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字发展看历史：西方不存在原创文明

长期以来，中国人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误导，大家都以为汉字很落后，属于近似于原始的象形文字，而字母表音文字则为“高级文字”，有利于发展科学。

而事实上却恰恰相反。如果不是借助于汉字的“表意”，西方人根本不知道科学、文学和哲学为何物！仅从西方文字之“表音”特征来看，西方在文字、文学，乃至于任何思想领域都不可能产生“原创思想的基因”。

   首先澄清一下文字的本质 

“象形、表音、表意”是文字的不可分割的三要素，而单纯的“象形”或“表音”则属于文字的缺陷或不成熟的表现。而汉字则是经过长时间、大范围的广泛流通所形成的“形、音、义”三位一体的，能够做到“普遍共通”并且是形而上的，成熟的文字。

相比之下，生物性（形而下）的“象形”和“表音”所能表达的，分别是零星的视觉或个别的听觉；它们只产生于狭小的部落间交流沟通，范围稍大就会形成巨大的障碍。

象形 侧重于视觉；表音 侧重于听觉。而表意，则是在象形、表音兼而有之的情况下，通过长时间、大面积的广泛交流，将初级文字上升到思维阶段的产物。

比如中文这几个字：牛、猪、马、羊、肉、毛、奶，就是典型的表意文字的产物。不仅形音兼备，而且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经过思维组合起来，形成符合实际的词组。比如猪肉、羊毛、牛奶等等。每一个字都有明确的形、音 意义，并且每一种组合都能明确表达出正确的思维过程。

再看英语这几个词分别是：牛 Cattle, 猪 pigs, 马 horses,  羊 sheep, 肉 meat,毛 hair, 奶 milk

而 猪肉则为pork  、羊毛为wool、牛奶仍为milk，若是马奶则为mare's milk（母马的奶），而公马则是stallion。

而羊肉则是 mutton；或者 red meat（未熟前是红色的肉，牛羊肉的泛称）。

至此，中文相对于英文的表意优势和成熟度，已经一目了然了。

由于人的声音在空间传播上的变化和在时间传播上的变化，表音，是不可能长时间、大范围地广泛传播的，它只能形成简单文字，而不可能上升到表意文字的程度。 能够形成表意文字的，只能是象形文字。而且，世界上最成熟的表意文字系统，只能是由世界上流传时间最长、使用人数最多的最古老的象形文字演变而来。否则，它就根本不是世界上最成熟的表意文字系统！

由此可见，西方的表音文字是绝对不能自成体系达到中华文字的高度的。除非它受到中华文字的影响，得到快速的畸形发展。

此外，西方的表音文字还必须寄生于中国文化中的两个因素：

1、印刷术锁定和规范其符号（字母）。否则任何字母都有胡乱涂鸦的可能，乱成一锅粥，根本就无法流通和传播。

2、使用便宜的纸张或竹简等文字载体，否则就无法长期流传下去，只能自生自灭，很快消亡。

在使用印刷术之前，是不可能存在成熟的表音文字的。

近代以前的西方不可能存在文字和文献。就像18世纪初的法国图书馆馆长让·哈尔端所说的那样：

几乎全部的“古代”希腊—罗马的作品和作家都是在14世纪后被伪造的。

 

倚靠四大发明而初起的西方，（字母）表音文字远不成熟，备受挑战，生死未卜。在15—17世纪的欧洲，宗教文字（拉丁文等）和与此相对而出的世俗文字（方言文字）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冲突，以致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死人千万的宗教战争的症结。这是因为表音文字缺少“表意功能”（含义、定义），而使新文字徒增误解，火上浇油。

于是，从培根到莱布尼茨好几代的欧洲精英，都以汉字为榜样致力于语言改革。虽然有不少人尝试设计类似于汉字的表意文字，但更多的和较成功的则是，利用“中国雅言”（汉语表意）来弥补西方表音文字的这一缺失。那就是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欧洲学者乘着“中国风、中国启蒙”（启蒙运动），使中国文化及其“雅言”（表意）融入他们的表音文字之中。这样，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也就能被用于抽象与形象的写作，从而变成了其民族性、乃至国际性的文字了。

拿英文来说，在莎士比亚之前（1564—1616年），英文尚不胜任于正规书写，直到在他死后大半个世纪仍是如此。所有的18世纪以前的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的文本——特别是莎士比亚名下的作品，都主要由于其语言低劣的缘故，而在后来被改写或重写的。在17世纪的英国，培根、威尔金斯、斯威夫特和约翰·韦布等众多学者都倡导或进行“汉语模式”的语言改革；到17世纪末乃初见成效，例如牛顿的写作从拉丁文改为英文。1775年《约翰逊英语词典》是英文臻于完善的标志，就像几位西方学者所揭示的：约翰逊博士是用汉语概念来定义英文的。

 

“表意”之外没有原创文明

 

关于近代以前的西方实情，仅从文字学的视角来观察，便可“一叶知秋、一语中的”。“表音”意味着什么呢？它至少可以说明如下三点：

第一，西方无缘于原创文字，它根本就不具备这种功能。仅仅在充满差异和变异的声音中来“表音”，怎么可能？从“表音”来需求文字，那是“死胡同、死脑筋”。所以说，若非幸遇外来文明，西方则无缘于文字。

第二，鉴于声音属于人的生理本能，如果社会交流模式仅限于“表音”，那就只能是：除非其受变于外来文明的影响，否则它就只能原地踏步，不可能产生任何进步。实际上西方的发展也正是如此。它在近代以前是“神本”为基础，根本就不存在“人为、人智”和“进步、进化”。

第三，没有文字，则无文献，也就不存在文明史。西方在依靠中国因素产生了字母表音文字之后，他们开始伪造了“古典文明”（希腊、罗马）和“古老文明”（埃及、两河）。那些西方被伪造出来的所谓哲学家更容易被现代人所理解，而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在现代人看来是那么晦涩难懂，根源就在这里，都不过是近（现）代人伪造的而已。

不信您去查一查旁证。中国的古代哲学家都是有传承的，比如老子、孔子、诸子百家，他们老师是谁、徒弟是谁、家族亲戚是谁，甚至他们的坟墓在哪里，谁是他们的后人等等，都一清二楚。

您再去查查看，亚里士多德（见附注）的后人是谁；柏拉图的后人是谁。柏拉图号称是精神恋爱者，这不过是西方伪史的编造者欺骗世界的谎言而已。

     没有“表意”（形而上），也就不存在原创文学和哲学

再来看象形文字。鉴于纯粹的或非表意的象形文字既是文字的雏形，又是文字的缺陷。它所能传达的只是具体的或零星的景象，而非整体的或系统的思想。因而，象形文字并不胜任于文明所需的交流媒介。原创文明应该是表意的，而非“象形”或“表音”的。

据此，我们便可推断：拥有象形文字的“古埃及”、以及它的文明与历史，都是不存在的。

“古埃及”是怎样出笼的呢？它是西方史学“三巨头”进行累进伪造的结果：

1.臭名昭著的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bo, 1432-1502年）开拓“西方全史”：“古老文明”（埃及、两河）和“古典文明”（希腊、罗马），但缺乏时间概念。

2.“编年史之父”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 1540—1609年）：按照中国编年史及其计算方法，设计出“西方编年全史”，因而安尼乌斯的虚构被“扶正”。

3.“埃及学之父”珂雪（又译基歇尔，Athanasii Kircher, 1602—1680年）使用中国资料补充“古埃及”的文明与文字，他也是编造中华文明“西来说”的罪魁祸首。

文字是文明的缩影，由文字可以洞见古今西方的学术造假的目的——“复制中国”。

牛顿、培根对希腊伪历史嗤之以鼻

艾萨克·牛顿（1643—1727年），著名的物理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长。

牛顿认为：“希腊人的古代全是虚构的（the antiquities of the Greeks are full of fables）。”

“古代希腊是充满诗意的虚构（Greek Antiquities are full of Poetical Fictions）。”

他还说：“最早的证据丧失已久，现存的古籍若非全然发明，便是错误百出。”这话用以评论据以构筑希腊伪史的荷马史诗、希罗多德《历史》、修昔底德《战争史》和普罗塔克《名人传》完全恰当。

牛顿谴责那些建立埃及、巴比伦和希腊编年史的学者，批评他们通过伪造历史序列来证明它们的“古老”（fabricate historical list to prove their antiquity）。

牛顿考证埃及历史，认为埃及缺乏可信的历史，埃及国范围小、历时短、很晚出——间断存在仅三百多年的一个中世纪的小王国。

牛顿著《古代王国编年史修正》，牛顿在书中指出，斯卡利杰等人的“古希腊、古埃及”等的编年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凭空伪造的。

【附注】牛顿《古代王国编年史修正》一书，主要是针对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 1540—1609年，法国—荷兰人）所著的西方编年史。

斯卡杰利被称为欧洲“科学编年史之父”，他利用中国历史朝代帝王年表和天干地支的计算方法，编撰出“圣经编年”（包括耶稣诞辰）和“普世历史编年”，后者包括“泛西方”的“古典文明”（希腊、罗马）和“古老文明”（埃及、两河）的编年史。

现在西方的所谓“古典学”编年史即由此而来，其杜撰的伪史编年19世纪以来变为西方学界依据制作伪史的正史。中国学术界所谓的古埃及、巴比伦、希腊等编年史，无不来自于此。

 

培根、伏尔泰、胡克论西方伪史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一1626年），17世纪英国著名学者，近代科学逻辑的创始人，实验科学鼻祖。

培根说：“所谓的“异教的古代历史”（指非基督教的西方历史，诸如埃及、希腊、罗马、波斯和巴比伦等——引者），几乎都是由无稽神话和不可信的莎草残片所构成的；毋庸置疑，全是有缺陷的。

古代是历史的残骸（Antiquities are the wrecks of history），关于它们的记忆几乎荡然无存。有些勤奋的人以其细致精确的努力，收集家谱、日历、标题、铭文、碑石、钱币、名字、词源、谚语、传统、档案、仪器、公共和私人历史的残片和散见的书籍等等，透过如此途径或许能够恢复一些诺亚洪水时代的印象。这是一项费力的工作，但毕竟人们会带着敬畏之心接受它。值得来到神话和虚构的源头（deserves to come in the place of those fabulous and fictitious Origin）。……在这些不完美的历史中，很少具有权威。……历史的缩影是腐败的，那正常的、极好的历史本身已被损坏，只剩下无利可图的渣滓，……都应该被摒弃。”

伏尔泰（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Voltaire，1694年11月21日—1778年5月30日）

伏尔泰说：“以我们某个智慧之士的观察，所有的古代史都是神话，人们则信以为真。”

他还说：“所有希腊文明都是被虚构的。只有绵延不绝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她才是全人类最古老的、存活至今的民族！”

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 1635—1703年，英国博物学家、发明家）

胡克对西方伪历史的看法是：通过大众传播和暗中操作，有关埃及、希腊和迦勒底（巴比伦）的虚构故事（the fabulous stories）被建筑起来，转变为真理……。

这些“虚构故事”囊括了世界古代历史的主要部分，还包含了故弄玄虚的隐秘智慧；后者服务于传播那并不存在的“真实历史”……。

胡克还说：显而易见，包含着希腊智慧的赫西俄德《神谱》，被说成是来自古埃及和腓尼基，但其主体文字与神话传奇则从来未被证明。

其他外国学者对西方伪史的揭露

18世纪法国学者让·哈尔端（Jean Hardouin, 1646—1729年，法国古文献学家、图书馆馆长）指出：“绝大部分的‘古代’希腊和罗马的作者和作品、以及文物，都是在13世纪晚期以来被伪造的。”

据他考证的结论：“关于希腊（人们）所知道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谎言。”

美国爱荷华大学教授麦克劳德在其所著《现代世界的恶作剧》书中说：

“哈尔端是耶稣会士学者，生活于1646—1729年；他写下专著……，宣称：绝大部分的“古典”希腊和罗马的文献、艺术品和钱币都是伪造的。它发端于13世纪后期和14世纪，……（神职学者）在修道院书室里伪造“古典文献”，……起先是由西弗勒斯（Severus Achontius）幕后操作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述是真的吗？奥古斯汀的《忏悔录》是真的吗？希伯来文《旧约》是真的吗？全都是假的！”

“这样的想法似乎反常，但哈尔端不是一个偏激的人，而是很受尊敬的杰出的古文献学者，他绝不是一个疯狂的边缘人。……哈尔端所处的时代，是从口语交流传播宗教知识，进入全面依靠文字印刷的时代（知识和来源和诚信都是失控的）……他的质疑是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