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阅读】佛门与文艺传承（下）注释

（本篇地址：御仏遍照，弘法利生：嵯峨背后的佛门与文艺传承（下））

注释：

*1：《宋高僧传·卷七·义寂传》、《释门正统·卷三·弟子志》、《佛祖统纪·卷八·义寂传》等史料称吴越求法于日本；《四教仪缘起》称吴越求援于高丽，高丽君主派遣沙门谛观携天台教经还于中原，《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五·德韶传》则称向新罗求法，但新罗早于935年降于王氏高丽，应为惯称或讹称。近代史学界认为求援于日本、高丽皆有可能，高丽僧携书入中原或发生于日本求书之后；中国天台宗则更强调日本经书对复兴天台法统的意义。

*2：神秀与慧能皆为禅宗五祖弘忍弟子，但二人所学禅法不同。神秀以《楞伽经》为法，慧能以《大般若经》为法；北禅以神秀为第六祖，南禅以慧能为第六祖，只因后来南禅北上逐渐取代北禅成为禅宗主流，故如今皆称慧能为禅宗六祖。

*3：中国禅宗有“云门天子，临济将军，曹洞土民”之称，其本意是以三种身份比喻禅宗云门宗、临济宗、曹洞宗宗门风格，日语研究界则以其指代临济、曹洞二宗信众群体。据《佛学大词典》所言，《槐安国语》、《宗门十规论》等书提到，云门宗待人接物如天子敕令，一言决定万事、不加解释问答余地；临济禅风则讲求“互换为机”，常以机缘问答形式说禅，问答双方主客任意切换，有如将军指挥三军生杀予夺；曹洞宗则重静默求道，风格隐秘殷实，如农夫耕耘不说闲语，故称“土民”。

*4：“镰仓佛教”也称“镰仓系佛教”或“镰仓新佛教”，泛指镰仓时代出现的区别于真言、天台等宗的新兴佛教宗派，同样也包括临济、曹洞二宗；本文站在单独讨论禅宗体系的角度，将临济、曹洞二宗从镰仓佛教范畴中抽出讨论，“镰仓佛教”条目主要讨论世俗化趋势更明显的净土宗、以及其他发源于本土的新宗派。

*5：日本安土桃山时期关东战力最强的军团素来有多种说法，一般在甲州（甲斐）、越后和三河中争执，有“甲斐兵＞三河兵＞＞＞＞＞尾张兵”的戏称。甲斐国素来以弓马武艺闻名，以“新罗三郎”源义光为武艺之祖；越后则因地理原因造就民风剽悍、大小势力斗争不止；三河国则主要因松平氏一门以净土宗信仰约束军士造就“三河武士”武名。

*6：包括南开《日本史》在内，以往主流说法认为一向宗加入富樫氏内乱是下间莲崇所致，莲如本人致信信徒要求其遵守王法、不得暴动；但近十年来对莲如书信进行发掘研究，发现莲如文明五年（1473）的书信中出现“为了佛法众议决定不惜一切参战”（仏法のため、一命を惜しまずに合戦に及ぶことに衆議が一決した）的语句，次年还有煽动一揆并密令购买武器的书信，意味着莲如才是此事主谋、而下间莲崇仅是按照莲如之意行事；事后将下间莲崇开除教籍属于寻找替罪羊的过河拆桥行为。

*：“一揆”指群众出于某种共同政治目的而自发结成的团体，后通常指代反抗当局通知的起义行为；“一向一揆”并非起事者全为一向宗僧的起义，只要参与者包含了信奉一向宗的信徒、并由寺院僧侣担任领导作用，都被算进“一向一揆”范畴。

*7：净土真宗“恶人只要有成佛决心即可得救”的“恶人正机说”对后世日本人的是非观念产生了极恶劣影响，包括日俄战争、甲午战争等日本近现代对外扩张战争中，净土真宗都担任了摇旗呐喊的思想依托角色。这一方面是宗教思想在社会体系中的作用所决定，另一方面也与本愿寺派与统治阶级的密切往来有关。

净土真宗祖师亲鸾为日野氏出身，日野氏为藤原氏的旁支；其后亲鸾的子孙就任历代本愿寺法主，在成为足利幕府将军家外戚的日野氏支持下发展势力。本愿寺分裂为东西两派后，仍保有大名规格的世俗地位，在明治维新后都获得伯爵规格的华族勋位。西本愿寺第21、22代法主大谷光尊、大谷光瑞皆为伯爵，后者与大正天皇为连襟，其妻是大正天皇贞明皇后之姐九条筹子；第23代法主大谷光照为大谷光瑞之侄，与昭和天皇是从兄弟。东本愿寺第21代法主大谷光胜、22代大谷光莹、23代大谷光演、24代大谷光畅皆为伯爵，24代大谷光畅迎娶昭和天皇香淳皇后之妹，与昭和天皇为连襟——得益于与皇室和政府的密切关系，东西本愿寺在20世纪日本政界具有极大影响力，在政教两界都担任日本政府对外扩张的依仗；

同时，净土真宗的往生学说、“真俗二谛论”和尊王思想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战争的本质，成为日俄战争、甲午战争、侵华战争中令日本军人不顾生死狂热参与战争的精神鸦片；此外，东西本愿寺也就对外战争进行募捐，并紧跟对外扩张步伐在日本政府地区修建寺院，传播净土真宗教义以达到思想统治目的——现在上海仍留有西本愿寺“上海别院”，辽宁省大连市和吉林省长春市则有东本愿寺的“关东别院”和“满洲别院”，成为日本佛教净土真宗积极参与日本对外扩张进程的实证；

最后，对中国文化破坏最大的一点，在于西本愿寺对敦煌文物的盗取破坏。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大谷光瑞鼓吹海外扩张论和“大亚细亚主义”，在二战期间积极参与政务，进入近卫文麿内阁、小矶国昭内阁任内阁参议、内阁顾问等职，大肆煽动扩大对外侵略规模；从1902年到1914年的13年间，大谷光瑞分三次以亲率或派遣形式组织“大谷探险队”，对印度及中国西北地区佛教遗址进行名为“探险”、实为掠夺盗掘的考察。“大谷探险队”以探险者或古董商贩身份前往中国新疆、内蒙、甘肃、青海、宁夏等地各大佛教遗址，疯狂窃取盗掠文物，仅有文献记载的第三次探险就窃取6731公斤、86箱的文物，涵盖佛经、史料、古文字文书、碑拓、绘画、雕塑、织染、刺绣、古钱币、古尸等多种类型，其中光佛经就有2万余册，大谷光瑞本人自夸所获文物“时代上可上溯六朝，种类上也多种多样，颇为丰富”；同时，由于大谷探险队中无一人为专业考古业者出身，盗取文物采用暴力切割、挖掘等方式，或是雇佣缺乏专业意识的当地百姓胡乱挖掘，导致无论是其获得部分还是残留部分均大量失去研究价值，为中国文物古迹、佛教文化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不可挽回的巨大破坏。

如今，当初被大谷光瑞掠走的文物分散于中、朝、日的大连图书馆（原满铁大连图书馆）、汉城国立中央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龙谷大学图书馆等地，还有数目不明的文物时常出现在各大国际拍卖会上，成为当初大谷光瑞文化掠夺行为毋庸置疑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