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三次到天津均未召见吴敬中:如果真召见,吴敬中就活不成了?

在电视剧《潜伏》中,戴笠1946年到天津,一开口就把军统天津站少将站长吴敬中吓坏了:“天津一行有两个目的,一是整治利用肃奸进行贪污腐化的行为,二是处理九十四军的副军长杨文泉纳妾的事。”
这也怪不得吴敬中被吓得六神无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满地转圈,旁白道出了吴敬中焦虑的缘由:“戴笠来了,既要治理贪污,又要处置纳妾,这两点都让站长坐立不安。贪污,他是首当其冲的大贪,纳妾的事情他虽然没有,但他力劝余则成娶晚秋为二房的事,现在显得多么不合时宜。”

戴笠是军统局少将(挂中将职务军衔,正授中将是他死后的事情,那叫追授)副局长(实际主持工作,中将加上将衔贺耀祖、中将加上将衔钱大钧、陆军二级上将林蔚这三个正局长都是只挂名不管是),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吴敬中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人,他就是保密局天津站少将站长吴景中(为了方便起见,我们还是称其为吴敬中)。
戴笠和吴敬中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戴笠于1945年11月、1946年2月、3月三次到天津,确实抓了一个副军长准备枪毙,但是却一次都没召见吴敬中——如果吴敬中真见了戴笠,可能也就活不成了。
吴敬中为什么见了戴笠就可能没命?戴笠为什么不召见吴敬中?电视剧是不可全信的,这两个问题,咱们只能从史料中找答案。

1932年,复兴社特务处(军统的前身)正式在天津设站,首任站长是后来被称为“军统四杀手”老三的王天木,也就是《伪装者》中毒蜂王天风的历史原型。
东北讲武堂毕业的王天木在天津干了两年站长,就因为1934年在意租界绑架原“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的孙女并勒索五万银元而被免职,继任者是黄埔生、“军统第一杀手”陈恭澍。
1936年12月西安出事后,王天木才从南京羊皮巷特务处监狱被放出,向去潼关后回天津,成了军统华北区区长——居然又成了陈恭澍的上级。
王天木和陈恭澍后来都调去当上海区区长,又先后被七十六号抓捕、叛变,当年的天津潜伏电台台长舒季衡在《军统局在天津的特务活动》一文中回忆:“1945年日本投降,王天木藏匿于北平西山,同年冬军统局派吴安之、白世维来平津接收时,因彼等均系王的旧属,遂密助王外逃;陈恭澍1941年5月在上海被汪伪特工逮捕,叛变投敌,除出卖军统在沪潜伏组织外,并写了一本《蓝衣社之内幕》的小册子,把军统特务内外部组织机构、负责人、活动情况全部揭露。(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舒季衡回忆文章)”
陈恭澍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自己的叛变行为一概不承认,更不承认自己写过那本小册子,甚至还说蓝衣社原本就不存在,但是戴笠根本就不信:“1945年,戴笠到上海将其逮捕解往重庆关押(以汉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1946年戴笠坠机身死,陈被释放,并被郑介民任命为0760部队总队长,驻北平专搞特务武装,从事对抗人民武装,1949年初平津解放前夕外逃。”

军统(特务处)天津站两任站长先后叛变,虽然他们叛变的地点在上海,但是天津的潜伏组织还是几乎被一网打尽,只有潜伏台台长舒季衡逃过一劫(叛徒带着七十六号特务抓舒季衡的时候记错了接头地点),并有机会见证了戴笠三次到天津的全过程。
1945年12月初,戴笠在抗战胜利后第一次来到天津,在撤销原有特务组织的基础上,建立了军统局天津站,以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处长陈仙洲为站长。
军统天津站并不像电视剧演的那样无所事事,据舒季衡回忆,他们简直是罪恶滔天,很多地下党都被他们抓捕后失踪或牺牲。
陈仙洲调往沈阳,继任者就是我们熟悉的吴敬中——他绝不可能是峨眉峰的上级雪山: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与津警备司令部继任稽查处少将处长白世维、督察长吕一民联手作恶,天津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周恩寿就是他们于1947年9月在天津逮捕的。

吴敬中当天津站站长期间没少抓人,却为何在天津当站长期间,一次都没见过戴笠?
这个问题还得问舒季衡:他和王子晨合写了一篇《戴笠三次到天津的活动情况》,那里面详细记录了戴笠的行踪。
戴笠第一次到天津,主要是重建军统天津站,住在 马场道7号吴泰勋(吴俊升的儿子,戴的结拜兄弟,不是吴敬中)的家里,吃的是登瀛楼厨师上门制作的宴席——戴笠比较喜欢吃,《潜伏》中他问吴敬中晚上吃什么,还真有点历史依据。
戴笠第一次到天津呆了十多天,除了抓汉奸就是摆酒宴招待特务及其家属,最多一次摆了四十多桌,舒季衡、王子晨回忆:“到会人员有军统特务、抗日锄奸团成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大约四百多人,其中大部分是抗战时在天津潜伏的特务和死难人员亲属,台上设三桌,安排老特务及死难家属于首座,戴笠陪同敬酒敬菜。”
戴笠1945年在天津请客,并没有请吴敬中,他1946年2月到天津,还是没见到吴敬中——他此行是替老蒋到北方视察打前站,顺便召集天津特务开会,吴敬中并没有参加那次会议:“戴笠当场宣布将严惩犯有严重贪污罪的军统华北办事处处长马汉三和该处秘书刘玉珠以及军统第四处处长魏大铭,又说要枪毙北平肃奸委员会的王子英。”

戴笠布置完后匆匆离去,在3月13又杀了一个回马枪,一下飞机就逮捕了九十四军副军长杨文泉。
戴笠此次有备而来,他带着人事处处长龚仙舫、总督察严家诰同来,就是要大动干戈、大开杀戒:“当晚即同时该军军长牟廷芳说,奉委座谕,将杨文泉扣押法办。3月14日,牟廷芳邀同天津市长张廷锷(1946年10月23日因病去职)、副市长杜建时(中将军衔,后升任市长)三人到吴泰勋家会见戴笠,代杨文泉求情戳杨是续弦不是纳妾,请求戴向蒋转述此情,免于处分。戴笠不允,并大声说,不管是谁,违犯纪律都要严惩。”
杨文泉不但抱得美人归,还得到了一幢花园洋房和十万银圆的嫁妆,戴笠看着生气,就把他钓上手铐抓起来了。
沈醉在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中也回忆了此事,但却隐藏了关键信息,只说杨文泉所纳之妾的祖父是一个有千万家财的大富商,在清末与李鸿章、盛宣怀等大官有密切来往,后又与北洋军阀袁世凯等以及熊希龄、朱启钤等都有很深的关系,曾为德国克鲁伯等兵工厂推销军火,在军阀混战中大发横财。
沈醉没说杨文泉之妾叫啥,舒季衡则直接点出了雍载华的姓名,此女在杨文泉被俘虏后消失了,据说是去香港当了大商人——在那里,她是有可能见到房地产商人吴敬中的。

吴敬中之所以能跑到香港做生意,主要原因就是他没在天津遇到戴笠——如果吴敬中遇到戴笠,就以他是郑介民铁杆兄弟(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中苏情报所上下级)的身份,再加上他做的那些事,一向跟郑介民面和心不和的戴笠要能放过他才怪呢。
戴笠三次到天津都没有见到吴敬中,手里有刀也砍不下去,这其中的原因极为简单:吴敬中调到天津当站长,并疯狂抓捕地下党的时候,戴笠早就在岱山困雨沟摔碎了。
吴敬中和沈醉也是好朋友,但是在戴笠眼中,这两人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同样办砸了请客之事,戴笠也是只骂老吴不骂沈醉:“一听说请的这位客人拒不肯来,戴笠便大骂吴不中用,他骂得连饭都忘记吃了,还是我走进去催了一下,他才叫大家吃饭。戴笠吃饭时还在边吃边骂,因为与我无关,我吃得很舒服。(沈醉回忆录《我这三十年》)”

戴笠原本就不待见吴敬中,如果吴敬中真犯了那么多事儿,戴笠肯定要拿他开刀,幸运的是吴敬中是在戴笠坠机后才到天津当了站长:1947年4月,陈仙洲调往沈阳,小蒋(与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同班)和已经接任天津市长的心腹杜建时一商量,这才把第八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军统东北区区长兼北满站站长吴敬中调往天津,那时候戴笠坟头的草已经很高了。
吴敬中没有在天津承受戴笠的怒火,这才有机会在1949年顺利出逃,毛人凤没有戴笠的胆量,小蒋一说情他就只好乖乖放人,这也给我们留下了有趣的话题:如果戴笠决定收拾马汉三、逮捕杨文泉的时候,吴敬中已经在天津当了站长,他能逃过那一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