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莫扎特：从神童到大师的音乐人生（完结）在线阅读 免费书籍电子版
附录：莫扎特在伦敦
丹尼尔·约翰逊
（伦敦玛丽王后大学，2006年9月16日）
伦敦一直是音乐家心目中的圣地。然而，初到伦敦的时候，沃尔夫冈·阿马多伊斯·莫扎特对这个地方的期望值比其他任何一位音乐家都要高。他于1764年4月23日和他的父亲利奥波德以及天才姐姐玛丽亚·安娜（也就是众人熟知的南内尔）一起来到了伦敦。莫扎特当时年仅8岁，但已经是一个名人了。基于这个男孩在巴黎取得的成功和胜利，他的父亲对伦敦怀有更高的希望。
现在，我们仍然能够追寻莫扎特的足迹。利奥波德首先租住在塞西尔街19号一家理发店楼上的三个房间。塞西尔街位于查令十字路与圣马丁街之间。这条街道现在的建筑风格更多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而不是乔治王时期的风格。这条街道最著名的是遍布其中的书店，19号正对面现在是一家很好的音乐商店——特拉维斯与埃默里唱片店。当时，这里的房间都太狭小拥挤，所以当年8月，莫扎特一家搬到了切尔西，住进了伊波里街180号的一所房屋，也就是现在的贝尔格拉维亚区，是伦敦的上流住宅区。根据利奥波德的说法，这个地区当时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之一”。现在风景已经远逝，但房屋依旧矗立。同年9月，莫扎特一家又搬回到城区，居住在苏豪区思里夫特大街20号，也就是现在的弗里思大街。当年的房屋早已荡然无存，一块蓝牌子表明莫扎特曾经在这里居住过。
莫扎特一家在伦敦逗留了一年多的时间。伦敦当时是欧洲最大的城市，也是最富有的城市。它的人口数量在18世纪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约一百万，是当时维也纳的五倍。当时的伦敦，市区向郊区急剧扩张，作为汇聚四方的商业帝国的首都，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下封闭保守的王宫之城维也纳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的皇帝约瑟夫二世尽管开明进步，鼓励年轻的莫扎特大胆创作他的第一部歌剧《善意的谎言》，却不允许在维也纳城郊的缓冲地区修建任何建筑：“因为这会破坏那里的防御工事，这些工事尽管很破旧，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仍然很重要。”英国的作家都在为他们首都的丰富多样和繁荣昌盛而欢欣鼓舞。当博斯韦尔担心如果搬到伦敦之后自己可能会厌倦这座城市时，约翰逊博士批评这位为他撰写传记的作家：“你说什么？先生，无论他是什么智力水平，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伦敦。不，先生，当一个人开始厌倦伦敦时，这意味着他开始厌倦生活，因为伦敦拥有生活可能提供的一切。”但在莫扎特的家乡，即使是最具有自由精神的奥地利启蒙运动的代言人约瑟夫·冯·索南费尔斯，在发表于1767年的一篇论文中都还辩称，维也纳和其他城市的增长和发展对整个帝国的繁荣形成了威胁，部分城市人口应该重新回到农村。与伦敦不同，许多大陆性城市与它们半封建的内陆地区有着清楚鲜明的界线，甚至像巴黎这样的大城市在半个世纪之后都因为没有郊区而让英国作家威廉·哈兹里特大吃一惊。
英国人把大城市视为机会之地，奥地利人则把大城市视为威胁之源。双方在对待城市文化方面的不同观点和态度也体现出双方在政治上的对比：哈布斯堡宫廷的开明专制对比大西洋两岸盎格鲁文化圈的开放社会；而对此，在两个世纪之后，将由另一位维也纳出身的伦敦人卡尔·波普尔展开论述。“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是一句中世纪的谚语。在后来的生活中，相较于大主教统治下萨尔茨堡那样封闭的小镇氛围，莫扎特一直更喜欢像维也纳、巴黎或布拉格这样更国际化的城市空气。
自从进入汉诺威王朝以来，英国的音乐界一直被德国人所统治，尤其是亨德尔。当莫扎特一家来到伦敦时，他刚刚去世5年。莫扎特一家可以期望他们会获得年轻的国王乔治三世以及来自梅克伦堡——史特雷利茨公国的夏洛特王后的热烈欢迎，因为这两人都非常热爱音乐；同时，他们也可以期待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的热诚欢迎，后者已经接任亨德尔在伦敦宫廷乐队中的位置。在他们到达后的5天里，小莫扎特就已经在白金汉宫为王室进行了演奏；此外，还有更多的皇家音乐会和其他演奏机会等着他。有一次，乔治三世碰巧认出了在圣詹姆斯大街上散步的莫扎特一家，他放下车窗向这位兴高采烈的天才神童挥手致意——这样的亲切姿态在维也纳、巴黎或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不可能出现的。
年幼的莫扎特看起来前途一片光明，利奥波德肯定考虑过他们一家在这个欧洲最富有的首都是否有长远的未来。在写给家里的第一封信中，他惊叹道：“我们在这里的所见所闻超过了以往的一切。”
很明显，孩子们都喜爱伦敦，确切地说，喜欢这种大都市的生活：南内尔的日记表明，他们对于自己的所见所闻有着浓厚的兴趣。不同于他们的父亲，他们在大游学期间好像没有得过思乡病。有人可能会把这种音乐学习之旅视为宣传推销之行，而按照今天的标准，让两个年幼的孩子离开学校三年多时间肯定会引发有关当局的不满和阻止；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的教育，或者说其他任何方面，会受到影响或损害。恰恰相反，在居留伦敦的15个月时间里，无论是在音乐方面，还是在生活方面，很明显莫扎特学到了很多东西。如果他不是在伦敦，而是在欧洲其他一个地方，他的收获可能会少得多。1766年11月，莫扎特返回萨尔茨堡。虽然从年龄上来说，他仍然是个孩子，但不论是心理方面，还是智力方面，他的成熟程度都远远超过了同龄人的水平。我们现有的莫扎特的最早一封信，是他4年之后在第一次意大利之旅期间写给家人的。这封信用词清晰准确，语言诙谐机智，并且熟练运用了多种语言：我们或许可以说，这对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来说是大师级的表现。
要是当年莫扎特一家在伦敦安顿下来，那么音乐史将会被完全改写。我们或许会说“伦敦古典乐派”，而不是“维也纳古典乐派”，因为莫扎特的存在将是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八方英杰。他那“像父亲一般的朋友”海顿也将定居伦敦，而不仅仅是对伦敦进行长期访问。贝多芬，他羡慕英国人，看不起维也纳人，崇拜莫扎特，很有可能也将追随莫扎特而留在伦敦。如果这一切假设都成真的话，那么后来那些亲英国的访问者，比如韦伯和门德尔松，在来到伦敦时，将怀着朝圣者的心态来朝拜欧洲的音乐之都，而不是以传教士的心态来指点这片“没有音乐的土地”。
那么放大到英格兰，这个在亨利·普赛尔与爱德华·埃尔加之间的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培育出本土的一流作曲家的国家呢？当初几乎由亨德尔一手创造出来的音乐文化将不会萎缩不振，而是会在他最伟大的崇拜者的影响下蓬勃发展，开花结果。威廉·博伊斯的努力（他在18世纪中期尝试开始复兴英国的赞美诗演唱传统）无疑将更快获得收获。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音乐时代，这个国家将可能培育出能与欧洲大陆最优秀的作曲家比肩的音乐大师，而无须为英国音乐的复兴再苦苦等待一个世纪之久。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15个月之后，年幼的莫扎特离开了伦敦，一去不返。利奥波德对于自己的孩子们在伦敦受到的待遇感到失望；而且他变得穷困潦倒，捉襟见肘。为了筹集返回萨尔茨堡所需的钱财，他甚至不得不采取一些令人羞辱的权宜之计。那么是哪里出了问题？
第一个正确描述莫扎特居留伦敦期间情况的人是爱德华·霍姆斯。他是济慈的亲密好友，于1845年撰写的《莫扎特生平》现在仍然值得一读。另一部同样伟大的莫扎特传记是奥托·雅恩撰写的《W.A.莫扎特》（1853），现在仍是音乐理论研究领域的一座里程碑。无论是霍姆斯还是雅恩，尽管他们当时仍然能够采访到莫扎特的亲戚和同时代人，但他们不会想到要去问问为什么莫扎特一家没有留在伦敦。因此，我们不得不依靠利奥波德数量庞大的信件来解开这个难题，这些信件实际上是到目前为止了解莫扎特早期生活的最重要来源。
利奥波德这样解释为什么他离开英格兰：“我下定决心不能让我的孩子们在一个像伦敦这样危险的地方成长，这里的人绝大多数都没有宗教信仰。放眼望去，这里几乎没有一个好的榜样，只有坏的典范。如果你看到这里的孩子是如何被抚育的，你将大吃一惊……”
对此，霍姆斯冷冷地评论道：“这位父亲突然对英国的礼仪问题吹毛求疵，提出批评。让人奇怪的是，他之前从来没有表达过这种感觉，可见他不过是以此来掩盖自己对伦敦不满的真正原因。”霍姆斯声称是伦敦高昂的生活成本让利奥波德打消了留下来的念头。据他估计，利奥波德一家在伦敦的生活费用一年需要300英镑，而利奥波德在萨尔茨堡担任乐长的薪水一年仅仅30英镑。因此，伦敦对利奥波德一家来说确实有点像无底洞。让莫扎特一家的财务状况雪上加霜的是，他们刚刚抵达伦敦时，由于穿着时髦的巴黎式服装而被一群穿着破烂的小脏孩误认为是法国人，受到了嘲笑和调侃，因为当时七年战争刚刚结束。对此他们不胜其扰，但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花钱为孩子们购置了全套的新衣服。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伦敦生活成本高昂的另一面，莫扎特面对的大把赚钱机会。他在一场慈善音乐会上的首次亮相被大肆宣传，宣传语是这样说的：“声名远播、令人称奇的艺术大师莫扎特近期抵达伦敦，他还只是一个年仅7岁的孩子……无论在哪个时代，他都是有史以来最出类拔萃的神童、最令人吃惊的天才，对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除了把这个小男孩的年龄减小了1岁，利奥波德还精明地算计着“为慈善活动演奏是获得英国人喜爱的重要途径”。当“高贵威严的莫扎特”确实进行营业性演出时，每场音乐会的收入是90—100几尼。在他去伦敦宫廷的三次演出中，夏洛特王后每次都给他大约24几尼，外加他献给她的六部小提琴奏鸣曲获得的50几尼赏赐。尽管利奥波德仍有怨言，但相较于路易十五和玛丽亚·特蕾西亚，乔治和夏洛特事实上都要更加慷慨大方。利奥波德承认他已经在伦敦赚了“好几百几尼”。但当时贫穷国家的人看待英国人的态度与他们今天看待美国人的态度如出一辙：财大气粗但没有艺术修养的庸俗之辈。妒忌也掺杂其中：莫扎特在伦敦最珍视的熟人之一，著名的阉伶乔瓦尼·曼佐利（他让莫扎特第一次领略到人声的各种可能性），据说他的收入是一个演出季2000英镑。
利奥波德认为自己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更慷慨大方的待遇”。一个不明身份的援助者提供了一份让他们留在伦敦的固定合约，但他拒绝了，这个决定让他许多天都辗转难眠。我们不知道提供这个固定合约的人是谁，但罗伯特·格特曼推测这个人是当时的英国国王。在莫扎特一家初到伦敦的几个月里，王室一直提供资助，但资助后来突然终止了。利奥波德的拒绝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王室的资助突然终止了。
毫无疑问，莫扎特赢得了英国公众的欣赏，但这样的热情也表现为一种典型的经验主义形式。大英博物馆和皇家学会对这位神童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皇家学会会员戴恩斯·巴林顿对他进行了极其深入细致的考查。从他提交给皇家学会的报告来看，很明显莫扎特已经超越了他的父亲。他们被要求即兴演唱和演奏；利奥波德出现了“一次或两次跑调”，而“儿子回头看了父亲一眼，带着些微的怒气，指出了父亲的错误并把他带到正确的音调上”。莫扎特的即兴创作给人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他的表现能力令人惊叹，尤其是考虑到他那细小的手指只能勉强够到大键琴键盘的五分之一”，并且“他非常精通作曲的基本原则”。
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随着他们带给观众的新奇感逐渐消失，莫扎特家的孩子们不得不每天在苏豪区自己的住所里进行公开表演，收费标准是每人半几尼，利奥波德对此感到非常不舒服；后来，他们甚至每天午餐时间在康希尔的“天鹅与竖琴”酒吧里演出，用一块手帕遮盖着琴键表演，而票价仅仅是半克朗。如此故弄玄虚的表演不会进入贵族的视野，他们会抵制酒吧以及其他此类低俗场所的演出。莫扎特一家在皇家干草市场的小剧院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但上座率让利奥波德大失所望。利奥波德将此归结为自己拒绝了可能是来自英国宫廷的固定职位。斯坦利·萨迪对利奥波德的这个想法不以为然，斥之为“妄想狂的无稽之谈”并补充道：“我们很难避免产生这样的感觉，即莫扎特一家在伦敦逗留得太久，以至于将人们对他们的欢迎之情消耗殆尽。”
不论利奥波德作为经纪人犯了多少错误，但他对孩子们的关切是真心实意的，并且他对于英国人缺乏宗教信仰的担心也不是空穴来风。在当时的伦敦，一句“打倒教廷”的口号仍然能够激起群情，而莫扎特一家只能去法国大使的私人小教堂做弥撒，因为这是这个城市唯一的天主教堂。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不是像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那样的机会主义改信者），利奥波德在这样一个城市肯定会感到不舒服，但这个城市的宗教宽容也让他感到震惊：在一个听上去非常现代的多信仰洗礼仪式中，亲生父母和教父母四个人分别是路德教徒、加尔文教徒、天主教徒（莫扎特的母亲，安娜·玛丽亚）和不可知论者。
利奥波德也很有可能是因为自己几乎在那里丧命而开始讨厌伦敦。1764年夏，由于扁桃腺炎，他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并指责英国的医生没有采取他习惯的温和疗法，而是用了强效麻醉剂，想要毒死他。利奥波德是一个疑病症患者，对自己的医疗知识非常自信，而这种知识是基于帕拉塞尔苏斯的炼金术。威廉·布坎的《家庭医疗》（当时的标准教科书）将扁桃腺炎描述为“在英国非常普遍，并在大多数情况下非常危险”。根据南内尔的记述，孩子们甚至不被允许演奏大键琴，以免打扰到利奥波德休息。
由于父亲生病，莫扎特不得不进入休息状态。很有可能正是在切尔西的这段无所事事的时间里，他写出了自己的第一批交响曲。只有三部保留了下来（K.16、K.19以及近期发现的K.19a），至少有一两部失传了。虽然很明显受到了当时唯一的学习榜样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的影响，并且只使用了双簧管、圆号和弦乐器，但这些作品表明莫扎特已经掌握了由巴赫和他的合作者阿贝尔推广的“华丽风格”；此外，它们还表明莫扎特在处理管弦乐队上信心越来越强。斯坦利·萨迪对K.19的描述是：“对一个年仅9岁的小男孩来说，这是一部令人惊叹的音乐作品。”而K.19a比K.19还要好。即便假使莫扎特随后死于渡过海峡后不久感染的那场病，他的伦敦交响曲也仍然值得一听。
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以令人尊敬的大度对待了小莫扎特，尤其考虑到这个孩子已经是一个潜在对手，而伦敦音乐界的竞争又非常激烈。巴赫允许小莫扎特坐在自己的膝盖上与他一起进行即兴创作。在一次联手创作过程中，巴赫突然停了下来，而莫扎特独自把这首赋格曲写完了。根据一位在场的作曲家所述，“这个孩子打败了这个男人”。但莫扎特从来没有正式跟随巴赫上课学习，他仅仅通过聆听音乐会上演奏的巴赫作品来学习他的管弦乐技巧；当时特蕾莎·科尼历斯夫人经常在苏豪区举办联票音乐会，音乐会上经常演奏巴赫的作品。大概正是在那个时候，巴赫在试验最新的音乐发明——古钢琴，他是第一个在英格兰表演弹奏古钢琴的杰出音乐家。我们不知道莫扎特是否听过巴赫现场展示这种全新的乐器所具有的巨大潜力，但巴赫对莫扎特的影响是持久的。当然，他们的友谊也是如此。
伦敦交响曲只是这位崭露头角的作曲家的产出的一小部分，其他还包括室内乐以及他第一部保存下来的声乐作品。莫扎特的这些伦敦音乐小品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不仅有令人震惊的早熟和令人惊叹的音乐技巧运用能力，还有丰富绚烂的旋律想象力。
在这些作品中，当时唯一得到出版的是六部为键盘乐器和小提琴或长笛而作的奏鸣曲（K.10-K.15）。这个“三号作品”的开头是一封献给夏洛特王后（“尊贵富有的王后”）的献词信，在其中，莫扎特想象自己未来会成为“像亨德尔那样永垂不朽的音乐家”。尽管这些小试牛刀的作品还略显幼稚，创造性还不足以支撑这样一个远大的理想，也已经体现出非凡的精湛技巧。但它们的印刷成本很有可能超过了它们的销售收入（销售价格是每份半几尼），利奥波德做了一笔赔钱买卖。
莫扎特在这一时期的最大作品集是后来所谓的《伦敦笔记本》（K.15a-K.15ss）。这份不凡的文献有着一段同样不凡的历史。在莫扎特去世后，它先是被传给了莫扎特的姐姐南内尔，后来海因里希·比尔（作曲家雅各布·梅耶比尔的弟弟）从南内尔那里得到了它；再后来，它被送给了门德尔松，而门德尔松的继承人又把它献给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威廉二世于1909年将它出版。随后，这份手稿被保存在普鲁士国家图书馆，但在1945年柏林陷落后消失不见。《伦敦笔记本》中的43份乐谱草稿几乎都是键盘乐器乐曲，包括各种各样的乐章和片断，表明莫扎特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创新。
在莫扎特所有的伦敦音乐作品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乐曲是二重奏奏鸣曲K.19d。1765年，他们在伦敦举办的最后一场音乐会上，莫扎特和南内尔四手联弹，共同演奏了这部作品。当时宣传这部奏鸣曲的广告语是“一部大键琴协奏曲”。利奥波德后来宣称，“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像这样的四手联弹奏鸣曲”。虽然一个9岁的孩子能够创造出这样一种全新的音乐体裁几乎不具有可信度，但姐弟在钢琴上四手联弹所体现出来的亲密家庭概念却是当时音乐会舞台上的一个创新之举。鉴于这部奏鸣曲在二十多年后才得以出版，所以不是不可能，它的这种成熟是来自于后来的修订。
戴恩斯·巴林顿给莫扎特提出的考验之一是，要求他即兴创作一首“愤怒之歌”和一首“爱情之歌”。这两首歌莫扎特都完成了，演奏的时候，“他投入如此之深，以至于看起来像着了魔，疯狂地敲打着他的大键琴，有时还激动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这件事情显然激发了莫扎特的灵感，他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部声乐作品，即咏叹调《去吧，为愤怒所驱使》（K.21）。作为到目前为止他最为精致的作品之一，这首“愤怒之歌”是为男高音埃尔科莱·奇普兰迪所作的，随后被用于在国王剧院上演的梅塔斯塔西奥的歌剧《埃齐奥》当中，而歌词也正是取自这个歌剧的剧本。1765年7月，在他们一家离开伦敦前，莫扎特写下了他的第一部赞美诗作品：一首经文歌，《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K.20）。作品手稿被利奥波德献给了大英博物馆，作为展示他儿子复调音乐创作技巧的证据。这份手稿现在仍保存在那里——除了1785年写给自己学生托马斯·阿特伍德的一张便条，这是莫扎特唯一一份用英语书写的东西。学习语言对莫扎特来说轻而易举，很明显这个小男孩在居留伦敦期间学会了英语，并且20年之后仍没有遗忘这种语言。
莫扎特后来多次考虑返回伦敦，但尽管在家乡过得并不如意，而在英国有无数的朋友，并有可以清偿所有债务的诱人邀约，他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是天价委托都没能够吸引他返回伦敦。有人在1790年出价300英镑邀请他为牛津街上的万神殿大剧院创作两部歌剧——这是他两部最为成功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和《唐璜》的总收入的三倍。1790年，定居伦敦的德意志小提琴手和剧院经理约翰·彼得·萨洛蒙在成功邀请到海顿前往伦敦后，也试图说服莫扎特一同前去，但没有成功。在一次想必记忆深刻的晚餐上，萨洛蒙再次试图说服这位年轻的维也纳音乐明星陪同另一位年长者前往伦敦，莫扎特却含泪向海顿告别（“此生最后一次辞别”），表明他已经彻底放弃了离开维也纳的打算。
要是莫扎特在去世前几个月接受了前往伦敦的最后一次邀请（出自他合作的剧作家洛伦佐·达·蓬特），他将避开维也纳爆发的传染病，而正是这次传染病后来夺走了他的生命。不无讽刺的是，他留在维也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妻子康斯坦策身体一直不好；结果他活了35年，而她比他多活了半个世纪。
因此，莫扎特与伦敦公众的再次相见终究没有机会实现。但在他童年时代短暂体验过的英伦文化却给他留下了持久的印象。在一封1782年写给他父亲的信中，他称自己为英国人，“一个彻头彻尾的英国人”，并对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英国打败法国获得胜利的消息表示“非常高兴”。莫扎特称自己为英国人是什么意思？他无疑越来越敬佩亨德尔，尤其在他为后者的四部作品（包括《弥赛亚》）重新配器之后，而亨德尔不同于大多数作曲家，死时非常富有，这一事实可能也让莫扎特印象深刻，毕竟自己尽管收入不菲，却时常手头拮据。莫扎特是将英格兰与和平和繁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最重要的自由联系在了一起。
利奥波德在1787年写给南内尔的一封信中详细描绘了莫扎特对于伦敦的希望和恐惧。利奥波德告诉南内尔，莫扎特受他的朋友南希·斯托雷斯和他的学生托马斯·阿特伍德的怂恿，“想要去英格兰”。但利奥波德“以父亲的身份写信给他”，警告他可能出现的财务风险，“除非他已经得到伦敦方面提供的有一定确定性的合约”并推测“他将丧失信心”。换句话说，利奥波德对自己的儿子了如指掌，知道如何说服他放弃移居伦敦的念头，从而避免他脱离自己的影响。然而，莫扎特不能按自己的意愿移居伦敦肯定还有别的原因，因为在利奥波德去世之后，这个障碍已经移除，但他仍然能找到借口拒绝去伦敦。
尽管莫扎特在维也纳的作曲家中已经鹤立鸡群，但继任的皇帝却没有为他提供有效的资助，这让他深深感到失落。这个失败不单纯是宫廷斗争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他不合皇家音乐口味的问题。莫扎特在维也纳陷入孤立境地的主要原因是他的政治态度。他在政治方面虽然一点也谈不上激进，一直保持谨小慎微的态度，但他的政治思想绝对是颠覆性的，极其危险。伦敦宗教的多元化氛围以及对于各种宗教的极大宽容曾让利奥波德感到震惊，无疑也给年幼的莫扎特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伦敦，犹太人获得了社会的接纳和认可，不需要与基督徒分开居住，穿着打扮与其他任何人无异，并且一位犹太医生在伦敦还很有可能救过他父亲的命。这些事实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莫扎特没有反犹主义思想。
莫扎特深深热爱的共济会，尽管此前被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皇认为是恶魔一样的组织，却得到了约瑟夫二世的容忍和接纳。等到莫扎特即将离开人世时，共济会再一次陷入被王室猜忌怀疑的旋涡。至于莫扎特对于特权的深恶痛绝：尽管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确实被禁止演出，但他和达·蓬特在此基础上创作了新的谐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并设法说服当局他们创作的歌剧只是用来搞笑娱乐的。然而，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的确对贵族的虚伪进行了讽刺；《唐璜》也是如此。莫扎特的歌剧大受欢迎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其讽刺性。
《魔笛》同样也是莫扎特对于爱国主义的一种精妙表达，他认为爱国主义与他的世界主义完全兼容。他在1778年从巴黎写给他父亲的信中表示，他每天祈祷，希望能“为我自己以及整个德意志民族带来荣耀”。莫扎特热爱巴黎，但发现法国人的傲慢和自大让人无法接受。他并不像那些缺乏安全感的德国人，特别渴望获得法国人的喜欢，以至于主动与法国人联合起来反对盎格鲁—撒克逊人。
莫扎特肯定也不会喜欢今天的奥地利人对于他的大肆宣扬，因为他并不比贝多芬更属于奥地利人。莫扎特的出生地萨尔茨堡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地，他认为自己是德国人并对自己身为一个德国人感到自豪。这种自豪感引起了当权者的猜疑，特别是哈布斯堡王室及其大臣。从考尼茨到梅特涅，他们都对莫扎特产生了怀疑。要是莫扎特活到了拿破仑时代，作为德国爱国者，他可能会与法国人或奥地利人发生冲突。
相较之下，如果在伦敦定居，莫扎特将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谱曲、出版和演出，而不用担心审查、王室的不悦或更糟糕的情况。成年的莫扎特将比幼年的莫扎特更受欢迎。确实，莫扎特第一部在伦敦上演的歌剧是《狄托的仁慈》，上演时距离他去世已经超过了15年。“没想到莫扎特的歌剧在英格兰获得立足之地用了如此之长的时间！”著名的维也纳评论家爱德华·汉斯力克这样评论道。但18世纪的作曲家都不得不兼任自己作品的剧院经理，就像亨德尔那样；要是莫扎特出现在伦敦，他将引发民众巨大的热情，他的舞台作品将很快取得像他的器乐作品那样的巨大成功。最重要的是，莫扎特还有海顿，这位欧洲最著名的作曲家当他的推广大使。查尔斯·伯尼曾听到海顿在莫扎特去世后这样谈论他的这位朋友：“我经常被朋友谬赞说我是天才，”老人叹了口气，“但他要比我优秀得多。”
最后，莫扎特在伦敦的故事只是一个更大故事的短暂一章。这个故事就是：从乔治一世即位直到1914年的盎格鲁—德意志文化共生。在乔治王时期和维多利亚时期，德国音乐家在伦敦仿佛在家里一般自在；许多资助者和出版商自己就是德国人或至少是亲德派。
一位比莫里茨更伟大的德国作家，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在18世纪70年代两次居留伦敦期间，也对伦敦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这位启蒙运动的怀疑论者回忆起，自己在参访威斯敏斯特教堂时，有一瞬间对上帝的所有怀疑一扫而空，这时他心中充满了“无法言说的喜悦”。而在伦敦的舞台上看到戴维·加里克，则是约瑟夫·彼得·斯特恩一生最幸福的时刻。这位伟大的演员“上了莎士比亚曾上过的同一所学校，在那里，与莎士比亚一样，他不是坐等灵感降临，而是‘观摩学习’（因为在英格兰，不像在德意志，天才不是万能的）：这所学校，我指的是伦敦。在那里，一个拥有如此观察天赋的人能够很容易地在一年时间里积累起足够丰富的经验；而在一个小城镇里，在那里，所有人所期望和畏惧、所推崇和谈论的只是同一样东西，花上一辈子时间大概也达不成同样的目标……”
利希滕贝格对伦敦的一个深刻印象是，这是一个德国人可能在这里扬名立万的地方。相较于眼界狭隘的德国小城镇，这个大都市是欧洲的一个缩影。在莫扎特到访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一波接一波的德国人纷至沓来，涌入伦敦。除了贝多芬（他也像莫扎特那样推崇英格兰），德国的音乐家几乎都来了。一些就定居于此，比如第一位伟大的犹太裔德国作曲家伊格纳茨·莫谢莱斯（Ignaz Moscheles）。我在奇西克区的一家书店里无意中得到了他个人收藏的《钢琴练习曲二十四首》（Op.70）。
这种盎格鲁—德意志文化共生在1914年戛然而止，之后伦敦的德国人逐渐黯然失色。然后就是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犹太裔德国人移民出境潮，这改变了伦敦的文化景观。今天我们正在见证另一波德国移民带来的影响，比如席勒剧作在伦敦西区剧院的复兴。至于莫扎特，一旦他在这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就永远不会离开伦敦的舞台和音乐大厅。毕竟，第一家专门演出莫扎特歌剧的歌剧公司（格林德波恩歌剧院）就是在英格兰成立的。我也拥有一件珍贵纪念品，表明他在这里一直受到的推崇：由拉尔夫·沃恩—威廉斯签名的莫扎特最后六部交响曲的一份总谱。我想不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有哪位主要的英国作曲家不景仰莫扎特，不曾受到他的音乐的影响。追随亨德尔的榜样终究不是莫扎特的命运，但他已经被这个国家所接纳，就仿佛他是一个荣誉英国人。正如布鲁克街上的亨德尔故居博物馆纪念了这位伟大的盎格鲁—德意志作曲家，如果我们能把伊波里街的莫扎特故居购买下来以纪念沃尔夫冈·阿马多伊斯·莫扎特 的话，这将是非常恰当的举措，肯定会受到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