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流亡岁月

4.4 清溪阁醉别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了中国首都南京，这座六朝古都，顿时淹没在鲜血、呻吟与绝望的哀号之中，放下武器的国军官兵被集体屠杀，30万手无寸铁的无辜市民遭到杀戮。连续40余日的屠城，扬子江成为一条流动的血河。紧接着，杭州、济南等重量级省会城市于12月下旬相继陷落，骄狂的日军开始集结精锐部队，沿长江一线大规模向西南方向推进，军事要镇武汉三镇立即成为中日双方瞩目的焦点和即将进行生死一搏的主战场。   1937年12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告全国国民书》，号召全国军民放弃一切和谈幻想，坚决地、不能有丝毫动摇的团结抗日，并公开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这是中国政治军事高层最早公开提出对日采取持久战以赢得最后胜利的军事战略构想。 大战在即，长沙与武汉只有300公里之距，一旦武汉失守，长沙势难独撑，面对危局，无论是刚组建不久临时大学，还是中央研究院在长沙的研究所，又一次面临迁徙流亡的历史性抉择。 长沙临时大学委员会在迁入重庆还是昆明之间摇摆不定，经过反复研讨，常委们决定迁往云南省会昆明，理由是：昆明地处西南，距前线较远，且有滇越铁路可通海外，采购图书设备比较方便，更重要的战略意义还在于，一旦内陆全部被日军攻占、封锁，还可通过滇越铁路在西南之地甚至海外予以周旋，为民族复兴保存最后一批文化种子。1938年1月上旬，迁徙事宜得到最高当局批准。1月20日，长沙临时大学做出即日开始放寒假，下学期在昆明上课的决议，并规定全体师生于3月15日前在昆明报到。 此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已转往香港，傅斯年随中研院总办事处迁往重庆。梁思永以中研院长沙工作站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与史语所代所长李济共同召集所内人员开会，史语所商讨出的结果是：李济是组主任，不能走；董作宾负责保管研究安阳出土的甲骨，也不能走；梁思永正研究殷墟遗址出土的器物，暂时不动。李、董、梁“三巨大”无法脱身，史语所考古组的“十大金刚”却要各奔东西了。去留问题在吵吵嚷嚷中好不容易拍板定案，梁思永与李济决定史语所三组全体人员到长沙颇为有名的酒肆——清溪阁举行告别宴会。