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的语言
张广天 著 一个女孩，她外婆带她去见妈妈。妈妈在外面做工，只有很少的时间会晤。女孩见到妈妈，说了几句话就分别了。外婆带女孩上了公共汽车，妈妈在远处挥手。女孩脸贴着车窗哭了。外婆说：“你哭了吗？你别哭。”女孩哽噎着说：“我没有哭，是窗子外面的那个人在哭。” 《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有十八相送一段。一路上，祝英台拿樵夫砍柴、摘牡丹、鸳鸯成双、独木桥、井中叠影、拜观音等一连串境象来向梁山伯表诉衷肠。但梁山伯不知祝英台是女儿身，故不解其意，答非所问。 外婆的问话属于日常用语，女孩的回答用了诗辞。祝英台的问题发自恋爱，梁山伯的回答围绕同窗。 两个不同系统的语言，并没有特别的通道可以来往，常常基本处于隔绝状态。语言系统，如同上述章节中谈到的行星原理，需要专属的轨道来运行。诗，按照它独自的轨道运行，就是诗辞，诗的语言系统。诗的语言系统，不在日常语言系统中。日常的语词，经常与诗的语词重叠，但组织这些语词的日常语言语法和诗语言语法完全不同。所以，诗辞在常辞（日常语言系统）中是不通的。那个女孩，因为太想见到妈妈了，太不想跟妈妈分别了，所以她的想象力忽然推动她的象投射到妈妈的像上，她把自己的哭当作了妈妈的哭。而我们读懂这个故事的人，也哭了。我们和她一起进入了诗辞轨道，看见了先验已在的慈悲。但这一切，在常辞中是反智的，是没有世俗理性支持的。妈妈的眼泪怎么会流到女孩的脸上，进而流到读者的脸上呢？就像常辞往往也不理解恋爱中的谈话一样，梁山伯的同窗逻辑怎么解得祝英台的万种风情？恋爱中的传情，一转秋波，一瓣落花，一起吃过的糖葫芦，因斯布鲁克大街上的一爿卷烟点……对于情人来说，心有灵犀一点通；对于父母亲戚朋友师长来说，身无彩凤双飞翼。 在日常生活中，恋爱中的爱辞是最贴近诗辞的。故而有“少女情怀总是诗”、“恋爱出诗人”的常谚。并非两情相悦带动诗意盎然，而是两心相印才动情生情。呼应对接上的两颗心，运行到同一轨道系上，彼此生成了一种恋人间才可互解的语法规则，他们只说他们懂得的爱辞，用这样的爱辞去怡悦两情。恋爱，宗教和诗，共见先验之真；只不同在，恋爱有性爱的象属，宗教有位格的象属，而诗有想象力的象属。如果我们从观察爱辞与常辞的不同中受到启示，那就不难理解诗辞难懂的道理。在诗辞的大系统下，个别诗人与针对性读者群，以及诗人与诗人之间，都还各有非常细密曲折的诗辞小系统。也许经验可以帮助我们逐步进入某些系统，但最关键的问题不在陌生和熟悉，而在如何发现和进入轨道。字主义提供了认识想象力的途径，依象识象，不要脱离象思维，去呼应对象，遥望先验之真，便可由认同而回归诗性。 常辞服务于政治经济社会和世俗功利标准的报表、公文、说明书、法律条款、收据、学术报告、争吵、谩骂、说三道四等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的交流，被相对利益和相对真理搞得细碎纷繁，专事分析判断、描述问答之用，非情即理，积俗累习，已经丧失了体悟比照、呼应对流的整体性功能。而诗辞和常辞共用言辞基础中的语言元素，为了不受常辞语言的污染，不得不在日益势利的共趋中独立出来。这样独立的努力，或者已经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其呈现的结果，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极端。从后现代主义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常辞的中心语言被严重碎片化，另一方面这种碎裂却带动思维的日渐整合。换言之，破坏常辞即建设诗辞；常辞越失语，诗辞越得道。诗人替常辞认失，认失乃德之始也。 用“含蓄”来描述诗辞特征，是不负责任的。含蓄，并不是含糊、模糊、宛转的体面用辞。含蓄，是言辞意未尽露的意思。想说诗辞含混不清，和想说诗辞意未尽露，都多少带有模棱两可、未置可否的意味。诗辞的比照、呼应和严格的度轨原则，使诗辞比任何一种辞令系统都完整，清晰，明确，都更为意义尽显。但正因为它不是单指性的，而是多指多维多重性的，就不能用常辞标准去衡量。含蓄说仿佛想告诉人们：“诗的语言含蓄，不比一般语言明晰，恰见诗的高明。诗之所以为诗，即在言犹未尽，耐人寻味。”似乎，诗成了哑谜，要人猜。猜不透的过程，颇有玩味。再想下去，恐怕诗意就等于玩意了。的确，从常辞系统里看诗辞，如雾里看花，不仅不明其意，甚至连个大致面貌都难以把握。说含蓄，不是出自客气，便是出自迷信。外行言诗谓含蓄倒也罢，内行受了外行那么长期的影响，竟也迎合跟上去凑两句，渐至贻害创作，写不清楚就敷衍，反正有含蓄之说可以拿来当挡箭牌。诗，哪里会是深藏不露的！哪里会是故意要留出点余地给读者去驰骋的！那个女孩的话不明澈吗？“窗子外面的那个人在哭”看不分明吗？诗，只不过离了你们常辞的氛围去说单纯，而单纯的东西在复杂的人看来，往往比复杂还要复杂。单纯，没有杂毛的丝线。单与纯在一起，单字用来表示大，周全，独立，尽皆，不谓简单，幼稚。单纯的诗辞，多而纯的全智语言系统，不含杂质，专为敲开人心而造。开心，就是幸福。打开心，才可获得幸福。 常辞系统的理性和感性认识，把诗辞系统理解为“画鬼容易画人难”的法术，仿佛恣情妄意、天马行空就可以达成诗意，如是非悲愤不出诗人，非乖张不出诗人。不修边幅，违背伦常，乱力怪神，装疯卖傻，则成了诗人行走江湖的广告。殊不知，花不解鱼意，夏虫不可语冰。一本中文诗集，对一个常辞中的公务员，比一本意大利语的飞行手册更难懂。不愿意打开想象力阀门去认知诗辞的人们，只能在猜想和茫然中去读诗论诗。而触及到诗辞转而又体悟到诗辞的人们，面对诗的世界则仿如进到童年的游乐园一样自如畅达。 (选自《手珠记》第三卷“字主义“ 张广天 著 作家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