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仲英

（一）马仲英（1911-?）原名马步英，字子才。甘肃河州（今临夏）人，回族，军官出身。1927年秋国民军师长赵席聘任河州镇守使，征兵要款，触犯宗教禁忌，激起穆斯林强烈反对。1928年春天冯玉祥的国民军与甘肃河州穆斯林发生矛盾，国民军大规模清乡，时马仲英父亲马宝为马麒的宁海军一个营长，有病休养在河州老家。马宝做为请愿的代表，也被扣留送兰州，被国民军怀疑“通匪”而遭逮捕枪决。在军校学习的马仲英遂联合宁海军军官马腾、马仪、马虎山、马古里拜、马七三、马丹巴6个私逃河州，袭击一队国民军运输队，缴获大批武器。到达河州后召集当地两三万民众建立武装“黑虎吸冯军”，自称司令，因为当时只有16岁，被称为“尕司令”。马仲英三度围攻河州，并且提出“不杀回、不杀汉，专杀国民军办事员”的口号，先后3次围攻河州，战争一度进展到离兰州仅60公里的牛心山，兰州为之震动。1928年夏末冯玉祥调集吉鸿昌、孙连仲、佟麟阁等部对马仲英发起反攻，激战7昼夜后马仲英战败，一路撤退到岷州。12月马仲英卷土重来，迅速进逼西宁，在遭到青海主席孙连仲（1893年2月2日—1990年8月14日）部的阻击后转而袭取湟源，然后退走河西。1929年3月15日马仲英攻占民勤，自3月15日马部进城起至3月31日离城止屠杀一直没有间断，民勤县全城不满一万人口，被屠杀四千六百多人，其中枪杀的很少，绝大多数是刀砍死的，还有投井死的。刘郁芬得到马仲英占据民勤的消息后即命令驻天水的三十师吉鸿昌（1895年10月18日 —1934年11月24日部开往民勤，进行清剿。吉鸿昌部以急行军赶到武威，休息两天后即向民勤前进，马仲英沿洪水河布置抵抗。2月20日吉鸿昌部到达香家湾，隔河轰炮，马仲英稍事抵抗即退走。21日吉鸿昌部进至民勤县城西南之十里墩，马仲英即连夜撤出民勤县城，向东逃窜。22日早晨吉鸿昌部进城，吉部刘兆祥旅奉命追击，追至东渠大庙（距县城180里），马仲英已入宁夏，至此吉鸿昌又率李松崐旅由民勤经武威、古浪去宁夏清剿。1929年马仲英率部进入宁夏，由河州（今甘肃临夏）率领反冯玉祥的部队经西宁进入河西走廊，进入永昌城，跟着逼近镇番城（今民勤县），与吉鸿昌交战。

（二）马仲英退出镇番后进入内蒙古定远营，阿拉善旗达王为马部供应大批粮草，还赠送一些子弹，力劝马仲英去攻宁夏，以泄门致中（时任宁夏省主席）攻打王爷府的宿怨。这时马仲英还得到宁海镇守使马麒、凉州镇守使马廷勷和马廷贤兄弟的暗中支持，马廷贤率部与其同行。吉军乘胜追击，连克小坝、叶盛堡等地，直逼宁夏城。马仲英为了保存实力，利于再战，放火焚毁马福祥、马鸿宾的护军使衙门及其他房产和一些剩余的枪枝弹药，于1929年6月7日放弃宁夏城。马仲英向石嘴山败退时路过平罗，因苏雨生严密防守，不得进城，只好绕道北撤，退到石嘴山。马仲英与吉鸿昌二战宁夏城后部队被马鸿逵收编，马仲英自己去了北平，据说曾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蒋介石还试图推荐他去中央军校学习。此间他还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以作战参谋的身份参加中原大战。1929年12月马仲英部从山西大同绕道天津到徐州投奔马鸿逵，马仲英的部队被马鸿逵收编后马仲英远走北平一年即返回宁夏，旋即携旧部再叛。1930年冬天突然攻取张掖，然后收编部队，自称“甘宁青联军总司令”，开始扩充实力。马仲英盘踞肃州（今酒泉）和甘州（今张掖）引起青海陆军新编第九师师长马步芳的嫉妒，马步芳遂于1931年夏天进攻马仲英，马仲英主力远在肃州，救援不及而丢失张掖。马步芳乘胜开始进攻酒泉，恰在此时马仲英在肃州见到哈密特使尧乐博斯，尧乐博斯劝说马仲英进军新疆。马仲英正被马步芳打得很狼狈，于是一拍即合，领兵入疆。1931年的新疆处于战乱之中杨增新遇刺后上台的金树仁（1879-1941）难以威抚新疆，新疆各地反金力量不断起事，反金力量的主力是哈密农民起义军，这支武装的头目是参加过早年铁木耳起义的和加尼牙孜（1889年－1941年）、哈密王和担任哈密警备旅长的尧乐博斯（1889年-1971年）暗中支持他。哈密王为取得内地中央政府的支持，暗中派遣尧乐博斯赴南京请愿，尧乐博斯在去南京的途中于酒泉见到马仲英，两人相谈很是投机。马仲英和尧乐博斯商议后决定一起入新疆，共同推翻金树仁的政权。1931年初夏马仲英诈称奉命出关、兴师援哈，扬言在三个月内打败金树仁。5月19日在肃州整装出发，当时号称3个纵队，每个纵队各有司令1人。实际上战斗人员仅有400多人，枪支仅90余支，连同家属、勤杂人员也不过500多人。

（三）马仲英计划在15天内赶到哈密，但是到达星星峡附近时粮草耗尽，马仲英临时决定夜袭星星峡，缴获部分枪械和粮草。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奔沁城，一路沿大路直去哈密东郊的黄芦岗。哈密有三城，回城在南，汉城在北。汉城又有新、老城之分，老城在新城和回城之间，文武官署均在此地。新城和老城之间防线很长，老城东、南两门和新城北门毫无屏障。当时汉城驻军为朱瑞墀的一个师，部下有步、骑、炮、机枪等13个连，朱瑞墀镇守新城，熊发友守卫老城。马仲英进驻黄芦岗后与加尼牙孜部的配合，马仲英的参谋长吴英琦率领先锋夜袭哈密，一举攻克回城，开始对汉城猛烈攻击。熊发友见势不好准备投降，被朱瑞墀阻止。朱瑞墀认为马部虽然骁勇善战，但是没有重武器，必不利于攻城，果然在金军严密防守下哈密未破。马仲英的第36师师部驻扎酒泉肃州镇守使官署，下设军需、军法、政训、参谋、军械、军医、秘书、副官八处。并设立直属教导连，由马仲英的弟弟马仲杰任连长，专门培训优秀青年，准备培养为部队的军官。又设专门的被服厂、军械修理厂等后勤单位，俨然从“匪”转变为一支正规部队。但是其部队仍然沿用旧习，全部用绰号作为番号，如“牛肉团”、“歪嘴团”、“黑鹰团”、“是非团”、“枣骝团”、“鸭子营”、“黑汉旅”等。其骑兵以马的毛色编队，如“黑马队”、“白马队”、“花马队”、“枣骝队”等，依然一副流寇作风。后来经过马仲英大力整顿，强征当地农民子弟入伍，得众3000，编为2个旅，由马仲杰（马仲英的弟弟）和马虎山（马仲英的姐夫）分别担任旅长，从此军容整齐、指挥统一。1932年金树仁任用盛世才进剿和加尼牙孜的哈密军，和加尼牙孜再次请马仲英入疆，马派手下马世明、马全禄率部进入新疆，分别攻占吐鲁番和袭击迪化。1933年1月天寒地冻，马仲英亲率主力3000人由酒泉出发，第二次进入新疆。在他出发之前先期抵达的马世明和马全禄已经和和加尼牙孜一起将战火燃遍整个东疆，其中马全禄部在1932年末进抵迪化附近的南山。当时盛世才正督率省军在鄯善和吐鲁番一带和马世明、和加尼牙孜缠斗，因而迪化兵力空虚，城内一片恐慌。金树仁慌忙成立警备司令部，自己亲自披挂上阵任司令，又成立城防指挥部统一指挥，保卫迪化。

（四）1932年12月省军一团在芨芨糟子堵截马全禄，1933年1月25日正是马仲英经星星峡向哈密进军的时候马全禄指挥精锐骑兵突袭省军，省军堵截部队大败，仅有百人生还。消息传到迪化后全城震动，1月29日迪化关闭大部分城门，仅留东门一处进出。同时金树仁命商团荷枪实弹守卫城池，迪化所有店铺关门歇业，邮政业务也随之停止，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迪化城内仅有省军700余和归化军（流窜新疆被收编的白俄）300多人，为了增加兵员，省府办公。2月19日马全禄率领骑兵数百人开始在迪化四郊神出鬼没，不断进行骚扰和进攻，战斗主要发生在迪化西门外的西大桥和红山嘴一带。从2月21日起战斗不止，马全禄一度进入红山嘴，攻占小校场的无线电台、北门外高地和西大桥一带。双方在西大桥开始激战，省军为了夺回无线电台，竟将这里的民房付之一炬，23日马全禄不支退走，战斗暂时告一段落。然而迪化伏尸遍野，目不忍睹，仅3月4日当地慈善机构就运出尸体千余，可见当时战斗之激烈。马全禄攻迪化不克，遂转而四处袭击迪化郊县，盛世才率军回守迪化。盛世才经常被马全禄的四处骚扰搞得疲惫不堪，往往是一处战斗未完时另一处战斗又起，疲于奔命，这种局面正是马仲英所希望看到的。马仲英自从第一次入疆后潜心研究再次入疆的计划，马全禄在迪化四郊的游击战正是实现这一计划的关键。马仲英西出星星峡，一路顺利抵达哈密，在这里他召开一个高级军事会议，在会议上他宣布自己的庞大计划：马全禄继续牵制省军主力于迪化周围，哈密马军主力兵分两路，一路出哈密，沿天山南路，直取鄯善、吐鲁番，再进取迪化；另一路从镇西沿木垒河、奇台西进，在迪化和第一路及马全禄部会合共同攻占迪化；马仲英则以陆军新编36师的名义坐镇哈密指挥全局。3月两路大军开始行动，尧乐博斯的南路一路未经历大的战斗，顺利占领吐鲁番。但是马仲杰（马仲英宠爱有加的弟弟）的一路却不太顺利，马仲英自哈密出发后沿途张贴《为讨伐金树仁告新疆民众书》，罗列金树仁十大罪状，宣扬：“36师奉中央命令。志在排解纠纷，挽救危局，使同胞出水火之厄。”号召当地群众支持自己。由于盛世才把持新疆省军大权，在政变关键时刻又支持政变，因而被推选为新疆督办。

（五）1933年1月马仲英率领6000多人进军新疆，占领新疆东部。4月12日迪化金树仁手下的归化军（白俄军队）和东北抗日义勇军旧部反叛，推盛世才为新疆督办。盛世才被推选为督办后马上就让人感受到他的阴冷风格，首先他派人与马全禄的部下马德祥勾结，用高官厚禄相利诱，唆使马德祥杀死马全禄，进而收编马全禄余部2000多人，从而消除威胁迪化的一大威胁。然后盛世才又利用马仲英和和加尼牙孜因为分配战利品而发生的分歧和矛盾，以划分南疆给和加尼牙孜为代价诱使和加尼牙孜与马仲英脱离关系，这样和马联盟瓦解。马仲英从此失去当地部分少数民族头目的支持，这成为后来马仲英无法在南疆立足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盛世才的谋略。紫泥泉位于孚远和阜康之间，阜康距离迪化十分近，在孚远通向阜康的大路上有个三台镇，三台的西边就是紫泥泉，这里是从哈密经不放松军事防备。从5月开始盛世才开始调集大批省军向阜康方向集中，到6月中旬先后抵达紫泥泉地区的部队有：第一路军，指挥官郑润成，兵力1400人；第二路军，指挥官柴秀龄，兵力900人；第三路军，指挥官巴平古特，这是在迪化的白俄归化军主力，兵力有1000人；第四路军，指挥官刘万奎（绰号刘快腿，原来是东北土匪，后跟随苏炳文率部下抗日，失败后经苏联进入新疆），兵力有500人；第五路军 ，指挥官张毓秀，兵力750人；第六路军，指挥官哈良玉，兵力700人；炮兵，指挥官杨炳森，兵力300人；敢死队，指挥官白玉，兵力400人；机枪队，指挥官王丕纲，兵力260人；此外还有装甲车队、辎重队、卫生队和无线电台等。马仲英部大约有7000多人，驻扎在哈密、奇台和孚远一线。在5月占领孚远后新疆临时政府曾经与马仲英进行接触，商谈和平解决的办法，此时盛世才已经成功分化和加尼牙孜，军中大批军官尤其是归化军强烈主战。而马仲英一路进展顺利，尽管军中阿訇希望和平，但众多军官也主张继续战争，在这样的氛围中双方的和平谈判最后不了了之。1933年6月7日盛世才手下的归化军从阜康开始向紫泥泉方向推进，同时已经和盛世才有密约的和加尼牙孜也开始带领部下脱离马仲英向紫泥泉移动，马仲英为了保护孚远外郊，被迫推进到紫泥泉，于6月8日晚到达并开始布防。

（六）马仲英打算利用紫泥泉村进行掩护，进可攻击，退可防守。而盛世才的战术打算利用自己优势兵力，直接进攻当面对手，并在这一地带对马仲英进行包围而加以歼灭。为了实现这个战役目的，盛世才制定如下作战方案：以第四路刘快腿部加机枪两连并钢甲车队，占领乾沟南北，诱使马军进攻，然后坚决就地抵抗阻击；第三路归化军之骑兵掩护第四路的右翼，第六路骑兵掩护第四路左侧，当全线总攻时两支骑兵威胁马军两翼并包围敌军；第五路、第二路为二线部队，其中第五路沿公路右线攻击前进，第二路则沿公路左线进攻，随时援助第四路发起中央进攻；第一路和敢死队、其他机枪队为总预备队，同时炮兵受命集中炮火炮击紫泥泉村，掩护步兵推进。4月12日下午4点30分刘快腿部开始与马仲英部队发生接触，双方立即开始激烈交战，马仲英的部队气势凶猛，潮水般一批批冲向省军阵地。省军用机枪和装甲车等重火力顽强抵抗，然而马军不在乎兵员伤亡，冲在前面的人刚刚被射中倒下，后面就有更多的人补上，给省军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省军阵地数度被马军骑兵突破，盛世才在前沿指挥作战险些被活捉，盛世才后来心有余悸地回忆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危险的一仗。但是负责坚守省军中央阵地的刘快腿500精兵发挥极大作用，刘快腿的部下多为他当年在东北做土匪时训练的神枪手，枪法娴熟，百发百中，弹无虚发。每次马军骑兵从两侧突破阵地时都被这些枪手准确的射击命中骑手头部而毙命，如此交战不久马军即伤亡达400余人。马军第一线士兵多为进入哈密后补充新兵，战斗力不如跟随马仲英入疆的3000甘肃子弟兵，此时见伤亡巨大，开始畏缩不前。省军趁机开始发起总攻，前进到紫泥泉村附近，双方又发生激战。马军二线部队部署在村庄周围，开始顽强阻击省军的进攻。不久天色渐暗，阴云密布，大雨滂沱，并不时突降冰雹。气温骤然降至零度以下，士兵无法继续战斗，省军遂停止进攻，双方对峙一夜。马军出奇台均配发单衣裤，在当夜雨雪纷飞中冻死很多，即使挺过寒夜者也是双手冻僵，几乎无法继续持枪射击。而省军士兵配发皮衣，因而能够坚持。第二天拂晓修整一夜的省军又一次发起猛烈攻势，不给马军丝毫喘息的机会，战斗开始不久马军又伤亡200多人。

（七）马仲英卫队营近500人原为省军，在孚远投降马仲英，无力再战，当即借助天色昏暗于阵前投降省军。致使马军阵地出现一个大缺口，防线随即崩溃，马军全军溃退。马仲英率自己从甘肃带进新疆的3000士兵沿公路一路东逃，经木垒河翻越天山南下吐鲁番，省军追兵则于14日胜利占领奇台。此次战斗中盛世才大获全胜，击毙马军600多人，缴获枪支1000多支，子弹3万多发，自己仅有300人的伤亡。马仲英南逃吐鲁番却是出乎盛世才的预料：盛世才在战斗胜利后命令参谋长陈中率骑兵追击，原以为马仲英会东撤哈密，然后背靠自己甘肃的老地盘，进可攻，退可守，如此以来其仍然是新疆治安之大患，却不料马仲英会南下。马仲英之南下的确令人费解，纵然吐鲁番有马世明活动，但也断不可自绝退路，丧失回旋余地。况且与和加尼牙孜决裂后已经失去大半当地民众的支持，再南下吐鲁番无疑自寻死地。如果是担心和加尼牙孜会在哈密断其后路，那倒不必，因为哈密当时还有马军数百驻扎（这些官兵在马仲英南下后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甘肃，随即被马步芳缴械遣散），而且和加尼牙孜主力也在紫泥泉附近做壁上观，哈密实际并没有多少兵力。因此解释他的南下只能是其年轻气盛，为了颜面不愿回甘肃寄居马步芳篱下而已。此后马仲英盘踞吐鲁番，纠集力量再战迪化，虽然声势浩大，但一遭失利则前后退路全无，只得狼狈西去，为最后的失败埋下伏笔。正当盛世才和马仲英在紫泥泉大打出手的时候国民政府赴新疆宣慰使、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1883—1937）于1933年6月6日抵达迪化，黄慕松此行新疆肩负南京国民政府的重任，也即平息新疆内乱，将新疆纳入国民政府的真正管辖中，从而一改从杨增新开始的新疆“名附中央，实为割据”的局面。盛世才为了东路与马仲英的交战，与黄慕松见面后匆匆离去，但他遍布迪化的耳目却在时刻监视着黄慕松的一举一动。紫泥泉战斗后盛世才在奇台捕获跟随马仲英入疆的日本人大西忠，大西忠化名于华亭，根据当时在马仲英部担任高级参谋的杨波清回忆：大西忠精通破译电报密码，在经甘肃去新疆途中被马部士兵擒获，后留在36师参谋部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由于此人汉语不流利，很多人怀疑他是日本间谍。马仲英从奇台败退时专门命令军法处四处搜杀此人，但由于大西忠躲藏起来未果。盛世才捕获大西忠后利用大西忠破译黄慕松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来往电报，因而对黄慕松了如指掌。

（八）盛世才攫取412政变的果实后凭借军事实力逐步排挤412政变发起人，势必引起这个集团的不满。当初发起推翻金树仁政权的督办行营参谋长陈中、省政府秘书长陶明樾，省军航空学校校长李笑天等人在黄慕松到来之后纷纷向黄慕松靠拢，希望通过中央大员的渠道取得国民政府的支持，从而限制盛世才权利的膨胀。同时黄慕松为了实现国民政府的意图，精心炮制一个撤督办成立军事委员会的方案，也就是撤消盛世才为督办的新疆边防督办公署，代之以新疆军事委员会，容纳和加尼牙孜、原金树仁政权残余、入疆之东北抗日义勇军、马仲英、伊犁屯垦使张培元等为委员，以盛世才为委员长。黄慕松希望通过这个方案即限制盛世才的权利，又可以平息遍及全疆的动乱，但是黄慕松的一厢情愿与盛世才的打算有着根本的差异。盛世才抛弃国民革命军参谋部的工作来新疆就有野心，不到3年眼见已经成为半个新疆王，自然不会撒手。1933年6月下旬盛世才突然停止追击马仲英，匆匆带亲信部队返回迪化，6月25日傍晚以开会名义将陈中、陶明樾、李笑天三人擒获，随即当场枪决。这一血腥手段果然收效显著，新疆临时省政府主席刘文龙吓的嚎啕大哭，要求辞职，省府办公人员一致向黄慕松要求收回撤除边防督办公署的计划。盛世才暗中指示手下四处散布黄慕松与马仲英勾结，同时又公开宣布大西忠实为日本间谍，马仲英乃日本帝国主义走狗，言外之意黄慕松与马仲英接触实际是在为日本帝国主义张目。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此时从塔城辗转回国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正在陆续向迪化集中，准备回撤关内继续抗日，此言论一出果然激起东北义勇军义愤，后来从苏联归来的义勇军大部分留在新疆卷入内战，在随后不到半年的战争中付出约5000人的生命。但是接着盛世才统治新疆的10多年中丧生于盛世才黑暗统治中的竟多达1万余人，这不能不说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悲哀，也使人更加痛恨盛世才的阴险狡诈（1944年盛世才回内地后原东北义勇军旧部为报仇，四处寻机刺杀盛世才，搞得他深居简出，即便后来随国民党败军逃至台北也轻易不敢抛头露面。义勇军旧部杀盛世才不成，转而去兰州将盛世才岳父一家老少满门刺杀，还在墙壁上用鲜血写道：十年冤仇一日雪，可见盛世才在新疆激起民愤有多大）。

（九）杀害412政变领导人后黄慕松便被盛世才软禁在迪化，威逼之下黄慕松只好向南京拍发电报：“新疆僻处强邻，情形复杂，隐忧四伏，非定重心难期安静。查临时督办盛世才，临时主席刘文龙，辛苦维持，业经数月。拟请中央既予真除，庶名位既正，责任更专，有裨时局，殊非浅鲜。伏祈鉴核，迅赐发表，以定人心。”心满意足的盛世才方释放黄慕松。新疆事态的急剧变化，尤其是盛世才枪杀三人震惊全国，一时间舆论哗然，连蒋介石和汪精卫都不得不纷纷表态，发表对新疆时局的看法。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在1933年7月10日提出解决新疆问题的三大原则：外交要统一于中央；军事要统一于中央；宗教要自由，民族要平等。马仲英于7月11日致国民政府，表示服从中央，盛世才、刘文龙也在7月20日致电蒋介石和汪精卫表示服从。于是南京国民政府于1933年8月1日行政院第118次会议上无可奈何地任命刘文龙为新疆省主席，盛世才兼边防督办，张培元兼伊犁屯垦使及陆军新编第八师师长。盛世才杀害陈中等三人震慑迪化反对自己的异己，又软禁黄慕松，遂又开始考虑对付心腹大患马仲英。马仲英自紫泥泉败退吐鲁番后养精蓄锐，一方面东出鄯善，围攻奇台；另一方面派遣马世明重新返回迪化近郊骚扰，同时命令早先进抵阿山附近的马赫英进逼塔城，还分出少量兵力西去喀什，意在创造更大的地盘。马世明返回南山后派人刺杀早先反叛的马德祥，纠集旧部再次骚扰迪化郊区。盛世才再次调派东北义勇军和归化军在水西沟一带围剿马世明，马世明一战即退。1933年7月9日伏击追击的东北义勇军击毙其指挥刘快腿，迪化局势再度紧张起来。迫于内外压力，盛世才被迫施展手腕，假意与马仲英和谈，这和兵困马乏的马仲英不谋而合。双方代表先后在吐鲁番和迪化多次会晤，其中马仲英代表张雅韶还与盛世才在迪化彻夜长谈。盛世才提出任命马仲英为东疆警备总司令，指定哈密为其防区。而马仲英却提出南北疆分治，马仲英占南疆，盛世才占北疆，各不相犯。双方分歧很大，和谈一度陷于僵局。汪精卫三条准则公布后态度强硬的马仲英突然转变，因为国民政府已经正式承认盛世才的地位，同时也没有忘记远在伊犁的张培元，而唯独没有提及马仲英。马仲英虽然年轻，但也知道再固执己见则师出无名，因此他完全接受盛世才提出的和平条件。

（十）然而归顺盛世才的和加尼牙孜却仍然在托克逊一带继续和马世明交战，马军一举歼灭和加尼牙孜大半，和加尼牙孜狼狈退往焉耆。盛世才见势不妙，连忙派员携巨款赶去犒赏，但和加尼牙孜部下战斗力低下，不久又被马世明击败，被迫逃去库车。马仲英对和加尼牙孜进攻马世明十分恼怒，认为是盛世才故意指使，于是借故不肯离开吐鲁番去哈密赴任。在盛世才和马仲英相互猜忌的时候，1933年9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罗文干抵达迪化，罗文干此行名义上是视察新疆事务，事实上是想继续履行黄慕松未完成的任务。9月8日罗文干在迪化参加盛世才和刘文龙的就职仪式，9月9日即匆忙赶赴吐鲁番与马仲英会商，9月13日说服马仲英的罗文干赶回迪化通过电报向南京行政院汇报情况。9月19日南京行政院第116次会议上再次讨论新疆事态，9月26日行政院第127次会议，由汪精卫主持，最终对新疆省政府进行改组，任命刘文龙、盛世才、张培元、朱瑞墀、马仲英、和加尼牙孜等13人为省府委员，这个名单后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77次会议认可，由行政院发表。然而盛世才对此颇有微词，在罗文干赴吐鲁番会晤马仲英的时候盛世才就明确反对任命马仲英为省府委员。9月15日罗文干即将离开迪化回内地的时候盛世才突然召开一个军事会议，在会议上以归化军巴平古特为首的主战派气焰嚣张，这恰好和盛世才内心想法相符，于是会议一结束，盛世才突然将马仲英派驻迪化的代表张雅韶等三人拘押。1933年9月16日盛世才向南京国民政府发报，把挑起战争的罪过推给马仲英，使罗文干长时间辛苦奔波的和平斡旋结果化为乌有，后来罗文干对采访的记者哀叹道：“余至此束手无策，功亏一篑，良堪叹息。”其实对盛世才不满者并非马仲英一人，早先被金树仁撤去东路剿匪总指挥、此时在伊犁割据一方的张培元也强烈反对盛世才，9月28日借道苏联返回内地的罗文干来到伊犁为张培元举行就职仪式，仪式后罗文干将和平要求向张培元全盘托出，希望张培元与省方合作，团结一致。而张培元毫不留情地回答：“我就不让盛世才当边防督办，其他的事情什么都好谈。”在马仲英、张培元、盛世才之间搅的筋疲力尽的罗文干力不从心，只好悻悻绕道西伯利亚返回内地。

（十一）罗文干在回南京的途中于天津火车站对记者谈及新疆和平破裂的经过和情形说：盛世才于1933年9月15日突然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对马宣战，并突然在宴席中拘捕马仲英派去和谈代表等三人，致使和平无法维持，战火不可避免。盛世才突然扣押张雅韶等和谈代表时，马仲英正在焉耆与马福元商讨想南疆晋军的问题，3天后马仲英返回吐鲁番得知消息，怒不可遏，随即号召手下官兵，准备与盛世才决一死战。马仲英十分清楚经过紫泥泉大战后，单凭自己的力量无法战胜盛世才，于是他有计划地与同样和盛世才有矛盾的张培元合作。罗文干西去伊犁后，马仲英的代表随后也面见张培元，果然张培元同意马仲英的计划，双方商定夹击迪化，推翻盛世才。此时的马仲英占据新疆广大地盘，从哈密经鄯善、吐鲁番直到焉耆，另外马赫英的势力从镇西向北沿外蒙国境直达阿山南部，而马世明的势力则越过达坂城渗透到了柴窝堡。盛世才的防守地区也只是东到奇台、西达塔城而已。1933年10月9日，马仲英在吐鲁番举行阅兵视事大会，宣布要消灭盛世才，而盛世才不甘示弱，第二天在迪化通电全国讨伐马仲英。10月早先趁盛世才与马仲英大战迪化南山时已经占据阿山的马仲英得力部下马赫英此时得到马仲英的命令，指挥2000人马大举南下围攻塔城，就此第二次盛马大战开始。战争开始，形势对盛世才十分不利，镇守塔城的陈继善连发急电求援，称塔城在马军包围下已三日，“形势危急，若无援军，后果难料”。盛世才慌乱中调遣督办公署参谋长刘斌率领归化军增援塔城。1933年10月12日盛世才在迪化百姓的欢送下浩浩荡荡出发，兵分两路，一路出奇台经七角井攻击鄯善，企图切断马仲英返回哈密、甘肃的退路。另一路则有盛世才亲自指挥直攻通向吐鲁番的门户达坂城。马仲英得到盛世才大军来犯的报告，命令驻扎达坂城的没指头团长（绰号）迅速占领附近高地固守，同时他亲自率领步兵一个旅，会同驻扎托克逊的马彦良骑兵一团抵达达坂城，凭借高地实施防御战。10月13日，双方部队分别紧张构筑工事备战。15日清晨，省军开始发起攻击，盛世才仍然使用东北义勇军做先锋，猛烈攻击山湾的马军山头阵地。马军居高临下，枪炮齐发，打得进攻省军伤亡惨重，被迫撤回。

（十二）装甲车、山炮、辎重等作战器械慌忙渡过孔雀河，归化军的装甲车因为载重过重，竟然把桥梁压垮，而后续车辆陆续到来，士兵忙不择路，纷纷抢先过河，交通拥挤不堪。马军骑兵追到河边，很多省军溃兵缴械投降，成建制投降的就有2个连之多。此战马仲英缴获了山炮4门、装甲车1辆（由于缺乏燃料，后在战场烧毁）、步枪300余支，机枪多挺，还有大批辎重。这场决战，达坂城外万余人的对攻迅速变成一场追击战，马仲英杀红眼的骑兵从达坂城跟着盛世才的败军一路打到乌鲁木齐城下。盛世才的装甲车被马仲英调到马富元那里，用来冲击马木提的骑兵。而在塔城，马赫英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占领塔城旧城。10月5日，进攻新城，战况一度十分激烈，马军使用云梯，头顶铁锅奋勇登城，塔城岌岌可危。幸而从迪化赶来了归化军黑洛夫斯基一团援兵，尽管援军指挥黑洛夫斯基在进行巷战时遭到马军士兵的狙击身亡，还是解除了塔城之围，马赫英带部下退守额敏，旋即被随后赶来的刘斌部击溃。这时盛马双方虽然各一胜一负，实际上盛世才方似乎更为危急，虽然刘斌解除了塔城之围，但是盛世才在达坂城下的惨败，使得迪化周边战局十分危险。1933年10月下旬，马仲英亲自率领精锐骑兵约2000人，出天山直攻孚远，10月27日黎明，马仲英部从城西北架设两部云梯开始偷袭孚远，幸而被守军发觉被击退，马军转而攻击城垣东北角，又被守军击退。入夜，守卫孚远的民团派出人员连夜奔阜康求援。而马仲英在则指挥部下在城东门挖掘数条地道，试图爆破城门并夜袭孚远，29日下午，马军在东城墙北挖掘的地道顺利进入城内，被巡逻守军发现，守军急忙使用辣椒、烟杆和茅草烟熏地道，才使马军利用地道的进攻战术破产。10月30日黎明，马军引爆了东门下地道的炸药，同时使用机枪掩护，开始猛攻东门。东城门在炸垮后，守军动员数十名少年从两侧担土填堵，一昼夜竟然将缺口封出，至此马军攻势大减。不久，省军援军赶到，马仲英遂悻悻撤军。经过半月交战，盛世才深感军力之不足，为了达到自己独霸新疆的野心，他一方面在军事上竭力阻挡马仲英的凌厉进攻，另一方面又开始施展政治手腕，这次他的目标是苏联。盛世才与马仲英的第二次战争开始后，盛世才便有目的地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孜拉特肯进行密商，孜拉特肯将商谈经过详细汇报给莫斯科，同时盛世才又委派新疆外事处处长陈德立借口去苏联治病，与姚雄一起于1933年10月经塔城赴莫斯科接洽。

（十三）11月2日，盛世才从前线突然返回迪化，会晤苏联总领事，为了继续商议细节，苏联特地派遣来原塔城外交特派员阿布列索夫接替孜拉特肯担任驻迪化总领事，实际上阿布列索夫受命全权负责与盛世才的谈判。1933年12月，盛世才在迪化与苏联代表波哥丁签署了秘密协定。由于此事十分机密，有关协议的细节尚无详细的资料，根据一些当事人后来的回忆和后来发生的事件来看（如大卫·达林的《苏联与远东》），此协议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大致有以下：苏联援助盛世才价值300万卢布的军火，其中包括30架飞机（包含机组人员）、机枪、步枪、通讯器材等军火和战时物资；苏联承诺苏联红军在盛世才认为条件许可的时候入疆平息马仲英及其他人员的叛乱；新疆统一给于苏联在新疆开采矿山、石油和金矿的让与权；新疆统一苏联由朱古察修筑一条铁路到迪化；新疆可以保留归化军，但对个别仇恨苏联政权者需要加以清洗，其职务应由苏联代表同意的军官代替；新疆必须清除对苏联怀有敌意的政府官员；新疆应当推行和扶植共产主义观念。这些条款也是根据后来事态的发展和一些当事人回忆录中显露的蛛丝马迹来推测的，盛世才在1942年7月7日给蒋介石的信中也坦然承认曾经向苏联求援，但是他一口否认求援同时的附加条件，尽管如此，盛世才自己在回忆录《牧边琐忆》也承认苏联在新疆取得的许多权益包括开采独山子油矿，都是没有正式文字协议，而只有口头承诺。作为与苏联有着漫长国境线的新疆，在政治、经济上都有密切的联系，中国近、现代新疆历史重大事件，无不带有苏联的印记。根据张培元妻妹的回忆，早在盛世才与苏联接洽之前，苏联就曾经与独霸伊犁的张培元进行过接触，苏方暗示只要张培元与苏联合作，苏联可以帮助其推翻盛世才从而扶持张培元，张培元虽然是一介武夫，却知道民族大义，断然拒绝说：“（与盛世才的矛盾）是我们中国人的家事，断无外人插手的可能！”从维护国家统一的观点上，张培元虽然后来兵败自杀，在人格上可圈可点。马仲英也曾经与苏联进行过接触，从马仲英身边高参大多来自苏联留学生上来分析，以及后来马兵败后进入苏联来看，这种说法似乎比较可信，有资料显示，马赫英进入阿山和塔城后，受马仲英的命令先后多次与苏方联系，试图说服苏联支持马仲英推翻盛世才，但是此时的盛世才利用大西忠大造舆论，宣扬马仲英实为日本帝国主义在新疆的走狗，令苏联疑窦顿生，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十四）1933年年底，莫斯科塔斯社多次发表社论，评论新疆局势，言日英两国激烈争夺新疆，均有征服中亚进而进攻苏联的打算，苏联红军将在尊重中国主权的情况下帮助新疆地方政府平息局势。而盛世才在新疆遥相呼应，大骂马仲英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1933年12月9日，南京《救国日报》登载了张培元致南京国民政府的电报，电报称伊犁新编第八师已经截获了苏联运给盛世才的第一批军用物资，其中包括有服装、枪械、弹药、火炮等，并言盛世才以阿山、塔城两地做抵押，第二批物资正在途中，不久便到。马仲英派驻南京的代表也称：盛世才已经与某国订有密约。因此莫斯科12月11日塔斯社电称，中国报纸所登载的已将新疆土地割让给苏联的密约消息，苏联政府当局已就此授权塔斯社予以“切实否认”。盛世才紧张与苏联密商的时候，正值马仲英围攻孚远，塔城附近的马赫英虽然被迫解除了对塔城的围攻，但其人马基本未受损失，此时再次与马仲英的军事行动遥相呼应，突然派遣副总指挥李福兴率主力偷袭绥来，一时间西线吃紧，刘文龙一天四次向正与马仲英对峙的盛世才拍发告急电，通报西路危急，迫使盛世才不得不撤回迪化，再次命令督办参谋长刘斌从塔城进攻李福兴，刘斌率领东北义勇军和归化军果然不负盛世才众望，经过激战，李福兴指挥的乌合之众抵挡不住刘斌久经百战的部队进攻而瓦解，李福兴本人也被生擒斩首，马赫英带残部3000逃向绥来，在呼图壁西南石梯子被刘斌部悉数歼灭。1933年11月23日马赫英由于伤势恶化而死。马赫英之死，是马仲英的战略上失败的第一步，盛世才解决了马赫英，已经牢牢控制了北疆。同时刘斌的部队开始从塔城向伊犁步步紧逼，试图逼迫张培元就范。军事上取得胜利的盛世才又开始整肃内部，他在迪化炮制了一系列所谓的“阴谋暴动案”，借以打击内部“不稳定分子”，“扣押了阴谋叛乱分子，消灭了与张马两逆里应外合的危险。”事实上这些所谓的“阴谋”案件内被逮捕的人员大多是参加412政变的旧官员，包括东北义勇军大多数指挥员和归化军头目，如东北义勇军将领郑润成、杨耀均、苏国、杨炳森、李丹初；归化军指挥巴平古特、格里米肯等数十人，其中郑润成为黑龙江抗日救国军第15旅旅长，苏国为黑龙江抗日救国军总部参谋长，杨耀均为吉林抗日自卫军总部参谋长，杨炳森为吉林抗日自卫军炮兵指挥，这些人后来在1939年左右均被盛世才秘密处死。就连新疆省政府主席刘文龙也被盛世才诬陷为“企图谋刺”而被囚禁长达10年之久。

（十五）无论盛世才这一行为是否是与苏联密约的一部分，借此举彻底清除反盛势力，从而建立起以盛世才为中心的集权制独立小王国，却是盛世才关键的一招。盛世才军事上的步步紧逼和政治上打击异己，令伊犁张培元十分不满，张培元随即发表告新疆全体民众书，宣称要与马仲英合作，在新疆南北实行分治，并彻底消灭盛世才。1933年12月27日张培元在伊犁发表通电，自封为北疆总司令，表示与南疆总司令马仲英联合讨盛。但是由于当时通讯手段落后，马仲英并不知晓张培元的举动。自1933年11月开始几个月时间里马仲英的军队从乌鲁木齐开始在苏联军队的追击下一路攻击前进2000余里，如愿以偿地打到南疆，但马仲英终于明白他不可能在这里招收50万士兵征服全中国后再去征服苏联了，这不再是成吉思汗纵横天下的时代，个人的武勇和神奇所能收获的东西非常有限。1934年1月1日张培元部攻陷塔城，缴获苏联运送给盛世才的大批枪械，并击毙盛世才派到塔城负责守备的原迪化警备司令邢占元，随后张培元主力杨正中旅开始向迪化方向攻击前进。盛世才连忙委任刚歼灭马赫英部的刘斌为伊犁代理屯垦使兼讨逆军总司令，指挥归化军第二团、第四团；东北义勇军于旅、武团；汪、阎二营共3000多人，从绥来向乌苏进发迎击张培元。这时应盛世才的要求，经过精心准备的苏联红军两个旅诡称“阿尔泰军”（意思是从阿尔泰募集的归化军），从苇塘子进入塔城，掐断伊犁与前方张培元军的联系。同时苏军一个加强团诡称“塔尔巴哈台军”（意思为从塔城募集的归化军）。从霍尔果斯进入伊犁，直捣张培元的老巢。进入伊犁的苏军炸毁惠远城南北两座城门和火药库，拔除张培元的大本营，逮捕各级官员。在苏军入疆参战的鼓舞下刘斌部在呼图壁三道河子相遇杨正中旅，杨旅军心涣散，大部分官兵不战而降，杨正中只得带残部退守精河。而张培元在伊犁遭到苏军釜底抽薪雷霆一击后顷刻瓦解，张培元见大敌东西夹击后大势已去，情急中准备从伊宁翻越天山逃亡阿克苏。1934年1月6日走到铁板沟，突降狂风大雪，饥寒交迫中随从士兵纷纷逃回伊犁。绝望中的张培元无力制止，留下遗书一封，哀叹：“一误于罗部长，再误于杨正中。”遂开枪自杀。

（十六）杨正中得知张培元自杀消息后欲率残部夺回伊犁，而苏军大部队随即猛烈攻击，杨正中寡不敌众，只得翻过天山进入南疆。后来他们在库车加入西逃的马仲英部，杨正中则辗转逃到敦煌。1934年1月20日省军开进伊宁，盛世才任命刘斌为伊犁屯垦使兼伊犁警备司令，宫振翰为伊犁区行政长，进入伊犁的苏军自行撤回。而张培元的新编第八师残部被盛世才改编为新疆边防军第七旅，自此张培元势力在短短20天的时间内土崩瓦解，令南京国民政府和世人目瞪口呆。马仲英并不知道张培元失败的消息，张培元通电讨盛的时候马仲英派驻迪化准备与盛世才谈判的代表苏继善得知消息，星夜返回吐鲁番向马仲英汇报。马仲英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在1934年1月12日晚指挥万人突然包围迪化，准备速战速决，一举消灭盛世才。盛世才在迪化亲自任城防总司令，任命杨耀均为前敌总指挥（后以哈玉良接替）；在乌拉泊、仓房沟部署别克迭耶夫为旅长的归化军两个骑兵团；在大湾、宁夏湾、飞机场一带部署张风仪、尤得胜、孙庆麟、蒋有芬的部队。命令孟熙步兵旅会同一个团守卫红山、六道湾、碱泉子沟、水磨沟；杨树堂旅守卫西大桥；卢毓林和商团守卫南关和西关；督办公署教导营和军校学生、中等师范学生守卫汉城和满城；盛世骐指挥卫队团负责护卫督办公署。省军在迪化驻军约有9000人，加上各大中学校学生、商团、民团后总数有2万之众。1934年1月12日晚省军防守部队与马仲英主力在迪化郊区芨芨槽子激战竟夜，省军不支退守城区。13日凌晨马军已经将迪化围得如铁桶一般，马军骑兵势不可挡，潮水一般猛攻南梁。省军则顽强阻击，双方各不相让，打的难解难分，伤亡都很惨重，形成对峙局面。1月16日马仲英见南梁进攻进展不顺，便集中力量转而攻击省军防守薄弱的飞机场、无线电台等地。17日凌晨两地均被马军顺利占领，省军防线出现一个大缺口。17日上午由于省军主力当时都在城外设防导致迪化城内空虚，情急之下盛世才组织大批学生临时参战守卫城池，并紧急组织民团、商团3000多人，仅发放长矛、斧头登城防御，同时再次紧急请求苏联红军援助。据盛世才当时的副官赵剑锋回忆：在马仲英围攻省城的三十多天中盛世才每隔一两天就在夜晚派车接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到督署商谈军事，主要是促请苏联政府出兵帮助之事。

（十七）马仲英占领飞机场时夺取一架飞机，马仲英随即强迫驾驶员张绪芝驾驶飞机。马仲英坐飞机上持枪威胁驾驶员向盛世才的督办公署投弹，张绪芝无奈投出三枚手榴弹，同时还投下劝降的传单，均未起到丝毫作用。1月18日苏联红军从塔城派出飞机前来援助盛世才，这些飞机使用重型炸弹不间断轰炸马军阵地。当时参与轰炸的苏联飞行员亚历山大巴尔敏回忆说：“我们奉政治局的命令，运送一些飞机和炸弹到新疆边境，在那里停留一些时候，因为通迪化的公路被叛军阻断。最后由驻扎在那里的红军空军负责这项运输，他们把我们运交盛世才的货物交付了，办法是将炸弹直接投掷到迪化周围的叛军头上，并将飞机直接降落在这一围城的机场。我奉命将炸弹以及其他货物的清单交给盛世才，这一来盛世才可以打击其敌人并使伊斯兰教阵营中的缠回不敢有所行动。”苏军的轰炸收效极大，此后凡是晴天苏军飞机就成群结队进行轰炸，给马军造成很大伤亡。1月19日凌晨马仲英集中优势兵力，利用苏军飞机未到的时间突然对南梁发起猛攻，守卫在这里的省军不支溃退。危急中盛世才赶到前沿，接连亲手枪决三名溃兵才震慑全军、稳定防线，溃散的省军在盛世才的威逼下拼死一战，在增援来的归化军援助下又抢回丢失的阵地。一天恶战后马军伤亡高达千人，再无气力对迪化发起大规模进攻。正当马仲英与盛世才在北疆拼杀之时，1933年11月12日以沙比提大毛拉一手组织的所谓"东突厥斯坦独立会"在喀什疏勒县城召开，通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组织纲领、各部厅实施法案、施政纲领和宪法。会上选举政府成员，制定国旗、国徽，这是在英帝国主义支持和精心策划下极少数泛伊斯兰主义分子和泛突厥主义分子打着民族和宗教的旗号，以建立"伊斯兰教独立王国"的名义欺骗各族人民和穆斯林群众，在喀什拼凑的名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分裂政权。11月13日上午他们在喀什升起所谓国旗，又召开所谓民众大会和悬旗典礼。再以沙比提大毛拉为首的政府成员步入会场，登上主席台后大会主持者宣布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正式成立。

（十八）拼凑组织机构，总统为和加尼牙孜阿吉，国务总理为沙比提大毛拉，还设内政部长、外交部长、军政部长、财政部长、教育部长、农商部长、卫生部长等。这是一个封建神权与君权相结合，由反动的宗教上层主政的分裂主义政府。这个分裂政府成立后沙比提大毛拉派出大批代表周游列国、四方乞讨，妄图得到外国承认和国际舆论支持，这些代表分别到过印度、阿富汗、伊朗、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苏联等国，要求那些国家对他们的政府在政治、经济上给予承认和支持，尤其给予军事援助。这些分裂分子实行极狭隘的民族主义政策，制造东突厥斯坦是操突厥语系民族居住地的谬论，妄图把汉族和回族人民逐出新疆。由于马仲英势力对他们造成极大的威胁，他们特别仇恨回族，众多汉、回百姓死于非命。马占仓是焉耆回族，是马仲英在喀什的代表，他与喀什原行政长官马绍武合作，得到兵源和武器补充。他们与分裂分子势不两立，曾与分裂武装几次交战，被分裂武装围困在疏勒城长达11个月。1934年1月马仲英与盛世才交战败退南疆后为了给被东突围困在疏勒的马绍武、马占仓的回族部队解围，派部将马世明、马福元、鲜福海从阿克苏向喀什分裂政府进攻，他们在巴楚、伽师相继击败东突军队。1934年2月6日马仲英部又击溃围攻疏勒的沙比提大毛拉及穆罕默德·伊敏的军队，为困守11个月的马占仓、马绍武解了围。3月28日马福元、马绍武、马占仓率部联合向盘据疏勒附近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部队发起总攻，沙比提大毛拉的士兵多为强征来的四乡农牧民，未经严格训练，在久经沙场、训练有素的马仲英部队的攻击下被打得丢盔弃甲、一败涂地。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当即土崩瓦解，其政府首脑或被捕，或者率残兵败将落荒而逃。这个分裂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政权一出笼立刻遭到新疆各族人民的反对，马仲英占领喀什后穆罕默德·伊敏退回和阗，又建立所谓“和阗伊斯兰王国”。7月中旬马仲英带少数随从去苏联学习，部队交给马虎山开往和阗，和阗伊斯兰王国也随之被消灭，穆罕默德·伊敏逃亡印度，至此南疆出现的分裂政府彻底灭亡。1883年沙比提出生于新疆喀什噶尔附近的阿图什，1920年代毕业于杨增新创办的新疆俄语法政专门学校，之后前往埃及、土耳其、印度、阿富汗斯坦、苏联等地游学，并掌握英语、土耳其语等语言。

（十九）沙比提看到穆斯林国家并不支持新疆的泛突厥运动，转而投靠英国。1933年2月新疆墨玉、和阗一带发生反对新疆省主席金树仁的暴动，穆罕默德·伊敏成立“和阗临时政府”，自封为帕夏，沙比提被推举为总理。8月沙比提来到喀什噶尔与伊敏等攻占疏附（喀什噶尔回城），控制和阗、喀什的大部份地区。此后沙比提大毛拉时常出入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寻求英国对其建立伊斯兰教国家的支持。11月12日夜伊敏、沙比提等人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推举哈密人和加尼牙孜为总统，沙比提任总理。1934年2月5日马仲英的部下马福元、马占仓与喀什行政长马绍武攻克疏附，东土耳其斯坦政权瓦解，政府官员四散而逃，沙比提逃往莎车。5月倒向省政府的和加尼牙孜抓捕沙比提，押解往省会迪化，同年沙比提在迪化被处决。穆罕默德·伊敏早年的事迹不详，在发动和阗暴动前在伊斯兰经学院任教师。1930年代初和加尼牙孜等人发动哈密暴动，随后几年间反对金树仁省政府的起事逐渐蔓延至全省，1932年穆罕默德·伊敏与其兄弟阿不都拉·布格拉组建“民族革命委员会”。1933年1月南疆局势失控，库车、阿克苏相继被乱军占领，驻喀什噶尔的省军师长金树智（金树仁之弟）自杀，喀什行政长、南疆剿匪司令马绍武仅能保住喀什噶尔。1933年2月15日伊敏在和阗以北的墨玉县截获省政府由印度运来的军火，随即发动暴动。2月下旬伊敏与其兄弟艾米尔·沙依甫、满素尔、买买提·尼牙孜·艾兰木等攻占墨玉县政府，马绍武无兵可调，伊敏进而攻下和阗旧城。同年2月20日“民族革命委员会”在和阗集会，宣布成立“和阗临时政府”（后改称“和阗伊斯兰政府”），伊敏自称“帕夏”。推举墨玉的哈孜穆罕默德·尼牙孜·艾来木为“总统”，沙比提大毛拉为“总理”，随后伊敏、沙比提派兵攻下且末、皮山、叶城、泽普、莎车诸县。4月伊敏领兵来到伽师县与和加尼牙孜的部下铁木尔、马绍武手下的叛军乌斯满联合进攻喀什噶尔，5月2日铁木尔攻下疏附（喀什噶尔回城），马仲英的属下马占仓与马绍武退保疏勒（喀什噶尔汉城）。8月9日马占仓诱杀铁木尔，攻下疏附城，但旋即被乌斯满、伊敏夺回。不久伊敏联合铁木尔残部将乌斯满囚禁，控制疏附。11月12日夜伊敏、沙比提等人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推举和加尼牙孜为“总统”，沙比提任“总理”。该政府的军政实权仍掌握住伊敏的“民族革命委员会”手中，伊敏的两个兄弟分别控制着莎车和英吉沙，伊敏则管辖和阗。

（二十）1934年2月5日马仲英的部下马福元联合马占仓攻克疏附，东土耳其斯坦政权瓦解，官员四散而逃，伊敏逃回和阗。4月伊敏推举其兄满素尔为“帕夏”，建立“和阗伊斯兰王国”。6月12日马仲英的先头部队马如龙攻克和阗，满素尔被杀，伊敏逃往喀喇古塔格（黑山），“和阗伊斯兰王国”灭亡。6月底马仲英的姐夫马虎山率36师主力从皮山来到和阗，7月26日伊敏逃往印度的列城，后来前往阿富汗首都喀布尔。1940年穆罕默德·伊敏的维吾尔文著作《新疆近代史》在克什米尔出版，同年重庆国民政府派艾沙等人访问阿富汗，与伊敏取得联系，并邀请其前往重庆。1942年印度政府以间谍罪将伊敏逮捕，经国民政府交涉后伊敏回到新疆。此后伊敏加入中国国民党。1945年5月中国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伊敏任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中央组织部专员。1946年出任新疆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1947年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8年12月伊敏被任命为新疆省政府副主席。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省，穆罕默德·伊敏再次流亡印度。1964年在土耳其死亡。马仲英到喀什之前驻喀什的外国使节争相前往迎接，英国领事尤为热情，想拉拢马仲英倒向英国，马仲英却出人意料地接受苏联领事的邀请。马仲英后来对部下讲：“我们这次出关为的是反对封建统治、反对帝国主义，这里的情况与内地不同，新疆有几千里边境与苏联相接，各方面都要跟苏联打交道。盛世才依靠苏联打败我们，沙比提依靠英国被我们消灭，这说明苏联是真心帮助人的，英国是欺骗人的。我们要是不依靠苏联，也要上英国的当，这个现成的事例，难道大家还没看清楚吗？”盛、马征战有年，积怨极深，盛世才不容马仲英染指新疆，派大部队追来。后来苏联领事出面调停，开始同盛方谈判，经多次接触后双方缔结协约。马仲英答应交出军权，只带少数幕僚去苏联学习，而留在喀什的36师由其姐夫马虎山统领，从此结束马仲英在国内的军事生涯。1934年7月中旬马仲英由苏方代表、苏联驻喀什领事馆秘书康斯坦丁诺夫等人陪同，与蔡雪村、吴应祺、葛荠云及部分青年军官约280余人和一支近30头骆驼组成的驼队，携带大批金银细软由喀什起程，经乌恰县的斯姆哈纳（今属乌恰县吉根乡），从伊尔克什坦边卡进入苏联，马仲英本人学习飞机驾驶。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进入甘肃，马仲英和苏联人准备迎西路军入疆，因后来西路军兵败而没有成功。1935年出走苏联学习军事，后失踪。1937年新36师彻底瓦解，被盛世才收编。

（二十一）张培元（1894年-1934年）出身清贫，聪明能可，工书法，擅皮黄，奉母至孝。早年虽不有无赖之行为，但中年后以自身本事身于乱世，且能赢得人心，只可惜在与盛世才的争斗中失败于外部力量之干涉下，自戮身亡。父亲张升贡生出身，长文学，擅书法，但死得较早。培元生得方面大耳，头大躯壮，耳几垂肩，有非常人相，人称“张大耳”。他个人也追慕汉代张良，自比留侯。他少年时就读于贵德河阴高等学堂，学业优于侪辈，十七、八岁时意欲赴省城，但苦于乏资。有次西宁东郊乐家湾举行赛马会，张培元在场，他看中西宁办事大臣儿子之马，遂上前套近乎，提出借骑一试。骗到马后一鞭直奔兰州，到兰后将马卖掉。投入甘肃师范学校，之后又入甘肃军事教导团学习，他勤奋苦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从军事教导团毕业后在兰州军营中任下级小职，无所作为，经济上也很紧促，常常借别人之钱，寄回家乡以奉养母亲，因此他郁郁不得志。民国初年冬一日债主逼培元还钱，培元无奈说：“跟我去拿。”他将债主带到黄河边上说声到了，便腾身跳下，奋力将河面冰层撞开一个洞，自己落入水中。债主以为他必死无疑，惊慌逃走，不料冰有两层，培元被搁在下面一层上，未能落入河中。过了一会儿他爬上来，知道无法再在兰州呆下去便西出阳关，投奔新疆督办杨增新。当时杨增新闭关偃武，侈言无为，见培元来投便随便安排为军务处科员。此职平时没有多少事可作，与培元胸襟不适，于是培元在应卯之余与迪化（即今乌鲁木齐）商人接触甚密，欲图买卖，增加经济收入。他在乌鲁木齐南关租设铺面，雇员开办商栈，结果收不如支，欠了一大笔债，最后只身逃离新疆，省府曾下令通缉。培元入关之后到处漂泊，几年间没有找到立身之地，后来他反复思考，以为还是只有在新疆才会有发展前途，于是在1917年夏天怀揣杨增新在甘肃之一位旧僚的推荐信毅然再次出关投杨增新，表明如能录用必当悔过立功，以报恩。杨增新见培元相貌党堂、精明干练便不究既住，派他为吉木乃骑兵独立连连长，木乃任职。不久白匪军一千余人溃逃至吉木乃，而吉木乃只有一连兵力，众寡悬殊，群情惊慌。但培元若无其事，命令士兵在战壕前沿排列许多石头，再在石头上置放军帽，作为疑兵。白匪军见中方兵员充足，不敢进攻。当时吉木乃有个商人叫郭永隆，面目与新疆乌鲁木齐专员桂芬酷似，培元叫郭冒充桂芬，佯称省方派来的外交特派员，与白匪军头目交涉。

（二十二）郭永隆装出一付外交专员的派头，声称：“你军全副武装来到中国境内为国际公法所不容，你军实际情况我们有所了解，你军如果对中国百姓毫无侵犯则新疆政府可以酌情救济些粮草。如果军纪败坏，酿成祸端，则新疆边防军为了保卫国土决不宽容。”白匪军见此情形，引兵远去，吉木乃地区于是平安无事。对此届增新大为赞赏，将培元直接从连长提升为团长。培元升团长后仍然活动于北疆地区，以其头脑清晰、能文能武、长于韬略、广有人缘而日益有威信。1928年7月7日新疆军务厅厅长樊耀南刺杀杨增新，当时培元在乌鲁木齐任讲武堂教官，他拥戴民政厅厅长金树仁任新疆主席兼督办，金树仁上台后升培元为旅长兼新疆政府军事处处长。次年伊犁镇守使牛时被调到焉耆道，便任培元为伊犁镇守使之职，1930年镇守使改为屯垦使（屯垦使即清代的伊犁将军，民国初年改称镇守使）。他调任伊犁屯垦使后便在北疆扩充兵力，发展羽翼，很快就将属下部队扩大为师，并自兼师长。金树仁统治新疆后政治、经济极为糟糕，不满之声到处皆是。1931年初激起“哈密事变”，哈密的少数民族除自身发动武装暴动外还邀请溃逃到酒泉的马仲英入新，把哈密新旧两城包围起来，一时新疆震动。金树仁几次派援兵东下皆被马仲英击溃，驻喀什师鄂莫在晋省途中又病死。于是在这年夏天金树仁急调张培元为前敌剿匪总司令，以盛世才充其参谋长，率马步军队及白俄组成的归化军共两万多人，远击马仲英。培元兵分三路东下迅速将马仲英击退，马仲英的弟弟马仲杰被打死，培元进入被围困六个月之久的哈密城。由于这次战斗让张培元声望愈高，但是在张培元率部继续追击马仲英时金树仁为保存自己势力而将其调回伊犁，另派塔城都统黎海如为东路总司令以代替张培元。培元回到伊犁对金树仁有了猜疑，并感到不安。后来盛世才倒戈反金，金树仁调培元解乌鲁木齐之围，培元不予动兵。1933年4月12日乌鲁木齐发生政变，金树仁被迫下台出走。当时新疆形势非常混乱，对于谁能继任督办一职时人们议论纷纷，多以为就地位、声望、资格而论应属张培元，培元也自以为省方必有电来商。然而盛世才在乌鲁木齐捷足先登，宣布代任督办。盛世才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为了发展其个人势力，上任后便与苏联交往甚密，而培元以保卫国土为其信念，所以二人在政治上有了分歧。国民党政府对此深有察觉，1934年8月国民党中央宣布刘文龙、盛世才、张培元为新疆省政府委员，刘文龙任主席，盛世才任督办，培元任伊犁屯垦使兼新编第八师师长。意在以培元牵制盛世才，同时国民党中央外交部长兼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先到乌鲁木齐监视刘。

（二十三）盛世才就职，接着到伊犁监视培元任职，并乘机对培元面授机宜，主要是要他与马仲英和好，联合反盛。还要他联络归化军，巩固国防。1933年10月罗文干离开伊犁回南京，张培元便派人与马仲英取得联系，相约在冬天南北夹攻乌鲁木齐，消灭盛世才。恰在这时盛世才为了武装自己的所属部队从苏联购得一大批军械，当装满武器弹药的几辆卡车途经乌苏时培元令其驻精河团团长杨得祥全部截留。盛世才派人交涉索取，培元以“此项军械未经中央核准，由邻邦购械入境，通过伊塔大道，我有责任搞清楚”为辞不拟交还，于是两人关系更为紧张，盛决意伺机消灭培元。1934年元月张培元正式举兵南下省城，他派杨正中为前敌总指挥，率两千人为前锋，至石河子地方与盛世才的部队相遇，激战半日一夜后杨正中失利溃退。培元任职伊犁之后勤于边防，颇有名声，苏联方面未敢轻易越境，并与张培元保持良好关系。盛世才自感势力上远远不是张培元的对手，更难对付张马联军，便通过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馆、同苏联达成一种秘密协议。所以张培元举兵南下时苏军两千多人便从霍尔果斯入境，换上盛运去的中国军服，冒称是“塔儿巴哈台军”（意思是新疆政府所属的塔城的归化军），乘虚用飞机、大炮等武器，接连攻克伊宁、绥定、惠远诸城。张培元后方受到意外的奇袭，又接连得到杨正中失利消息，自知后方失守，前线失败，腹背受敌，很难支持。便将权力交给商会和各法团，并留参谋长安熙朝协助维持地方，自带亲信数十人出走，准备逃遁南疆。他们行至铁板沟码札地方，暮色浓黑，惨风凄切，他心情异常沉重，就地夜宿。正在此时随从报告附近有人马行动，再加上白天有苏军飞机追击轰炸，培元感到形势全非、前景昏暗，很可能成为他人俘虏。他怕被俘后受辱便起了自杀之心，于是令随从全出，关起门来，伏案疾草遗书：“河山破碎，地方糜烂，奉职无收，再无面目见地方父老。”然后沐浴一番，开枪自杀。1934年1月6日11月21日张培元刚四十岁，培元自杀后杨正中率部撤回北疆，因苏军再次入境，杨正中只好率部南下，被马仲英收编。不久新编第八师的番号被撤销，伊犁势力逐告结束。张培元出身清贫，聪明能可，工书法，擅皮黄，奉母至孝。早年虽不有无赖之行为，但中年后以自身本事身于乱世，且能赢得人心，也算是英雄大丈夫，只可惜在有可能夺取乌城之机竟死于外部力量之干涉下。

分离主义

（一）分离主义目标是从现存的主权国家中分离出一部分领土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分离主义的核心推动力一般是来自该国内的某少数族群，并且该族群有自己的集体认同和自己宣称的家国领土。分离主义是单方面的行为，其分离的要求且并不为当事国政府所接受，所以分离主义不是经过和平协商与谈判的程序达成协议转移主权或成立自己独立国家的行为，也不是非殖民化情况下的民族独立行为。前者如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分手，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这些严格讲都不是分离主义。可见分离主义有其特定含义，一般是指国内少数族群针对其所在的主权国家的单方面要求分离的行为，其正式表现方式一般是单方面宣布独立（可以是通过在其主导地区的全民公决支持独立的方式或在选举中选出主张分离主义的政府的情况下宣布独立），而其分离成功的标志一般是新政权为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正式承认，而且成为联合国的正式会员国。尽管分离主义的要求广泛存在，但是真正取得最后成功的例子少之又少。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分手，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这些严格讲都不是分离主义。可见分离主义有其特定含义，一般是指国内少数族群针对其所在的主权国家的单方面要求分离的行为，其正式表现方式一般是单方面宣布独立（可以是通过在其主导地区的全民公决支持独立的方式或在选举中选出主张分离主义的政府的情况下宣布独立），而其分离成功的标志一般是新政权为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正式承认而且成为联合国的正式会员国。尽管分离主义的要求广泛存在，但真正取得最后成功的例子少之又少。就可能产生分离主义的条件中少数民族要求分离的可能性最大，绝大多数分离主义实际上就是民族分离主义。当然少数民族本身是有其多样性的，并非所有少数民族都有分离主义的倾向或可能。据哈夫和 格尔的划分有四种在现代国家中普遍存在的少数民族团体可能在国内政治和社会关系中造成分歧和冲突，一是最常见的种族民族主义族群，二是原住民，三是种族阶级，四是族群竞争团体。

（二）前二者一般有“想象共同体”特征的集体认同、文化传统和曾经独立或自治的历史，同时也有与共同体历史命运紧密相连的聚集居住的住民领土，但现在又不是独立的政治体，比如巴勒斯坦人、库尔德人、车臣人、和美洲的印地安人（原住民）。因为以上原因他们要求分离或独立的愿望常常被归于民族自决的范畴，具备一定的道德正义性。而第三种主要是在社会经济分层中处于下层的少数民族，如美国黑人或是在德国的土耳其人。最后所谓的族群竞争团体是在经济地位上并不处于下层，但可能在社会政治地位上受歧视的少数民族，如在东南亚诸国中的华人或二战前许多欧洲国家中的犹太人。因为后两种族群均散居于所在国家内并没有可以称为居住聚集地的住民领土，虽然他们常常面对主流社会或民族的歧视，但可能引起的社会冲突一般没有分离主义的因素。分离主义一般主要来自前二种族群，由此可见分离主义发生的前提条件是领土、人口和历史文化认同的统一，同时也因为分离主义挑战的是现存的主权国家。当事国政府一般都强烈反对分离主义分解国家的要求，并且视分离的要求为非法行为。分离主义在当事国导致不同表现方式的社会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冷战结束后世界的民族冲突剧增，民族分离主义成为世纪末的一种重要现象，民族问题正成为当前局部和地区冲突的主要原因。科索沃战争到俄联邦车臣战争，无不是民族分离主义祸害所引发。从20世纪90年代起伴随着社会主义体制在苏联东欧的倾覆，前苏东地区一些多民族国家相继解体，并对欧亚非许多地区形成巨大冲击，卷起一股民族分离主义的浪潮。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的民族问题凸显出来，进入21世纪后此现象仍将蔓延。南斯拉夫的解体是20世纪末多民族国家解体中最为残酷的一个，在解体过程中几乎每次脱离都引起一场激烈的战争，只是时间长短、规模大小不同而已，而科索沃阿族的分离运动在美国为首的北约插手之下演变成一场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侵略南联盟的战争。

（三）苏联解体并未使俄罗斯的民族问题彻底消失，一些更小的民族仍为脱离俄罗斯联邦而蠢动。车臣分离主义一度成为俄政府头痛的问题，在车臣的影响下整个北高加索地区的民族分离主义倾向日益增长，成为俄联邦中最动荡的地区，为俄罗斯原本已困难的政治经济形势火上浇油。尽管俄政府军打赢第二次车臣战争，但最后剿灭残匪的战斗恐怕还要延以时日，另外以鞑靼为代表的伏尔加河流域以及西伯利亚地区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倾向始终存在。在亚太地区和其他地区如缅甸、菲律宾、印尼和南太平洋群岛上存在着多种民族矛盾和分离运动，斗争时起时伏。印尼吞并的东帝汶重获独立地位刺激印尼的民族和地区分离主义，从最西端苏门答腊岛北部盛产石油天然气的亚齐特区到最东端的新几内亚岛西部的巴布亚省（原伊里安查亚省）。分离主义不断滋生。菲律宾棉兰老岛摩洛人穆斯林分离主义组织始终未放弃独立的希望。巴布亚新几内亚布干维尔岛和所罗门群岛也长期存在着民族冲突和分离要求，南太平洋岛国斐济土著人与印度族争权也引发政变和动乱。在非洲大陆上,几个长期内战的国家，问题也都与民族问题有关，冷战后随着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门格斯图政权被推翻，厄立特里亚脱离埃塞俄比亚获得独立。埃（塞）厄双方曾经为领土问题大动干戈，这实际上是上次分离的遗留问题。苏丹南部黑人正在进行一场反对居国家主导地位的北方阿拉伯穆斯林中央政权的战争，最终结果是南北苏丹分裂。非洲大湖地区的几场冲突实质上都是民族冲突，卢旺达布隆迪两国的胡图族与图西族进行一场又一场血腥的屠杀，最终以图西族的胜利告终。这场冲突也牵涉到邻国刚果（金），即原来的扎伊尔。历史上迁徙到刚果（金）东部的图西族即现在的班亚穆伦格人，在帮助刚果（金）原总统卡比拉推翻蒙博托政权后又因权力问题同卡比拉反目为仇，目前在邻国的支持下成为盘据东部地区的反政府武装，造成东部地区事实上的分离状态。

（四）从巴尔干半岛起，经过小亚细亚、南北高加索、两河流域、伊朗高原、中亚细亚、南亚次大陆、中南半岛、南洋群岛，直至南太平洋的一条斜线上集中当代世界诸多最为突出的民族宗教冲突和分离主义。有学者认为在21世纪世界国家的数目将会继续增多，其中一些将是分离主义的产物。特点：诉诸暴力和恐怖主义活动手段，暴力和恐怖主义活动是当前民族分离主义常用的手段，比如科索沃解放军就是一个以暴力手段争取分离的恐怖组织。在科索沃战争前就经常使用恐怖手段袭击塞族军警、行政人员和无辜百姓，战后改头换面，继续采取疯狂的报复行动，杀害、驱逐留在北约占领区内的塞族人，制造一系列新的人道主义灾难。前印度总理英·甘地被反对镇压锡克人独立运动的锡克族卫士近距离开枪打死，车臣分离主义分子更是动辄绑架人质，包括外国人、记者、谈判官员，并随意加以杀害。在车臣暗杀事件层出不穷，许多俄国人甚至是军政要人死于恐怖袭击。爱尔兰共和军、西班牙巴斯克人分离主义组织“埃塔”也经常采用恐怖手段以期达到自己的目的，菲律宾摩洛人伊斯兰分离主义恐怖组织“阿布沙耶夫”越境从邻国绑架21名外国和本国人质长达一个多月，缅甸克伦族分离主义游击队“上帝军”也在泰国绑架人质；煽动极端民族主义，进行民族清洗和仇杀，这一特点在前南斯拉夫战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波黑和克罗地亚战争中对立双方在战场上采取民族清洗和仇杀的手段使大批无辜者遭殃，在科索沃战争前塞族人镇压阿族人，时有伤及平民等事件发生，战后阿族则野蛮清洗塞族人。在非洲大湖地区各国中民族清洗式的屠杀达到疯狂的地步，造成上百万人死亡，在库尔德斯坦、在斯里兰卡泰米尔地区、在俄联邦的车臣战争中、在北爱尔兰新旧教徒冲突中这种情况也时有所闻。人们以民族划线，非我族类者不分男女老幼皆是该杀的“敌人”，颇有些古老的血亲复仇味道；

（五）利用宗教获取支持，使用“圣战”雇佣兵。当代世界的民族分离主义愈来愈多地打起宗教旗帜作为鼓动和争取国际支持的手段，现在最常见的是以伊斯兰为旗帜的分离主义运动，车臣民族分离主义属这方面的典型。车臣匪徒打着伊斯兰圣战的旗帜煽动分离情绪来获取世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人力物力支援，在科索沃、棉兰老也都有类似的情况。爱尔兰的民族矛盾更强调新旧教之间的对立，泰米尔猛虎组织则以印度教信仰同政府和僧伽罗人信奉的佛教对立，南苏丹黑人则以基督教和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来对抗中央政府的伊斯兰化。雇佣兵的使用正成为当代民族分离主义的新动向之一，在车臣战争、科索沃动乱中都有此现象。在这些雇佣兵中有些纯粹是为钱而战，有些则是“志愿”冒险家，这些人往往得到外国政府的支持和训练，以所谓支持同教的兄弟或同族兄弟的名义参加别国的分裂战争；民族“母国”插手邻国分离主义运动，现在世界上不少跨界民族“母国”甚至希望将所有邻国内有本血统民族的地区统一起来，以建立“大XX国”。如“大阿尔巴尼亚”就是要把南联盟的科索沃、马其顿阿族区与阿尔巴尼亚合并，大突厥斯坦则鼓吹要将从小亚细亚半岛到中国新疆的讲突厥语的各民族全部统一在土耳其的领导之下，另外还有“大匈牙利”、“大塞尔维亚”、“大图西国”、“三蒙统一”的“大蒙古国”等等；国际强权势力的介入，科索沃的民族冲突可以说集中当代世界民族冲突的所有特征，既诉诸暴力恐怖手段，又搞民族清洗和仇杀，既有民族母国的插手，又有国际强权的干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人道主义为借口，用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霸权逻辑对南联盟实施猛烈的空中打击，在南联盟拒不屈服的情况下美国又威胁南将失去对科索沃的主权。欧盟提出国际托管的方案，由于此次美国和北约得逞。在今后类似的冲突中国际强权势力将会更多地插手，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六）在库尔德问题上美国一方面帮助土耳其抓获厄贾兰；一方面又继续保持伊拉克北部的禁飞区，策划伊北部库尔德人联合反对萨达姆政权，这在客观上将助长伊北部最终脱离伊拉克。美国早已插手苏丹南部的分离战争，也曾多次插手波黑战争，又搞垮米洛舍维奇而鼓动黑山共和国脱离南联盟。西方国家到处支持不听从其旨意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分离主义运动将是21世纪的一种危险倾向，应当引起高度警觉。民族分离主义产生和持续不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而且往往是各种原因综合交织。原因：历史宿怨，现在世界上的多民族国家绝大多数是在封建时代建立的，毋庸讳言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占统治地位的主体民族对国内其他被统治民族，不可避免地会采取某种歧视压迫、剥削掠夺的不平等政策。武力是当时解决民族纷争常用的手段，更有些少数民族地区甚至是用武力吞并的，如苏联的一些民族地区。这种历史上的恩怨在各民族关系中必然会留下印记，不可能一下子消除，特别是有一些国家进入现代后仍未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民族关系，使历史上冲突纷争留下的宿怨积淀下来，遇到合适的时机,就会爆发出来；经济发展不平衡，由于历史原因，一些多民族国家内部某些少数民族的发展长期滞后，与主体民族差距不断拉大，导致少数民族对主体民族不满，从而产生分离情绪。有时情况则相反，有些少数民族发展较快，甚至超过主体民族，不愿意承担对其他落后地区。特别是主体民族的落后地区的援助任务，认为是负担，被拖了后腿，这两种情况在前南斯拉夫地区都有表现。还有些是争夺对资源的控制权和收益的分配权，如伊拉克库尔德人与政府几次达成自治协议，但均因石油资源的控制权和利益分配问题而流产。印尼亚齐要求分离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对中央政府垄断资源和由此带来的收益不满，巴新布干维尔岛的独立运动也是要谋求铜矿控制权和收益，这种情况在一些富资源的少数民族地区出现得愈来愈多；

（七）民族政策失误，有些是民族政策不平等，对少数民族实行高压政策和强制同化。或虽然名义上给自治权，但又处处限制形同虚设，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犯过不少类似的错误，在苏丹的北方阿拉伯穆斯林的中央政权对南方黑人地区强制实行伊斯兰化。也有些则是民族政策失之偏颇，导致离心倾向加剧，如前南斯拉夫。南联盟在重组后注重维护国家统一，纠正原来的一些做法，但又走向另一极端，取消科索沃阿族人的自治权，为那些分离分子提供口实；权力之争，一些国家境内各民族的综合实力对比不太悬殊，同为国家主体之一的民族争夺对国家的领导权，结果导致冲突，有些则解体，如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之间、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之间、普什图人与塔吉克人之间、泰米尔人与僧伽罗人之间等；少数极端主义者刻意地煽动、操纵和利用，他们利用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国家出现的政治经济困难，刻意夸大、渲染、煽动民族仇恨，制造动乱，甚至投靠外部势力，蒙蔽、裹胁、逼迫本族群众参与分离主义运动。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想利用民族分离运动达到自己的政治野心，满足其权力欲望，甚至是邪恶企图。如车臣前总统杜达耶夫、缅甸前“掸邦独立国”领袖坤沙，前者是权力黑手党，后者则是不折不扣的大毒枭；外部势力的插手，这里既有民族“母国”，如阿尔巴尼亚支持与之同一民族的科索沃分离分子，也有某些出于自己利益考虑的邻国，如叙利亚、希腊支持土耳其的库尔德人分离主义者，因为叙希两国均同土耳其有着国家矛盾和地缘战略利益的冲突。还有以同一宗教和教派为名义的国际宗教势力或国家，如以伊斯兰教的名义。更有国际强权势力，为达到其霸权主义的国际战略目标和地缘安全目的的干涉，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科索沃分离势力的公然武力支持和保护。

（八）今日世界中多民族国家都面临着自己的民族问题。但并不是所有的多民族国家都会分裂。一方面民族政策和防范措施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国家的稳定和实力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防止民族分裂的对策应该建立在以下几方面的基础上：正确的民族政策是使民族问题长治久安的先决条件，多民族国家要想阻止民族分裂的产生和发展，正确的民族政策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一整套正确的民族政策，给予少数民族政治上真正的平等，在经济上共同发展，就难以争得少数民族的人心，使少数民族对国家有坚定的认同感。平等的民族政策是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团结一致，建立和拥有共同国民意识和国家效忠意识的基础，只有平等的民族政策才能给民族分裂分子的分裂“理论”釜底抽薪，从而使其丧失群众基础，近年来一些国家的民族分裂分子之所以得逞同一些国家的中央政权在少数民族地区失去人心有相当关系。武力是制止民族分裂的重要手段，但如果不注重人心的向背，取得的成果是难于长久保持的，如土耳其库尔德地区的分离运动就是屡打屡起、绵延不绝；坚定的反分裂立场和有效的预防措施是维护国家统一不可或缺的手段，应该看到尽管民族平等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先决条件和争取人心的重要基础，但并不能完全消除民族分离主义。不管民族政策多么平等，各族人民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得多么快，仍旧会有少数的野心家、阴谋家以及外部势力煽动和从事分裂活动，对此鲜明坚定的反分裂立场和必要的强制措施是维护国家统一必不可少的手段。在民族政策上不可左右摇摆，在防止主体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同时也应坚定不移地反对“小民族主义”，在处理民族分裂问题上不能优柔寡断、投鼠忌器、使之坐大。在民族自治权问题上既不能否认民族权利，或搞名义自治，实际操纵，如苏联那样。也不能像前南斯拉夫后期那样，各共和国乃至自治省轮流坐庄，一票否决，造成中央失去其权力，地方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盛行，使“友谊”的联盟成为“仇恨”的渊薮；

（九）国家政治稳定和国力强盛是维护民族团结的重要保证，在新世纪转换时期发生的一系列多民族国家解体现象并不单单是民族问题，而且是国内政治转折的伴生物。20世纪末的几次多民族国家分裂都是伴随着社会制度的剧变出现的，苏联、南斯拉夫以及埃塞俄比亚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如此。民族分裂是这些国家剧变的原因之一，但绝对不是其主要原因，而原有政治制度的崩溃则是国家解体的催生剂。只有坚持不懈地维护国家的政治稳定才能不使民族分裂分子有钻空子的机会，只有国力的不断增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事实上的不平等状态，使各族人民对共同的祖国拥有发自内心的自豪感、认同感。现在最危险的是来自外部的支持和干涉，特别是国际强权势力为一已私利对其敌国的民族分裂主义的怂恿、包庇和支持，尤其是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对主权国家的民族问题横加指责和干涉的作法，这种“新干涉主义”是霸权主义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和变种之一。有关国家应加强联合，采取共同立场，坚决抵制和斗争，防止这种危险倾向的进一步得逞。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统治集团退踞台湾地区，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与中央人民政府对峙，由此产生台湾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国政府为此进行不懈的奋斗。1979年后中国政府以极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以“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和平统一。自1987年底以来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九十年代以来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逐步背弃一个中国原则，极力推行以制造“两个中国”为核心的分裂政策，一直发展到公然主张两岸关系是“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严重损害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危害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危害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政府始终如一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任何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图谋。中国政府与以李登辉为首的分裂势力的斗争，集中表现在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还是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问题上。

（十）中国于1993年八月发表《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系统地论述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的由来、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和有关政策，现在有必要进一步向国际社会阐述中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和政策。西藏问题近代中国的西藏问题，其核心是反分裂斗争，它又是当代西藏问题的历史根源。因而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正确全面、实事求是地研究和阐述西藏近代反分裂斗争的历史内容具有极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也是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促进西藏的稳定与进步，同国内外藏独及分裂主义势力进行斗争的迫切需要。鉴于西藏近代反分裂斗争的复杂性，要正确全面地了解西藏近代反分裂斗争就必须首先澄清反分裂概念的含义和西藏近代反分裂斗争的具体内涵。近来在藏史研究中有人提出分裂与反分裂斗争即是独立与统一的斗争，对于西藏地区而言就只能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同国内外主张西藏独立的各种势力的斗争，不能也不应包括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侵略、干涉中国西藏地区的历史内容。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西藏地区近代反分裂斗争的起点最早只能始于清末，即20世纪初。反分裂斗争与反侵略战争确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又是两个紧密联系而又相互交错的概念。对于西藏地区而言至迟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对中国西藏的侵略干涉同时已涉及分裂问题，此后的侵略与分裂更无法分割开来，这是因为西方殖民主义是分裂西藏和藏独问题出现的总根源。而英帝国主义又是侵略和培植西藏亲英分裂主义势力及制造“藏独”活动的总导演、总根源，其中作为西方殖民主义侵略西藏开路先锋或者说是前奏的是从17世纪即已开始的传教活动。到18世纪则是以东印度公司为工具的英国殖民主义企图以“商品重炮”来轰开中国西藏大门的活动。尽管西方传教士的渗透活动和东印度公司的“商战外交”尚没有直接从领土或主权上涉及对西藏的侵略和分裂，但是这些活动在客观上不同程度的均服务于英国的战略目标，即以印度为中心基地而逐步建立包括中国西藏及大陆在内的东方殖民体系应当看做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殖民主义分裂中国西藏的前奏和序曲，必须进行研究和论述。

（十一）早在1600年英国即已在印度成立从事殖民掠夺的东印度公司，18世纪中叶将印度变为其殖民地后即把印度视为大英帝国逐步建立包括中国西藏及中国内地在内的东方殖民体系的中心基地，称为“英王皇冠上闪亮的明珠”。为此大英帝国的战略家们在19世纪初开始提出所谓“拱卫印度安全”的“三个缓冲区、两个同心圆”的侵略思想，其中第一个缓冲区和第二个同心圆就将中国西藏纳入其中，要求逐步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来，变成“英国管理下的西藏”，从而达到为进一步控制中国、保卫以印度为核心的东方殖民体系的政治经济利益和地位。而在第一个同心圆中则将印度西北边境地区—尼泊尔—锡金—不丹—东北边境即与西藏接壤的喜玛拉雅诸山国纳入其中，正是从这一战略构想出发，英帝国主义者从18世纪开始陆续从印度西北入侵喜玛拉雅诸山国，进而在入侵中国东南地区的同时对西藏地方进行经济、政治、军事侵略，以谋分离中国的西藏，这已成为它既定的方针步骤之一。因此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在取得大吉岭为进入喜马拉雅诸国的根据地，侵占原属于中国西藏地方的拉达克地区后又陆续侵占或控制锡金、不丹、尼泊尔等喜马拉雅诸国，为此后的两次侵藏，以谋将西藏纳入自己殖民统治范围奠定基础。西藏近代反分裂斗争史的正式展开是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基本同步的，即最早可以从1855年的尼藏战争算起，至迟也应从19世纪70年代签订《中英烟台条约》算起。这是因为英帝国主义发动公开入侵西藏的侵略战争之前先是怂恿尼泊尔侵藏，曾向英国要求过援助的尼泊尔想使西藏从清帝国的控制下彻底独立出来，并接受尼泊尔的保护，而英国确实向尼泊尔提供武器。英国又于1876年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关于英人入藏的附款，从西方对这一附款颠颠倒倒地解释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英帝国主义一方面利用晚清政府对列强的妥协退让和掌握着对清政府在藏主权的是否承认来驱使清廷同意其进入西藏，另一方面又利用清政府的腐败和噶厦对清廷的不满来实现使西藏脱离中国进入英帝国主义殖民势力范围的双重企图。

（十二）印度LFA是阿萨姆邦的分离组织从1979年起从事反政府武装活动，声称要夺取阿萨姆邦，迄今已经造成超过2万人死亡。阿萨姆邦是印度东北部的一个邦，几乎被孟加拉国和尼泊尔隔断，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与印度本土相连，印度为了改善该邦的孤立状况于1976年吞并锡金（正好位于通道上）。该邦历史上原来是一个独立王国，1820年被缅甸吞并，英国占领缅甸和印度后被殖民当局划归印度。主要居民为黄种人，信奉原始宗教、佛教等，与信奉印度教的本土在人种、宗教上的巨大差异，是分离活动激烈的原因。截至目前在“埃塔”为争取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独立而发动的暴力袭击中共有800人丧生，1937年佛朗哥将军占领巴斯克地区，取消巴斯克自治权，当地的独立运动受到压制。1959年“埃塔”成立，以争取巴斯克地区独立为宗旨，计划建立一个独立的巴斯克国家，“埃塔”全称是“巴斯克祖国和自由”。1961年“埃塔”展开暴力行动，首次策划制造火车颠覆事件，1968年“埃塔”枪杀第一个牺牲品---一个地方秘密警察负责人。1978年"埃塔"的政治派别“赫里·巴塔苏那”组建完毕，1980年118人死于“埃塔”制造的血腥事件，“埃塔”暴力达到顶峰。1995年“埃塔”企图炸死反对党领导人（现在的政府首相）阿兹纳尔，1996年5月右翼多数党赢得西班牙大选，有人预测政府更换后仍会继续执行镇压“埃塔”的政策，“埃塔”也视多数党为佛朗哥统治的继承者。1997年“埃塔”展开对抗地方多数党政治家的行动，1997年7月“埃塔”绑架、杀害西班牙议员布兰科，引发国民的愤怒，致使600万西班牙人涌上街头举行示威活动。1997年12月23名“赫里-巴塔苏那”地方领导因与"埃塔"勾结被判入狱，1998年3月西班牙主要政党提出与“埃塔”对话，以结束巴斯克地区的暴力事件，但西班牙政府没有过问此事。

（十三）1998年6月“埃塔”制造最后一桩谋杀案，用汽车炸弹炸死西班牙议员扎纳雷恩。1998年11月“埃塔”单方面宣布30年来首次的停火声明，停火行动从11月18日起生效，1999年11月28日“埃塔”废除停火协议。印度尼西亚亚齐分离主义组织在2002年11月1日说他们愿意与政府签署一项停战协议，结束长达26年的战争。分离主义组织首领巴赫蒂亚尔·阿卜杜拉表示可能在2002年斋月结束后立即和政府签定这项停战协议，印尼军方官员表示如果未来的和谈工作开展顺利，印尼将通过一项关于赦免亚齐分离主义分子的决定。分离主义组织坚持要求国际调停者介入对未来停战的监督工作，促使停战工作顺利展开，阿卜杜拉说他们正在讨论参与国际监督工作的国家数目和具体国家，此外对国际社会介入亚齐特区问题一直持坚决反对态度的印尼政府近来在此问题上也有所松动。亚齐特区位于印尼苏门答腊岛北部，当地分离主义组织要求亚齐特区成为独立的国家，但印尼政府坚持亚齐特区作为印尼领土的一部分存在，自1976年以来当地分离主义武装分子和政府军之间的战争已造成至少1.2万人死亡。已被裂解的国家：外蒙古（蒙古国）从中国独立；孟加拉从巴基斯坦独立；捷克斯洛伐克分开为捷克共和国与斯洛伐克；厄立特里亚脱离埃塞俄比亚；东帝汶脱离印度尼西亚；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分解为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克罗地亚、马其顿共和国、斯洛文尼亚、黑山；苏联分解为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多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与乌兹别克斯坦；新加坡共和国从马来西亚独立为共和国。

（十四）未受国际认可：阿布哈兹、亚齐、车臣、巴斯克、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邦特兰、索马里兰、南奥塞梯（俄罗斯、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和瑙鲁等九国承认）、德涅斯特河东岸共和国（存在争议）、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仅土耳其承认）、西撒哈拉、科索沃、克里米亚、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南奥塞梯共和国和俄罗斯承认）、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南奥塞梯共和国和俄罗斯承认）。存在分离势力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 西藏（海外藏独势力）、新疆（海外疆独势力）； 阿尔及利亚 — 卡必利亚巴巴里人主张自阿尔及利亚政府获得自治；安哥拉，卡宾达；比利时 — 存在有弗拉芒族与瓦隆族的分离运动，但弗拉芒族较为突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 波黑塞族共和国和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塞族民族主义者；巴西 — 其境内的分离主义者想要将南部分离出来；缅甸 — 克伦族（克伦民族联盟，缅甸东部）及克钦邦；加拿大 — 魁北克省（魁北克党, 魁北克集团）、西加拿大（亚伯达分离党, 西部独立党）；刚果民主共和国 — 加丹加地区；法国 — 科西嘉、布列塔尼、北加泰罗尼亚、萨瓦；德国 — 巴伐利亚、 阿勒曼尼分离主义；印度 — 喀什米尔、 锡克教徒、波多、 阿萨姆邦、那加兰邦、钖金；印度尼西亚 — 亚齐、廖内、摩鹿加群岛、西巴布亚、伊里安查亚；伊朗 — 库尔德人、阿拉伯人与亚述人；意大利 — 南蒂罗尔、西西里；摩洛哥— 由邻国阿尔及利亚资助及主持的波利萨里奥挑战摩洛哥于西撒哈拉的宗主权；尼日利亚 — 比夫拉；巴基斯坦 — 喀什米尔；菲律宾 — 南部穆斯林分离主义者（莫洛）；俄罗斯 — 车臣、西伯利亚、卡累利阿、鞑靼；塞内加尔 — 卡萨芒斯；南非 — 祖鲁区；西班牙 — 巴斯克区（埃塔）、卡塔隆尼亚、加利西亚自治区与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斯里兰卡 — 塔米尔（塔米尔之虎）；苏丹 — 原始宗教部落与南部基督徒；圣基茨岛和尼维斯 — 尼维斯；叙利亚 — 库尔德；泰国 — 南部省份马来分离主义者；英国 — 北爱尔兰（新芬党、社会民主与劳动党）、苏格兰（苏格兰国家党、苏格兰社会党）、威尔士及康沃尔；美国 — 阿拉斯加州、卡斯卡底州、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夏威夷州、波多黎各、佛蒙特州；日本 — 琉球群岛、北海道；越南 — 湄公河三角洲（下高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