恐怖”多了!五卅惨案，沙基屠杀，更是“白色的恐怖”的实证。所以我们要大声疾呼:“反对白色的恐怖!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的大残杀!”
根据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旬刊》第二期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上的讲演，发表在《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旬刊》上原题为《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
[2]《新社会观》，郭范仑科著，王伊维译，瞿秋白校，平民书社一九二五年六月出版。
[3]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新译文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八八八年英文版上，对这句话作了注解，指出：“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0—25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指民国十四年，即公元一九二五年。
[5]杨、刘，指杨希闵、刘震寰。见本卷第17页注[3]
11、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1]序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他们不明白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外而帝国主义内而统治阶级，对于其地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求所以实现其压迫与榨取，则全靠那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拥护，否则无法行其压榨。所以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岂非不知道轻重本末?明显的例摆在广东:哪一个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比较敛迹的县份，必定是农民运动已经做起来有了大的农民群众加入了农民协会的县份。换句话说，即是哪一个陈炯明[2]势力削减的县份，必是农民起来的县份。我们无庸讳言:一年以前是陈炯明有广东，革命政府可以说并没有广东；一年以来到现在是革命政府与陈炯明平分广东天下，虽然陈炯明自己不在广东境内；往后须得农民从广东各县逐渐地起来，才可以确实证明陈炯明的势力从广东各县逐渐地减削下去。陈炯明的故乡，历来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猬集的海丰县，自从有了五万户二十五万人之县农民协会，便比广东任何县都要清明——县知事不敢为恶，征收官吏不敢额外括钱，全县没有土匪，土豪劣绅鱼肉人民的事几乎绝迹。因此，乃知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胜利，不然任便怎么样都算不得。全中国各地必须都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确实起了动摇，不然也算不得。因此，乃知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因此，乃知凡属不重视甚至厌恶农民运动之人，他实际上即是同情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实际上即是不要打倒军阀，不要反对帝国主义。
有人以为买办阶级之猖獗于都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阶级之猖獗于乡村，二者应相提而并论。这话说猖獗对，说完全相同不对。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连等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政治上全国大小军阀都是地主阶级(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内)挑选出来的首领，这班封建地主首领即封建军阀利用城市买办阶级以拉拢帝国主义，名义上实际上都是军阀做主体，而买办阶级为其从属。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括得来，买办阶级如银行公会等对北京政府有条件的借债，究竟比较甚少。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基此理由，我们的同志于组织工人组织学生组织中小商人许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我们预计:全国三万万以上农民群众当中，以十分之一加入农民协会计算，可以得到三千万以上有组织的农民。尤其是南方的湘、粤、赣，北方的直、鲁、豫，中部的鄂、皖几个政治上特别重要的省份，应该下大力从事组织。有了这几个重要省份的农民起来，其余省份的农民便都容易跟着起来。必须到这时候，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才能确实动摇，国民革命才能得着确实的胜利。
说到研究农民问题，便感觉太缺乏材料。这种材料的搜集自然要随农民运动的发展才能日即于丰富，目前除广东外各地农运都方在开始，所以材料是异常贫乏。这回尽可能搜集了这一点，印成这一部丛刊，作为各地农运同志的参考。其中各省农村状况调查一部分，乃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学生三百余人所做，在学生们分别组织的各该省农民问题研究会内提出讨论，又经过相当的审查才付印的。他们以前多没有农民状况的详细的调查，故所述只属大略。然从前连大略都没有，今有了一点，便也觉得可贵。我们应该拿了这一点大略，在不久的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关于农业生产问题的材料，本书只收得五种(第二十二种至第二十六种)。关于此问题的材料并不是很缺乏，为了出版仓卒搜集不及，他日尚当另外编印。农民问题本来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等人为的压迫问题，与水旱天灾、病害虫害、技术拙劣、生产减缩等天然的压迫问题。前一问题固然是目前的紧急问题，同志们的注意力自然都集中在这里。但后一问题也是非常之严重，我们不能不积极地注意。要解决后一个问题，需要着全国的革命的政权与科学的方法，不是即刻能办之事，但时期也就快要到来了，我们应得预先准备。这部书内关于广东的材料，占了八种，乃本书最精粹部分，它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许多人不懂得农民运动怎样去做，就请过细看这一部分。它又使我们懂得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质，使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我们从五年来各地的农民运动的经过看来，我们读了这部书的广东农民大会议决案、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及广宁普宁两个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不由得不有此感觉。本书对于外国的材料也搜集了一点(第十五种至第十八种)，但是太少。各国尤其是俄国的农民运动农业经济的材料很多，可惜没有人详细地翻过来。本书内惟俄国农民与革命一篇算得比较的详细，我们亦很可以拿来与中国的情形比较一番。
根据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出版的《农民运动》第八期刊印。
【注释】
[1]《农民问题丛刊》，是毛泽东一九二六年五月至九月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主编的，旨在总结推广国内外特别是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以指导和促进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原计划出版五十二种，实际上出版了二十六种。
[2]陈炯明，见本卷第17页注[2]。
12、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
一
政权问题，不过是形式的问题。我们切实实现本党的决议已经够了，即是能够扩大农民协会的组织，则农民的政权是不成问题的。我关于土地问题有点意见，我以为这个问题应有一个纲领。即:
(一)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我们确定这个意义之后，须加以大力的宣传。
(二)如何解决土地问题，即没收土地有何标准，如何分配土地，此点实为问题的中心问题。
(三)农民的政权与土地问题，即用什么机关来没收和分配。
(四)土地没收了，耕者有其田了，是否禁止买卖?所以发生了禁止买卖土地和土地国有问题。
(五)地税问题，即如何征收田税，此问题亦甚复杂。
二
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有:(一)使农民得解放。废除地主及一切压迫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实为本题的主要意义。(二)土地问题不解决，经济落后的国家不能增加生产力，不能解决农民的生活痛苦，不能改良土地。据俄同志[2]调查，我国土地生产力日见衰落，全国生产力已到了一个大危机，此危机不解决，必起绝大的饥荒。土地问题不解决，农民无力改良土地，生产必至日减。故第二个意义为增加生产。(三)保护革命。革命势力目前虽见发展，但亦即到了一个危机，此后非有一支生力军必归失败。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其作用，在解决土地问题后即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兵士问题。兵士能否永久参加革命，亦即在土地问题解决，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这三点是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意义。
三
现在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可再加三项:(一)废除封建制；(二)发展中国工业；(三)提高文化。
四
我很赞成主席的意思[3]。我以为国民政府农政部应即设乡村自治委员会，专门管理乡村自治机关的事项。至于农民政权有两个阶段:(一)农民协会时代。在农村革命的时候，政权集中在农民协会。(二)革命过后，乡村政府应在国民政府一个系统之下。农民协会与政府本来不同一个系统的，并且此种农民政权的行使，各省需要几个中心的县份做榜样。湖南已经颁布过区乡村自治条例[4]，湖北亦可开始，广东则在例外。这些条例，最重要的须规定某种人不能加入自治机关之内。现在我们须要承认农民的政权，并且促进农民的政权。
五
(一)农民政权问题可以另成一问题。
(二)增加土地分配之机关一项，加入上面解决土地问题纲要之内。
根据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记录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农民政权”、“解决土地问题之意义”等问题时的五次发言。这个会议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下午在汉口举行。
[2]指苏联土地问题专家岳尔克和达哈诺夫。
[3]指会议主席邓演达在会上讲的以下意见：“农民政权问题，宜经下层着眼：（一）消极方面，应消灭封建势力。（二）积极方面，应建设农民自治机关。但乡村自治、区自治、县自治，均须顾到农民武力的保障，故解决农民武装问题极关重要。故第一步宜讨论乡、区、县自治机关的组织法；第二步要使农民得到武装，革命的党和政府应设法给武装与农民，我们应作一决议，请中央由兵工厂出品中交百分之五或十与农民；第三步由农政部根据决议案，制定乡、区、县自治机关的组织法令公布出来。”
[4]指中共湖南区委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发布的《关于如何实现乡村民主政权的通告》及附件《湖南区乡自治条例》。
13、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国际代表[2]报告的全部是很重要的。第一，国民党问题在吾党是很长久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解决。首先是加入的问题，继又发生什么人加入，即产业工人不应加入的问题。实际上不仅产业工人，即农民都无决心令其加入。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其后有一部分人主张产业工人也加入，闻湖北亦有此决定，但仅是纸上空文，未能执行。过去群众中有偶然不听中央命令的抓住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当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直到现在，才改变了策略，使工农群众进国民党去当主人。第二，农民问题。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3]走了。甚可怪的，唐[4]军还仅承认只有八处军官家庭被毁，我党反似乎承认不知有多少军官家庭被毁。总之，过去群众对于党的领导的影响太少。第三，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5]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6]第四，组织问题。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举行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的一次发言。一九二七年四月和七月，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归于失败。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这个紧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
[2]国际代表，指罗米那兹（一八九八——一九三四），苏联人。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中国、在八月七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
[3]许克祥（一八九一——一九六七），湖南湘乡人。一九二七年春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同年五月二十一日（马日），他在长沙发动反革命事变，捣毁湖南省总工会、省农会及其他革命团体，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4]唐，指唐生智（一八八九——一九七○），湖南东安人。一九二七年四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不久改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5]蒋，指蒋介石。唐，指唐生智。
[6]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对这个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一、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暴动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二、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14、土地法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一、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用下列三种方法分配之:
(一)分配农民个别耕种；(二)分配农民共同耕种；(三)由苏维埃政府组织模范农场耕种。
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或苏维埃政府有力时，兼用二三两种。
二、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
三、分配土地之后，除老幼疾病没有耕种能力及服公众勤务者以外，其余的人均须强制劳动。
四、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
(一)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二)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土地一倍。
以上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殊情形的地方，得适用第二个标准。采取第一个标准的理由:
(甲)在养老育婴的设备未完备以前，老幼如分田过少，必至不能维持生活。
(乙)以人口为标准计算分田，比较简单方便。
(丙)没有老小的人家很少。同时老小虽无耕种能力，但在分得田地后，政府亦得分配以相当之公众勤务，如任交通等。
五、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
(一)以乡为单位分配。(二)以几乡为单位分配(如永新之小江区)。(三)以区为单位分配(如遂川之黄垇区)。
以上三种标准，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时，得适用第二第三两种标准。
六、山林分配法:
(一)茶山[1]、柴山，照分田的办法，以乡为单位，平均分配耕种使用。
(二)竹木山，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但农民经苏维埃政府许可后，得享用竹木。竹木在五十根以下，须得乡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下，须得区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上，须得县苏维埃政府许可。
(三)竹木概由县苏维埃政府出卖，所得之钱，由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之。
七、土地税之征收:
(一)土地税依照生产情形分为三种:1.百分之十五；2.百分之十；3.百分之五。
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经高级苏维埃政府批准，得分别适用二三两种。
(二)如遇天灾或其他特殊情形时，得呈明高级苏维埃政府核准，免纳土地税。
(三)土地税由县苏维埃政府征收，交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
八、乡村手工业工人，如自己愿意分田者，得分每个农民所得田的数量之一半。
九、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
按[2]:此土地法是一九二八年冬天在井冈山(湘赣边界)制定的。这是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冬天一整年内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在这以前，是没有任何经验的。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这些都是原则错误，后来都改正了。关于共同耕种与以劳力为分配土地标准，宣布不作为主要办法，而以私人耕种与以人口为分田标准作为主要办法，这是因为当时虽感到前者不妥，而同志中主张者不少，所以这样规定，后来就改为只用后者为标准了。雇人替红军人员耕田，后来改为动员农民替他们耕了。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刊印。
【注释】
[1]茶山，指种植油茶树的山地。
[2]这个“按”是毛泽东在延安编辑《农村调查》一书时加写的。
15、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
(一九二九年一月)
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
此番计划，分兵前进，官佐兵夫，服从命令。
平买平卖，事实为证，乱烧乱杀，在所必禁。
全国各地，压迫太甚，工人农人，十分苦痛。
土豪劣绅，横行乡镇，重息重租，人人怨愤。
白军士兵，饥寒交并，小资产者，税捐极重。
洋货越多，国货受困，帝国主义，哪个不恨。
国民匪党，完全反动，口是心非，不能过硬。
蒋桂冯阎[2]，同床异梦，冲突已起，军阀倒运。
饭可充饥，药能医病，共党主张，极为公正。
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
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
军队待遇，亟须改订，发给田地，士兵有份。
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
累进税法，最为适用，苛税苛捐，扫除干净。
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馀皆不论。
对待外人，必须严峻，工厂银行，没收归并。
外资外债，概不承认，外兵外舰，不准入境。
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
统一中华，举国称庆，满蒙回藏，章程自定。
国民政府，一群恶棍，合力铲除，肃清乱政。
全国工农，风发雷奋，夺取政权，为期日近。
革命成功，尽在民众，布告四方，大家起劲。
军长 朱德
党代表 毛泽东
公历一千九百二十九年一月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石印件刊印。
【注释】
[1]这是红军第四军自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发布的布告。
[2]蒋桂冯阎，指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桂系）、冯玉祥、阎锡山四派。
16、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
(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
中央:
二月七日的信[2]由福建省委转来，四月三日在瑞金收到。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三次进攻井冈山[3]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高潮逐渐低落，革命高潮逐渐生长。我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言，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地消灭。群众是一定倾向我们的。屠杀主义又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不能再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形势之下，什么党都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六次大会[4]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十分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党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武装暴动。但革命发展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精神。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口号积极精神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精神之下才能有可能。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极大的错误，现时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闽西赣南我们所经过的地方党部，战斗的精神非常之弱，许多斗争的机会轻易放过去了。群众是广大而且革命的，党却袖手不去领导。由闽西赣南的例子使我们想到别的地方或者也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们要反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恶劣倾向，但取消主义和不动主义的倾向又要极力防止。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正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六次大会指出了忽视农民革命的错误。中央此信有“发展农村中广大的普遍的斗争”之言，这种意见才是对的。
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大的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前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都是失败的。因为:(一)红军不是本地人，与地方武装的赤卫队来说完全不同。湘赣边界宁冈各县的农民只愿在本县赤卫队当兵，不愿入红军，因此红军简直寻不出几个湘赣边界的农民。红军成分是老的国民革命军、浏平[5]湘南的农军和迭次战役的俘虏兵。(二)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环境中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五军在平浏，四军在边界在湘南，因分兵而被敌人击破者共有五次之多。(四)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方能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刻不能离。此次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因为我们部队是集中的，领导机关(前委)和负责人(朱、毛)的态度是坚决奋斗的，所以不但敌人无奈我何，而且敌人的损失大于他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则大于我们的损失。宁都和汀州二役[6]的胜利，地头蛇之郭刘二旅完全消灭了战斗力，使赣南闽西一方清汉，致有现在之群众发动成绩者非部队集中、指导机关健全决办不到。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来都用这种战术。在湘赣边界时，大概集中兵力一度击溃敌人之后，可以散开工作两三星期(分数大支出去，每大支又分数小支出去)，及至敌人再整军来，我们又集中起来了，再击溃敌人，再分散工作。此次敌人穷追，我们用盘旋式的游击，可以走很宽的地方，发动很宽的群众。每到一处少则顿住半天，多则顿住五天，先之以广大的宣传(政治部统属的文字宣传队和口头宣传队，均以连为单位，每连二队，每队三人，路上行军及每到一处，宣传就立刻普及)，继之以散发财物(大地主及反动分子的谷子、衣服、器具)，然后进行组织(党的支部、秘密工会、秘密农会)。群众工作的技术，现在比以前更娴熟了。这时候的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时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现在的队伍，与叶贺[7]时候的队伍大不相同，叶贺的队伍是单纯打仗的，若在今日，决不能存在的。红军无论在什么时候，党及军事的统一指挥机关是不可少的，否则陷于无政府，定是失败。
现在党的指导机关是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军事指挥机关是军司令部，朱德为军长。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8]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9]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中央去年六月来信说派贺昌[10]同志来视察，不知为何没有来，现在从福建来交通极便，以后务望随时派人来视察。
自刘郭二旅击溃之后，闽西赣南可以说没有敌人了。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目前，国民党统治从此瓦解，革命高潮很快地会到来。在这种时局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粤湘二省中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湘省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政策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失尽。赣浙闽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11]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然郭旅已被击破，陈国辉卢兴邦[12]二部均土匪军，战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亦未打过仗，战力谅不大，只有张贞[13]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二团好的，且五部完全是无政府，不统一。江西朱培德熊式辉[14]二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则差得多，其中一大半和我们作战过，除李文彬[15]一旅之外其余都是被我们打败过的。第二，三省党的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明了外，江西福建二省党及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等县党及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是很大的，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有一天一天发展之势，赣东方志敏[16]的红军独立第三团[17]并未消灭，如此已造成了向南昌包围之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混战的长期战斗中间，我们要和蒋桂二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此一年中，要在上海、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等处建设无产阶级斗争的基础，使能领导赣浙闽三省的农民斗争。江西省委必须健全，南昌、九江、吉安及南浔路的职工基础须努力建立起来。
我们三月十四日到汀州，战败郭旅，打死郭凤鸣，始知蒋桂决裂，国民党大混战快到来。对于目前工作的布置，决定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闽西赣南二十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群众的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设工农政权，由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因此，我们不下杭、永[18]，也不去龙岩，在汀工作十七日，于四月一日开到瑞金，定四月八日进占于都，到于都当召集一扩大会，与赣南特委与中央军事部派来的罗寿男同志等讨论行动计划。闽西赣南的民众都非常之好，在长汀县城及新桥、河田等地工作时，夺取土劣谷子的群众，一聚就有几千。在汀州组织了二十个秘密农协，五个秘密工会，总工会也成立了。党的组织比前发展二倍。组织了一个赤卫队，单独站不住，现随军来到瑞金。政权机关开始是临时革命委员会，由政治部任命的，及至工会、农会各组织了几个之后，即召集代表会议选举正式革命委员会。临时与正式的革委都发布政纲。到瑞金规定四天工作计划，把部队分散到县城、壬田市、西江、九堡四地工作，每地再分小支，指挥机关在县城。瑞金民众如火如荼地起来，欢迎我们，和地主斗争非常勇敢。可惜以前全无组织，一个同志都没有，无本地领导，组织工作仓卒，难做得好，特别是县城。到于都后大约有一星期在县城及四郊工作，以后或向宁都、广昌，或向万安、泰和，看情形决定。赣南游击一个时期，再赴闽西，那时须与郭凤鸣残部及卢兴邦、陈国辉战，福建省委须努力准备。
军中状况，四军除小部分留边界外，大部分出来的计三千六百人，一千一百枪，在大余、信丰、寻乌损失约二百支枪，六百个人(多数是作战时失联络，真正被敌人拿去的不过几十枪，一百多人)。报纸所载那些骇人的消息，都是敌人欺骗的话。宁都汀州二战之后，不但恢复原状，而且增长了些。全军现编为第一第二第三三个纵队，每纵队辖二支队(等于营)，每支队辖三大队(等于连)，每纵队约枪五百余支，千二百余人。分兵游击时即以纵队为单位，分开出去，然后再分小支，分开、集合都很便利。彭德怀同志之第五军到井冈山者八百人、枪五百支，此次到瑞金者六百人四百枪，现在编为四军第五纵队，彭同志以副军长名义指挥之，数日后须返湘赣边界，收集旧部恢复政权，与赣南取得联络，仍属前委指挥。政治部已设立，军设军政治部，每纵队设纵队政治部。政治部内设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分职工、农民、特务三股)、政治保卫科。支队大队两级设党代表。纵队以上废除党代表，只有政治部主任。全军在汀做了整齐的服装，每人发四元零用费，给养已不成问题，士气非常振发。赣东黎川方面(与广昌接近)有两个部队想来接头，一是金汉鼎[19]部下反叛出来的五百多人，三百多枪，现编为第四纵队，纵队长田桂清；一是土匪军三百多人，二百多枪，到处被打无出路，现编为独立营，胡竹笙为营长。此两部约定四月十四日后开到宁都编就训练。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现在兴国一带，与我们联络很好。湘赣边界遭一度破败之后，现必到了恢复的机会，那边除王佐[20]部二百支枪系属红军第四军外，宁永莲遂酃茶[21]六县赤卫队共八百枪，在军阀混战无力顾及的时候，不但可以保守，且可以向外发展，彭同志率部回去，当更有办法。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是邓乾元同志。湘南自去年三月暴动失败之后，党的基础在盲动主义之下完全毁灭，农军武装也被豪绅缴去，群众都被镇压下去了。去年八月红军攻郴，在资兴、汝城、桂东组织三个县委，三个农民武装的赤卫队，另组织一特委统辖之，杜修经为书记。近接报告，他们又在盲动主义之下牺牲了。醴陵去春暴动后，党的组织打破，武装消灭之后，夏季又向四军领去七十支枪，秋季全部覆灭于攸、醴[22]交界之皇图岭，此足见少数武装单独存在之不易。
红军党的指导机关是中央任命的前委。去年六月四日中央来信云:关于前敌指导机关，中央视为有组织委员会之必要，委员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此外还须组织一职工委员会，前委之工人同志为书记，一军事委员会，朱德为书记，军委及工委名单由前委决定。所有管辖的范围，依据环境来决定，所有管辖区域内工作，完全为前委指挥。前委在江西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受湖南省委指导。主管的省委，接到前委的报告须立即回答，并将前委的报告及省委的回答立送中央。我们对中央这种组织的指示，视为十分适当，合于斗争的需要。超地方性质的红军，不但不宜受县委与特委的指挥，并不宜限定受某一省委指挥。五军在平、浏，四军在湘南及湘赣边界，多次地失败在地方主义指挥之下。超地方的红军必须在中央直接指挥之下，才能适合革命环境的需要，而不受地方主义的累害。
从去年八月起共有三个报告给中央。一个是去年八月毛泽东在边界失败时写的一封长信，讨论割据问题及湖南省委的政策，由湖南省委转中央，原稿已失。一个是去年十一月接到中央六月来信红军须重回湘赣边界时前委做的一个报告[23]，历史地叙述湘赣边界斗争的经过及割据问题政策计划等，由湘赣二省委付上，此信原稿尚存，特重写付上。以上两重要报告，中央一个也未收到，无怪对我们情形完全隔膜了。一个是三月二十日前委在长汀发的信，由福建省委转来，未知能达到否?今亦重新寄上。三年以来中央的刊物我们一本没有收到，及到汀州才看到《少年先锋》第三、四期，《中国工人》第三期，北京出版的《人言》第二期，汀州留沪同志出的《前响》第二期。在湘赣边界时，因敌人的封锁，曾二三个月看不到报纸。去年九月以后可以到吉安、长沙买报了，然亦得到很难。到赣南闽西以来，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且可看到何键[24]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以后望中央每月有一信给我们，我们亦至少每月给中央一信报告。中央的刊物并希设法寄来。
前 委
一九二九、四、五于瑞金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起草的中共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的信。
[2]指中共中央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给中共红军第四军前委的信。
[3]指一九二九年初湖南、江西两省的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
[4]指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5]浏平，指湖南浏阳和平江。
[6]指大柏地战斗和长汀战斗。一九二九年二月十日至十一日，红军第四军在江西宁都大柏地（后改属瑞金），伏击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五师第十五旅刘士毅部，歼灭该旅大部，俘虏敌团长以下八百多人，缴枪八百余支。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三日至十四日，红军第四军与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激战于福建长汀的渔溪、长岭寨一带，全歼敌军两千余人，击毙旅长郭凤鸣，并乘胜占领长汀城。
[7]叶，指叶挺（一八九六——一九四六），广东惠阳人。北伐战争中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昌卫戍司令。一九二七年八月率部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代理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贺，指贺龙（一八九六——一九六九），湖南桑植人。北伐战争中曾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军长。一九二七年八月率部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代理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第二十军军长。
[8]刘伯承（一八九二——一九八六），四川开县人。当时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时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
[9]恽代英（一八九五——一九三一），江苏武进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
[10]贺昌（一九○六——一九三五），山西离石县柳林镇（今属柳林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
[11]蒋伯诚（？——一九五一），浙江诸暨人。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防军司令。
[12]陈国辉（一八九八——一九三二），福建南安人。当时任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卢兴邦（一八八○——一九四五），福建尤溪人。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二师师长。
[13]张贞（一八八四——一九六三），福建诏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14]朱培德（一八八九——一九三七），云南盐兴（今属禄丰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一八九三——一九七四），江西安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集团军第五师师长。
[15]李文彬，云南盐兴（今属禄丰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二十一旅旅长。
[16]方志敏（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西弋阳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第十军的主要创建人。
[17]独立第三团，似应为独立第一团。
[18]杭、永，指福建上杭和永定。
[19]金汉鼎（一八九一——一九六七），云南黎县（今华宁）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十二师师长。
[20]王佐（一八九八——一九三○），江西遂川人。当时任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团长。
[21]宁永莲遂酃茶，指江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和湖南酃县、茶陵。
[22]攸、醴，指湖南攸县和醴陵。
[23]即《毛泽东选集》中《井冈山的斗争》一文。
[24]何键（一八八七——一九五六），湖南醴陵人。当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