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大和解：与儒家君子理想的和解

谦谦君子，温文尔雅。君子坦荡荡。君子慎独。君子怀德。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喻于义。等等。这是儒家给我们设定的（君子）道德行为标准。

有一阵子我苦恼于儒家对做人的要求太高，我很难达到。长期达不到这种境界，但又从小被灌输教育这才是我们要有的境界，这种你的现实为人和理想为人之间的巨大差距让我时常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我有试过读老庄来“拨乱反正”，但是儒家积极进取、奔腾上进的思想没能被道家成功调和，最后我只能安慰自己“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而我最近有一个顿悟，即我们还能告诉自己这永远是一个“on becoming”（成为）的过程，换句话说，“达则兼济天下”“修齐治平”“己欲达则达人”等是一个无限漫长的道路，它本质上类似于渐近线，而我们的奋斗历程则类似一个存在渐近线的函数，它永远不能和渐近线相交，可是，幸运的是，只要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不断努力，就可以不断甚至无限逼近它。

张载目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号召大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梁漱溟干脆就“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了，是什么让我们的知识分子胸怀伟大的理想，并且愿意献身于宏大的事业？因为“当仁不让”吗？还是因为这些人都有极高的个人期许和做出历史性贡献的追求？还是自古以来，我们的知识分子都做着一个比个人生命更宏大的梦？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人生小目标的实现固然能带来快乐，可它带来的快乐终究是短暂的，而短暂的快乐不能支持人的长期的精神发展。孟子早就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由于孟子排山倒海般的雄辩和滴水不漏的论证，可能中华民族早已达成了“做大事就免不了一场受苦”的共识。那么，既然人生需要受苦，那最好的应对方法就是让自己的苦难更有意义。而比起入世，如果选择出世的话，代价是更大的，因为你将承担“你做的很多事情没有（对更多的人造成）更大的意义”的后果，而这将比“受苦”本身更令人痛苦。尼采的“He who has a why to life can bear almost any how.”（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就能承受一切痛苦）就很好地佐证了“大任”能给我们带来的精神力量。

孔子周游列国时，遇到了西狩获麟（瑞兽因生逢乱世而遇害）的故事，然后悲叹自己“吾道穷矣”（我无路可走了），可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疲于奔命是为了施行仁政、颠沛流离是为了施行仁政）未尝不是更大的自我实现，而这个失败的行为正是人类的成功之处——不妥协地抗争远好于坐以待毙。而做某种理想的牺牲值得吗？我认为是值得的，同理，“相濡以沫”的生命体验是丰富于“相忘于江湖”的，作为神龟被供奉在朝堂是优越于作为活着的乌龟在泥里打滚的，因“无用”而不被砍掉的树是不如“有用”而被做成家具的树的。

王勃《滕王阁序》的一段话很适合做本文的总结。作者感慨“时运不齐，命途多舛”，辅以冯唐、李广、贾谊、梁鸿的例子支撑论点，“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然后总结：“所赖君子见机，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最后是完全的乐观主义“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为什么我们明知道有很多英雄过得不顺，但同时又能怀有对生命的乐观态度？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其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当仁不让的自信，置生死于度外的奋进，早就写进了（儒家）知识分子的价值观里——我们都有这样的想法/直觉反应，只要拂拭一下心镜上的尘埃，它们就会显现。

Writer：Ruiya Wang (an Education major in the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作者：王瑞亚（南安普顿大学教育学硕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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