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的研究——一，道路回顾
南斯拉夫作为在尝试寻找第三条人类社会发展道路，尝试在苏联模式外寻找社会主义新模式的一个重要国家，其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探索对人类实现社会主义伟大理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践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南斯拉夫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铁托发表了讲话，标志着南斯拉夫正式开展社会主义自治道路的探索实践。南斯拉夫人民团结一致，信心满满地开展他们独创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 事实上，1949年下半年开始，南斯拉夫领导人就开始发展有关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建设新途径的思想政治观的精神。针对苏共和共产党工人情报局的指责和攻击，南斯拉夫共产党选择从防御转入进攻。在这一时期，南共认为斯大林主义是对工人运动的巨大威胁。在南共六大上指出，斯大林统治时期建立的苏联体制是一种国家资本加官僚化政权等级专制的制度[1]。 防止这样的国家集权制度在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重现成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思想政治见解和主要内容。这一时期，南斯拉夫领导层、理论界和广大南斯拉夫党员群众的努力探索既是因为消除了违背苏联模式的恐惧感也是因为他们能够主动地为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马列主义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顺利进行[2]。南斯拉夫领导层也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马列主义理论探索和研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说去分析苏联社会和南斯拉夫社会，研究苏联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实践的规律得出了官僚化和集权化的过程必然发生在苏联模式下的结论。爱德华-卡德尔警告：国家资本主义必然随着社会官僚化和国家集权化而发展，最终损害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同时，博里斯——基德里奇提出要敢于把国家社会主义变为生产者的自由联合，把国有财产改为直接生产者管理下的全民所有，并且进而提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和企业管理自由化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新模式[1]。在政府乃至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贯彻民主化、分散化和非官僚化，具体表现为：生产领域建立各类工人委员会、减少南共职能将南共分化到社会统一体之中，强调官员的民主选举和轮换[3]。
到1954年，自由主义增长成为南斯拉夫民主化不可避免地伴随现象，基于此，铁托等领导人提出暂缓分权制改革和清算自由主义倾向。就这样，南斯拉夫进入了十几年的改革冷静期。但是党内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力量不断增长，斗争不断扩大，，南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吉拉斯在党报《战斗报》和《前进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鼓吹西方的多党制。这对矛盾逐渐上升，最终在六十年代以兰科维奇倒台为一个标志，自由派上台领导改革。在这一阶段，以吉拉斯和实践派为代表的激进的自由派分子受到打压。实际上，南斯拉夫开放的自由化运动过早到来，在非官僚化和民主化自由化的共同作用下，一些党员干部的革命激情衰退了而强烈追求官僚主义，还有相当一大批的党员退党。南斯拉夫在1952年和1954年两次大旱，不得不求助于西方援助也打开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侵入的大门，特别是西方投资的到来要求南斯拉夫企业按照西方的标准生产产品销往西方市场大大促进了和西方世界的交流。在此背景下，为了维系社会主义制度和坚持南斯拉夫党的领导，加快利用西方投资集中力量发展国民经济，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同意加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体制的集中成分从而稳固了既有的社会主义成果同时完善社会分权化理论，将克服之前改革中的种种弱点。1949到1954年成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史上伟大的转型时期。
1953年到1963年是南斯拉夫稳定发展的十年，南斯拉夫的主要矛盾体现在外部环境中，意大利强行占领的里雅斯特，南斯拉夫拒绝妥协退让，最后在1954年10月5日实现了和平划分的里雅斯特的协议[4]。南斯拉夫广泛开展同一切友好国家的外交活动，同时再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积极参与国际共产党交流活动，南斯拉夫还组织世界不结盟国家运动，在1061年9月1日到6日于贝尔格莱德召开第一届不结盟国家会议，有25个国家政府首脑参加[1]。
在国内，虽然大的改革没有到来，但是社会政治思想的闸口已经放开，党和人民不能抑制对自身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的理论思考和探索。经过三年停滞，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爆发恢复和激发了南斯拉夫上上下下对于坚持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自治道路和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讨论。这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发生的“非斯大林化”运动相呼应。1958年制定的南共联盟纲领（南斯拉夫共产党在这次大会上改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联盟，同盟/联盟在南斯拉夫文字中为同一个单词[1]）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建设工人自治委员会，将管理的权力完全交还给工人。这开始了工人自治运动[6]。1961年开始改革收入分配机制，将工资的可调节程度大大提高。这些改革伴随南斯拉夫商品经济的发展引发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更大的矛盾，一场新的大思考大讨论即将到来。
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逐渐兴起了对不同社会主义思考，越南战争让美国深陷泥潭，民族解放运动、人权运动、自治运动兴起，旧的殖民制度瓦解，资本主义制度面临巨大冲击，这一切都导致年轻一代更激进的主张的提出。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大学的学生因抗议学校基础设施缺乏修缮而受到警察暴力驱散，这迅速激起南斯拉夫国内的大学生抗议浪潮。虽然大学党委站在学生一边，支持有序的抗议活动而控制了局势的发展，但南斯拉夫共盟中央还是表现出对局势的担忧[2]。
另一方面，1946年宪法通过后，有关分权化的立法工作却迟迟没有推进，自治一词还没有出现在宪法和其他主要法律之中，对民族问题的立法也没有被提出来，事实上，正确区分自治和分权的问题被忽视了。虽然南斯拉夫这一时期在经济上维持了年均10%以上的极高的发展速度，但民族问题和民主化问题却潜藏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之中。1953年通过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允许劳动集体自由处理很大一部分的劳动产品以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旦自治制度在生产领域打开了口子，其先进性就要求其迅速被推广到社会其他领域，自治制度下发展的先进生产力也成为社会民主化改革推进的经济基础和重要推动力，1968年的学生运动就受到工人群体的广泛同情和有力支持。但纵观整个社会的这一时期，自治尚处于初创阶段[1]。
1953年到1963年是社会平稳高速发展的阶段，南斯拉夫的人均生产总值迅速接近西方发达国家，和英国的比值缩小到二比三。如上所述，各地方人民共同体和区一级及以上的自治制度开展了广泛的立法过程[5]，同时，根据1953年宪法的第四条，南斯拉夫人民团体在教育、文化和社会事业中发展着自治制度[7]。1963年通过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但从1958年南共联盟七大上通过的南共联盟的纲领才是此后长时间内南斯拉夫建设自治社会的路线方针，它提出促进社会发展的承担者的自由发展、创造生产者的自由共同体来直接管理社会生产、确保劳动解放和不断扩大个性自由。“社会主义不能把一个人的个人幸福置于所谓‘崇高目的’之下，因为社会主义的最高目的正是人的个人幸福。”[1]很明显，这个纲领有利于主张改变社会关系的自由观点和自由活动[8]。南共联盟作为社会最主要的革命力量反抗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原因是工人自治像曾经的公社一样没有能力打破国家统一体的干涉[11]。
然而，与南斯拉夫人民所希望的自治目标相对应的是现实中出现的经济萧条，1961年到1962年，不少企业盲目扩大个人收入快于生产率的提高，收入差距扩大和相关的国内外原料短缺等造成了生产的停顿，大量企业停工停产，工业主要部门的增长率几乎为零。
在社会中还出现了其他危害社会主义自治道路的派别或思想，有“保守”的党政领导人认为市场经济会走向无政府主义和混乱，还有否定共产党必要性的人。铁托在南共八大的报告上说：“由于官僚主义国家集权制倾向，出现了民族主义变形。这种倾向搅乱了民族一体化过程。它一方面导致官僚主义中央集权制倾向，导致从中央集权角度忽视各共和国的和自治省的社会经济职能，而另一方面又导致‘固步自封’。这两种倾向实质上就是民族主义一体化和社会一体化。”[1]南共领导层对此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坚持推进民主化自治，反对中央集权制度和官僚主义制度。这个决议更关注经济问题，指出经济中积累的问题根源在于国家集体主义旧制度的强制分配对市场造成的扰乱，继续延长旧制度的生命意味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顾，于是，自1963年开始，南斯拉夫彻底拉开大规模的经济改革。
南斯拉夫同其他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坚持社会主义自治的南斯拉夫自觉同专家治国论论战。任何职业在进入经济发展阶段后都失去了革命职能，因此任何管理者都不比其他岗位更具有垄断的权力。南斯拉夫坚持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自由讨论和新闻自由，始终把广大南斯拉夫群众团结在社会主义自治道路上。
接下里的几年的经济停顿主要是因为制度调整、配套设计没更上和西方国家的限制。特别的，由于国家没能及时针对阻碍现象进行必要的计划和调整导致经济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经济关系形成短时间内的畸形，战后一代婴儿潮形成的大批青年失业率猛增，群众对社会主义自治失去信心，出现了倒退思想。失业的人群愈加不满、保守和反动倾向蔓延，出现了大学生的游行示威。这恰恰体现新旧制度的矛盾。这种矛盾体现在上层表现为兰科维奇1966年的兰科维奇倒台。但是，对所谓兰科维奇集团的处理过度反过来为政治生活民主化打开了大门，后续的南共联盟改组使得防范南斯拉夫社会分裂的保险又少了一道。
共产党始终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方向。虽然南斯拉夫用工人自治消除了雇佣劳动，但是当南斯拉夫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传统生产模式下的工人似乎不再代表生产力方向了，这个时候的经济改革助长了国内的金融业和资本势力的壮大，同时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和企业管理者利用对外开放和对外竞争受阻的现象作为根据向传统的工人集体领导体制进攻，要求建立新的结构，把经济、政治权力转移到所谓的高技术、高管理、高资金密度的行业群体手中。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资本势力在国家经济中的抬头和“技术结构论”的社会势力的抬头。这一现象一部分原因是所谓中产阶级即工人阶级中蜕变的反对阶级的出现，一部分是工人集体的自治优势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由于经济改革不稳定不完善和国内外反动力量阻挠，特别是东西方的封锁和石油危机，国家主导下的所谓国家资本这一时期回报率很低，。这一切都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复辟条件的发展。同样的，在这一时期，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出现脱离传统工人的趋势，并且部分停止活动，也就是说出现南共联盟组织脱离社会生活的倾向。
最突出和最关键的矛盾是民族主义的发展。南共联盟高层的民族政策纲领虽然迟迟未定，但一直以来是以反对大塞尔维亚主义、反对分裂势力和民族平等为原则的。问题是反对大塞尔维亚主义被等同于反对国家集权主义从而与社会主义自治道路的根本目标相关联从而拥有了最优先的地位。支持塞尔维亚民族属性被视为极端观点。这造成分裂的两方面民族因素，一是塞尔维亚民族的普遍不满（特别是生活在其他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塞尔维亚人的权利得不到合理保障，造成南斯拉夫后期塞尔维亚人回流），二是其他共和国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当1974年南斯拉夫宪法通过后，南斯拉夫在形式上几乎变成邦联制，联邦几乎失去了制裁有分离倾向的共和国的任何能力，以至于联邦在斯洛文尼亚境内的高速公路计划能够成为其脱离南斯拉夫的导火索。
南共领导层不断推行自治，但是自身的官僚和集权主义属性并没有得到本质改变，73年以后南斯拉夫公开的政治斗争消失了而聚焦到领导层内部、披上了自治的外衣。部分民众参与其中但是谁都不知道社会主义自治道路的出路，这就削弱了南共的控制力。当社会自治改革不断推行，社会中具有稳定性的政治单位越来越少，南共自身不断分裂，最终就导致了南斯拉夫党和社会的分裂。这背后的根源是南共将分权和自治相混淆，部分南共干部通过这一过程攫取个人权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74年宪法中规定各共和国之间的平等地位，对于联邦的重大决策采取完全一致原则，并且剥夺了联邦投资、课税、发行货币、制定社会发展计划的垄断权，事实上是釜底抽薪，在消除联邦经济权力的同时消除联邦的行政权力。这和南共中央的分裂相辅相成，各共和国党为自己共和国利益服务，甚至拒绝到贝尔格莱德参加有关经济问题的中央大会。各共和国选派到中央的也是二流人物。这样，在1974年宪法和南共联盟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南斯拉夫的党和国家和社会事实上只是以不确定的伟大理想维系在一起的大船，没有能力反对即将到来的解体了。
纵观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道路四十年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稳定是改革的前提。在1974年以前，南斯拉夫始终保持着团结稳定的局面，1974年“提前”消灭联邦的行政能力（国家属性）后，南斯拉夫迅速进入了长期的动荡，社会主义自治也就无法进行下去，最终以自治的共和国为单位产生了分裂。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也是在1974年前后达到了最高水平，人均生产总值超过了韩国、捷克，和东德持平[1][11]。
如果，南斯拉夫能够坚持推进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自治、如果南斯拉夫正确处理分权和自治的关系[10]、如果没有石油危机、如果南斯拉夫能够更合理地规划经济发展，那么南斯拉夫的民族危机可能不会爆发、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经济差异不会过大、南斯拉夫的社会矛盾和阶层分裂不会大到出现野心家，也许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道路能够走地更远甚至实现。
社会主义自治是一条无比漫长的道路。在现阶段不可能不依靠商品生产来推动经济长期发展，也就不可能不保留私有制。现代资本主义的家庭、利己观念建立在资本上面[12]。消灭国家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是漫长的过程。同样的，坚持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也是长期的过程，无产阶级只有足够成熟才会主动建设它的政党作为代表，才能实现自己解放自己，我们应当明白：无产阶级也发生着分化、蜕变，需要不断地教育，否则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秩序是唯一可行的[13]。“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14]坚持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领导权不能仅仅以伟大理想为抓手，也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而官僚化则是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在社会进入中等发展程度、对外充分开放、人员流动极大、各类自由观点和社会倾向涌现的情况是对任何一个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共产党的巨大考验。希望同样进入中等发展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借鉴南斯拉夫的宝贵历史经验，最终实现社会主义伟大理想。
参考文献：
[1] 杜尚•比兰契奇： 《南斯拉夫社会发展的思想和实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2] 阿波利尔•卡特尔：《南斯拉夫的政治改革》，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
[3] 约翰•R兰普：《南斯拉夫史》，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
[4] 马细谱：《南斯拉夫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版。
[5] 米奥德拉格•塞切维奇：《南斯拉夫代表制度》，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
[6]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章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7] 罗元铮：《谈谈南斯拉夫的自治利益共同体》，《经济管理》，1979年第3期。
[8] 纳丹•帕西奇：《在自治的基础上不断改造南斯拉夫制度的主要途径》，《中外法学》，1979年第5期。
[9]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10] 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南斯拉夫自治政治体制的异化和扬弃》，《中东欧思想文化研究》，2016年第6期。
[11] 陈长源：《南斯拉夫自治经济制度》，《经济学动态》，1982年第10期。
[12]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13]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77页。
[13]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14]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