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一时的北平音乐堂事件，揭露南京国民政府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转载）

一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求实行长 久以来未实施的民主政治，面对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潮流，国民政府一方面积极准备内战，另一方面借政治协商会议的名义掩盖其独裁统治，玩弄假民主的把戏，血腥镇压人民群众的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初，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后，蒋介石表示要“还政于民”、“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在国统区施行国大代表选举，以便在该年5月份召开制宪会议。但国民党为方便控制制宪会议，其一方面采取内定国大代表的办法，另一方面限制人民自由选举的权力，强制推行所谓的“公民宣誓”。民众必须宣誓效忠国民党，才拥有公民权和选举权，否则不能选举国大代表。而彼时抗战胜利不久，部分人士依然对其抱有幻想。

当时北平的“国大代表”选举名额60名，不是由民众投票选出，而是由15名区长选出。至于选民，国民政府只发给占全市人口的3%的5000个国民身份证。民众必须取得国民身份证且经过宣誓才有选举资格。候选人为了拉拢选票，纷纷请客，贿选情况层出不穷，更在暗地里高价收买国民身份证。在未进行选举前，某些选民就已经声称当选，以代表自居。针对当时的选举情况，上海的《民间》杂志直接描写到：“北平也像旁的地方一样，所谓选举者，完全是掩耳盗铃。指定、要挟、欺诈、一切卑污的行为，都集其大成于选举上。”

针对国民政府包办选举的无耻行为，中共北平地下党学生工作委员会决定，以北平专科以上学校联合会为骨干力量，联合各界民众，反对国民代表的伪选举。4月中旬，北平40多个团体组织“北平国大代表选举协进会”，并先后召开四次座谈会，反对当时的选举方法和“公民宣誓”，不承认政府一手包办的候选人，要求取消非法选举，坚决要求实施民主的直接、普遍、自由、公平的选举法，选举事务应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参加办理；并通过了联合起来斗争，号召北平人民一致否定官定的候选人，不达目的，宁可不派代表参加国民代表大会；明确了协进会的组织章程，聘请社会名流担任协进会的职务等。随后，该团体还在市政府社会局办理了登记注册手续，并呈请北平警察局派员警到随后的“国大代表”选举宣讲会维持秩序。

二

1946年4月21日为宣讲会举行之 日，当天下午一时，一队队青年学生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到达中山公园音乐堂，此外还有众多衣着朴素的职业青年、鬓发斑白的老人等纷纷进入会场。随即“国大代表”选举协进会开始宣讲“国大代表”选举事宜，并邀请当时著名的法学学者陈瑾昆等人到场演讲。当时到场的还有北平《解放日报》、《大公报》、《新民报》等报纸的记者，美国新闻处平津分处处长福斯特也应邀列席。

国民党特务到场，在国民代表选举促进大会宣布开始演讲后，特务们叫喊“苏联是你爸爸”等荒谬口号，不断叫嚣辱骂，并将砖瓦石块投掷到主席台。陈瑾昆冒着被砸的危险继续演讲，并义正严词的指责闹事的特务们：“你们真给国家丢脸。”随后，被石块击坏眼镜，鲜血横流。暴徒们更加嚣张，手持砖石、木棍、鸡蛋等物乱打听众，并蜂拥冲上讲台破坏演讲，扯去党旗、国旗及孙中山画像，撕毁会场材料。在这场国民党特务策划的闹剧中，数十名群众被砖石击中击伤，福斯特亦在其中，一名女学生更是被击晕，还有多名学生及群众被特务们包围殴打并绑架而去。在扭打中，大会职员抓获一名名为刘成云的行凶者。此前，一直在会场周围旁观的宪兵方才上前表示要调解，与群众将该凶手带回警察局。到警察局后，协进会组织者张豫苓抓住时机，面对记者和随从的群众，迅速召开了记者会，表明宣讲会是在社会局申请登记的，是合法的；会场附近的警察对特务们的暴行袖手旁观，说明这场事件完全是北平市政府故意策划的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意在破坏民主运动；还请在场的记者和群众为此次事件做证。福斯特当场手举砸中他的石块，对凶手刘成云称：“我是美国大使馆成员，你们拿这个打我，我来中国十二年，这还是第一次。”

三

事件发生后，引起了社会的极大震 动。第二天协进会再次召开记者会，公开事情的真相，并联合众多的团体发布《告全市同胞书》，宣称“我们不怕任何阴谋，任何迫害，我们决不放弃神圣的权利”，“要为争取民主自由坚决奋斗到底！”以此向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和严正声明。协进会的斗争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收到大量表示声援、慰问的个人和团体的信件、文章，有的还提出入会申请，还有的提出捐款。北大、北师大等高校纷纷刊文，揭露特务的暴行。《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等报纸也纷纷报道事情经过，支持人民的合理诉求，反对专制统治。沈钧儒、翦伯赞、田汉等六十多名知名人士联名写信慰问受伤的陈瑾昆等人，还要求国民政府保障人权，惩办凶手。北平教授界还发起了拒不承认钦定北平“国大代表”候选人的签名活动。

对于此次事件的发生，国民党的宣传机关《中央社》《世界日报》《华北日报》等则在国民政府的授意下，声称“国大代表选举协进会”在集会中高喊“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进行污蔑。当时的北平市市长熊斌更发表声明，颠倒黑白。

对于国民政府宣传机关的无耻污蔑，各界人士纷纷列具事实证据，进行斥责。美国人福斯特再次挺身而出对记者表示，大会活动是经过市政府同意方才举行的，在现场也并没有丝毫听到“打倒蒋介石”“打倒三民主义”等口号，丝毫没有料到北平市政府一方面同意该团体活动，另一方面又进行镇压破坏。“国大代表选举协进会”在事发后，向北平市政府提出惩办凶手，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取消特务组织、实行政协决议等正当合理的要求。

但北平政府一方面不理会协进会的正当要求，一方面实行压迫政策，不承认协进会已经备案，宣布其为“非法组织”，对协进会召开的记者会予以取缔。此外，还严令参加集会的各大学、中学学生会进行改组，加强对学生控制。社会舆论的正当刊载也被禁止。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北平特派员还要求各大报纸在刊登音乐堂事件中不能独立发表言论，只能使用中央社的稿子。《光华日报》刊载了一篇有关该事件的社论，就被当局警告。刊载了事情真相的《解放》三日刊，更是在街头遭到特务的肆意抢夺撕毁。对此当时的报纸《解放》刊登了一个市民真切的心声：“在这个事件中我明白了三件事。第一、国民党腐化了，所以其中生了一些特务分子的蛆虫。二、是明白谁是人民的公敌。第三、民主势力打不退，正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

四

有媒体事后采访北平市副市长，即 平津青年团的头脑张伯谨，询问他被捕的打人凶手是青年团成员，应如何看待。他表示只是个人行为，不代表青年团。实则，在现场闹事的凶徒中，有众多的青年团成员。而对于协进会的集会事宜，他则表示，民众可以在家里集会，不要到公众场合，实质是否认民众的集会自由。对于60名“国大代表”，由15名区长选出，而不是由人民投票选出，他直接否认人民的选举权，认为如果有不同意见只能向市政府反应，不能开展集会。对于社会各界要求惩办凶手的要求，北平警察局开始以各种借口拒绝公开审问。在事后，更是没有对其进行任何惩罚，而是予以无罪释放。种种迹象无不表明，中山公园音乐堂事件，纯粹是国民党策划并利用特务实施的破坏民主运动的暴行。国民党特务破坏民主活动的残暴手段，并没有阻止住人民的民主运动，反而更清醒地认识到国民政府的黑暗统治，迅速的站到民主进步力量一方，投身到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中，极大地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

北平音乐堂事件用血淋淋的事实打破了一些人对国民党的幻想，促使其走上革命道路。此次事件中受伤的陈瑾昆就在事后投身到解放区，成为革命力量的一员。正是在各地民众对“国大代表”选举的抵制下，国民政府在1946年4月被迫宣布国民代表大会延期召开。针对“国大代表”选举，各界民众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民主运动取得了胜利。这次以学生为主体、联合社会各界人士的力量，是国统区人民力量的重要组合，成为当时国统区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之后抗议“反饥饿、反内战”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