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儒家看三代观念的兴起

在中国史学的书写传统中，夏、商、周被统称为“三代”。从实证史学的角度出发，“三代”的历史意义在于其对后世中国的文化、民族、政治的形成奠定最初的基础。然而，对于后人而言——尤其是对后世儒家而言，“三代”有着更为独特的重要地位：三代不仅是一个历史阶段和历史概念，也是一种历史哲学，甚至是政治哲学。三代中蕴含着儒家的社会、政治以及道德观念。对形成古人的历史知识、塑造儒家历史观与社会观最重要的经典是《诗》与《书》。现存今文《尚书》28篇在孔子之前便已流传在世，孔子则对其进行整理与编辑：“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诗经》中的《玄鸟》《长发》等篇章记述了商人的早期历史，《大雅》中的诸多篇章则是周人的史诗。因此，儒家的历史观与社会观是在《诗》与《书》所记述的历史基础之上形成的。但是，儒家对于三代的认识绝不仅是历史事实的记述与追忆。正如历史都是出自后人的建构一般，“三代”同样也是后世儒家学者在三代历史的基础之上建构而来的。事实上，“三代”之于儒家，便如希腊罗马之于文艺复兴一般：其时之人究竟是否相信自己的观念出自三代或希腊罗马已不可考，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都试图从遥远的古代寻找今世观念的合法性。然而，无论是三代还是希腊罗马，其在后世人的笔下绝非原般样貌。当后人试图对遥远的古代进行观念的建构时，古代便不仅仅是后人观念合法性的来源与基础，更是后人观念所希冀的理想对象：换言之，类似三代与希腊罗马这样“遥远的古代”在后世托古改制的人的眼中，既是前提也是最后的结果，因而成为了“现实的乌托邦”。之所以“现实”，在于三代与希腊罗马皆有历史依据；之所以是“乌托邦”，则在于“古代”已经是后人心中所畅想的理想的“未来”。因此，通过历史可以发现，战国至汉代的儒家在三代历史的基础之上，以此为基本模式，构造出越来越复杂的历史理论，以此解释历史的发展，同时更是解释现实的合法性。以二为循环的文质论、以三为循环的三统三正论、以四为循环的四法论、以五为循环的五德终始说，以及这些不同循环的相互组合，皆是上文所说的兼具现实与构想的社会运行模式。

儒家这样的“三代”观念源自孔子。孔子虽为殷人之后，其文化理想与政治理想却是“从周”。孔子对商周以来的历史和文化都有了解，并经常将夏商周相提并论，说明他已具有明确的三代意识。在《论语·为政》之中，孔子明确地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将夏商周并提，并认为它们的文化前后相继。而在《论语·卫灵公》中，孔子认为：“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可见，虽然孔子认为三代之礼有所“损益”，即有所变化，但三代的历史文化在整体上仍然是前后一脉相承的整体。这一看法奠定了儒家对于三代历史的基本认识，也是儒家三代史观的基本看法。战国时期，孟子、荀子及其他原始儒家学者更是明确将三代看作一个历史整体。孟子认为：“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荀子也认为：“道不过三代，法不二后王。”可见，自孔子以至孟荀，言必称三代逐渐成为儒家学者的共识。

从孔孟荀三人的言论之中可以发现，儒家对三代的认识大多以礼为主体内容。虽然礼仪的具体细节与使用的仪器、歌舞不同，但整体结构是一致的。由此可知，三代之所以是一个整体，其根本在礼。孔子认为三代前后相继的是礼，是礼把三代连接为一个历史文化整体。

除礼之外，三代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整体，并因而成为儒家的理想时代，另一重要因素是“德”。儒家以德来解释三代的更替，正是德与礼的相互变奏使三代不但成为儒家文明与价值的源头，而且在历史概念的基础上发展为解释社会运行模式的原因。无论是文质论，还是四法论，抑或是五德终始说，其本质上都是在三代德与礼的基础上形成的朝代更替模式与社会运行模式。因此，无论是三代还是在三代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各种历史模式，其实在儒学的发展中都已经被容纳到儒家仁政的思想体系中。在孟子看来，与尧舜对立的夏桀与商纣不仅是历史上的亡国之君，更是集万恶于一身的道德的最低点。夏桀与商纣之所以失去天下，在于他们因无德而失去民心。荀子持与孟子相同的看法：“汤武存则天下从而治，桀纣存则天下从而乱。”汤武和桀纣构成中国历史上治乱两种社会运行模式的极端与典型，而桀纣之所以为乱，是因为他们道德品性低劣：德性直接决定了为政的成败。

然而，此番理论的阐释并不代表历史的真实。从近年来网络上不断为商纣王与秦始皇等传统认知中的“暴君”翻案的事例来看，儒家对于桀纣的批评必有夸大与言过其实之处。政治的失败、政权的灭亡有着许多现实因素的考量，不会、也不太可能仅仅因为君主的道德问题而发生。但是，历史的真实从来都不是持三代观念的儒家学者所考量的问题。事实上，孟子曾武断地认为像尧舜这样的圣君一定也是道德中的圣人，而对一些与其观点不相符合的史料置之不理，乃至迂回解释。面对齐宣王“臣弑其君，可乎？”的询问，孟子的解释是：“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因此，三代对于儒家学者来说从来都不是、或者不仅仅是“历史”，更多是儒家学者对于心目中理想社会的描画。顾颉刚指出：“春秋战国时人说话，最喜欢举出极好的好人和极坏的坏人作议论的材料。”虽然不免“史从论出”，从而变为单纯的辩论，其理论的靶点仍是可以把握的。

三代复杂的历史及更替在后世儒家的解释中，都被融入了模式化、类型化的尧舜—桀纣二元对立的历史模式。所有与这个模式不符的历史事实都在不同程度上被修改甚至遗弃，从而定为文质论、五德终始说等理论。此番历史理论在形式上是在解释与说明历史，但其直接目的是通过历史的循环来解释、说明现实，而其在汉代的流行是因为它可以说明汉代在五德中的位置，从而为汉代政权的合法性提供证明。

在儒家看来，三代是圣王相继出现、礼乐极为繁盛的时期，而后世的历史发展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三代所预定的历史发展轨迹，在价值层面上则表现为不同程度地偏离儒学的王道理想，三代从而成为现实社会的衡量标准。因此，三代虽然是现实存在的历史事实，但如果仅仅只是“历史事实”，它既不足以为现实社会的合法性与理想的运行模式提供证明，也不能成为后世人心中所畅想的理想社会。因此，正如同柏拉图的理想国一般，“三代”也成为了儒家心目中的理想国。正因为它是“理想”，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罔顾了现实——而这也往往成为后世人批评儒家的着力点之一。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孟子对于商汤伐桀、周武伐纣与“臣弑其君”的不同解释在道德上是确确实实的双重标准。然而，正是在对历史事实的接受与抛弃中，儒家建构起一套完整的历史理论与社会运行模式，而这样被人为建构出的“理想社会”最终成为孔子周游列国与孟子“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内在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