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近代早期贵族附庸关系是在中世纪的封君——封臣制濒临瓦解时出现的，两者都是不同地位的人相互缔结的依附关系，但它们所依赖的基础却不同，中世纪封君—封臣式附庸关系主要建立在土地的基础上，封君对封臣的回报往往是赐予一份地产或是提供一份固定的地产收入，供其维持生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经济上的支持; 到近代早期，由于采邑逐渐变成贵族的世袭财产，地位较低的贵族寻求庇护的倾向不仅仅是在经济上，而更偏重于政治上的扶持，附庸关系的建立则主要通过血缘和亲族，这点在贵族阶层内部体现得尤为明显。 

        由此，中世纪封君—封臣式附庸关系与近代早期贵族附庸关系的稳定性也不同，中世纪封臣效忠于封君、为封君而战是其获得地产所应尽的义务，其关系也较为牢固、持久，马克·布洛赫曾在 《封建社会》中写道：“附庸关系纽带在人们感觉中是如此牢固，以致附庸观念支配了所有其他人际关系，……还渗透到家族关系中”， 对于蔑视或违背附庸关系的行为则是一种 “极其可怕的罪愆”。

        而近代早期的贵族附庸关系是否也如此稳固？

        关于这个问题，史学界曾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有一场较大的争论，以罗兰·穆尼耶为首的学者认为，附庸关系是一种以忠诚和信任为基础的情感纽带，具有长久性，强调附庸对附庸主的服从与奉献。

        穆尼耶曾写道：“近代法国附庸关系是依靠人与人之间的忠诚来维系的，附庸将自己的一切都交给附庸主，追随他，拥护他，为他而死; 作为交换，附庸主为附庸提供衣食住行，信任他，保护他，为他提供晋升的机会”。

        可见，附庸关系是两个不同地位的人自愿缔结的纵向联盟，是一种人身和情感上的托付，牢固性强，持续时间也较久。然而拉塞尔·梅耶等学者则认为近代早期的附庸关系是以个人或家族利益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其缔结动因主要是利益的相互满足，所以并非那么牢固与持久。

        由此，本文将以近代早期法国贵族附庸关系为考察对象，重点探讨其构建方式、维系途径以及在近代早期法国两次大动乱———宗教战争和投石党运动中，影响附庸关系牢固性的因素。

                          正文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欧洲封建制度逐步瓦解，以土地为基础的封君—封臣式附庸关系也趋于破裂，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上层社会内部的人身依附关系需要一个新的基础来相互维持，由此贵族阶层又退回到罗马帝国时期传统的以亲族和血缘方式来缔结附庸关系。一般情况下，家族中等级较高的贵族出于责任感与同情心，都会接受地位较低的亲族作为附庸，为他们提供资助和保护; 同时，由于家族内部便于了解其为人、能力和名声，所以地位较高的贵族也更容易接纳亲族成员为附庸或心腹，以此在社会中积聚力量。近代早期法国贵族阶层中，通过亲族、血缘关系构建的附庸网络非常普遍，这也是贵族们号召地方势力与中央王权相对抗的重要筹码。

        在贵族附庸关系的构建中，父系亲族关系最为普遍，家族成员首先会从父亲那里寻求现有的附庸关系。1565 年，皇太后凯瑟琳·德·美第奇任命让·德·埃布拉尔为王弟———安茹公爵的家庭教师和内务总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埃布拉尔就先后安排他的两个儿子———亨利和阿尔芒进入安茹公爵的府邸，并谋得了内侍职位。

        其次，家族成员也可以从叔伯辈那里获得重要的附庸关系，如波尔多大主教亨利·德·贝蒂纳为他的两个侄子谋得了皮伊和拉翁地区的主教职务。

        第三，在近代早期贵族附庸网络中，兄弟也能为家族成员提供一些有益的附庸关系。1575 年米勒·马里翁成为朗格多克行政长官———蒙莫朗西公爵三世的秘书后，推荐自己的兄弟西蒙成为公爵的巴黎事务顾问。

        这是附庸关系中的常见现象，家族中长兄获得职位后，通常会扶植其他兄弟，帮助他们谋取相关职务，提高社会地位，是附庸网络中非常重要的渠道。可见，在近代早期法国贵族中通过父系亲族关系而构建的附庸网络十分普遍，由此形成了以家族势力为中心的强大关系网，以巩固贵族的世袭特权和家族地位。

        同样，在贵族附庸关系的构建中，母系亲族关系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如朗格维尔公爵，亨利二世·德·奥尔良于1619至1662 年间担任诺曼底地区的行政长官，在任期间他最信任的 23 位省区附庸中，有14 位 (将近61%) 都是通过母系亲族而形成的附庸关系，可以看出母系亲族在附庸网络中的作用与父系亲族同样重要。

        同时，近代早期法国贵族妇女也掌握着丰富的附庸网络资源，为家族地位的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许多等级较低的贵族就是通过母系亲族附庸网络获得晋升机会的。如玛格丽特·德·塞尔维通过波旁家族家庭女教师的职务，帮助她的兄弟、子女和侄子们都在宫廷里获得了要职。

        寻求远亲附庸关系也是较低等级贵族提升地位的有效途径之一，如果父系、母系的近亲都没有可以依靠的附庸关系，则必须将目光投向远亲。在贵族附庸关系的构建中，亲族关系尤为重要，无论近亲还是远亲，都是可以利用的政治资源。16 世纪利暮赞地区的安东尼·德·诺瓦耶 就是通过远亲关系成为蒂雷纳子爵的附庸，从而在 1530 年，安东尼跟随蒂雷纳子爵去西班牙协商法王与查理五世的妹妹缔结婚约事宜时，获得了国王的信赖而成为宠臣，使诺瓦耶家族的地位和财产都得到迅速提升。

        由此，近代早期法国贵族附庸关系主要是以血缘、亲族而形成的人际关系网，是贵族获取政治资源、提高社会地位的最佳途径，也为较低等级的贵族提供了向上爬的 “梯子”。而维系贵族附庸关系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联姻，婚姻不仅能保障原有附庸关系的稳定，还能拓展新的附庸关系，贵族阶层也常常利用婚姻来扩充社会关系，将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附庸关系网络。如在巴黎财政官员中，有 6 个家族之间都存在着联姻关系，他们共同掌控着 17 世纪早期几乎整个法国的盐税。

        1614——1632 年，蒙莫朗西公爵继任朗格多克地区的行政长官，他在省区统治地位的稳固主要是依靠与当地显贵联姻来维持，他安排妹妹玛格丽特嫁给朗格多克司法长官———旺塔杜尔公爵，以此保证旺塔杜尔家族掌控的维瓦莱地区的安定。同时，蒙莫朗西公爵还通过母亲的亲族与尼姆城的司法长官建立了附庸关系，从而帮他控制下罗纳河流域地区。

        可以看出婚姻对近代早期贵族附庸关系的重要作用。当然，近代早期法国贵族附庸关系的构建也不仅仅是通过亲族和婚姻的方式，还有朋友推荐、或是出于政治目的而缔结的附庸关系等。但是相比较起血缘亲族和婚姻的构建方式来说，后者目的性更强，较为不稳定，持续时间也较短。所以，在近代早期贵族附庸关系中，血缘亲族成为最普遍的构建方式，婚姻联盟则是巩固和强化附庸关系的最佳途径。附庸关系也为中下层贵族提供了晋升的机会，是他们改善家族经济实力，提升政治地位的有效手段。然而，这种主要以血缘亲族缔结的贵族附庸关系，它的牢固性有多强，忠诚度又有多高呢？

                  ●胡格诺战争●

        16 世纪中期，在加尔文的影响下，法国胡格诺教派的势力逐渐壮大，与天主教派之间的摩擦也不断升级。1562 年 3 月的 “瓦西镇屠杀案”成为新、旧教派全面对抗的信号，揭开了法国宗教战争的序幕。

        在宗教战争期间，新、旧教派贵族的附庸势力迅速分成了两大阵营，直接影响着战争发展的进程。宗教战争时期，贵族附庸关系的牢固性反映出天主教与新教战线内部是否团结和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双方力量的对比，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政治作用。

        在省区范围内，宗教战争的爆发与扩展主要体现在地方大贵族的宗教信仰和附庸关系的忠诚与牢固程度上。在普洛旺斯地区，蓬特福家族 的势力非常庞大，有较强的影响力，该家族至少可分为七支: 卡尔斯家族、弗拉桑家族、比乌家族、巴斯热家族、斯兰家族、阿米哈家族和圣·安德烈家族。

        其中卡尔斯家 族 是 最大的一 支，卡尔斯伯爵让 · 德 · 蓬特福是普洛旺斯地区的司法长官，有着广泛的附庸关系网。

        1579 年，皇太后凯瑟琳·德·美第奇到埃克斯城时，曾初步统计过卡尔斯伯爵的附庸数量，并列出了一份名单，这份名单在 17 世纪中期由某位历史学家汇编整理了出来汇编整理了出来。

        他曾这样描述卡斯伯爵的势力：“他在普洛旺斯地区有数不尽的亲戚和朋友，在贵族阶层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和权力”统计数据显示当时卡尔斯伯爵共有 200 多个附庸，而且大部分是佩剑贵族，主要是通过亲族和婚姻建立起来的附庸关系。宗教战争爆发后，卡尔斯伯爵及其家族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战争期间他领导着普洛旺斯地区的贵族为天主教而战，还在当地成立了天主教联盟，由于卡尔斯家族在当地的长期影响与威望，大部分的省区贵族附庸都追随着卡尔斯伯爵，为天主教而战，其中有 20 个家族是卡尔斯伯爵的核心附庸: 格里兰伯爵、万侯爵、戈尔德侯爵、卡斯泰兰侯爵、拉·韦迪埃领主、贝索登领主、圣·马克领主、圣·雅内领主、莫领主、艾吉耶领主、赛哈斯特领主、巴斯热领主、卡拉领主、斯兰领主、弗拉桑领主、比乌领主、阿米哈领主、圣·安德烈领主和瓦茨领主、雷尼耶领主。

        这些家族都与卡尔斯家族有着亲族或联姻关系，对卡尔斯伯爵非常忠诚，在宗教战争中前仆后继地追随着伯爵，甚至派出家族中所有的男性继承人参战，如巴斯热家族的让 － 巴蒂斯特及其几个儿子都在战争中为卡尔斯伯爵牺牲了。

        同时，在这 20 个家族中，有 11个家族经历了几代人之后，在 1649 年的福隆德运动中，仍然效忠于卡尔斯家族。

        由此可见，在宗教战争期间，以当地大贵族为首的省区天主教派内部附庸关系是较为稳固的，这些附庸关系大部分是由贵族家族间的亲族与婚姻关系联系起来，且多为佩剑贵族，他们有着较多的共同利益与信仰，因此牢固性与忠诚度较高。

        同时，在宗教战争中，由于天主教是法国的传统宗教信仰，因此大多数上层佩剑贵族仍然信奉天主教，他们长期居住在地方省区，在当地贵族阶层中有着较高的威信与地位，维护了当地的稳定，从而也保持了其附庸关系的牢固性。例如朗格多克地区的蒙莫朗西公爵，亨利一世·德·蒙莫朗西是当地的行政长官，领导力强，有着庞大的附庸关系网，享有很高的威望。

        宗教战争期间，在朗格多克地区虽然也有着较多新教教徒，但他们却不敢公然反抗蒙莫朗西公爵，由此控制了该省参与宗教战争的范围。1593 年，亨利四世在圣德尼大教堂宣布放弃新教信仰，皈依天主教，成了法国国王，此后便开始逐步撤换省区行政长官，以确保王权的稳固。

        蒙莫朗西公爵虽然信奉天主教，却从未加入过 “天主教同盟”的叛乱，同时他还支持亨利四世的王位继承权，由此亨利四世没有撤换蒙莫朗西公爵在朗格多克的职务。这样，蒙莫朗西公爵在当地的威望和地位都没有动摇，因此其附庸关系网络也较为牢靠、稳固，较少有附庸放弃原有效忠关系，投靠其他附庸主的情况。

        可以看出，附庸主在当地威信和政治权利的稳定，也影响着附庸关系的牢固性，政治权利越稳固，附庸的范围与规模也越大; 反之，则会导致附庸们纷纷投靠其他有权势的附庸主。

        而另一方面，宗教战争期间新教贵族附庸关系则呈现出与天主教不同的离心状态。如法国北方新教势力的领袖，孔代亲王路易·德·波旁，他曾是皮卡第地区  的行政长官，但不经常居住在当地。在1562年奥尔良战役中，追随孔代亲王的有 60 多名贵族附庸，却只有 1/3 来自于皮卡第及其周边地区，剩下三分之二贵族则主要来自于另外三位新教首领———罗什富科、苏比斯和沙蒂永的附庸。同时，在孔代亲王统领的仅三分之一的皮卡第贵族附庸中，还有好几位贵族显要都在宗教战争中离开了战场，放弃与孔代亲王的附庸关系。首先放弃战斗的是莫尔维利耶领主，路易·德·拉努瓦，他对孔代亲王向英国求援的行为非常不满，1562 年 5 月孔代亲王派莫尔维利耶领主去攻打鲁昂，英军也一同前往，于是 8 月莫尔维利耶领主就离开了战场，回到了他在皮卡第的城堡中，在接下来的战争进程中，拒绝为孔代亲王出兵，不过他也没有支持天主教派的战斗。

        1562 年底，王室出面促成天主教和新教和谈的努力被孔代亲王拒绝，让利斯领主弗朗索瓦·德·昂热得知后非常气愤，于是他也离开了战场回到皮卡第，拒不出战。

        佩内领主路易·德·阿吕安仅仅追随孔代亲王参加了几个月的反天主教战斗; 吕本佩领主安德烈·德·波旁 是波旁家族的旁支，孔代亲王的远亲，他也在宗教战争中早早离开了战场；还有塞纳伯赫领主让·德·穆希是皮卡第地区较为显赫的胡格诺贵族，当地的司法长官，而他在宗教战争期间却从未参与过其附庸主，孔代亲王领导的新教战斗，等等。

        由此可看出，以孔代亲王为首的新教阵营内部附庸关系的脆弱和离心趋势，一方面是因为孔代亲王自身未久居于皮卡第省，没有费心经营当地的附庸关系，所以导致附庸们的疏离； 另一方面是因为法国还是一个以天主教为主的传统国家，新教是一股新兴的势力，信仰新教的贵族也只占法国贵族总数约五分之二左右，有些贵族是出于争夺政治权利或教会产业而改宗新教，所以也不愿与主流的天主教徒发生太大的冲突，如上文提到的让利斯领主就主张两个教派和平相处，可见新教势力中，附庸与附庸主的政见不同则会导致附庸关系的瓦解。

        在战争期间，宗教信仰成为最敏感的问题，一旦涉及天主教和新教教派的争端，原有的附庸关系就会受到挑战。1592 年，德波特伯爵的长兄在宗教战争中去世，德波特伯爵接替了长兄在普洛旺斯的行政职务和附庸关系。德波特伯爵是一个改宗新教的教徒，他十月份一到任，就开始将信奉天主教的贵族附庸限制在埃克斯、阿勒和马赛城，并在埃克斯城设防，作为德波特伯爵控制天主教势力的总部。

        然而，1594 年亨利四世成为法国国王后，随即便派遣吉斯公爵到普洛旺斯就任行政长官。于是该省大部分的天主教贵族迅速放弃了原来与德波特伯爵的附庸关系，投靠吉斯公爵，而德波特伯爵最后也于 1596 年向吉斯公爵屈服了。

        从普洛旺斯天主教贵族的例子可以看出 ，宗教信仰是决定附庸关系牢固程度的核心因素之一，如果附庸与附庸主的信仰不同，附庸则很可能会背叛或放弃原有的附庸关系，而投靠另外的附庸主。

        由此，对比天主教和新教双方阵营，天主教的附庸关系较为牢固，其成员主要是古老的佩剑贵族，他们通常整个家族都信奉天主教，因此自然会加强以家族为纽带的附庸关系。

        然而新教则不同，他们是从天主教中分离出来的，以宗教信仰来寻求结盟，而不是靠传统的血缘和婚姻来维系，并且许多贵族改宗新教信仰是因为权利或地产之争，不完全是为了追求信仰上的解放，所以新教贵族缔结的人身依附关系基础较为薄弱，容易引起纷争，导致附庸关系的破裂。因此，在这种态势下，宗教战争期间天主教和新教两股势力的对垒，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天主教力量占有优势，总是处于不断进攻的主动地位，而新教阵营则被迫顽强抵抗，最后亨利四世也不得不改宗信仰天主教，才获得教俗双方的认可，成为法国国王，并颁布了 《南特敕令》，结束了长达 36 年的宗教战争。同时，战争期间贵族附庸关系已经开始受到政治势力、宗教信仰、双方政见等因素的影响，逐渐趋于松散，贵族间附庸关系的弱化也为后来中央王权的兴起提供了有利条件

                  ●投石党之乱●

        17 世纪中期，在法国爆发了一场动摇法兰西王权的政治危机，即所谓投石党之乱。在这场运动中，附庸关系对贵族们是否参与叛乱有着较强的导向作用，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

        随着十七世纪上半叶马扎然不断强化君主专制，贵族阶层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高涨，法国参与三十年战争使财政更加入不敷出，于是 1648年4月，宫廷决定停发高等法院法官的薪俸四年，遭到巴黎高等法院法官的强烈反对，他们联合各地法院，向国王提出政府改革的 27 条建议。奥地利的安娜太后和马扎然下令逮捕带头闹事的法官，引起了巴黎地区大规模的暴动，太后和年幼的路易十四仓皇逃出巴黎。此后，法国各地也相继发生动乱，省区高等法院和大贵族也乘机纷纷起来反对中央王权在地方的行政机构。

        省区投石党之乱的不断升级也是由于当地高等法院和中央在地方的行政机构之间长期不和而引起的。以省区大贵族为主的高等法院对马扎然政府的中央集权措施早有不满，巴黎爆发动乱后，孔代、孔蒂亲王和朗格维尔公爵等显贵密谋推翻马扎然政府，1650 年1月马扎然下令逮捕他们，随即引发了亲王投石党之乱，这些亲王显贵在省区的附庸随即组成军队，与政府军相对峙，特别是在埃克斯、普瓦图和波尔多等地区，都面临着急迫的军事威胁。孔代亲王的表兄亨利，查理·德·拉·特雷穆瓦耶就在普瓦图和昂茹地区召集了大批的军队，支持孔代亲王的叛乱。

        在省区范围内，贵族附庸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投石党之乱的发展。在朗格多克省，1652 年奥尔良公爵加入了亲王显贵们的叛乱，其附庸们也纷纷反对马扎然政府，于是朗格多克地区迅速爆发了骚乱。

        在诺曼底地区，鲁昂高等法院的首领，布勒泰尔 · 德 · 格雷蒙维尔带领其附庸投入到投石党之乱中，排斥马扎然任命的行政官员的势力，控制了整个鲁昂城，格雷蒙维尔还邀请福隆德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朗格维尔公爵来到该地区指挥战斗，反对中央政府。

        在另一方面，马扎然的附庸在福隆德运动中则大力支持中央政府，极力维持省区的稳定。如吉耶纳地区的司法长官———圣·吕克侯爵 就一直效忠于马扎然，并带领自己的附庸军队帮助马扎然对抗孔代亲王的叛乱。

        香槟地区的司法长官———维厄维尔是马扎然的附庸，他在省区福隆德运动的领袖，孔蒂亲王出兵作战时，极力维护香槟地区的稳定，并阻止孔蒂亲王在当地的附庸组成军队前去支援。

        1649 年，由于维厄维尔对马扎然的忠心，被孔蒂亲王的附庸所暗杀，两年后马扎然追封维厄维尔为公爵。从福隆德运动在省区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马扎然和叛乱贵族在地方力量上的对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附庸关系网，也直接影响着省区福隆德运动的进程。在福隆德运动中，有些省区大贵族是由于家族或自身政治利益原因而带领其附庸参与叛乱的。

        如前文谈到的普洛旺斯地区的司法长官卡尔斯伯爵，其家族在当地有着广泛的附庸关系网，影响力很大。17 世纪中期，继任的卡尔斯伯爵一直希望成为普罗旺斯省的行政长官，而中央政府却任命了阿莱伯爵 ，卡尔斯伯爵非常焦躁，但又不能公开表现出来。

        1649 年 1 月，埃克斯高等法院爆发了投石党之乱，卡尔斯伯爵的部分亲族和附庸也参与了叛乱，于是卡尔斯伯爵迅速带领其他贵族附庸加入到福隆德运动中，要求高等法院在地区行政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拥有更多权利。                而马赛城的行政长官———安东尼·德·瓦尔贝勒 则对其附庸主马扎然非常忠诚，他希望依靠马扎然的势力将这个职位一直保留在瓦尔贝勒家族。所以当埃克斯高等法院发生叛乱时，虽然他的兄弟也参与其中，瓦尔贝勒也非常同情高等法院的反抗，还借钱给他们筹集军队，但瓦尔贝勒却从不加入叛乱，并运用自己的附庸关系网维持马赛城的稳定和对王室的忠诚。

        由此可见，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年代，血缘亲族对附庸关系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贵族的政治利益已经超过了血缘和婚姻的约束，他们是否参与叛乱的主要动机取决于利益。近代早期贵族附庸关系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联盟，虽然也强调忠诚与持久，但事实上附庸与附庸主之间常常是互惠的关系，附庸主提供物质资源与保护，附庸则效忠于他，为他服务。可以说附庸关系是一种间接的政治权力，附庸主用晋升作为筹码来奖赏或惩罚附庸，而附庸的效忠如果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也可能脱离原有的附庸关系而另选其主，因此对个人利益的满足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附庸关系的牢固性。如阿尔古伯爵于 1650 年成为诺曼底地区的行政长官，他想通过马扎然政府的势力，长期占据这个职位，所以在福隆德运动中，阿尔古伯爵一直效忠于马扎然，极力维护诺曼底地区的稳定，后来阿尔古伯爵不仅如愿以偿，而且还得到了阿尔萨斯地区的行政官职。洛林地区的费尔泰·塞内克戴元帅也是马扎然的忠诚附庸代表，马扎然流亡期间就是在塞内克戴元帅的协助下，雇用了 6000 名德国雇佣兵护送马扎然回到巴黎，此后塞内克戴元帅便成为洛林地区的行政长官。

        相反，如果对附庸的个人利益处理得不当，将会直接影响到附庸关系的忠诚度，孔代亲王附庸的脱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塔瓦纳伯爵雅克·德·索尔，是勃艮第地区的行政长官，孔代亲王的附庸。

        在 1650 年孔代亲王被捕期间，曾号召勃艮第贵族共同提出联合声明，要求释放孔代亲王。但是，索尔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1652 年索尔就放弃了对孔代亲王的追随，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忠诚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反而遭到了怀疑: 1652 年孔代亲王要求塔亨特亲王 与索尔一起统领勃艮第的军队，索尔觉得孔代亲王不够信任他，想收回他对军队的统帅权，由此索尔便辞职归隐。

        在索尔的回忆录中还写道：“比塞·拉比丹伯爵 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离开孔代亲王的。”再如普罗瓦斯地区的圣·马克男爵和奥佩德男爵 因为孔代亲王的权势与地位而加入到他的附庸网络中，以获得财富和晋升的机会，然而随着孔代亲王在福隆德运动中逐渐衰弱下去，圣·马克和奥佩德男爵迅速脱离了对孔代亲王的附庸关系，转而投向红衣主教马扎然。

        可以看出，附庸个人利益是影响附庸关系牢固性的重要因素，如果个人利益得不到适当的满足就会导致原有附庸关系的破裂，附庸转而投靠其他附庸主，这种例子在福隆德动乱期间非常普遍，中下层贵族通常会利用附庸关系作为垫脚石，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可以看出，近代早期贵族附庸关系逐渐向利益的相互满足发展，由此中央王权也可以利用个人利益来收买附庸的忠心，控制大贵族的势力。

        1650 年 1 月，孔代亲王加入投石党之乱，反对以马扎然为首的中央政权，马扎然下令逮捕孔代亲王，并派遣旺多姆公爵接任孔代在勃艮第行政长官的职务。旺多姆公爵到任后，花了很大的精力和财力来收买勃艮第贵族，将当地大部分原孔代亲王的附庸都征募到他的麾下，不仅平息了勃艮第的叛乱，还维系了当地附庸对马扎然政府的忠诚。

        在投石党之乱中，马扎然也广泛运用满足个人利益的方式，大力争取贵族附庸的支持，还通过授予官职的方式来招安叛乱大贵族。

        如投石党之乱后期，马扎然将香槟地区和布里地区的行政长官职位重新还给孔蒂亲王，并将自己的侄女许配给孔蒂; 马扎然还将诺曼底行政长官的职务保留给朗格维尔公爵，并在朗格维尔公爵死后将该职位仍传给他的儿子; 同时，马扎然还花重金召回蒂雷纳子爵，并任命他为皇室军队的将军。

        蒂雷纳子爵于 1651 年 12 月从叛乱贵族一方转为支持马扎然政府，在 1652年 3 月大败孔代亲王，于是马扎然又将利暮赞地区赏赐给蒂雷纳，并封他为阿尔布雷公爵。可见，近代早期贵族附庸关系不再是一种应尽的效忠义务，而是满足贵族自身利益的手段，其牢固性也大大降低，附庸们的效忠也不再是大贵族威慑王权的保障，王权也能通过官职和利益来收买、笼络附庸的忠心。

        由此，在投石党之乱中，贵族附庸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利益因素的影响，其牢固性和稳定程度也主要取决于利益的相互满足，如果附庸主能够为附庸提供所期待的政治权利、家族地位或个人利益，那么附庸关系的牢固性则会加强; 反之，就会面临破裂。动乱期间，中央王权的逐步强化、集中也正是利用了贵族附庸关系牢固性的减弱和利益因素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