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了解瑞士信贷的是如何崩塌
硅谷银行诞生于1983年。硅谷银行专注于提供创新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如风险投资、资金管理、支付和结算、国际银行等，因此获得了大量来自硅谷地区的创业公司和风险投资公司客户。
硅谷银行面向创新型企业的商业模式主要为，向早期创业企业发放贷款并收取较高的利息，通过协议获取企业部分认股权或期权，再由母公司硅谷银行金融集团持有股权或期权，在企业上市或被购并时行使期权获利，而对于前景看好的创业企业，硅银集团也会让旗下硅银创投以风投方式介入，以获得资本增值。所以其手中握有大量高成长创新型公司的股权或期权，这也帮助其在“创业圈”有稳固且高质量的资源。
硅谷银行深深嵌入创新圈层的结构，使得初创企业一旦加入硅谷银行的“生态系统”就可参与大量活动，结识其他投资者和创始人，这让许多企业“抢着”与硅谷银行合作。这也帮助其成为美国第十六大银行。
同一圈层的人在面临选择时往往更容易陷入羊群效应，所以硅谷银行的破产也与此模式有间接关系，挤兑风险犹如一头“灰犀牛”。
经济学里经常用“羊群效应”来描述经济个体的从众跟风心理。
“灰犀牛”则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
始于无限量QE的崩塌
QE一般指量化宽松。 量化宽松主要是指中央银行在实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的干预方式，以鼓励开支和借贷，也被简化地形容为间接增印钞票。
2020年3月，美联储开启无限量QE，美国科技公司大量回购和融资，与高科技相关的VC投资也变得非常热门。美国的PE/VC市场快速扩张。
VC叫做风险投资。PE私募股权投资。
这种情况下，硅谷银行的核心储户——科技公司与科技公司的投资机构们手头开始充斥大量现金，硅谷银行也因此获得大量存款。其存款规模从2019年的617.6亿美元跃升至2021年底的1892亿美元。
手握大量现金的硅谷银行选择了相对稳定的投资产品，主要购买了投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和美国国债。硅谷银行的财报显示，2020年中至2021年末，硅谷银行增持了12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约800亿美元的MBS，其中包含不少中长期国债。从投资角度考虑，这么配置没有问题，但对于一家以贷款为主营业务的商业银行而言，这样的选择在面临快速加息时会遭遇极大的风险。由于频繁加息会使债券市场资金流入存款，造成债券下跌，同时市场投资意愿也将降低。而硅谷银行客户多来自科技行业，投资意愿降低将减少科技创业公司的现金流，此时的硅谷银行就会面临支付利息上涨而投资收益下降的窘境。到这一步这些还只是账面亏损，一旦这些科技创业公司开始大量兑取之前的存款，手中握着中长期国债与MBS的硅谷银行为了满足兑付需求，只能被迫在亏损时将手中的国债与MBS出售，账面亏损也就变成了实际亏损。
2022年3月，美联储启动了力度空前的加息周期。随着加息周期的到来，存款的成本变高，低成本揽储成为过去式；同时，债券价值走低，硅谷银行持有的大量证券资产开始缩水。而加息也使得这些美国科技公司开始需求流动资金。
年报显示，2022年硅谷银行全年总额下降了160亿美元，大约占存款总额的10%，特别是活期无息存款由1260亿美元骤降至810亿美元。硅谷银行不得不卖出还在亏损的证券资产。
经过一年亏本的资产变卖，2023年2月底，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公司致电硅谷银行，发出了硅谷银行财务状况堪忧其债券可能被下调至垃圾级的警告。
2023年3月8日，硅谷银行母公司——硅谷银行金融集团突然宣布：低价出售价值210亿美元的可变现资产（亏损18亿美元），发行可转债筹借150亿美元资金，以及紧急发售新股筹资22.5亿美元。硅谷银行现金危机的事情开始被公之于众。
2023年3月9日，硅谷银行的客户提现要求高达420亿美元，相当于硅谷银行总存款的四分之一。到了当天晚间，硅谷银行的现金结余已经变成了负10亿美元，根本无法满足其在美联储的应付款项。这意味着硅谷银行已无法运营。
2023年3月10日，恐慌蔓延，硅谷银行股价暴跌68%，此前高达267美元的股票跌至不到35美元。硅谷银行在公告出售债券48小时后，不得不宣告破产。
2023年3月19日，瑞士央行宣布，瑞银将以30亿瑞郎（合3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瑞信，并承担因关闭部分业务而造成的高达50亿瑞郎的损失。
瑞士信贷是全球三十家系统重要性银行之一，管理资产规模超过1.5万亿美元。
2008年金融危机后，防范“大而不能倒”风险成为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内容。2011年起，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每年发布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名单。加入该名单意味着将适用巴塞尔委员会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附加资本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分为五档，将分别被要求最低提高1%至3.5%的附加资本。
2022年11月，FSB发布了2022年版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一共30家。第五档继续空缺，第四档只有摩根大通一家，第三档有美国银行、花旗、汇丰三家，第二档有中国银行、巴克莱、法国巴黎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7家，第一档有中国农业银行、纽约梅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瑞士信贷等19家。中国一共有4家银行入选。
瑞信和瑞银都和瑞士这个国家深深地绑定。瑞信的辉煌和崩塌都和整个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瑞士信贷成立于1856年。1934年，瑞士制定了西方第一部银行法——《联邦银行法》。
1934年《瑞士银行法》的规定：瑞士银行一律实行密码制，为储户绝对保密；任何外国人和外国政府，甚至包括瑞士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法院等都无权干涉、调查和处理任何个人在瑞士银行的存款，除非有证据证明该存款人有犯罪行为。1977年，这种保密制度开始从法律上生效。我们经常说瑞士银行比其它国家银行安全主要就是因为这法律。
这种绝对的财产保密制度吸引了全球范围内的富豪。在保密制度的安全背书下，数十家来自瑞士的独立公司，包括1862年成立的温特图尔银行、1890年代成立的瑞士银行公司（SBC），以及1912年温特图尔银行与托根堡银行合并而成的瑞士联合银行（UBS），最终联合成立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瑞银集团”。
然而，这种以财富“安全”为品牌营销的背面，却是各种不为人知的洗钱、腐败、逃税等犯罪行为。为了与各种不能见光的财富成为朋友，瑞士银行则成为保管员，借助于其“华丽”的外衣为这些财富提供一种“合法”的流动手段。可以说，这种“安全”，只不过是为许多“灰色”或“黑色”的钱财提供了理想避难所。当然，这也正是富人，以及一些国家政要与非政府组织们所需要的服务。
最为典型的就是二战期间的纳粹黄金案。二战爆发前，许多犹太人在瑞士银行都有大笔存款，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人大多在德国的集中营里惨遭杀害，这笔钱的账号和密码也随着他们一道化为灰烬。二战结束后，瑞士银行只是象征性地进行了部分赔偿，却把大多数存款隐匿起来。
其实瑞士人的想法也合理，保持中立，银行保护好客户的信息安全和财产安全就行。至于这钱的合法性和来源就不理乎。
因瑞士是个中立国加上银行保密性强，导致瑞士目前是全球第一的离岸金融中心。还让瑞士的人均GDP还超过了美国。
但国际上各种组织从2000年初就开始启动了对瑞信的各种业务的调查，主要就是针对偷税漏税。2014年5月，瑞信就因为帮助美国客户逃税，被美国司法部判处25亿美元罚金，成为近20年来在美国被指控刑事犯罪的最大银行。
FATCA（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全称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或称外国账户税收遵从法），音译为“肥咖条款”，是美国为防止美国纳税人逃避税务而制定的一项新法案。
它的落实对象是海外金融机构和美国纳税人。要求外国政府准许各国金融机构向 IRS 提供纳税义务人的海外资产数据，同时也要求美国纳税人在海外帐户资产超过门槛时进行申报。
FATCA 早在2010年就由奥巴马签署通过立法，2014年生效运行，已有113个国家与地区加入。而瑞士是其中一个国家。
2015年，金融危机的7年后，百年银行瑞信迎来了一位新CEO——谭天忠（Tidjane Thiam）。
这位身高一米九的黑人CEO家室显赫：谭天忠出身于法语非洲的科特迪瓦，母亲是科特迪瓦首任总统的侄女，父亲曾任科特迪瓦内务部长，舅舅是非洲国家塞内加尔的总理。他在顶尖商学院INSEAD接受教育，履历包含麦肯锡、世界银行、科特迪瓦政府等机构。
在加入瑞信之前，谭天忠已经在英国保险公司保诚集团的CEO位置上坐了6年，他主导了保诚的重组计划，任内保诚的市值翻了三倍。
在官宣谭天忠即将履新的那天，瑞信的股价涨超8%。
上任后，他立即开始了瑞信的重组计划：大规模裁员以降本增效，削减不良债务和杠杆金融产品投资，退出以前涉足的高风险、高波动性交易，增加对亚洲尤其是中国的投入，效仿瑞银，把瑞信的业务重心转移到财富管理上。
2016-2019年，瑞信财富管理业务获得121亿瑞郎的净流入，净利润连续四年实现双位数增长，对瑞信营收的贡献已高达40%。2018年，瑞信已实现扭亏为盈，谭天忠也被Euromoney杂志评为“年度银行家”，瑞士媒体Blick称他为“瑞士信贷的奥巴马”。
2017年，谭天忠一手提拔起来的财富管理业务负责人伊克巴尔·坎恩（Iqbal Khan）买下了他家隔壁的豪宅。坎恩把整座房子推倒重建，刺耳吵闹的装修日夜不止，而且，坎恩的房子位置更高，不仅能纵览苏黎世湖的风景，还能直接看到谭天忠家里面。
最后，谭天忠在两人房子中间修了一排树墙，以遮挡视线和噪音——坎恩的湖景房，变成了树景房。
更关键的是，随着瑞信转向稳健的盈利，谭天忠担心董事会可能把他踢走，而坎恩被视为接替他的最佳候选人。谭天忠在瑞信内部本就缺少盟友，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如今还成了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
2019年1月，谭天忠在自己家里举办了鸡尾酒会，邀请了瑞信的高管参加。席间，谭天忠夫妇向董事会主席罗诺抱怨坎恩家装修噪音太刺耳，坎恩和妻子也加入了口角，最后，事件升级成谭天忠、坎恩两人相互推搡，险些打起来。消息第二天还登上了瑞士媒体，气不过的坎恩向董事会书面投诉了这件事，瑞信CEO与得力干将的矛盾彻底公开化。
这次冲突发生后不久，在瑞信内部进行了一次内部最高机构银行执行委员会的选举，原本很有希望上任的坎恩意外落选，而另外两名资历不及他的高管却入选。
坎恩认为，这是因为有谭天忠在背后操作，自己在瑞信的职业生涯已经到顶。当年7月，坎恩跳去了瑞信最大竞争对手瑞银。耐人寻味的是，和坎恩一同离开的，还有一众瑞信财富管理部门的骨干。
2019年9月17日，坎恩和妻子在餐馆吃午餐时，发现有人尾随，他和妻子刻意驾车不规律地在苏黎世兜圈子，仍然没有甩开跟踪者。
于是，坎恩在苏黎世市中心的阅兵广场前突然停车，与跟踪者对峙，并用手机拍下了跟踪者的长相和车牌号，同时大声呼喊警察前来。
对方试图抢夺他的手机，但未能成功。很快，警察赶到了现场，三名跟踪者被逮捕。
原来，这些跟踪者是瑞士私人安保公司Investigo的私家侦探，受雇于瑞信，来监视坎恩的行程，寻找他拉拢前瑞信员工跳槽的罪证。跟踪行动已经持续了大约两周，直到今天被坎恩发现。
随着调查持续，警方发现受到监控的不止坎恩一人，还有包括前人力资源主管在内的十余人。
2019年在美国上市的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东窗事发，瑞信作为其IPO主要承销商也备受指责。2021年3月，美国对冲基金阿奇戈斯资本管理公司（ArchegosCapital）爆仓，使瑞信遭受了47亿美元的损失。事后的一项独立调查证实，瑞信在此次事件中存在风险管理和监督机制失灵问题。2022年初，瑞信发生用户数据泄露事件，涉及1000亿瑞士法郎的近3万个账户信息被匿名信源泄露给《南德意志报》，并扩散到多家西方主流媒体。对管理来自全球客户上万亿资产、号称保密最严格的瑞士老牌银行而言，这一丑闻令瑞信的市场信誉受到广泛质疑。2022年2月27日，瑞士最高刑事法庭判定瑞信帮助保加利亚贩毒集团洗钱罪名成立，使之成为瑞士历史上第一家陷入刑事诉讼并被判定有罪的大型银行。
2022年第四季度随着市场对瑞信上百年来积累起来的信任消磨殆尽，大量的存款和高净值客户开始从瑞信撤离，瑞信一个季度就流失了超过三分之一储蓄，到了2022年底瑞信5年期信用利差已经升到300多。信用利差是用以向投资者补偿基础资产违约风险的、高于无风险利率的利差。信用利差计算公式是： 信用利差=贷款或证券收益－相应的无风险证券的收益。
瑞信因此把三个月期的利率提高到6.5%，但沙特国家银行在2022年年11月以每股3.82瑞士法郎的价格向这家瑞士银行投资了14亿瑞士法郎。
2023年3月9日，瑞信发布声明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周三晚些时候致电瑞信，对公司先前披露的截至2020年12月31日和2019年的合并现金流量表修订提出技术询问。因此，瑞信决定推迟公布2022年年度报告。
2023年3月15日，沙特国家银行行长表示绝对不会向瑞士信贷提供更多援助。
3月14日，瑞信股票一度下挫30%，5年期信用违约互换合约（CDS）涨至创纪录的448个基点。
3月16日，瑞士中央银行表示同意向瑞信提供500亿瑞士法郎贷款以补充流动性。但鉴于瑞信每天高达百亿瑞士法郎的资金流失，即使这笔借款到位也难以挽回市场信心。3月18日瑞士联邦政府召集相关部门连夜举行特别会议讨论瑞信的归属。
一开始时，瑞银对瑞信提出至多10亿美元的收购报价，仅为瑞信市值的七分之一，被瑞信直接拒绝。有消息透露，瑞信方面认为这个报价太低，会伤害持有股票的股东和员工。
瑞银要求瑞士政府为其收购案提供约60亿美元的担保，以用于支付关闭瑞信部分业务的费用和潜在的诉讼费用。
因为瑞银和瑞信都是国际大投行，股东遍布全球，大部分不是瑞士人。比如说瑞信股东除了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外，一大半都是美国资本，还有一部分是德国。所以瑞士政府在强制逼着两个国际公司谈判，两边董事会连说不的权力都没有。
所以一旦价格太高或太低导致其中一方股东急眼了，那全球可能对瑞士其它公司产生厌恶情绪。既然股东得罪不起，瑞士政府决定得罪债主。政府就抹去瑞信面值170亿美元的AT1债卷。因为买瑞信债卷都是少数专业金融机构，风险承担能力要强很多，舆论风险也会少很多。最终撮合瑞银集团收购瑞信。
为了促成此次交易，瑞士政府和中央银行迅速决定共同为此次并购提供2090亿瑞士法郎的流动性援助和担保。此次并购总对价为30亿瑞士法郎（约合32.5亿美元），相当于每股0.76瑞士法郎（合0.82美元），不及3月17日瑞信股票市值的一半。根据交易条款，瑞信股东可以用22.48股瑞信股票换1股瑞银股票。收购方案宣布后的第一个交易日3月20日，瑞信股价暴跌52%，从3月17日收盘价2.01美元跌至0.945美元，仅为2022年初股价的10%左右。
AT1债券本质上是应急可转债(CoCo Bonds)中的一种，该债券种类诞生于08年金融海啸后，以为了满足2010年出台的巴塞尔协定III（Basel III）中提高对银行的资本要求。
CoCo债券发行主体为各国银行，属于具备“救助功能”的可转换公司债，其逻辑是以银行的监管资本水平做为转换触发点，意即当银行资本充足率低于最低要求水平(7%)时，或者当主管机关权衡决定发行机构已达到无法继续经营情况时，CoCo债券将被强制性地转换成普通股，令持有人转为银行股东并分摊银行亏损，抑或允许银行透过减损全部或部分债券本金，来降低负债比率、提高资本充足率。
当银行发行一张CoCo债券时，会视其产品结构，来决定这张债券属于额外一级资本(AT1)抑或是二级资本(T2)。由于AT1 CoCo债券没有到期时间，其属于永续债的一种。在欧洲，AT1债券的发行量远高于T2债券。
金融危机后的《巴塞尔协议III》框架下，在银行倒闭时欧洲通常的赔偿优先级制度，该框架通常将AT1债券持有人置于股票投资者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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