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革命恐怖的辩护
在如今的互联网上有一种奇谈怪论，大意是革命者只要一杀人他们便堕落到他们所推翻的君主或资产者一个水平，甚至还不如。到如今，这一流派已经不满足于为俄国的沙皇叫屈，有些人甚至叫屈到了法国大革命。
在这些人看来革命似乎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完全可以‘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不应该去痛打落水狗。然而鲁迅先生早在他的《费厄泼赖应当缓行》中指出“不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鲁迅举了个例子，秋瑾女侠是因为告密而死，他的同志王金发在辛亥革命过后想为她报仇，连告密卷宗都已调出，最后说已到了民国大家不因在修旧怨。结果到了二次革命时，王金发便被袁世凯的走狗所杀，而其中出力的便有他说宽恕的告密者。
实际上，反动派招到革命者的正压完全是咎由自取。在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绥拉菲摩维兹在《铁流》里，写农民杀掉了一个贵人的小女儿，那母亲哭得很凄惨，他却诧异道，哭什么呢，我们死掉多少小孩子，一点也没哭过。他不是残酷，他一向不知道人命会这么宝贵，他觉得奇怪了。奴隶们受惯了猪狗的待遇，他只知道人们无异于猪狗。”我们不得不感流下怜悯的眼泪，以此来对被压迫摧残的劳动者的同情，也不得不发出欢笑声，以此来嘲笑剥削者所扔出的回旋镖终究打在了自己身上。更何况，死亡不过是压迫者给予人民最轻的折磨，可就是这样他们也害怕的发抖，难道他们没想到命运的礼物早已标好了价格吗？正如马克吐温说所“然而，刀斧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饥饿、冷酷的侮辱、残忍和悲痛的慢性屠杀吗？闪电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炮烙之刑的慢性屠杀吗？
当然。有些人谴责先驱们有跟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是“革命是为了救人，而革命如今却杀了好人，足以见得这些人只是新的独夫民贼”。对于这些人我们只能说他们一点也不懂革命。让我们先看看雨果在《九三年》中是怎么说的“革命有敌人，就是旧世界，革命决不能怜悯它，就像医生的敌人是坏疽，医生决不能怜悯坏疽一样。革命通过国王根除君主制，通过贵族根除贵族 阶级，通过军队根除专制主义，通过教士根除迷信，通过法官根除野蛮，一句话，通过所有的暴君根除所有的暴虐。这个手术令人恐惧，但革命做这个手术是万无一 失的。至于手术中会损坏多少好肉，你去看着跑埃哈夫①是怎样说的。切除肿瘤哪能不流血呢？扑灭大火哪能不牺牲一部分呢？正是这些可怕的必要条件保证了成 功。外科医生像是屠夫，治病的人像是刽子手。革命忠诚于自己的天赋使命，它毁伤肢体，但拯救生命。”而中国的曹聚仁先生则更直白“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到了衰老期，什么都“积重难返”，所以非“革命”不可。革命是社会的突变过程；在过程中，好人，坏人，与不好不坏的人，总要杀了一些。杀了一些人，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于社会起了隔离作用，旧的社会和新的社会截然分成两段，恶的势力不会传染到新的组织中来。所以革命杀人应该有标准，应该多杀中年以上的人，多杀代表旧势力的人。法国大革命的成功，即在大恐慌时期的扫荡旧势力。”为什么两个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人为什么说的话如此相似？因为他们真正的参加过革命，他们了解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是一场手术，在这场手术中确实会有一些无辜者被推上断头台，但我们绝不能为此因噎废食。一想到这里，我就想都有人那沙皇全家被杀来攻击苏俄，说连孩子都杀，足以见得苏联的残暴。这些人我们可以排除他们是中国人的可能，因为中国有一个叫溥仪的人，而他第一次复辟是年龄才十一岁,比被灭门的沙皇一家最小的孩子还小3岁，而在这之后他更是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狼狈为奸搞伪满洲国。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心的国人都对溥仪的行为充满憎恨，在当时曹聚仁更是直接说“早杀溥仪，多杀郑孝胥之流，方是邦国之大幸。”。而现在，有一些人反而为沙皇一家来叫屈，这些对历史没有一点了解的人，难道不明白11岁的溥仪可以复辟，难道14岁的俄国皇子不可以吗？难道为了一个压迫者的生命，可以牺牲数百万人民的生命再去打一次内战吗？就可以我全这些人把对压迫者的眼泪收起，还是留给1905年被枪杀的工人吧。
其实，革命恐怖并不像庸人说想的与恐怖的革命划等号。革命恐怖不过是受压迫数百年之久的人民将他们说受到的一切如数奉还给压迫者罢了。这个时候我就不得不称赞一下俄国人，虽然我国自称礼仪之邦，但在礼尚往来这一方面还是不如俄国人，毕竟1905年沙皇好生请俄国工人吃了一顿子弹，忘不了沙皇恩情的俄国人在1918年把这顿饭有请了回去。而我们中国人对不管是清廷还是洪宪我们都没有做到这番礼数。而且从历史上施行过革命恐怖的个命更容易成功，从正面看有法国大革命和1917俄国革命，从反面看则有1848革命和巴黎公社做例子。跟不用说中国有辛亥革命做例子，正因为先烈们没有施行革命恐怖，才让遗老遗少们在暗处繁殖，到了二次革命出来咬死了许多革命者，让中国近代的改革如此艰难。鲁迅在《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写道“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于是它们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遗老不必说，连遗少也还是那么多。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这已经足以证明革命恐怖的必要性。
革命确实会让人感到恐惧，应为他在极短的时间杀死了许多人，加之反动派的污蔑确实会让人感到恐惧，譬如雅各宾专政和罗伯斯比尔。但这正如一道闪电劈开了笼罩世界数百年的间带来的死亡，也正如马克吐温所说“只要我们稍稍回忆和思考一下，就会明白：法国事实上存在两个“恐怖时代”。一个在感情冲动下进行屠杀，一个是冷漠地、蓄意地进行屠杀。一个只持续了数月，一个则持续了千年以上。一个使千余人死亡，一个则使一亿人丧生。可是我们只是对那个小规模的、短暂的恐怖时代感到恐惧。然而，刀斧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饥饿、冷酷的侮辱、残忍和悲痛的慢性屠杀吗？闪电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炮烙之刑的慢性屠杀吗？短暂的恐怖时代所填装的棺材，只要城市里的一块墓地就能容纳下了，却有人不断告诉我们要为之战栗和哀鸣。可是，那自古以来的真正恐怖，那种不可名状，惨绝人寰的恐怖，其所填装的棺材，就连整个法兰西也容纳不下啊，却没有人告诉我们要看到这种恐怖的巨大规模，要寄予应有的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