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冯战争

（一）蒋冯中原大战是蒋介石消灭新军阀的又一次战争，1929年3月在蒋桂大战开始之际冯玉祥预感到蒋介石打败桂系之后必将向西北开刀，于是积极调兵遣将，准备讨蒋。他密令韩复榘率本部人马进驻信阳，摆出向湖北进军的架势。4月5日蒋介石到汉口邀请韩复榘会晤，蒋介石和宋美玲盛情款待韩复榘，并送给韩复榘400万银票。在蒋介石的收买下5月22日韩复榘叛冯投蒋，使冯玉祥的讨蒋军事行动没能发动便破产，冯玉祥被开除党籍。第一次反蒋未成，冯玉祥不甘心失败，联合阎锡山图谋再次反蒋。10月10日冯玉祥将领宋哲元等27人通电反蒋，接着分兵三路，直指河南。11日蒋介石下令讨伐，从10月下旬到11月冯、蒋两军在洛阳东南和豫西一带激战，正当战事处于紧要关头时阎锡山违背诺言，附蒋反冯。在蒋军强大攻势下西北军冯玉祥孤立无援，只得退回陕西。蒋冯战争是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发生的新军阀战争，1925年5月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的军事政治冲突因冯玉祥以退为进、主动下野而避免双方间的战争。1928年6月国民党新军阀进入北京时冯玉祥虽然分得的地盘很大，包括河南、陕西、甘肃、宁夏、山东等省，但大多是贫瘠地区，山东的济南还在日本人手中。冯玉祥认为他在对奉系军阀作战中出力最大，河北和平津应划给他，但蒋介石却决定将这一省二市交给阎锡山，冯玉祥对此大为不满。1928年夏蒋介石在北平召开3次裁兵谈话会，抛出《军事善后案》、《军事整理案》，决定成立全军编遣委员会，大力裁减兵员。12月4日在编造会议预备会上蒋介石鼓动冯玉祥、阎锡山各自提出具体的编遣方案，冯玉祥的方案为第一、二集团军各编12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8个师，其他杂牌部队编8个师，明显有利于冯的第二集团军；阎锡山则提出第一、二集团军各编10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6至8个师，其余6至8个师由中央处理，该案体现蒋介石的意图。

（二）在1929年1月召开的军事编遣会议上蒋冯之间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蒋介石以中央的名义强调“统一”和“集中”，要求各集团军“奉还大政”、“归命中央”。冯玉祥的少遣多编的方案被否决便装病拒绝出席会议，会议不欢而散。在蒋桂战争期间蒋、冯之间的矛盾便激化起来，4月蒋介石制定《国军对冯警备计划》及战斗序列，称：“为防编遣期内冯军发生异变起见，国军集结主力于豫西、鄂西及平汉、陇海沿线一带，俟其举动，一举而歼灭之。”具体部署是：第二路第一军集中信阳、广水、花园问，第二军集中襄樊、邓县、新野间，南阳守备部队集中南阳，预备队分别集中宜昌、仙桃镇、宋埠附近，飞机第一队在武汉（或信阳附近）待命；第五路第八、九两军集中洛阳、郑州一带，第十军集中许昌、郾城间，飞机第二队在郑州待命；第一路第三、四两军及第六师均集中徐州、开封间，飞机第三队在徐州待命；总预备队暂在原地待命，铁甲车队主力集中洛阳、郑州，一部集中徐州。本月蒋冯争夺胶东半岛也以冯玉祥败而告结束，10日冯玉祥在华山通电表示豫、陕、甘、青、宁各省政府一致服从中央，所有用人、行政、财政等悉听中央统一指挥。13日冯玉祥在华山通电辟谣，说明自湘事发生后所部拥护中央及出师情形，指责：“好事者流造作种种谣言，以淆惑视听，不日蒋阎联合倒冯，则日冯李联合倒蒋；不日冯阎联合倒蒋，即日蒋李联合倒冯。无形之中遂告成一恐怖现象，切望邦人君子，万勿轻听谣言，任其挑拨，贻国家之戚于无穷也。现在第二集团军总部及开封政治分会早已取消，军权政权均已奉归中央，而军政部长一职亦经呈请开去，只愿为一党员，其又何所争乎？”14日冯玉祥致电中央党部、中央政治会议及蒋介石，声称有人故意捏造苏俄东方政治分会训令，指冯通苏，恳请迅派负责大员彻查究竟。蒋介石为安抚冯玉祥，22日复电称此等伪造文字显系别有作用，请勿置怀。

（三）4月间蒋介石多次请冯玉祥赴南京共商大计，准备诱捕，并提出要“铲除军阀”、“扑灭封建地盘思想”等口号，为发兵讨冯制造舆论。在蒋介石的步步进逼下蒋冯矛盾日趋激化，5月13日蒋介石复电冯玉祥称：“前此一、二两集团军发饷未能一致，纯为环境关系，非有畛域存在。比来谣诼纷纭，影响大局，诚宜谋一根本止息之法。综合今日造谣致疑于兄者不外三点：谓兄购买军械，积储粮秣，而谋割据西北，反抗中央；谓兄缩短防地，图攻燕晋，而谋勾结苏俄，另设政府；谓兄拒绝来京，联络桂系，而谋进攻武汉，别创新局。吾人对症发药，惟有望兄供职中央，而不逗留于西北一隅，则万谣尽息，人心亦定。”15日冯玉祥致电蒋介石例举不能赴宁的理由，指责蒋介石排斥异己、穷兵黩武，并称：“如蒋介石于奉安后拟通电谢职，则愿追随骥尾，携手同去。”本月中旬冯玉祥在陕西华阴召开会议，决定收缩战线，将山东、河南驻军西撤潼关，成立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公开举起反蒋大旗。16日冯军将领刘郁芬、宋哲元、孙良诚、韩复榘等通电促蒋介石下野，并宣称拥护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西北军总司令，统50万大军与蒋介石周旋。同日冯军孙良诚部撤离商丘，炸毁杨集路桥及马牧集至刘堤圈间大小桥梁各2座，并拆毁枕木、电杆等。蒋介石致电冯玉祥质问此事，冯玉祥不予理睬。17日冯军继续炸桥扣车，孙良诚部炸毁马牧集至商丘间陇海路桥28座；韩复榘部全部撤出信阳，炸毁信阳以北长台关铁桥，带走车头、车厢300多辆；庞炳勋部亦撤离安阳，炸毁洹水铁桥第3号，并将沿路机车车辆带走。19日黄河以北冯军全部撤至南岸，集中荥阳、郑州等地，并拆毁黄河铁桥第54和第57孔。

（四）20日蒋介石致电冯玉祥，令其严厉处分刘郁芬等，即日恢复陇海、平汉两路交通，并指定地点约期晤谈。21日国民政府五院院长谭延闽、胡汉民、王宠惠、戴季陶、陈果夫联名发表通电，宣布拥蒋反冯，表示：“此次西北叛将之动乱，托词于山东接防。夫山东为中央所辖之省区，孙良诚为中央任命之官吏，不遵令接防之不足，复自由离职。自由离职之不足，复席卷款械粮秣。而刘郁芬等人又巧避叛变之名，集矢主席，通电皇张，等于狂呓，举刃相向。”表示：“愿随蒋主席之后，完成总理之遗志，削除党国之奸顽，力振纪纲，义无反顾。”22日韩复榘、石友三被介石蒋收买，叛冯投蒋，通电：“拥护中央，待罪洛阳，静候命令。”23日国民党中央第14次常务会议决议永远开除冯玉祥的党籍，并革除其中央委员、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各职。所有下讨伐令以及关于军事与紧急之政治处置均由国民政府全权办理，对刘郁芬、孙良诚、韩复榘等惩戒问题决定由国府先行免职，待调查后再分别处理。24日国民政府下令查办冯玉祥，称：“冯玉祥背叛党国，逆迹已著，无可再予宽容。冯玉祥应即褫去本兼各职，着京内外文武机关一体协缉拿办，以安党国而彰法纪。”冯玉祥复电蒋介石，称：“大局崩坏至此，和平统一，徒成虚语。谁实为之，孰令致之，明达如公，当知症结所在。”恳请蒋介石赴陕以明下情。同日何应钦、刘峙、朱绍良、张发奎、贺国光、顾祝同、鲁涤平、谭道源等60余将领电请蒋介石讨冯，25日蒋介石致电冯玉祥，指责其“于公为作乱，于私为背信”，劝其下野出洋。冯玉祥内外交困，27日通电宣告下野，文曰：“玉祥养疴华山，深居简出，尝惴惴焉以国危民困，万不可再有内战，以自取覆亡。不料区区苦衷，复不见谅于友，谣言纷起，岌岌若不可终日。谨洁身引退，以谢国人。自5月27日起所有各处文电一概谢绝，从此人山读书，遂我初服，但得为太平之民，于愿足矣。”但从此与蒋介石隔阂愈深。

（五）8月蒋介石召开编遣实施会议，欲强行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兵力，引起各派不满。阎锡山一面表示拥护国民党中央，积极办理所部编遣；一面主动表示愿与冯玉祥合作反蒋。10月10日第2编遣区将领宋哲元、石敬亭、孙良诚等27人在阎锡山、冯玉祥策动下在西安通电反蒋，推戴阎锡山、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副司令，宣称：“蒋氏不去，中国必亡。哲元等服膺三民主义，矢志革命，誓不与独夫共存。谨率40万武装同志，即日出发。”通电列举蒋的6大罪状：包办三全大会，党成一人之党；自蒋氏主中枢，政以贿成；财政不公开，黑暗贪污；消灭革命武力，以恣行其帝王专政之淫威；假编遣为名，行武力吞并之实；利用外交问题（中东路问题）转移国人目标。11日国民政府下令讨伐西北军将领，声称：“宋哲元、石敬亭等破坏编遣，背叛中央，称兵作乱，逆迹昭著。着即免职，缉拿惩办。”国民政府五院院长联名致电阎锡山，称宋哲元、石敬亭等破坏编遣，背叛中央，国府已明令讨伐，请其就近负责解决。12日冯军分三路进攻河南，14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书》，声称：“实施编遣，乃国家治乱之所关，宋哲元、石敬亭处心积虑，阻碍编遣，冯玉祥系逆军乃中国统一之最后障碍，我不消灭逆军，即将为逆军所消灭。”同日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何应钦为讨伐西北军一、二路总司令，15日蒋介石以陆海空军总司令名义召开重要军事会议，讨论对西北军作战部署及讨伐各军名义。北平国民政府是中原大战期间国民党反蒋派联合建立的政权，于1930年9月9日正式成立。9月18日随着张学良拥蒋入关，阎、冯反蒋军迅速溃败，北平国民政府随之告终。1930年8月反蒋派在北平（今北京）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决定成立国民政府，29日扩大会议派覃振、郭泰祺等赴太原与阎锡山会商组织政府的具体问题。9月1日扩大会议通过国民政府组织大纲，下设10部1院，后改为16个部院会。推定阎锡山、冯玉祥、唐绍仪、汪精卫、李宗仁、谢持、张学良（未经本人同意）7人为国民政府委员，阎锡山为主席，后又推石友三、刘文辉为委员。

（六）9月9日阎锡山就任主席，汪精卫、谢持、冯玉祥、李宗仁等就任委员，由王法勤代表扩大会议盟誓，宣布国民政府成立。9月18日随着张学良拥蒋入关，阎、冯反蒋军迅速溃败，扩大会议迁往太原，北平国民政府随之告终。16日委派“讨逆”军五路总指挥：第一路为方鼎英；第二路为刘峙；第三路为韩复榘；第四路为何键；第五路为唐生智。并以陈调元任后方总预备队总指挥，贺国光为第一路总参谋长。18日西北军在陕州召开军事会议，宋哲元、石敬亭、孙良诚等10余人参加，决定即日下令向郑州、许昌、信阳、襄阳等地之蒋军发动总攻击。26日拂晓蒋军与西北军在豫西巩县至登封问全线开火，蒋冯战争爆发。27日蒋介石为讨伐西北军发表《政府今日之责任与国民现在之地位》一文，称：“此次讨逆之意义，非特安内，实为攘外。盖内奸一日不除，外侮未有一日能免者也。”晚上蒋介石又发表讨冯誓师词，28日蒋介石由南京赴武汉后转河南督师讨冯，本日西北军孙良诚部猛攻登封。29日蒋军分三路进攻西北路，唐生智、方鼎英、何成溶、杨杰均赴前方督师，在黑石关、登封、临汝、禹县、郏县以西激战终日，至晚6时西北军向洛阳退却。11月3日蒋介石抵许昌，召集何成溶、杨杰、唐生智等高级军官开军事会议，商讨对西北军作战计划。4日会议结束，即下攻击令，前线各军统归唐生智指挥。7日蒋军在豫西偃师一带向西北军展开全线总攻击，激战终日。10日蒋介石赴禹县前线督战，中央军向登封孙良诚部展开第二次总攻，战事激烈。15日拂晓中央军在豫西向西北军发动第三次总攻击，19日蒋介石在许昌致电国民政府报捷称：“我军自本月删日开始总攻击以来节节胜利，筱克复登封，临汝镇，巧晨占领偃师、平等、自由、伊阳各县。逆军精锐，丧失殆尽，现我先头部队已占领洛阳东南各关。”20日中央军占领洛阳，由于蒋军来势凶猛，加上关键时刻阎锡山再次背叛投蒋。

（七）30日随着中央军刘茂恩占领阌乡，西北军宋哲元部向潼关总退却，蒋冯战争以冯玉祥败北而告终。1926年6月24日北伐战争开始后，冯玉祥在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人刘伯坚、邓小平等帮助下，决定率部加入国民革命军，从北方协助国民革命军北伐。同年9月17日在绥远五原（今属内蒙古自治区）誓师，宣布将部队改编为国民联军，冯自任总司令。随后冯率部经宁夏入甘、陕，与北伐军会师于中原。1926年5月7日冯玉祥将军怀着追求真理、救国救民的一腔热血，取道外蒙古库伦，历尽千辛万苦、饱尝雨露风霜后到达莫斯科。但就在这个时候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并大举攻下湘赣。冯玉祥的部将们看到国内革命风起云涌，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便电促冯玉祥迅速回国主持大计。电文写道：“冯将军接电如面，时下国内形势紧迫，请将军务必于近日急驰归国。”冯玉祥将军接电后当即决定动身归国，他于1926年8月7日偕同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和中共党员刘伯坚以及部属李兴中、任右民、何其芳、赵亦云、李连海，还有翻译、随行人员等从莫斯科出发，一路跋山涉水、昼夜兼程，返回祖国。在途中又遇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于右任，两人联袂一道，出乌不浪口，到达内蒙古五原县。9月17日上午10时国民军举行中外闻名的誓师大会，会场设在县政府西侧的广场上由士兵在头一天临时筑起的一个土台，台底7m见方，台顶4m见方，高2m。坐北面南，台北侧有登台通道。参加誓师典礼的官兵有一万多人，分别列队在台的东西南三面。在五原的国民军将领都参加大会，就坐在台的前方。

（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于右任、中国共产党党员刘伯坚、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绥远省民政厅长邓鉴山等也出席大会，五原县县长刘必达、临河设治局长萧振瀛、地方绅士王英亦应邀参加大会。这一天风和日丽、阳光灿烂，与会的全体官兵队列整齐、军容肃穆。冯玉祥将军身材魁伟，穿着一身普通士兵服装，精神焕发，满面春风。健步登上誓师台，慷慨激昂地陈词演讲。他列举大量事实，揭露和痛斥卖国求荣的封建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列强统治压榨中国人民的累累罪行。他指出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军阀压迫中国人民是造成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他号召全体官兵响应北伐，并宣布奉行民主、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实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说：“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冯玉祥的演讲声音洪亮、词义恳切、扣人心弦，忧国忧民、痛恨暴政之情感人至深。将士们人人摩拳擦掌，个个义愤填膺，决心投入北伐，以求中华民族之解放。“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整个会场。接着于右任把一面北伐军旗授给冯玉祥，冯玉祥将大旗高擎在手，面向会场挥舞起来，顿时会场上唱起北伐军军歌。歌声震荡着整个会场，又从会场传出去飘荡在塞外原野上空。在一片群情激奋的歌唱声中大会发出《五原誓师通电宣言》，晓喻中外，传檄天下。誓师大会后冯将军采纳中共领导人李大钊的建议，挥师西进，过宁夏，出陕甘，解西安之围。然后又挥师北上，进北京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完成伟大的北伐革命。1928年冬北伐战事结束后军阀割据的局面并未结束，控制南京政府的蒋介石为了加强统治而准备加紧打击和解决其他新军阀。1929年3月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矛盾激化，双方遂爆发战争。这场战争历时三个月，桂系势力被大大削弱。桂系的失败使得冯玉祥、阎锡山两派与蒋介石的矛盾加剧，为随后各派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埋下伏笔，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也给老百姓造成更多的灾难。

中原大战

（一）中原大战是指1930年5月至10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发生的一场新军阀混战，又称蒋冯阎战争、蒋冯阎李战争。因为这次战争主要在中原地区进行，所以又称为“中原大战”。战争由中国国民党内北伐战争后各派系因军力编遣肇生不满，失势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汪精卫联合反共右倾西山会议派和国民党军阀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发起，意图夺权挑战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最终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北伐战争期间“蒋李冯阎”中的冯玉祥与直系军阀吴佩孚派遣的刘镇华发生战争，主要战场就在西安。刘镇华是当时北洋政府任命的陕西省长，带领“镇嵩军”与西北军冯玉祥展开著名的“二虎守西安”战役，最终以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刘镇华退军而宣告结束，此后陕西地区即由西北军冯玉祥主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后的1928年2月国民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蒋、冯、阎、李四派新军阀获得“统一”。同年4月四大军事集团联合伐奉，迫使张作霖退回东北，“二期北伐”完成。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攻克平、津，1928年底东三省易帜，其与南京中央维持着“分治合作”的关系，在政治、军事、财政上均保有自主地位。北伐后的中国大致形成南京、广州、武汉、开封、太原、沈阳等6个军权中心，1929年1月1日至25日国民政府于南京成立国军编遣委员会，举行国军编遣会议，将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部列入第一期整编，东北军列入第二期整编。规定每个军事集团最多保留11个师，李宗仁部、冯玉祥部先后举兵反抗，均告失败。同年8月全国编遣实施会议召开，规定各编遣区以团为单位实施编遣，军队数量一律压缩到7-9个师 。东北军并未参与其中，张学良且与阎锡山等人联名通电“拥护中央统一”。但因“中东路事件”及与苏联交涉问题 ，奉张与南京中央有了矛盾。张学良既未出席历次编遣会议，也未执行会议决议，财政方面依然自收自支。

（二）军队编遣和取缔政治分会使蒋介石操纵全国的军政大权，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蒋介石虽然取得“正统”地位，却未真正统一国民党。国民党内四分五裂、派系林立，面对这种形势时蒋介石希望通过召开三全大会来稳固自己的地位，1929年3月15至27日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除通过“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为最高之根本法及《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外交决议案》外，还决定追认编遣方案，从法律上肯定蒋介石消灭地方实力派为合法。开除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陈公博、甘乃光等人的党籍，对汪精卫予以书面警告，桂系及改组派势力被完全排除于三大中央之外。开除国民党二届中央中共党人的国民党籍，并对邓演达、彭泽民、路友一尹等人以开除党籍或停止职权的处分。冯玉祥所主政的陕西关中地区，一场大灾荒对“中原大战”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1929年发生在陕西关中的大饥荒又名“民国十八年年馑”，陕西人把一年中一料未收称为饥年，两料未收称为荒年，连续三料未收称为年馑。而民国十八年年馑是三年六料基本未有收成，有人说是百年一遇，也有人说是三百年一遇。实际上民国十八年年馑从1928年年就开始了，据近代大量史志和报刊资料记载1928年陕西始露旱情，夏季二麦歉收，秋未下种，冬麦亦无透雨下播。1929年全省旱象更加严重，春至秋滴雨未沾，井泉涸竭，泾、渭、汉、褒诸水断流，多年老树大半枯萎。春种愆期，夏季收成不过二成，秋季颗粒未登。饥荒大作，草根、树皮皆不可得。死者日众，殍满道旁，尸腐通衢，流离逃亡，难以数计。据当年9月5日陕西救灾委员会统计在全省92个县中发生旱灾的县达91个，除滨渭河各县略见青苗外余均满目荒凉，尽成不毛之地。在91个灾县中有特重灾县24个、重灾县27个、一般灾县15个、轻灾县25个，长安、武功、凤翔、扶风、乾县、岐山、眉县、兴平、咸阳、临潼、渭南、周至、蒲城、合阳、宝鸡、陇县、澄城、淳化、长武、褒城、礼泉等县为重灾区。

（三）全省940余万人口中饿死者达250万人、逃亡者约40万人，有20多万妇女被卖往河南、山西、北平、天津、山东等地。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党新军阀政权，6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通过徐州会议，实现国民党两派新军阀的合作。1928年2月蒋冯结拜“换谱兄弟”，4月在北伐奉系张作霖的战争中四派新军阀组成的“二期北伐”军迫使奉张军退回东北。其后蒋、桂、冯、阎四派对张作霖的临时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冯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明显突出，“二期北伐”开始之前蒋介石控制国民党中央政权，据有沪、宁、杭等富庶地区，需要借助冯玉祥的军事力量以北伐奉张，占领北方地盘，进而“统一”中国。冯玉祥控制西北地瘠民贫且交通不便，需要乘北伐奉张之机到北方争夺自己的地盘，尤其对财源充裕和交通便利的北京、天津等甚为看重。“二期北伐”结束以后蒋介石担心冯玉祥势力发展过快，利用阎锡山与冯玉祥的矛盾，把河北、京津等地划给阎锡山。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司令，允许阎锡山的第3集团军开进北京。而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只允许留驻南苑，不准进入北京城。为此冯玉祥对蒋介石极为不满，他命令所属撤兵，退回山东与河南。本人托病在河南新乡，不肯前往北京。政治上冯玉祥强调“平民政治”，反对独裁。在国民党建设上反对蒋介石的主张，要求建立廉洁政府。提倡共办实业，救济灾民。反对贪污腐化，反对中央政府委员加薪。以各派的实力大小分配中央领导权，反对蒋介石包办党务与南京政府，这与蒋介石的主张发生尖锐的矛盾。“北伐”胜利后蒋介石提出要编遣军队，在编遣军队的问题上蒋、冯展开激烈的斗争。

（四）1928年7月6日蒋介石在北平邀请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召开座谈会，在会上冯玉祥和其他派系首领大力反对蒋介石的裁兵计划，座谈会不欢而散。1928年8月8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企图压服各派系裁兵。在会上蒋介石重提《军事整理案》，由于粤籍中委的支持，议案得到通过，致使蒋介石的裁兵计划列入国民党中央的决议。受到《军事整理案》的威胁，冯玉祥往返于陇海道，开始巡视西北军，在西北军五原誓师2周年时召开纪念大会，举行阅兵式。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后蒋介石委任冯玉祥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并要冯玉祥立即到南京供职，冯玉祥托辞不肯进京入职，随后在舆论的压力下冯玉祥和其他派系首领被迫到南京参加编遣会议。1928年12月26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预备会，实行以派制派的方针，在各派之间进行挑拔和拉拢。冯玉祥提出“三有三遣”的编遣方案，这一方案首先遭到阎锡山和李宗仁的反对，蒋介石暗中拉拢阎锡山，授意阎锡山炮制一个抬蒋压冯的提案。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议讨论冯、阎两个裁兵方案时多数人赞阎案，反对冯案。后通过有利于蒋介石的《国军编遣委员进行程序大纲》，冯、阎、李很快从相互攻讦转为相互同情，表示要共同设法抵制编遣会议。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为集中兵力以消灭桂系，蒋介石派邵力子等人到华山拉拢冯玉祥，以行政院院长及鄂、湘两省地盘为条件要冯玉祥继续与蒋介石合作，并请冯玉祥出兵助蒋讨桂。冯玉祥表面答应蒋介石的要求，随即在豫鄂边界频繁调兵，希望待蒋、桂两败俱伤之时乘机出兵占领武汉。但蒋介石很快打败桂系，增加蒋介石的怨恨，使蒋、冯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

（五）蒋介石随后把进攻的矛头对准冯玉祥，大举向山东、河南调兵，造成对冯系大兵压境之势。接收济南事件则成了蒋、冯矛盾爆发的导火线，蒋介石以武力把孙良诚挤出山东。冯玉祥看到蒋介石消灭西北军的主意已定便采取防御策略，命令山东、河南的守军西撤，以便集中兵力缩短战线，巩固西北。同时冯系在南京供职的鹿仲鳞、熊斌也同时辞职，返回西北。冯玉祥完成一系列的军事调动之后于5月中旬在华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武装反蒋。5月16日西北军将领孙良诚等人发表反蒋通电，推举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北路总司令。蒋介石调兵遣将，设作战总部于徐州，随后在湖北和山东用金钱收买冯系将领韩复榘和石友三，致使西北军受到很大削弱。在政治上蒋介石挟国民党中央的名义，指责冯玉祥破坏革命、大逆不道、统一之梗、反叛中央。5月23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革除冯玉祥的一切职务，并永远开除出党。5月25日蒋介石致电冯玉祥，要冯玉祥下野出洋，交出兵权，冯玉祥在政治上陷入极端孤立的境地。面对蒋介石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时为了在政治上争取主动，冯玉祥于5月27日通电全国表示下野。为了缓和蒋介石的进逼，并争取同阎锡山合作，冯玉祥携夫人及女儿于6月21日离陕赴晋，对外声称赴晋转道“出洋”。阎锡山先后软禁冯玉祥于晋祠和建安村，在冯玉祥被软禁期间阎锡山鼓动冯玉祥以电报指挥驻陕西的冯部将领于1929年10至11月间发动第二期反蒋战争，又因阎锡山的出卖而失败。冯玉祥设法由鹿钟麟带密信到陕，指示部属派人与蒋介石联络，摆出秘密联蒋的姿态净并故意让阎锡山侦知，使阎锡山产生蒋、冯勾结的错觉。同时公开致阎锡山电，要求放回冯玉祥，共同反蒋。此时正值蒋、阎矛盾尖锐化，蒋介石已派人向西北军表示，希望合力倒阎。

（六）鹿钟麟秘密派往南京的代表与蒋介石的代表何应钦谈判，鹿钟麟同时又派闻承烈、李忻赴河南与韩复榘、石友三联系，韩复榘、石友三表示坚决打倒阎锡山。阎锡山得悉冯部联蒋讨阎的消息后为摆脱危局，立即向冯玉祥表示坚决联冯倒蒋，汇集于太原的各反蒋派别的代表拟订倒蒋的军事组织方案，以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与李宗仁、张学良为副司令，刘骥为总参谋长。1930年2月27日阎锡山亲临建安村看望冯玉祥，抱头痛哭一番，彼此表示：“同生死，共患难，反蒋到底。”并歃血为盟 。次日上午阎锡山宴请冯玉祥夫妇，即日各方反蒋实力派代表34人召开军事会议，即所谓太原倒蒋会议，议决8项关于联合反蒋的决策，冯玉祥由此参加反蒋联盟。1929年初蒋介石以划分“国税”和“地方税”为名迫使阎锡山将平津税收划归中央，阎锡山却申请发行省公债3000万元，但未获结果。北伐后期阎锡山从蒋冯相争中获利，开府北平。蒋介石虽委任阎锡山为京津卫戍司令，但却派遣何成浚为北平行营主任兼市长，上下左右的人事布局使阎锡山惴惴不安。1930年1月13日前往郑州参加军事会议并准备履行国民党军副总司令就职仪式的阎锡山在得知蒋介石命令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逮捕自己的密令后连夜逃回山西太原，并决定倒蒋。阎锡山回太原后不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吴铁城奉蒋介石之命赶到太原，请阎锡山补行国民党军副总司令就职仪式。阎锡山在就职仪式上发表公开演说，提出要建立整个的党、统一的国，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武力政策，并公开指责蒋介石是引发内战的根源。李宗仁想借参加“北伐”发展实力，夺取国民党中央统治权。“北伐”前的宁汉分裂时期桂系逼宫使蒋下野（1927年8月13日），企图取而代之。北伐前后桂系兵力极度扩张，李宗仁统率大军坐镇武汉、统辖两湖，居长江上游的腹地。武汉政治分会名义上服从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实际上财政、军事均自成系统。

（七）1929年2月蒋桂战争中由于桂系将领李明瑞倒戈，桂系迅即失败，两湖被蒋介石占领，李宗仁败逃香港。北伐成功以后南京政府名义上是中央，但无权威可言，当时中国之状况与此前军阀割据之形势别无二致，一场血流成河的战争之后根本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如果非要说有变化，那就是各方军事力量重新洗了一次牌。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欧美各国自顾不暇，本应是中国振作的时机，但中国积重难返，内耗使1930年代中国的危机并不亚于欧美各国。1930年1月阎锡山自郑州返回太原后豫中形势即渐现混沌，2月10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主张礼让为国 ，力言武力统一不宜用于民主党治之下，约蒋氏共息仔肩，以弭党争。12日蒋介石复电云：“革命救国本为义务，非为权利，此时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蹈之时。” 21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胡宗铎5人响应阎氏行动，推其为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23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45人联名通电提出党统问题，主张由全体党员投票以解决党国纠纷，汪精卫亦通电复和之。3月14日第2、第3、第4集团军57位将领联名通电促蒋介石下野，次日通电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武力讨伐蒋介石。4月1日阎、冯、李分别于太原、潼关、桂平就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副司令职，5日国民政府下令通缉阎锡山并积极备战，7日南京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永远开除阎锡山的党籍。反蒋军共编制8个方面军：桂军为第1方面军，由李宗仁统率并兼总司令，北出湖南，进趋武汉；西北军为第2方面军，由冯玉祥统率，总司令为鹿钟麟，担任河南境内陇海、平汉两线作战任务；晋军为第3方面军，由阎锡山统率，总司令为徐永昌，担任山东境内津浦、胶济两线和陇海线东段作战任务；石友三部为第4方面军；内定张学良的东北军为第5方面军，刘文辉部为第6方面军，何键部为第7方面军，樊钟秀部为第8方面军。

（八）作为主力军的西北军、晋军己全部动员起来，开赴陇海、平汉、津浦各线。阎锡山还委石友三为山东省主席，率部由豫攻鲁；委孙殿英为安徽省主席，攻入安徽亳州一带。晋阎和宁蒋自5月中旬展开大战，反蒋军的战略是：阎军自津浦路南下，冯军自陇海路东进，谋夺取徐州；李宗仁军队向湖南进兵，威胁武汉。战争初期反蒋联军在南北战场均取得主控权，获得大部战役的胜利， 6月下旬攻陷济南。7月下旬作战重心由陇海线转向津浦线，战场形势亦急转直下。8月15日蒋军克复济南 ，晋军退往黄河北岸。讨蒋联军的组织系统和作战方略是：阎锡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以刘骥为总参谋长；桂军为第一方面军，由李宗仁统率，出兵湖南，进趋武汉；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由冯玉祥统率，担任河南省境内陇海、平汉两路作战任务，分向徐州、武汉进攻；晋军为第三方面军，由阎锡山统率，担任山东省境内津浦、胶济两路作战任务，与第二方面军会攻徐州，然后沿津浦线南进，直捣南京；石友三为第四方面军，以主力进攻济宁、兖州，以一部协同第三方面军会攻济南；内定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拟定东北军为第五方面军），积极争取共同讨蒋；内定四川的刘文辉为第六方面军，湖南的何键为第七方面军。为了鼓励非直属部队的将领，任命石友三为山东省主席，万选才为河南省主席，孙殿英为安徽省主席，在这以后又加派樊钟秀为第八方面军总司令。1930年3月10日冯玉祥于由山西回到潼关，下旬冯玉祥在潼关组成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部，西北军的兵力共有26万余人。冯玉祥决计全部动员开赴前线，以便联合各方力量，对蒋介石集团进行一次破釜沉舟的决战。

（九）1930年4月1日冯玉祥在潼关就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阎锡山同日在太原就总司令职），任鹿钟麟为前敌总司令，进驻郑州部署前方军事，随令各路大军陆续东下。河南省主席韩复榘看到冯玉祥发动讨蒋，向蒋介石请求率部开往山东境内抵御晋军，蒋介石从其请，韩复榘即于3月下旬率部东撤（东撤时骑兵师张德顺部乘机回到西北军）。西北军得顺利地占领洛阳、郑州等重要城市，万选才部乘势东进，旋即占领开封、归德，万即接任河南主席。4月中旬冯军第一、二、三各路分别进至平汉路以西之淅川、内乡、叶县一带及陇海路西段之洛阳、郑州一带，晋军孙楚、杨效欧、关福安各部及大部炮兵由徐永昌、杨爱源指挥经郑州转往豫东兰封一带，驻骥南、豫东和皖北的石友三、刘春荣、万选才、刘茂恩和孙殿英等部均归其指挥。在津浦线方面的晋军由傅作义、张荫梧分任指挥，进出德州、济南。1930年5月1日蒋发表讨阎、冯誓师词，阎锡山、冯玉祥会于新乡，3日同车到达郑州。4日阎锡山、冯玉祥在郑州召开会议，部署作战计划。8日蒋介石通令各军在10日前完成战备，蒋军投入陇海线作战的是刘峙的第二军团，所辖的顾祝同、陈继承、蒋鼎文、熊式辉、陈诚、卫立煌、张治中等师都是蒋军精锐部队。配备在平汉线的是何成俊的第三军团，在津浦线的是韩复榘的第一军团。蒋介石在徐州设行营，亲自坐镇指挥。阎冯军主力部署是陇海线由晋军、西北军共同承担，而以晋军为主力，孙殿英、万选才、刘茂恩、刘春荣等部及石友三之一部归其指挥；平汉线以西北军为主力，樊钟秀部配合作战；津浦线则由晋军担任。1930年5月11日蒋下总攻击令，第二军团由徐州沿陇海线向归德方面进攻，双方开始大规模接触。因蒋军来势凶猛，又有空军配合作截，万选才部退到归德，孙殿英部退到亳州，蒋军陈继承师在玲爵占领归德以东的马牧集。接着刘茂恩在宁陵倒戈投蒋，诱捕万选才，归德被蒋军顺利占领，孙殿英部被隔断在亳州。蒋介石虽然初战得手，但整个战局对蒋方并不妙。

（十）陇海线上蒋军占领归德后阎锡山急调杨耀芳军及张会诏军的一部前往增援，也派孙良诚、吉鸿昌协同作战。双方在5月下旬展开持续激战，蒋军受到重创，蒋介石在朱集车站火车上指挥也几乎束手就擒。激战十余日后蒋军全线动摇，撤到鲁西南。平汉线上蒋介石命令集中在郾城的何成浚第三军团向北发动进攻，在临颍、许昌一带与西北军展开激战，企图牵制西北军向陇海线增加兵力。1930年5月25日何部占领临颍，6月7日又占领许昌。这时在广西境内与蒋、粤军胶着的张桂军为了配合阎、冯反蒋军事而挥兵北上，进入湖南，5月18日克永州（零陵）、祁阳，28日下衡州、宝庆（邵阳）。6月4日、8日先后占领长沙、岳阳，前锋进入湖北境内。冯玉祥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于10日向平汉线蒋军发动全线进攻，激战两昼夜后蒋军溃败，退向漯河以南。但冯玉祥没有听从部下直取信阳，与桂军会师武汉的意见，下令停止向南追击，移师豫东，拟布置口袋战歼蒋主力。蒋军在陇海、平汉线两度受挫并丢了长沙，士气十分低落。1930年6月中旬蒋介石调整作战计划，在陇海线再度发动进攻，并亲赴柳河督战。蒋介石集中刘峙、蒋鼎文、陈诚等部及教导师三万余精锐，配以炮兵，由杞县、太康向西北军阵地攻入，企图经通许、陈留袭取开封，但这正好投入冯的口袋形包围圈，蒋军仓皇退却时损失十分严重。津浦线上阎锡山将傅作义、李生达、冯鹏蠢、张会诏、丰玉玺、秦绍观六个军及三个炮兵团编为第四路军，以傅作义为指挥官，沿津浦线南下，分左右两侧渡河抄袭济南。韩复榘为保存实力，未作有力抵抗，致使晋军轻取济南。1930年6月底7月初战况发生变化，湖南战场上蒋介石组织何键、钱大钧、夏斗寅三路军反攻长沙，调海军陈绍宽率舰入湘协攻，并令尾迫张桂军入湘的第八路军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出兵衡阳。

（十一）6月9日蒋、蔡两师占领衡阳，张桂军首尾不能相顾，便退出岳阳、长沙，反攻衡阳。月底双方在湘南激战，张桂军溃败，于7月4日退回广西。接着蒋军又将孙殿英困守的陇海、津浦三角地带的亳州拿到手，解除侧背的威胁。8日蒋介石任命刘峙为津浦路总指挥，从陇海线抽调陈诚、冯轶裴、胡伯翰、胡宗南、杨胜治等师及陈调元的三个警备旅到津浦线增援，又将蒋、蔡两师也调到津浦线，将李楹布师由海路运至青岛登陆。1930年7月13日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国民党内的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和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等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另立国民党党统。1930年7月底蒋介石在津浦线发动总攻，8月15日重新占领济南，晋军仓惶往黄河北岸撤退，适逢河水上涨，被蒋军俘虏或入水溺毙的不计其数。阎军在津浦线首告失败，这对整个战局形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津浦线上晋军受挫时冯军在陇海线发动以徐州为目标的火力攻势，希望将津浦、陇海两线联成一气，挽回顽势，与晋军会师徐州。7月6日总攻开始，激战七昼夜，蒋军岌岌可危，几乎要从陇海线正面和归德以南地区撤退。但因连日大雨导致河水泛滥，冯军在泥泞中奋战，给养又得不到补充，晋军也不予配合，终不得不停止进攻。这使蒋军得到喘息，稳定阵线，阎、冯军8月受挫成为整个战局的转折点，以后的形势便转而对蒋介石有利了。1930年8月21日蒋介石在济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对黄河北岸晋军取对峙监视态势，而把津浦线蒋、蔡、李及陈诚、胡宗南等部调到陇海、平汉线方面来，将进攻重点放在平汉线上，同时进扰陇海线西段以截断西北军退路。24日蒋介石悬赏各军：先占领巩县者赏洋20万元，先占领洛阳、郑州者各赏洋100万元。1930年9月1日北平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与南京国民政府形成对峙的局面，彼此互争正统。

（十二）1930年9月6日蒋军开始总攻，冯玉祥认为还有实力与蒋决一死战，便将平汉、陇海战线缩短，集结兵力于郑州外围，想在晋军协助下背城一战以挽回颓势。但阎锡山为保存实力，却密令陇海线晋军也向黄河以北撤退，使冯部无力支持。17日蒋军杨虎城部攻占洛阳附近的龙门，截断冯军西撤退路，冯军只得转向豫北撤退。1930年3月1日张学良发表通电，表示中立。为了笼络奉张，宁蒋方面主要透过三个管道：蒋经常亲自致电张氏；何成浚与张学良保持密切联系；派方本仁、吴铁城、李石曾、张群等人前往沈阳进行劝说与谈判。晋阎方面为了拉拢奉张，主要通过：派遣代表赴沈向张学良劝说；秘密透过崔廷献等结纳张学良，同时让与部分控制区。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分别于太原、潼关、桂平通电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副司令职，奉张维持其中立态度，未就北方副司令职。晋阎方面调和西山派、改组派党统之争后于1930年7月13日在北平成立“扩大会议”，随即欲筹组国民政府与南京国府“争正统” 。9月1日扩大会议通过“国民政府组织大纲”，推举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汪精卫、唐绍仪、张学良、谢持等7人为国府委员，以阎锡山为主席，拟于新政府部会首长中委以较多奉系人士。9月2日张学良当面向晋阎代表傅作义表示他并未赞成新政府的成立，张学良除拒出任国府委员外同时召回已被内定为北平国府部会首长的顾维钧、罗文干、汤尔和等人，但却保荐且同意王家桢、胡若愚等就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青岛市长等职 。1930年6月10日李石与张学良会商出兵条件时同意中央先汇款200万元，给予东北作为出兵费用，并如期于6月12日汇出。6月13日蒋介石电请张学良保荐河北省政府委员，表示以北方政治相委托，敦促东北军3日内出兵以挽救危局。

（十三）6月21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6月21日、22日张学良发出通电，建议战争双方撤军停战，设立缓冲区。8月李石再度北上与张学良商谈东北军出兵事宜，张学良以“金融吃紧、兑现纷来”为由要求南京中央即付500万元作为军用，再借给公债1000万元以为稳固金融之用。蒋介石允诺奉张条件，并电请宋子文速汇出兵费用500万元，并另筹公债1000万元，以安张学良之心。在张群、吴铁城等催促下张学良口头表示：“如蒋军能将济南攻下，东北即可出兵。”8月中旬爆发“马廷福事件”使宁蒋和奉张关系几乎决裂，蒋介石除亲电张学良解释外于8月21日赴济南制止南京中央军渡河北上，取得奉张的谅解。8月15日蒋军克复济南，阎军退至黄河北岸。奉张即于8月底由葫芦岛返沈，9月10日在北陵别墅召集东北军高级干部会议，已决定出兵拥护南京中央。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静候（南京）中央措置，同时派遣于学忠、王树常率东北边防军第1、2军入关。10月9日在沈阳就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之职，阎锡山接到其驻唐山部关于东北军入关的报告后立即召集会议研究对策，张学良每到一地即通知晋军让防。阎锡山按通知节节退兵，21日和26日东北军一枪未发，和平接收平、津。为了保持同晋军的关系，东北军只到河北、察哈尔为止，没有进入山西。东北军入关对反蒋军产生极大影响，陇海线晋军过黄河，分两路退回山西。孙殿英、刘春荣等部及西北军庞炳勋部也随晋军行动，向黄河以北撤退。石友三19日通电拥护张学良，率部由鲁西开往豫北，冯部面临后路被截、重兵包围的形势。蒋介石又派人四出活动，多方利诱，使冯部迅速分化。1930年9月28日起吉鸿昌、梁冠英、焦文典相继倒戈投蒋，平汉线的反蒋军处境险恶。1930年10月3日陇海线蒋军攻入开封，进追郑州，南京政府宣布大赦参与中原大战的诸多将领。

（十四）4日汪精卫、阎锡山又密赴郑州，促冯玉祥共同发表停战通电。冯玉祥陷入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境地，只好在5日率副司令部人员撤到黄河以北的新乡。6日郑州为蒋军十一师陈诚部所占，冯部陆续退到豫北、晋南。10月5日阎、冯、汪联电张学良，表示愿意停战，听候矛译平解决。15日阎、冯决定联袂下野，阎锡山将晋军交给徐永昌，冯玉祥将西北军交给鹿钟麟，声称出国暂避，实际上2人均未出国。阎锡山于12月29日在日本人保护下逃往大连，冯玉祥则隐居在山西汾阳峪道河。同日西北军由鹿钟麟领衔通电：即日遵令撤防，通伤各部罢兵息民。”1930年11月4日阎、冯通电取消太原海陆空军总司令部，至此蒋、冯、阎中原大战已告结束。1930年11月4日阎锡山发表通电，即日释权归田，随后取消太原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司令部，中原大战彻底止息。“中原大战”历时7个月，双方动员兵力110万人以上，支出军费5亿元，死伤30万人，战火波及20多省。双方死伤达30万之巨，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冀、鲁、豫等省的青壮年男子。南方每月所需军费约三千万元，北方每月约需一千万元，双方军费总数达二万万元以上。新军阀对老百姓加捐加税、滥发纸币，战祸所及，破坏严重。作为战场的中原人民，河南洛阳等27县严重受灾，农业损失量为常年产值的160.2%，雎县等十几个县农民平均每户损失牲畜0.22头、大车0.07辆。河南省因战事死亡达12余万口，受伤1.95余万口，逃亡在外者118.5余万口，被军队拉夫者达129.77余万口，其中因以致死者3万余口，而兵士之死亡者尚不在内。财产损失包括破及焚房屋在内总计为65146.9万余元，全部损失估计10年之后方可恢复。以郑州为例，开战以来每日必来飞机，来必掷炸弹。而每掷一次炸弹必死伍若干人民，毁坏若干建筑。夫此种情况不止郑州，凡战地都会，陇海、平汉两路附近之各县城与各村落处处如是，白日皆然。

（十五）工业衰败，农业破产。战争使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举凡国家财政、社会经济，两俱枯竭。仅铁路交通一项计资本损失2216,5504元，驻军提款420,6155元，军运计帐2995,8042元，营业损失1701,8271元，总计亦达7300余万之巨。农产品中之烟叶一项谓豫、鲁、皖三省，当烟叶收割之期正战事剧烈之日，其损失当在2千万至3千万元之间，损失之巨亦倍于战费。其他如航业、矿业、纺织业等因船舶之被扣，交通之阻断，直接间接所受之损失则其为数当必不小。蒋介石彻底打败对其威胁最大的军事力量，其后蒋介石扣押胡汉民，酿成新的“宁粤对峙”事件，并迅速形成国民党内前所未有的各派反蒋势力的大联合。蒋介石被迫辞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只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职。西北军队战力强但军备差，在中原大战之后被初步瓦解。东北军军备强但战力差，幸运的是未受战事影响。晋绥军战力与军备实力相差不大，也未受战事影响。新桂系军备差而战力强，但是由于蒋桂战争，实力被大大的削弱。中原大战之后的局势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彻底瓦解，分裂成四大派系。阎锡山领导的晋绥军也受到重创，内部的商震和傅作义等将领也前后联合成一个系别。东北军因为进入关中帮助中央军，所以在战后得到华北的地盘，紧随其后又收编大量的西北军和晋绥军派系的残余势力，一举成为全中国第二大的军事派别。新桂系撤退回广西以后在陈济棠派粤军的帮助下自保，与此同时派系领袖中的黄绍竑（1895年12月1日－1966年8月31日）退出新桂系。在中原大战之后一些小军阀的势力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建国豫军的首领樊钟秀阵亡，他领导的派系也在战后被收编。石友三（1891年—1940年）领导的西北军由张学良收编，而后因为密谋夺取华北被蒋介石和张学良左右夹击致使全军覆没。杨虎城（1893年11月26日－1949年9月6日）领导的陕军因为协助蒋介石而得到陕西地盘，张发奎（1896年9月2日—1980年3月10日）领导的粤军因战斗实力大损，不得不依附于新桂系。

（十六）陈济棠（1890年2月12日—1954年11月3日）领导的粤军在帮助蒋介石后并未得任何好处，导致矛盾激化，后来以胡汉民被囚为借口和新桂系联合反对蒋介石。中原大战使国家元气大伤，国力之疲已如风前之烛奢。东北军的入关造成边防空虚，入关后的张学良和东北军转而关注于华北事务，予日本以可乘之机，一年后的同一天（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 一八”事变。中原大战使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和中央互相削弱、消耗实力，同时放弃进攻红军，成为中共领导的红军和红区的存在和发展的有利条件。在中原大战期间中共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区域已蔓延到江西、湖北、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河南、四川、安徽、江苏、浙江等11省，红军共成立14个军，人数约10万，并建立中央（赣南、闽西）、湘鄂赣、鄂豫皖、洪湖湘鄂西、闽浙赣、广西右江左江等根据地，革命力量得到较快较大的发展。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即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军事“围剿”，而政治上则再次陷入内部纷争的混乱局面。 中原大战的性质是非正义的，争权略地是贯穿战争全过程的实质。战争双方基本上都是代表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利益的新军阀，他们曾联合镇压人民革命，并且在混战中也不忘以“纵共”指责对方。以阎锡山为首的反蒋派虽最终败北，但他们喊出的“反对专制、独裁”的口号，揭起“民主政治”的旗帜，制定的具有联邦精神的宪法，其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蒋介石在军事上打败对手，可在政治上却很被动而不得不接受反对派的主张，召开国民会议、颁布约法并提前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政府”则形成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蒋汪分治共管的“均权制”局面。

冯玉祥

（一）冯玉祥（1882年11月6日-1948年9月1日）原名冯基善，又名冯御香，字焕章，人称“布衣将军”。安徽巢县（今巢湖市）人，民国时期西北军的统帅和最高军政首脑。1882年11月6日冯玉祥出生于直隶青县兴济镇北街（现为沧县兴济镇），后寄籍河北保定。原籍安徽巢湖，自幼在直隶保定长大。1896年冯玉祥刚满15岁正式入保定五营当兵，他在父亲冯有茂的指点和管教下开始向读书和修养方面努力。不久冯有茂因病被裁，冯玉祥为了挣钱养家，愈发刻苦操练、学习，开始阅读《操法》、《阵法》等兵书。他看到淮军暮气沉沉，便于1902年2月20日离开淮军，改投袁世凯的武卫右军第三营左队右哨六棚。1903年4月冯玉祥升为四棚正目，12月中旬又被提升为第二营右哨哨长。1905年武卫右军改为第六镇，冯玉祥任司务长，随后又升为本连排长，深得协统陆建章和标统王化东的器重。不久冯玉祥成为陆建章的内侄女婿，得到陆建章的提拔和帮助。1910年冯玉祥被任命为陆军第20镇（师）第80标第三营管带（营长），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冯玉祥参与发动滦州起义，失败后被革职法办，递解河北保定。第79标官兵起义后于1912年1月3日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冯玉祥为总参谋长，王金铭为大都督，正式宣布独立。不久起义军因张建功叛变而损失严重，王金铭、施从云遭通永镇总兵王怀庆伏兵杀害，冯玉祥得陆建章搭救而幸免于死。袁世凯编练备补军时陆建章任左路备补军统领，任命冯玉祥为前营营长。1913年8月左路备补军改编为“京卫军”，冯玉祥升任第一团团长。1914年7月冯玉祥任陆军第7师第14旅旅长，率部在河南、陕西一带参加镇压白朗起义军，9月任陆军第16混成旅旅长。1915年奉令率部入川与护国军作战，暗中与蔡锷联络，于次年3月议和停战，1917年4月被免去第16混成旅旅长职。7月率旧部参加讨伐张勋辫子军有功，复任第16混成旅旅长。11月孙中山举起护法大旗，段祺瑞派冯玉祥所部第16混成旅开往福建与孙中山麾下的护法军作战。冯玉祥深明大义，公开通电全国，主张罢兵息争，南北议和。

（二）1918年3月下旬冯玉祥率部离开武穴，进驻湘西，平定湘西曾尚武流寇。6月底冯玉祥率部进驻湖南常德，被撤销免职处分，11月任湘西镇守使。冯玉祥曾于1913年在北京时开始信仰基督教，因此在常德期间在军中设教堂，请牧师向全体官兵宣讲教义，并为100多名官兵施行洗礼。1920年6月直皖战争爆发，驻守沅陵以西的皖系田应诏部及湘军赵恒惕部直逼属于直系的冯部，冯玉祥被迫北撤，移驻河南信阳。直皖战争中直系打败皖系，皖系的陕西督军陈树藩被撤职，直系的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任陕督。1921年冯玉祥率部入陕，8月任陆军第11师师长，从属直系军阀。率其部队入陕西，进攻汉中，陈树藩见难以应战，逃往上海。此时靖国军内部发生矛盾，冯玉祥借机收编靖国军，于右任、杨虎城一再反对亦未能奏效。在陕西督军阎相文自杀之后接任陕西督军，并以此地为地盘扩充，受到苏联大力支持壮大，其军队因此被称为“西北军”。1921年10月10日晋加陆军上将衔，进驻陕西是冯部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冯玉祥平生第一次取得一块大地盘。他统一军政，收编胡景翼等杂牌军，加紧整顿和训练军队。同时为地方选贤任能，筑路办厂，在省政上颇多建树。1922年夏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段祺瑞和孙中山联盟对抗直系曹锟、吴佩孚）中冯玉祥率部出陕援直，击败河南督军赵倜部，1922年5月调任河南督军。因受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排挤，10月被派为陆军检阅使，率所部驻防北京南苑，抓紧练兵，12月31日授予陆军上将。1923年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北洋政府后冯玉祥在孙中山推动下决心寻机推倒曹、吴军阀统治，1923年任河南省政府主席，5月兼任西北边防督办，1923年11月14日授将军府上将军头衔。1924年9月孙中山、张作霖、卢永祥组成反直三角同盟，孙中山方面的国民党人士徐谦、钮永键、王法勤、丁惟汾、李石曾等时常与冯玉祥联系，劝冯玉祥联合奉、皖，推翻直系军阀。冯玉祥积极训练部队以加强军事力量，并争取同盟者，与北方将领孙岳、胡景翼等秘密联盟，决心倒戈。

（三）9月18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任命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在古北口与奉方代表达成协议：约定事成后请孙中山北来，奉军不得入关，冯军与奉军在热河停战。1924年10月冯玉祥趁直、奉两军在石门寨、山海关等地激战时接受张学良50万银元的贿赂，10月19日冯玉祥召集部下举行秘密会议，宣布倒戈计划，改部队名称为国民军。20日清晨冯军部将鹿钟麟指挥部队控制北京全城，曹锟被监视在中南海延庆搂内，旋即清废帝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并电请孙文北上。此次事件被称为北京政变，导致山海关一路的吴佩孚失败，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但迫于形势，又同反直系的军阀张作霖、段祺瑞妥协，组成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的北洋政府。1924年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开始进行国民革命，冯玉祥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积极参与和支持国民革命。1925年1月冯玉祥受到段祺瑞、张作霖的排挤，段祺瑞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并要他将部队整编为6个师，人数在15万左右。取消国民军番号，称为“中华民国西北边防军”，简称“西北军”。3月冯玉祥赴张家口就职，到西北之前冯玉祥经徐谦介绍认识李大钊，并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会晤，苏联军事顾问开始进入西北军。经刘伯坚倡导，在苏联顾问影响下于1925年春末夏初冯玉祥做出向苏联派遣一批年轻的军官留学的决定，在严格的挑选和考试和在军官教导团300多名学员中录取5人。冯玉祥又从各个部队亲自主持考试挑选出48名学员，其中24名派往苏联 ，另外24名派往日本。1925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冯玉祥联合西北军各将领致电段祺瑞，要执政府“严重对外，不必顾虑”，表示“为国赴难，愿效前驱”。他几次召开张家口各校学生、各界民众反帝示威大会，亲自带头高唱《国耻歌》。6月13日冯玉祥令所部一律臂缠黑纱，为上海烈士致哀，并号召西北军官佐捐款援助五卅罢工工人，冯玉祥个人捐大洋1万元。他主张以武力反击帝国主义的屠杀政策，年底北方形成直系、奉系、直鲁联军联合进攻西北军的形势。

（四）1926年1月冯玉祥在奉、直军联合进攻下被迫通电下野，4月9日冯玉祥驱逐段祺瑞下台。冯玉祥赴苏联考察，5月19日抵达莫斯科，8月17日秘密回国，迅即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不久国民军在南口败退。危难之时李大钊先后三次电请冯玉祥回国，希望他收拾残局、整理旧部，配合南方的国民军北伐。冯玉祥慨然接受李大钊的建议，提出“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战略方针。1926年9月初冯玉祥到达绥远五原（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下辖县），国民军的流散部队听说冯玉祥回国后纷纷携枪归队，冯玉祥在同于右任、邓宝珊等人商量过之后决定成立国民军联军。同年9月17日国民军在五原举行誓师授旗典礼，冯玉祥宣布成立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并就任联军总司令。参加典礼大会的有官兵万余人，誓师会上还举行易旗仪式，将五色旗更换为青天白日旗。冯玉祥当场宣布：“为表明国民军忠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决心出师北伐，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并郑重地向全国发出誓师宣言。会后冯玉祥、于右任扛着红旗，率领全体官兵在五原街上游行。誓师大会后成立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鹿钟麟任总参谋长，刘伯坚任政治部副部长，聘请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为政治军事顾问。随即率部参加北伐战争，出师甘、陕，11月解西安之围。五原誓师中冯玉祥在中国的大西北举起武装讨逆的火炬，对于刚从广东开始的北伐战争是一个有力的支持与配合。1927年1月26日冯玉祥返抵西安，冯玉祥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在陕甘等地颁布治理条例，改革地方行政机构，扶助工农运动。不久宁汉对立形成，冯玉祥极为忧虑。武汉国民政府于4月18日决定举行第二期北伐，冯玉祥决定向东进军与武汉北伐军会师中原，他发布讨奉檄文，对鄂、豫、察、绥等地三路出师，自兼中路军总司令。4月冯玉祥所部被武汉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总司令，旋率部东出潼关，鏖战中原，与北伐军唐生智部会师郑州。1927年11月再次击败直鲁联军，取得第二次兰封战役胜利。

（五）1928年冯玉祥率部参加第二期北伐，10月去南京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次年辞职北上，被南京政府明令通缉。1929年6月25日冯玉祥抵太原之后被阎锡山软禁起来，8月1日编遣会议在南京重开，阎锡山因对中央编遣会议不满，遂联冯反蒋，冯玉祥决定发动反蒋战争。10月10日冯部将领宋哲元、刘郁芬、孙良诚等27人通电反蒋，拥戴阎锡山、冯玉祥为总、副司令。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一面对冯玉祥用兵，一面拉拢阎锡山。26日阎锡山突然声明主张以政治手段解决时局，劝冯玉祥令西北军各部停战，并将“国民军”的军事秘密向蒋介石报告。28日蒋介石亲赴汉口督师，并任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12月1日冯军反蒋战争失败，冯玉祥对阎锡山的背约痛心疾首，密召鹿钟麟到建安村（冯玉祥被软禁之处），命鹿到潼关主持军事并佯装与蒋方往来，造成欲与蒋联合之假象。另外蒋玉祥打败桂系和冯玉祥后即腾出力量对付阎锡山，先接收天津海关和长芦盐运使署等税收机关，拒绝支付阎锡山的平津卫戍司令部所辖军政费用。这时阎锡山一则深怕蒋、冯联合，二则受蒋钳制日重，因此坚定反蒋的决心。1930年3月14日阎锡山亲自送冯玉祥返回潼关。冯玉祥抵潼关的当天即号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57人发表请蒋下野的函电。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就任中华民国军总司令，冯玉祥在潼关、李宗仁在桂林就任副总司令，蒋、冯、阎、桂大战随即爆发。大战开始后冯军在陇海路、平汉路连连取胜，8月初冯玉祥组织大规模的八月攻势，以徐州为目标，兵分7路猛进，蒋军岌岌可危。此时蒋军从晋军手中夺回济南，晋军退回山西，冯军发动的八月攻势因晋军未予有力配合而未能奏效。阎锡山为了保存实力，密令陇海线晋军全部退回到黄河以北，使冯军陷入孤军作战局面。9月28日张学良发出吁请罢兵的巧电，派兵进入平津及河北省，这时冯玉祥的部下庞炳勋、刘春荣、石友三等被蒋介石收买。10月初蒋军直攻开封、郑州，11月4日阎锡山、冯玉祥在太原通电下野，西北军全部瓦解，冯玉祥从此失去与蒋介石对抗的实力，但这也成为他转向民主派的起点。战败后隐居汾阳城郊峪道河的冯玉祥埋头读书，阅读社会、政治、历史及文艺等方面的书籍，此时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加强联络。

（六）1931年7月冯玉祥策动石友三反张学良，被东北军打败。同年下半年冯玉祥策动甘肃旧部反蒋，被蒋军打败。中原大战后冯军土崩瓦解，冯玉祥失去对军队的控制，虽然还有不少旧部掌握军队，但都各自为政。丧失军队和地盘的冯玉祥迫切想东山再起，为此他四处联络反蒋力量，而尽快与中共恢复关系是其东山再起的重要一环。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1933年5月冯玉祥与旧部方振武、吉鸿昌等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一举收复多伦等四县，但最终归于失败。此后他隐居泰山读书，并邀请一些共产党人和左派民主人士讲学，共同分析世界形势，评论国内政局，同时加强与各地抗日爱国力量的联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又称“察绥抗日同盟军”，是中华民国时期爱国将领冯玉祥等与共产党人在张家口合作组成的抗日队伍。1933年4、5月日军越过长城，进逼平津，并侵占察哈尔省（今分属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北省）多伦、沽源等地。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准备与日军签订停战协定。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通电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自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队伍从几千人迅速扩展至十几万人，同盟军接受中共河北省前线工作委员会的指导。6月上旬关东军伙同伪军不断从热河省蚕食察北、察东，重镇宝昌、康保失陷，张北危急。6月22日到7月1日同盟军向日伪军展开积极进攻，相继收复康保、沽源、宝昌，又乘胜发起收复多伦的战斗。7月7日23时同盟军由吉鸿昌指挥分路向多伦发动进攻，经5天激战后收复多伦。多伦之役结束后察东四县全部收复，成为“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的壮举。但是同盟军在经过攻打4县的战斗后粮弹缺少、无钱无衣，已经无继续进攻的能力。8月8日关东军分2路入侵察东，北路攻多伦，南路打沽源。吉鸿昌部奋力抵抗，暂时迟滞日军的攻势，但是缺枪少弹的同盟军处境越来越艰难。冯玉祥鉴于同盟军经费已经破产，又无外援，枪弹粮食均无法补充，内部不稳，不得不和国民政府接洽，宣布同盟军归顺中央。他个人辞去同盟军司令，解散同盟军司令部，离开张家口，各部任由去留。

（七）8月中旬多伦失陷，此时宋哲元奉何应钦之命抛出收编方案，同盟军大部接受收编，而一部分被解散，更严重的是一些部队叛变投敌。方振武部决定与国民政府对抗，向东往独石口转移。吉鸿昌部则往绥远西进，结果在二台子一带遭到晋绥军傅作义部和原同盟军张凌云部的围攻，只得折回独石口，与方振武会合。9月10日吉鸿昌、刘桂堂、方振武会同原热河失陷后失势的汤玉麟决定公开对抗国民政府，在云州整编队伍，改名为“抗日讨贼军”，整编后讨贼军6000多人南下进攻北平。21日讨贼军攻占怀柔、密云，进入《塘沽协定》规定的非武装区，逼近北平。关东军立即威胁讨贼军，要其限期离开，否则将予以“消灭”。为防止驻北平附近的原西北军石友三部受其影响，还专门派人恫吓石友三：如果石友三与讨贼军勾结，日军将绝不容许其存在，并派飞机轰炸讨贼军驻地。10月初何应钦调集中央军商震部，原西北军关麟征、庞炳勋部将讨贼军包围在昌平，大小汤山一带激战10余日。讨贼军最终弹尽粮绝，仅剩四五百人，不得不宣布接受国民政府“改编”。方振武、吉鸿昌化妆逃离，至此同盟军完败，冯玉祥隐居泰山。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24日牺牲。方振武长期隐居于香港，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933年11月李济深等联合第19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冯玉祥派代表前往参加。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将坚持抗战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剿共”，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在同红军作战多次受挫中认识到继续进行“剿共”内战没有出路，决心联合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陈铭枢等，共同走抗日反蒋的道路。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福州南校场召开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发布内外政策，提出：对外取消外国的治外法权，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内实行联共反蒋方针。1934年1月15日蒋介石军队攻陷福州，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总部分别迁往漳州和泉州。1月21日泉州、漳州失守，福建事变失败。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在东方前线调转枪口向蒋介石集团反戈一击的事变。

（八）热河战役即热河抗战，1933年2月21日热河战役爆发，装备不良、士气低落的东北军节节败退。3月4日省会承德失守，热河全境沦陷，至此东北全境沦入伪满洲国统治之下。热河战役发生之前热河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名义控制，实为奉系军阀（东北易帜后改称东北边防军）所控制。热河省地处长城以北，与辽宁、河北、察哈尔等省接壤，九一八事变后热河省成为东北军残部以及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后方基地。由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东北大部时傀儡政府的《满洲国建国宣言》中即曾表达过凡长城以北关外东北四省均为所谓的“满洲国”法理领土，热河也包括在内，于是日本即以《日满议定书》为由积极侵略热河。因为国内舆论普遍反对承认伪满洲国，1933年2月1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至北平，与包括张学良、宋哲元等27名将领一起发表保卫热河通电。1933年2月21日热河战役爆发，装备不良、士气低落的东北军节节败退。3月4日省会承德失守，10日热河全境沦陷，至此东北全境沦入伪满统治之下。东北军关外余部部分转入游击战，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继续与日军斗争；另一部分转入长城沿线参加长城抗战，之后撤入关内，与之前撤入关内的东北军继续活跃在抗日战场，期盼有朝一日打回东北去。承德沦陷后几日之后古北口沦陷，热河抗战结束，长城抗战开始。1935年11月冯玉祥同宋庆龄、何香凝等13人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主张，1935年4月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12月以蒋介石答应实行抗日为条件在南京出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1935年12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当选中常委。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33年11月22日—1934年1月13日）是中华民国时期由蔡廷锴、李济深等人在福州建立的政权，亦称“福建人民政府”。1933年11月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爱国将领蔡廷锴（1892年4月15日—1968年4月25日）等联合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1885年11月6日—1959年10月9日）等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由李济深任主席。

（九）规定以福州为首都；更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以上红下蓝两横条，中嵌黄色五星为国旗；将福建省改划成闽海、兴泉、龙汀、延建四省；由李济深任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陈铭枢任政府委员兼文化委员会主席，冯玉祥（余心清代）任经济委员会主席，蒋光鼐任政府委员兼财政部长，陈友仁任政治委员兼外交部长，徐谦任政府委员兼最高法院院长，李章达任政府委员兼政治保卫局长；成立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下辖五个军。发表《政纲》，主张实现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权利；计口授田；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保护华侨资本；排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关税自主。翌年1月由于蒋介石的政治军事围攻，帝国主义的干涉及革命政府内部的分裂，遭致失败。人民革命政府先后发表《人民革命政府对内通电》、《人民革命政府对外宣言》、《人民政纲--最低纲领十八条》等文告，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并提出一些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对内对外政策。《人民革命政府对内通电》宣布该政府今后的使命：求中华民族之解放，形成真正独立自由之国家；消灭反革命之南京政府，建立生产人民之政权；实现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权利；保障一切生产人民之绝对自由平等权；排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打倒军阀，铲除封建残余制度；发展国民经济，解放工农劳苦群众。《人民革命政府对外宣言》严正指出南京政府的卖国行径，警告列强勿与蒋介石合作。《宣言》称：“吾人以为亲美派与亲国联派之政策，系建筑于危险原则上。但必须认定亲美亲国联派之客观结果，将陷中国于国际共管制度之下，其危害不亚于蒋介石亲日政策。认定中国真正的权力必须树立于民族基础之上，吾人最后声明推翻蒋氏政权，不特为中国独立与救亡所必需，且为全世界军事与经济之利益计，亦为必要。为增进国际之安全，吾人不得不敬告各列强勿与南京之蒋介石政府以任何借款，无论其为金钱，为商品，为军械。吾人更声明以后如缔结任何该种借债，中国人民及其革命政府必全盘加以否认。”

（十）《人民政纲——最低纲领十八条》宣称：“中国之社会系在帝国主义者统治之下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之最大目标在消灭帝国主义在华之宰割。同时扫除一切封建势力，以树立完全代表人民权利之政府。”其最低纲领十八条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各国重定双方平等互惠之条约；外资经营及外人管理之企业与文化事业有违害中华民族利益者得限制或没收之；整理新旧外债，凡祸国之政治借款，绝对否认，其他则应分别予以有条件的偿还；实行对外贸易统制；厉行关税绝对自主；开放政权，凡依附帝国主义及军阀之反革命分子不赋予政治上之一切权利；中华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得自由联合革命，确认民族自决；确定人民身体、居住、言论、集会、结社、罢工、示威、出版绝对自由；实行普选；废止一切苛捐杂税；立行耕者有其田，实现计口授田，森林、矿山、河道完全国有；银行与交通一切重要企业归国家统制；以政治力量及国家资本，扶助农业生产科学化；严禁高利贷；取缔奸商，人民生活日用品由国家专卖；制定农工法，改良农工生活，并保障扶助农工团体之发展；厉行教育普及；实行征兵制，武装民众，并援助民众之反帝及经济政治斗争。1933年11月22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李济深任主席，首都设在福州。次年1月13日在国民党重兵进攻下主要领导人相继出走，福建事变失败。福建事变反映非蒋介石嫡系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及广大官兵反蒋抗日的迫切要求，十九路军曾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1932年5月21日蒋介石下令十九路军进入福建，迫令该军在福建进行反共内战。同年12月6日蒋光鼐接任福建省主席，蔡廷锴任驻闽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九路军总指挥、十九路军军长。十九路军上层领导人既反对蒋介石排斥异己，又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革命运动；既主张抗日救国，又压制人民抗日爱国运动，因此蒋介石对福建各地及十九路军内的中共地下组织和民众抗日爱国运动采取镇压措施。

（十一）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曾于1932年8月18日在泉州东门外集体枪杀共产党员和嫌疑分子69人，在进攻苏区时也曾大批杀害苏区政府工作人员。为此福建的中共党组织对十九路军的反共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号召十九路军士兵反对内战，加入红军。1933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全国人民又一次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同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共同抗日的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等三个条件下愿与任何武装部队合作抗日。但是蒋介石统治集团顽固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继续加紧进攻红军，并于5月31日与日本签订卖国的《塘沽协定》。蒋介石这一丧权辱国的行径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也使十九路军上层领导人抛弃对蒋介石改弦更张、领导抗战的幻想，决心推翻南京政府，联合一切抗日力量，促成全民族的抗战。当时因受蒋介石排斥而到国外考察、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的十九路军早期领导人陈铭枢于1933年5月回国后即全力进行反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活动，他在福州会同蒋光鼐、蔡廷锴、邓喜增等秘密商定三条策略，即上策是与粤、桂方面实行联合倒蒋，推举胡汉民组织独立政府；中策是联合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先解决广东的陈济棠，夺取广东，然后反蒋；下策则是联合红军，共同反蒋。结果上、中策都无法实现，而迫于蒋介石三令五申走上内战战场的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区寿年部和第六十二师毛维寿部又在1933年7～9月间先后受到福建红军的沉重打击，至此十九路军面临不“剿共”必为蒋介石所铲除，“剿共”则将被红军歼灭的严峻局面。在全国人民抗日呼声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十九路军上层领导人不得不迅速作出联共反蒋抗日的抉择，1933年9月22日陈铭枢的主要幕僚、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脱党）的陈公培秘密到达驻于延平王台的红三军团指挥部，向红军东方军领导人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等表明十九路军反蒋抗日、与红军停战合作的政治态度。

（十一）10月陈公培又陪同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十九路军总部秘书长徐名鸿去瑞金，26日他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代表潘健行（即潘汉年）签署《反日反蒋初步协定》，主要内容包括：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分界线，恢复双方的商业贸易；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赞同福建境内一切革命组织的存在与活动，允许出版、言论、集会、罢工自由，立即释放政治犯等等。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还派潘健行为常驻福州代表，此后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即积极酝酿成立新政府，并做好反蒋的军事准备。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和来自全国25个省、市的代表100多人以及十九路军官兵与福州市各界民众10万人在福州召开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大会发表《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公推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冯玉祥（余心清代表）、蔡廷锴、蒋光鼐、黄琪翔、徐谦、方振武（后改戴戟）、李章达、萨镇冰、何公敢等12人为政府委员，李济深为政府主席。11月22日人民革命政府宣告正式成立，首都设于福州。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会下设军事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分别由李济深、余心清、陈铭枢任主席。并设财政部、外交部、最高法院、政治保卫局，分别由蒋光鼐、陈友仁、徐谦、李章达任部长、院长、局长。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在国内外引起极大的反响，然而由于王明“左”倾关门主义（指党的组织发展工作中的一种偏向，即忽视或以各种理由拒绝接收符合党员条件的同志入党。抛弃群众工作，认为只有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团员是革命的，其余的群众没有办法）的指导方针，福建地方党组织始而对人民革命政府采取敌视的斗争策略，直到12月上旬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收到中共中央10月30日《致福州中心市委与福建全体同志信》后才开始对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采取积极合作的方针。12月29日后福州中心市委以“远东反帝非战反法西斯大同盟福州分盟”的名义发表宣言，公开号召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人民革命政府也在其机关报《人民日报》和《国光日报》全文转载这篇宣言。接着福州分盟又发动各界人士和群众成立“反对国民党飞机轰炸，援助十九路军士兵反国民党战争委员会”，组织人员去十九路军部队驻地慰问官兵，人民革命政府对工人组织的经济斗争也采取合作的态度。

（十二）1933年12月蒋介石亲任“讨逆军”总司令，坐镇闽北建阳，以原“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主力11个师对十九路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在这关键时刻在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把持下的中共临时中央仍把中间派看成“最危险的敌人”，在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的11月28日他们在《给福建党的书记的信》中否定《致福州中心市委与福建全体同志信》的正确主张，改变与人民革命政府进行合作的方针。并且拒不接受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人的正确意见，坐视国民党军对十九路军的围攻。孤立无援的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分化瓦解下，于1934年1月中旬终告失败。机关报社：《人民日报》社，由当时的《福建民国日报》、《国光日报》整合而成，辖《人民日报》、《人民晚报》与期刊《革命政权》，胡秋原、王亚南等先后出任社长。通讯社：将原“先声通讯社”更名为“人民通讯社”。广播电台：将原福州广播电台更名为“人民之声”广播电台。七七事变爆发后冯玉祥致电第29军将士：“抗敌守土之责，断不容丝毫退让。”7月10日冯玉祥发表《对芦沟桥事变谈话》，指出全国军民应团结一致，为民族生存和为国家复兴而坚决奋斗，8月15日冯玉祥在苏州就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1937年9月国民政府划津浦线为第六战区，改任冯玉祥为该战区司令长官，不久蒋介石又将冯玉祥调到平汉线。10月20日冯玉祥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到南京后即被免职，不久受蒋介石排挤离职，仍奔走于鄂、豫、湘、黔、川等省，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1937年1月中旬沪宁线战情恶化，蒋介石命冯玉祥到平汉线南段视察国防工事。未几冯玉祥抵达武汉。在武汉的一年中冯玉祥编写《民众救国问答》、《抗日的伟大民众》、《抗日游击战士问答》等小册子，在民众中广为散发。冯玉祥还创办印刷社，印刷大量抗日宣传品和列宁、毛泽东的著作。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冯玉祥以“丘八诗人”身份参加，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十三）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大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执常委，该年春夏之际蒋介石委派冯玉祥到豫西、豫南、鄂东等地视察国防工事。9月被任命为督导长官，负责检阅和督练新兵，1939年5月督导工作结束。冯玉祥回到重庆后投身于各项进步文化工作，1940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4周年期间重庆文化界300余人举行纪念大会，冯玉祥任大会主席。他发表演说，号召学习鲁迅的“真”、“硬”、“韧”的精神，争取抗战的胜利。1942年12月19日冯玉祥在重庆主持成立“全国基督徒节约献金总会”，以后各地逐步成立分会。冯玉祥在四川省大力推行献金运动，1944年9月按照当时的黄金价格计算，捐献金额达黄金2.3万余两。1945年5月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中当选中执常委，1945年12月冯玉祥发表《建国问答二〇四问》，集中阐述他的民主建国思想，他认为抗战胜利以后剩下唯一的一件大事就是建国。他提出要实行以下各事：发展科学，民主政治，经济建设，国防军事；解放妇女及儿童，健全国际关系；建立工业基础，改良农业及造林畜牧，扶助商业；普及教育，改造社会，改良人种；发展交通，提倡渔业。在政治上他认为人民应有自由，即发表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经济上他认为应该实行计划经济。1946年初冯玉祥提出出国考察的要求，至4月7日国民政府才同意他赴美考察水利。9月以“特派考察水利专使”名义赴美，同时被强令退役。在美国期间冯玉祥日夜关注着国内形势，此时全面内战已经爆发，蒋介石政府大肆镇压国统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冯玉祥于1947年5月26日在旧金山《世界日报》上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即日停战议和，由张表方、李济深、宋庆龄等主持和议大计，成立真正的联合政府。1947年10月10日冯玉祥应邀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职员俱乐部举行的中国学生欢迎庆祝会上发表《国庆演词》，呼吁实现和平民主，抨击政府的暴行。

（十四）冯玉祥为表明自己的主张和态度于1947年11月5日发表《我为什么与蒋介石决裂》一文，坦率地表明与蒋介石的分歧，指出蒋介石政权是中国所有腐败政府的顶峰，外国的金钱是无法使它免于垮台的。1947年12月26日蒋介石勒令冯玉祥于12月底回国，冯玉祥于12月30日发表声明，予以严厉抵制。蒋介石吊销冯玉祥的护照。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冯玉祥被选为常委和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玉祥即积极发起组织民革驻美总分会筹备会，大量翻印民革成立的各种文件，分赠美国国会、国务院、各大学、各图书馆及华侨社团，努力扩大民革的政治影响。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当选为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会主席，随即发起组织民革驻美总分会筹备会。他发表《对被开除党籍的声明》，正式宣布：“同国民党内民主派的同志们一起，为推翻蒋介石的独裁制度，在中国实现和平与民主而奋斗。”为了防范国民党特务暗害，冯玉祥还预立遗嘱，表示：“要敢说，要敢作，要为人民受难，要为人民死。”1948年7月31日应中共中央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在苏联驻美大使潘友新的帮助下自美国乘“胜利”轮回国，在途经黑海向敖德萨港（今属乌克兰）行进时，9月1日中午船上失火，冯玉祥不幸遇难，终年66岁。装殓冯玉祥尸体的灵柩后空运到莫斯科，按照其遗孀的意愿，尸体已被火化。死者的几名家眷、苏军和社会代表参加葬礼，死者享受到阵亡军人的待遇，冯玉祥的骨灰于1948年11月回到祖国。1922年4月29日直奉战争正式爆发，4月19日冯玉祥率领第十一师全部由陕出发，向洛阳集中。当直军在长辛店一带战事吃紧时冯玉祥立即派二十一旅李鸣钟部增援，冯玉祥亲自督战，大败河南督军赵倜。

（十五）直奉战争后直系控制北京政府，冯玉祥因战功被任命为河南督军。他颁布《治豫大纲》，惩办贪官，提倡节俭，改良社会风尚，重视教育，发展交通事业，这些政绩为中原百姓所称道。同时他又扩充部队，增强自己的势力。冯玉祥参与滦州起义主要目的是反对清王朝，20世纪初清政府对外出卖主权，对内搜刮人民，劳动人民不甘压榨，多次举兵反抗。1910年春当时冯玉祥在清朝北洋军任第八十三标三营管带，他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与王金铭（第二十镇七十九标一营管带）等人发起组织“武学研究会”，在士兵中秘密宣传反清革命，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爆发后冯玉祥与王金铭等积极密谋响应，决定加紧积蓄革命力量，准备在滦州武装起义，并与天津革命组织“共和会”会长白毓昆等人密切合作，共商举义事宜。1911年12月31日滦州起义爆发，1912年1月2日宣布滦州独立，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及各种文告，阐明军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可是起义军准备进攻天津，在雷庄附近与清军展开激战，因敌众我寡而渐居劣势，战至次日黎明起义军失败，滦州起义失败后冯玉祥被革职递解保定。滦州起义虽然失败，但大大动摇清军军心，大长革命军民的士气，对于推翻清廷统治起了积极的作用。冯玉祥虽然没有亲临前线参与武装起义，但他以起义领导者的身份参与酝酿、筹划的前期过程，毫无疑问是起义的主要策划者和领导者。1922年10月31日北洋政府任命冯玉祥为陆军检阅使，并授予扬武上将军称号。陆军检阅使是个虚衔，但冯玉祥却利用这一时机大力练兵，在两年时间内练就3万名精兵，为冯玉祥以后的发展奠定基础。冯玉祥在治军中注重向官兵灌输爱国主义教育，曾把帝国主义强迫中国割让领土的史实编为《国耻歌》，他还提倡官兵同甘共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